文渊：血染的风采

文渊：血染的风采

http://hx.cnd.org/2019/03/06/%E6%96%87%E6%B8%8A%EF%BC%9A%E8%A1%80%E6%9F%93%E7%9A%84%E9%A3%8E%E9%87%87/

一

昨日，收到一位40年前曾随“自卫反击战”大军杀入越南、扛着炮弹穿梭在战地的朋友发来的一个视频。此视频是以当年战场厮杀为背景画面的歌曲《血染的风采》，虽没有特别注明，但根据其音色分析，大概是董文华小姐的杰作。董小姐高亢、深情的歌喉，不禁使人想起这场以“自卫反击”为名的战事过去已四十年了。作为当年战事的亲历者和幸存者，朋友在花甲之年，回忆往事，怀念故人，动之以情，是人之常情。四十年后的今天，作为当事的两个“同志加兄弟”国家，似乎都已将这页历史彻底翻了过去，都没有按照固有的套路来庆祝和渲染“伟大的胜利”，过分的低调更突显了其中的微妙和诡谲，大概是当前的形势需要，互相之间的利益需要。

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场莫名其妙、损人害己的侵略战争，与“自卫”和“反击”没有任何关系，是两个共产极权大霸倚强凌辱小霸的一场闹剧。籍此名为“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争，中共政客们在文革后，成功地煽起了民族主义热潮，这场战争也是他们把中国青年当炮灰，对内实现政治野心、对外显摆肌肉的一次演炼。

关于这场战争的起因众说纷纭，有人说，这是要准备改革开放的中国为投靠美国而必纳的投名状；有人说，这是中国为了挽救即将被越南灭了的盟友“红色高棉”，不得已而施的“围魏救赵”之计；也有人说这是邓大人为夺得在军中的话语权而不惜发动的战争。也许每一种说法都有道理，也许所有的说法合起来才是完整的起因。

纷传邓某人虽借战神刘伯承所携，在“刘邓大军”的麾下浪得军事家的虚名，但其实并无军事才能，在军中也无深厚根基。邓复出后踌躇满志，欲要大显身手，在一个由“枪杆子”中出的政权里，没有在军内的话语权，没有绝对的军权，一切都无从谈起，再高的职位也是空中楼阁，随时都会崩塌。“四人帮”就是最好的前车之鉴，他们尽管有毛的加持和光环，又挟文革的大势如日中天，因没有军权，瞬间就覆灭了。面对粉碎四人帮有功、实掌军权、却不谙带兵打仗的“花帅”叶剑英，要掌控军队，夺得军权，让人口服心服，发动一场战争自然是最好的选择了。

其中真正的理由是什么已经无关紧要了，战争如愿开打了，战后，按邓的如意算盘，也得到了他日思夜盼的军权和龙椅，从此党政军内无人不服，无人可以挑战他。可战果却无法恭维，老谋深算、三上三下，阅事无数的“设计师”邓爷，当年亲临坐镇统辖，遣身经百（内）战之将，领几十万骄兵（整个1979年中越战争期间，中国在两个方向动用了4个大军区10个野战军，共计27个步兵师的野战部队及两个独立师的地方部队，加上配属的炮兵、通讯兵、舟桥部队、铁道兵、边防部队，动员的支前民兵、民工、翻译等，通常认为总人数有40万。）去“教训”南蛮撮尔小国。采用了当年日本人的“三光政策”、突然袭击的中国大兵压境，本以为会以破竹之势直捣黄龙，结果踢到了铁板上。面对擅长游击战和山地战、又熟悉地形的越军，多年来只会读“红宝书”、养尊处优、又急于建功的中国军队盲目出击，原本设计的速战速决包围战变成了消耗战，僵持了17日，损兵折将，损失惨重，近万名平民子弟亡命异国他乡（据官方报道，阵亡8100人，负伤2.3万人，被俘238人，实际伤亡应几倍于此），并没有讨到多少便宜，真是血染的风采啊。中国公然侵略邻国的暴行，自然遭到包括西方国家和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内的全世界的公愤和声讨，又惧于陈兵北疆的北极熊的威慑，只好草草收兵。

至于越南的伤亡数据，越南政府守口如瓶。中国宣称亡越南正规军十万人，伤一万多人，俘虏两千多人。至于消灭了多少民兵，中国政府并无提及。不过，越南的一个省委党报曾透露，战争期间约有二十万“平民”被打死，也是血沃原野，冤魂遍地。二十年后的1999年，当年激战的边境地区云南老山和广西法卡山，由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签字划归越南，自此中国阵亡将士尸骨永葬于异国他乡。

醉翁之意不在酒，邓大人对战果如何并不在意，本来就是一场没由头的闹剧而已。面对手下的贪官腐将，此等枭雄还算有自知之明，深感如此无能之旅，也就只能弹压暴民，别无他用，此后再也不言战事，只能“韬光养晦”以求生存和发展。

二

在战后渲染的“伟大的胜利”中，1986年，陈哲作词、苏越作曲的《血染的风采》应运而生了，作者的本意是为越战中的亡灵而寫，追悼在战场上為國家而牺牲的军人。尽管歌词慷慨激昂，却也不掩悲伤凄凉：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
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你是否还要永久的的期待？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也许我的眼睛再不能睁开，你是否理解我沉默的情怀？
也许我长眠将不能醒来，你是否相信我化做了山脉？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土壤里有我们付出的爱。

逝者为大，对过世之人哀悼、怀念是人之常情，况且他们还是为国捐躯的。无论战争是否正义的，无论那些消陨在战场上的生命是炮灰还是英烈，他们都是为他们的国家而死的。即便他们的侵略给别国带来灾难，成为他国仇恨的标靶，但却理应被他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尊重、纪念。对这些血洒外域，魂断他乡的子民予以起码的抚恤和祭奠，对战争中的伤残者和幸存者予以尽可能多的照顾关怀、尽可能好的安置善待，才能提升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这是道义和良知的底线，否则他们就丧德，不配存活在这个世界上。

四十年过去了，尽管当局有意模糊和掩饰那场战争的性质，但几十万大军毫无理由地跨过国界，对一个邻国烧杀抢掠的战争，“侵略”无论如何是绕不过去的。即便将来历史明确了其为非正义的“侵略”，我们可以反思这场战争的罪恶，可以清算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但国人还是不能忘记那些为国丧命的冤魂，我们可以不论他们的功过，还应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祭奠他们，安抚这些徘徊在边境上空的幽灵。岂知，几十年来这些亡魂成了当局政治运作的道具，当和那个邻国关系紧张时，他们便被翻出来作为煽动民族主义的玩偶，当需要“友谊”时，则被弃之高阁成为忌讳，生怕世人提起他们而妨碍了“大局”。

在这方面，他们倒应该看看被他们不齿、并不时就要讨伐的日本人是如何做的。日本人将当年侵略战争中，给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犯下滔天罪行的战犯、阵亡者供奉在神社里祭拜，尽管受到受害国中、韩的抵制、批判和威胁，但战后几十年来，年复一年，从不间断，从不放弃。笔者无意褒贬此举的对错善恶，仅从人性的角度来说，还是值得深思的。中国人在纪念这些越战的亡灵时，是否会对日本人应该有一些宽容和理解。

那些抛尸疆外的年轻生命，倒下后，将不再起来，将不再回来，他们的父母亲人能理解吗？能不悲哀吗？他们必将在对亲人永久的期待中痛苦终生而死不能瞑目。也许他们的一腔热血染红了“共和国”的旗帜，也许“共和国”的土壤里确实有他们付出的爱，可这是一面什么样的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共和国”？贪官污吏纵横遍地，个个富可敌国，而那些死于越战的贫苦子弟，他们的父母亲人几十年里，竟然穷得无力到墓园祭奠自己的骨肉，天理何在？大多数伤残和幸存者被弃之如敝履，地方贪官雁过拔毛，利用手中的安置大权，张开血盆大口，吞噬着他们那点菲薄的转业金。许多地方国家转退役安置政策形同虚设，贪官污吏变卖安置指标，他们被逼得群起维权，却遭当局阻挠、森严防范，草木皆兵，甚至动用武力镇压，良心又何在？

三

《血染的风采》由越战中被致残的“战斗英雄”徐良坐着轮椅，在1987年的春晚上唱响，一时风靡全国，红歌星董文华、梅艳芳、蒋大为等迅即跟风，当今的彭娘娘也不甘落后地为此曲一展歌喉。不期，因唱此曲而红、最负盛名的两个，人生却都跌宕起伏，不尽如意。

徐良因唱此曲锦上添花，成了一时红透全国的政治明星，可惜好景不长，人怕出名猪怕壮，不久就有徐良其实不是什么战斗英雄，而是怕死而临阵脱逃逃兵的传言强劲传播。后又接二连三地传出许多诸如打架斗殴致人死亡、索要高额出场费等道德不佳的负面新闻，一地鸡毛，令人唏嘘不已。

而由此曲唱红的董小姐也是命运多舛，据可靠消息，作为现役高阶文职军官的她，竟被猥琐、无赖的富商赖昌星包养在其“红楼”里，成了供达官贵人们玩弄的“小姐”，可谓造化捉弄人。那些红明星被达官贵人们随意骑在胯下，因为他们有权有势，可以生死予夺，决定他们的命运，这还好理解。可董明星受制于一介混混赖昌星却令人费解，难道她竟如此缺钱吗？这个社会究竟怎么了？为此董小姐消声匿迹了十多年，2015年5月她复出现身于上海，又唱起了《血染的风采》，歌喉还是那样圆润，感情还是那样饱满，只是不知此时的听众是否会感到膈应和瘆人，感到是对亡灵的不敬和亵渎。

最为诡异的是，这首被当局视为弘扬革命精神的红歌，在六四后却被流亡到海外的民运人士及其同情者修改了部分歌词，以怀念那些追求民主、自由而在六四运动中惨死于坦克和枪弹下的遇难者。在随后香港每年举行的“维园六四烛光晚会”上都被列为保留节目而演唱。此曲自然在国内难逃被封杀和下架的厄运。

对于这首当时家喻户晓的“革命歌曲”虽然并不陌生，但我从来没有在意过。八八年去日本京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作为一个第一次乘飞机出国的土包子，当飞机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时，踌躇满志，得意激动。我的思绪早已飞到了日本的会场，仔细地思考着即将要报告的论文，生怕还有什么不妥之处。此时飞机里放起了董文华的《血染的风采》，歌声依旧高亢、深情，可当我听到“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也许我的眼睛再不能睁开”、“也许我长眠将不能醒来”时，心头突然充满了恐惧，一股不祥之兆涌了上来。中国人出门，历来喜欢讨个平安吉祥的彩头，这个航班却在起飞时放起了这种充满血光和死亡的催命曲，实在令人难以接受和深感不安。

虽然我素来就不信这些没有科学根据的东西，但心跳还是在加快，甚至颤抖起来，顿时乱了方寸，再也不能静心于论文。我的孩子还未成人，我还不想与我的亲人告别“将不再回来”，我更不想“长眠将不能醒来”。就这样忐忑不安、心绪烦躁地度过了飞机上那两个多小时的漫长难熬时刻，当飞机平安地降落在大阪机场时，高悬着的心才缓缓地放了下来。从此，我再听到这首歌时，总有一种怪怪的、说不出的异样感觉。

老子曰：“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这个世界需要和平，需要持久的和平，不需要那些要用鲜血来染红的“风采”。但愿从此以后，那些政客、极权独裁者们们为了一己私利，而将年轻的生命驱向死亡深渊、将国家和民族拖入血光之灾的战争能被制止，不要再听到那些颂扬血腥和死亡的红歌。

2019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