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平：岁月淌不尽的希望（上）

1967年1月1日，在北京西单出现了一张题为《中央文革小组向何处去？》的大字报，作者署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雄师战斗队”。它曾经被传抄、翻印，流传到全国，“美国之音”也曾做过报道。

大字报贴出几天以后，这张大字报的几位作者就被关进了监狱……

这颗小小的流星仅仅闪烁了一瞬间，就消失在浓重的黑暗中。而大字报的作者－－我和我的同伴们却为此付出了十几年的青春。从二十岁到三十岁，这如花似锦的岁月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我们燃烧了自己，却没有照亮世界。

许多年过去了，人们关心地问：文化大革命中这张著名大字报的作者后来怎么样了？他们现在在哪里？

迟到的学位

波多马克河像一条绿色的缎带，蜿蜒地流过华盛顿特区的西南端。它是一条天然的分界线，把华盛顿特区和维吉尼亚州分开。华盛顿特区的标志就是那屹立在市中心广场的华盛顿纪念碑。登上纪念碑顶部向四面望去，这座城市的雄姿就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它的东面是国会大厦，西面是林肯纪念堂，南面是杰弗逊纪念堂，北面是白宫。

广场上的这三位伟人为建立美国的民主制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的贡献不在于生前人们的颂扬，而在于历史的评价和后人的理解。华盛顿领导的独立战争使美国摆脱了英殖民主义，实现了国家的独立。他以身作则，建立了国家总统的任期轮换制度，杰弗逊是美国宪法的制订者之一，这部宪法的基本原则是基于一种永恒的朴素的民主意识和基本的人权理念，直到今天，这部宪法仍然是制定各项法律和政策的依据和经典，是美国高中英语课本的重要一课。林肯领导的南北战争，结束了农奴制度，向着种族平等迈出了一大步。他们的历史功绩就像这座高耸入云的丰碑，流芳千古，与日争辉。正是这三位伟人所奠定的民主制度的基础，使得这个年轻的国家充满创造力和活力，在过去的两百年中，美国出了二百多名诺贝尔奖得主，创造了人类登月的奇迹，造就了像贝尔、福特、比尔·盖兹、Jobs这一代代风云人物。为人类科学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辉煌的贡献。

春天又来了，华盛顿的5月是多么迷人，鲜花似锦，绿草如茵，连泥土也洋溢着春意，空气也弥散着芳香。1994年5月，George Washiongton大学的毕业典礼在白宫和纪念碑之间的椭圆形广场上举行。这一天是我们到美国后最“风光”的一天，因为所有的博士毕业生都坐在主席台上由校长亲授绶带。这场面本来就够壮观的，再加上这一年学校请到第一夫人Hillary Clinton作为客座讲演人，许多毕业生和他们的家属老早就赶到这里，要一睹第一夫人的风采。她讲演的题目是“家庭价值和教育（Family Value and Education）”，Hillary Clinton不愧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高才生，她那雄辩的口才，清晰，严谨而有吸引力的讲演激起广场上一阵阵欢呼。

周平与丈夫杨恒祥同获博士学位时留影

作为新移民，我深深体会到家庭的价值和教育的重要，我想起我在毕业论文答辩会上的一段开场白：

“八年前当我刚刚来到这块新大陆，我听到一句著名的格言：‘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所有的人都具有与生俱来的平等权利），这是美国宪法的灵魂，也是美国社会成功的秘诀之一。

“每一个来到这个国家的新移民都有一个‘美国梦’。人们追求自由和富有的生活。我的美国梦就是继续完成我的学业并为我的孩子们提供在美国接受教育的最好的机会。我坚信教育是新移民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光明之路。

“我选择了科学，因为科学带给了人类现代的文明，在科学面前，没有虚伪和权势，在科学面前，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科学代表了真理，进步和光明。

“我感谢这个伟大的国家，她为我们这个来自东方的贫困家庭两代四口人提供了奖学金，帮助我们完成学业。我非常幸运有机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生活和学习了八年，在这段时期我不但学习了科学，而且学习了美国的历史、政治、经济、哲学和文化，有机会比较深入地了解这个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教育给了我自信心，教育使我获得在这个社会竞争和生存的能力，教育改变了我的生活道路、生活方式和人生哲学。教育给了我的孩子们一个光明的未来。”

那一年，我已49岁，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年龄最大的毕业生，但我和我的丈夫祥确实是当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年龄最大的夫妻档。看着这欢腾的人群，坐在身边的祥对我说：“我一点也不感到exciting，我觉得我们只是得到了老早就该属于我们的东西。”

是的，这个学位是我们早就应该得到的，它来得太迟了。

但不是由于我们不聪明，也不是由于我们不勤奋，而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能够达到我们本应达到的学术高度，我们这一代被称为中国文化科学史上的断层。作为二次大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在中国大陆的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能出像李远哲、丁肇中这样的科学大师，这不是因为天灾，也不是因为遭受外族的侵略，而是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也许，后人看我们这一代人，会认为很傻，也很迂腐。是的，我们受过欺骗，我们犯过许多错误，做过许多愚蠢的事情，我们承受了历史的苦难，经历过人生的艰辛。我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也没有创造巨大的财富。但我们曾经思考过，曾经努力追寻过。我们这一代人将逐渐走出历史，把这段经历写下来，使我们的后代比我们聪明，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历史责任。

我在这里讲一个发生在许多年以前，几乎被人们遗忘的故事。我写的不是小说，也不是电影剧本，而是我和我的同龄人的人生经历。

从“天之骄子”到“现行反革命”

1964年8月，我怀着当居里夫人的梦想跨进了北京玉泉路甲一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门。正是风华正茂的年岁，作为名牌大学的学生，我是多么自负、自傲和自信。我们向这辽阔的天空呼唤：“这世界是我们的！”

考进中科大时的作者学生证上的照片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打破了我当科学家的美梦，而且一下子把我从天上摔进了无底的黑洞，连我自己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一夜之间我就成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1966年6月文化革命开始时我是科大二年级学生。1966年12月初，我从外地串联回到北京，听说北京的一些高校和中学的学生被抓起来了，因为他们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林副主席和江青同志。我看了那些著名的“大毒草”，像伊林、涤西的《给林彪同志的公开信》，北大“虎山行”的《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在科大校园里也出现了几张大字报讨论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并讨论毛泽东思想是否可以一分为二。我觉得这些年青人很有思想，他们的大字报讲得挺有道理，特别是伊林、涤西的《给林彪同志的公开信》，听说伊林、涤西只是两个高中学生，我非常佩服这两位青年人的胆识和他们深刻的思想与理性，他们讲出了当时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这张大字报是文革中最杰出最有思想的文章之一。伊林、涤西二位为自己的远见卓识和讲真话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真是我们民族的思想家。当时我对不少人讲过我同意伊林、涤西的观点。林彪说的“毛泽东思想是顶峰”，“毛主席比马恩列斯都高”，“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些说法是反科学的。我把这些想法和一些同学讨论，许多人认为这样想虽然有道理，但太激进，容易让人抓辫子。但大家都认为因为写了张大字报就抓人是不对的，是违反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观点都比较一致，就商量着要写一张大字报阐明我们的观点。

《中央文革小组向何处去？》这张大字报，是由近代物理系青年教师朱栋培（581，文革中改名为朱军），近代物理系学生冯正永（644）和我共同起草的，为了不让人抓小辫子，我们在措辞上非常谨慎。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文化大革命要有一个开放自由的环境，要让不同见解的人有平等的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希望中央文革小组把抓起来的学生释放，让不同观点的大字报自由鸣放，不因言论治罪。后来在“雄师”（注：“雄师”是当时科大一些师生组织的小型战斗队，人数大约有三十几个，比较集中在6431〔近代化学系化物专业大二〕、6443〔近代物理系理论物理专业大二〕这两个班级）全体会议上讨论修改后于1967年元月1日在西单墙上和玉泉路科大校园里贴出。

因为多次抄家，这张大字报的原稿我已经找不到了（注：“雄师”的两篇大字报内容详见《记忆》总第39期，2009年12月20日）。我记得这张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1．讲话风：中央文革以无产阶级司令部自居，每到一处就表态，支持一派，打击一派，造成群众组织的对立；2．抓人风：中央文革叫群众火烧这个，炮打那个，可就是自己碰不得，把持有不同意见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抓起来，开创了文化大革命中用专政的办法处理不同意见的先例，这是不符合“十六条”精神的。

元月5日，我们又贴出了“雄师”的第二张大字报《分歧在哪里？》，这张大字报是由我起草，在“雄师”全体会议上讨论修改后发表的。现在看起来，《中央文革小组向何处去？》这张大字报有点像一杯温开水，没有激进的观点，但我们强调的是要按照“十六条”办事，按现在的说法就是要依法行事，要有言论自由，不能因言治罪。因为我们的大字报调子比较低，讲得又比较切合实际，在北京有相当一部分群众同情支持我们的观点。

有人问我们，在当时的形势下为什么还要写这张大字报，现在回忆起来，可以用一个“狂”字来描述我们的心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的豪言壮语使我们这些雄心勃勃、精力过剩的年轻人感到我们是遇到了大展身手的历史时机。我们那时真是觉得这天下大事是我们的事，该做的事情就要义不容辞地做，该说的就要义无反顾地说。而且我们认为我们的大字报能扭转乾坤，改变历史。

当时有一些年龄较大的老师和亲友都私下告诫我们，“不要忘了五七年反右派的经验教训。”我那时哪里听得进这些逆耳忠言，觉得他们是老迂腐，没有认清大形势，胆小怕事。我还对劝我们的人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和五七年反右派时的形势不同，言论自由，谁都可以批评，对谁有意见都可以写大字报。在我那科学家的头脑里，文化大革命就像解一道数学方程，如果按照一定的逻辑和原理推下去，就会找到一定的答案。后来我才认识到，文化大革命这个方程不但不能按照常规的逻辑和原理求解，而且它根本就没有答案。我们没有估计到这张大字报的影响和后果，更没有想到对我们的人生会有什么影响。

1967年元月14日，北京市公安局将“雄师”主要成员朱栋培（581，文革中改名为朱军），冯正永（644）和我，还有江明德（626，文革中改名为江晓东）、黄小光（634）逮捕。科大“雄师”战斗队只有半个月的寿命就垮台了。

狱中纪实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我被关押的是哪个监狱，但我知道里面关的全是文革中的政治犯，而且我不是最年青的。那个把我带到女牢的女警察看着我挺惋惜地说：“这年纪轻轻的大学生就蹲了大牢，这辈子可惜了。”她这话当时我还不明白，我还没有想将来的事，我想的是有那么多人支持我，我可不能当软骨头。我想的是历史会证明我们是正确的。

进来以后，我慢慢了解到，这里关押有许多名人，而且我不是最年轻的。和我曾经关过一个牢房的囚犯我记得有联动头目，八一中学的兰小兵，骆小峰，她们当时都是高中学生，因为是高干子女，非常傲，谁也不放在眼里，连女看守都得让她们三分。当她们听说我是“雄师”的“头目”，马上和我近乎起来，说我们“有种”，觉得我和她们是一条线上的。但我觉得我们的思想背景不是一码事。闲极无聊，她们经常夸耀似地讲高干子女的生活。她们觉得我迂腐，谈得并不投机。因为她们年龄小，又有家庭背景，不久就被释放了。

我还和北大的“反聂英雄”杨勋关过一个牢房，她对“雄师”是蛮同情的，她说我们是秀才造反，成不了事。我说我们不想造反，只是不满中央文革的做法，想给他们提点意见。她说我们太迂腐。她经常在监狱里大骂聂元梓，声音很大，几乎整个牢房都能听见。她告诉我，她知道自己不会有好结果，因为聂的后台是中央文革，反聂就是反中央文革，但她说她一定要和聂斗到底。后来听说她被判了刑，不知杨大姐现在何处，身体可好？（注：杨勋著有回忆录《心路：良知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04年出版。书中写到她在那些被关押的高干子女获释后，又被从半步桥看守所转押到功德林监狱，以后又转到北京市公安局学习班逼迫认罪，于1969年初“教育释放”。）

公安局的人第一次审讯我的时候，我一直坚持，我没有反对谁，只是贴了张大字报提了点意见，是符合“十六条”的。按照科学的逻辑和思维方法，既然都可以给国家主席和老帅们贴大字报，我们给中央文革贴一张大字报有什么了不起？审讯人员问我是否说过“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我说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否则就不会有发展。他们问我是否说过林彪副主席讲的“毛泽东思想是顶峰，毛主席比马恩列斯都高”是不对的。我说任何事物都要发展，没有顶峰，任何真理都是一个历史阶段的相对真理，马恩列斯毛都是一个历史时期的伟大人物，不能说谁比谁高。他们还问我是否讲过“江青是小资产阶级感情，爱哭”，这是我写在日记上的。我当时年轻气盛，觉得这都是大实话，没有什么了不起，好汉作事敢作敢当。所以就都承认了。我看到审讯人员在不停地记，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我的狂妄和幼稚已经毁了自己。

1967年3月14日，公安局把我押回科大作为活靶子批判，还没到校门口就看到铺天盖地的大标语“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朱军、冯正永、周平！”“砸烂雄师的狗头！”“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拼到底！”“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在批斗会上我脖子上挂着“现行反革命分子周平”的牌子被拉到主席台前，我的几个很要好的“朋友”一个接一个慷慨激昂地发言，揭发我的罪行。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呢？

如果光凭一张大字报《中央文革小组向何处去？》，不足以定罪，众人也不服，他们必须要找到能上纲上线的材料。1967年1月10日，我在科大的宿舍被“革命组织”查抄，抄走了我的日记本和所有的文字材料。我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写日记，我爱写日记，文革中我的日记还写得特别详细，我每天到了什么地方，和哪些人讲了什么话，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都写在日记本上。我真佩服这两个月来“雄师”专案组工作进展神速，卓有成效，他们夜以继日地为我们每一个人整理了一大本材料，我的材料最丰富，当我看到厚厚的一本“雄师小头目现行反革命分子周平毒草集”，我自己都吓得心惊肉跳。我成了五毒俱全的大坏蛋，全都是能上纲上线的材料：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江青同志，反对中央文革……这些材料，有的是从我的日记本里断章取义摘出来的，有的是有人揭发的，还有的我也不知道是从那里来的，反正是死猪一条不怕滚水烫，多一条少一条也无所谓了。有这一本材料，我这一辈子就别想翻身了。

我在这里要说的是，这世上有良心的好人还是不少，在把我们押回科大批判这天，当局没有给我们准备午饭，是我们班上的三个女友李春彦、陆宗伟、王云利给我从饭厅打了一份饭，当我见到她们时，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了。那顿饭是萝卜烧肉白米饭，看着我狼吞虎咽地把饭吃下，她们三人都哭了。她们告诉我，我妈妈到北京来找过我，公安局不让见，我的妈妈就回到新疆去了。她们还告诉我，万庆友、赵曼军、汤文元、杨恒祥、王云利、许大正曾经到公安局要求探监，被公安局驳回。她们还想再和我多说一会儿，看押我的人叫她们走了。后来我知道批斗对象不是都像我一样幸运，有的没有人给送饭，那天就被饿了一顿。

我在监狱当了几天的“英雄”就投降了。漫长而单调的监狱生活，每天都吃一样的东西，早晚各一个窝头一碗菜汤，中午两个窝头一碗菜。除了毛选和当天的《人民日报》，别的什么都不能看。每天看着太阳升起落下，想到青春在渐渐消磨掉，饥饿，孤独，寂寞和恐惧动摇了我的勇气。历史会证明我是对的，但我恐怕等不到那一天。如果我坚持我的信念，我要在这里渡过我的青春，将来即使平反了，我的生命也没了。我受不了，我害怕了。我怕一辈子呆在这里。我投降了。我学会了说谎，违心地写检查交代，自我批判，希望能得到宽大处理，早日出狱。

批斗会以后，我回到监狱，想到妈妈和爸爸，他们对我抱多大的期望，特别是我高三参加北京市数学竞赛获奖和考上科大，他们多为我感到自豪啊！当妈妈到北京听到我关进监狱后她会多么伤心，多么为我担心！但是她连见我一面都见不到。他们决不会相信一个二十岁的大学生说了几句话转眼间就会成了反革命。但是批斗会以后专案组给我编了那么厚一本言论集，很多人会相信我是反革命。我无法为自己辩解。一个年轻的反革命就是这样产生的。

有一瞬曾闪过自杀的念头

据说当时公安局抓我们是看我们的大字报口气那么大，以为我们有很硬的后台，要把我们的后台揪出来。在审问时他们一再追问我们和科大的中、高层干部有什么关系。科大保卫部长杨少增先生（曾经担任过刘少奇的警卫员）就是因“雄师”案被捕的，科大不少中高层干部都受到了审查。公安局不相信几个青年学生没有后台敢写那样的大字报，审查来审查去，才发现我们只不过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学生，“雄师”骨干成员都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子女，大字报是我们自己起草的，主意是我们自己出的，标题是我们自己起的，没有什么人指使我们，也没有后台。这就叫作初生牛犊不怕虎。

1967年是反击“二月逆流”的高潮，监狱里关的人越来越多，有不少是相当有来头的大人物。“雄师”一案因抓不到后台，看到我们的认罪态度也较好，监狱里也装不下了，半年后公安局就把我们押回学校，交给专政队，由群众专政。

从监狱里出来的我完全变了个人。我从名牌大学生变成了“现行反革命”，从科学的殿堂沉到了社会的最底层。我迷茫，我想不通。我不知道我怎么错了？为什么错？今后该怎么办？我找不到答案，觉得好委屈，我想躺在爸爸妈妈的怀里大哭一场，但他们远在天边，自身难保。那时除了我，我的一家都在新疆农场，爸爸在农场被监督劳动，刚刚动过乳腺癌手术的妈妈还要下地去割稻子，两个初中刚毕业的妹妹也下到农场劳动。我不能告诉他们我在这里所发生的事情，我不能让他们再为我担忧了。

我曾经想到过死，仅仅有一次。那是在马鞍山一铁厂，1970年，科大从北京下迁到安徽，分散在淮南、合肥、白湖和马鞍山。我们系是在马鞍山钢铁厂。“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后，人人自危，我听说在淮南煤矿，在合肥，在马鞍山，科大已经有几个老师和同学因承受不了压力自杀了，有的卧轨，有的上吊，有的服毒……我因为是“雄师头目”，自然是批判重点，经常在夜里被拉出去提审，白天站在台上受批判，还要没完没了地写检查、交代。

一天早晨，炼焦厂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6435班的小光也自杀了。

我大吃一惊！她是我们同年级同系的同学，大家相处了五年，这么年轻的生命一下子就消失了。我很想到炼焦厂去看她最后一眼，但工宣队讲，谁也不许去。那天早上，张队长在大会上宣布，她是畏罪自杀，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死了还要批，她的家属是反革命家属。那天上午的批判会就是让他们班上的人发言批判她，我听了半天，也没听出她有什么了不起的大问题，只不过平常聊天时，说了江青几句话。我听到说她在1966年“12月黑风”中，支持“雄师”观点，同情“雄师”分子。我感到特别对不起她，觉得是我连累了她。当我听到有人在呼“罪该万死，死有余辜”的口号时，我实在承受不了。人都死了，还要怎么样呢？几年前当我们怀着美好的理想一起跨进科大校门的时候，谁会想到有这样的悲剧发生呢？

那天下午，工宣队找我谈话，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的问题比她严重得多，工宣队张队长说，你们的性质都一样，都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你们这些大学生简直是太狂妄了，国家花那么多钱培养你们，你们还胆敢把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胆敢反对林彪同志和江青同志。我说，我没有反对谁，只是贴了张大字报给中央领导提了点意见。张队长大叫着说：“‘只是’！你还‘只是’！像你这样的问题，要不是党的政策宽大，要不是看你们是青年学生，你早就该坐大牢判刑了！你还嘴硬，你还想翻案，你真是死不悔改。今天晚上写一份检查，明天准备接受批判。你要是再不老实，我们就再把你送进监狱专你的政！”

晚上，其他同学都睡觉了，我还在昏暗的灯下写检查。那时我们住在马钢一铁厂炼铁炉旁的一个工棚里。7月的马鞍山，夜里还有三十六七度，但我还得穿着长裤和长衣，套上雨鞋，因为蚊子太多了。我的脸被蚊子盯了好几个大包，内衣都汗湿透了，我拿着笔愣愣地坐着，一个字也写不出来。那个聪明文静的女孩子的影子一直在我的眼前晃动。我想起了陶渊明的挽歌：“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这是我一生头一次遇到我熟悉的人死去，而且死得这么惨！我听说她是从二楼跳下来的，头朝下，血和脑浆流了一地……我简直不敢想像那可怕的场面，昨天还是个活生生的人，今天怎么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人生怎么就这么短？

我走到门外，看到那漆黑的夜幕上点缀着无数的星星。我记得，安徒生的童话里讲，人死了后就升到天上，变成一颗星星。我想她一定是那颗最明亮的，因为她是多么年轻美丽。那闪烁的星星告诉我，她已经解脱了。而我还在没完没了地受煎熬，我不知到明天怎么过关？更不知道我的未来，像我这样有“严重罪行”的人，还会有什么未来？

工棚门口有一条铁路是送原料到高炉去的，每天夜里都有火车驶过。我闪过一个念头：只要我往铁轨上一躺，火车一过，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也解脱了……

当这个念头一闪过，我出了一身冷汗！赶紧跑到水龙头边，拿凉水把头浇湿，让自己清醒过来。我双手紧紧抓住水管，生怕我不能控制自己。我想我不能死，我的生命是多么渺小，微不足道，中国有九亿人呢，我死了算什么！我一死，工宣队会宣布我是畏罪自杀，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死了还要批，我的家属是反革命家属，其他的人只不过多了个饭后茶余的话题，然后被人忘记。而我的亲人，爸爸，妈妈，妹妹和我的祥，会痛苦一生，我的生命对他们是多么重要，他们是多么爱我，他们不能失去我，而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留恋的也就是他们了。只要我活着，就是对他们的安慰。最坏的结果，把我分配到新疆农场，就在那天苍苍，野茫茫的大草原上和亲人们度过一生。

我回到工棚里，钻进蚊帐里，汗水和着泪水，把枕头和席子都打湿了，迷迷糊糊的，直到天亮才睡着。

第二天，太阳依旧升起来，人们依旧生活着，谁也不知道昨夜发生的事。而我却为昨夜发生的事感到后怕。生命是多么可贵。连动物、花草都留恋生命，更何况人。无论如何，我要活下去。活着就是为了爱你的人，也为了你爱的人。许多年后我读到琼瑶的小说，她说过同样的话，我感到我的心和她是相通的。

祥给了我生活的希望

为了活着，我必须学会保护自己，适应环境，我必须磨掉自己的任性和傲气，我必须学会忍耐和服从。我知道，我的命运是掌握在工宣队手里的，今天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决定我一生的命运。我必须顺着他们来。他们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已经适应大批判了，我是一个活靶子。“革命组织”给我编了一本《现行反革命分子周平反革命言论集》，我像被人耍弄的猴子，脖子上挂着“现行反革命分子周平”的牌子，从一个批判会揪到另一个批判会。好像我活着就是让人批判的，对于这些我已经麻木了，我已经对任何的批判没有了感觉，反正说什么都一样。

我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人，又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因为我有我的祥－－我的同班同学杨恒祥，我那患难与共、生死不渝的亲人，我那给了我生活希望、陪我走过人生坎途的人生伴侣。那时同情我的人不少，但只有他有勇气来接受我，和我一起面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为了我，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作出了极大的牺牲。当我从监狱里出来，别人避我都来不及，他却常来看我，安慰我，陪我走过了最困难的一段时间。后来别人问他怎么当时选择了我，他回答得简单而实在，他说：“我真的觉得她很委屈，我不忍心看她一辈子受苦，我要保护她。”在当时敢于接受我的男人真是要有不平常的勇气和不平常的胆量。他并不难找到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姑娘过平平静静的日子，他没有必要自找这个麻烦，自己背上这个包袱。劝他的人不少，但我们终于还是走到一起来了。我想这就是天意，这就是缘份。人生难得有一知己，有了他，我此生足矣。

毕业分配的时候，他被分到贵州，后来又到了安徽农场，而我被分到宁夏西吉县。工宣队故意这样做，想把我们永远分开，他们好残忍，他们连我这唯一的爱也要夺去，在他们看来像我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配有爱。但我是人，是个年轻的女人，我是多么需要爱。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645的许小昆同学，在“一打三反”运动中，他因为和几个朋友在一起对毛泽东思想和文革有疑问被扣上“反对毛主席”的帽子，列为全校第一号批判对象。他当时也被分到了安徽农场。我怀着一线希望去找他，问他愿不愿意和我交换一下。当时他也被整得很惨。但仍然很同情我的遭遇，一口答应下来，后来他替我去了宁夏西吉县，但工宣队仍然没有让我去安徽而让我去了河南。后来他也到了美国。如果有机会碰到他，我要谢谢他成全了我们一家人。

1970年分配在河南的大学生都到湖北沉湖去劳动。在沉湖农场，所有的人都知道女生连队里有一个“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个子不高，思想反动。很少有人敢和我讲话。我总是被派去干最脏最累的活，我的床是在靠大门冷风直接吹进来的地方，演样板戏时，总是让我演栾平，我的绰号就是“栾平”。在农场，我拼命干活，很少讲话，我想用劳动的汗水来洗刷自己，求得人们的谅解。后来我明白了，我就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我的“罪孽”已烙在我身上，一辈子也赎不了，洗不掉。运动一来，我就会被拉出来批斗。我已经习惯了人们鄙视和冷漠的眼光，也习惯了运动一来就去当批判对象。

从农场分配的时候，自然我是被分到别人不愿去的最差的地方。我的问题没有结论，没有“帽子”，但这比戴“帽子”更可怕，我的档案里塞满了材料。我就像生活在屠刀下，任何人任何时候想要整我，都可以置我于死地。

祥的家庭出身好，但因为他是“雄师”头目周平的男朋友，也受到特殊对待，从安徽农场出来时，其他同学分到了城市、工厂和科研单位，而他因为我则被分到安徽省临泉县杨集公社中学当了司务长。

1972年元月，他听说我要到驻马店报到，就冒着大雪，从杨集步行了五十几里到新蔡县乘汽车，比我先到了那里。当我们又重新见面时，我依偎在他那温暖的怀抱里痛哭了一大场，像要把这些年所受的委屈都倾泄出来。这些年来，我像一头受了重伤而无家可归的小羊，我是多么需要爱，多么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肩膀。我感到有了依靠，有了家。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经过了马鞍山和军垦农场那些恶梦般的日子，我们再也不想去当力挽狂澜的英雄，再也不要搞阶级斗争，我们渴望安安静静地生活，平平凡凡的人生。

西平县的儿女

在古老辽阔的豫东平原上，在京广铁路线上，有一个叫做西平的小县。1972年元月，我被分配到这里。

我生在重庆，长在北京，虽然也下乡劳动过，但从来也没有想到我要在农村安家。我们刚上大学的时候，科学院力学所的崔季平老师曾经向我们介绍过我们要学的专业：“物理力学”。他说，这门学科是钱学森教授在我国首次创立的。他的目标是要从物质的微观结构去了解材料的宏观性质，这种方法可以用于寻找制造火箭、飞机和航天飞船的新材料。这是一门正在蓬勃发展的新学科，科大的学生是我国科学技术的生力军，好好学吧，将来有许多工作等着你们呢！在我的梦想里，我们以后的去向不是研究所就是大学，或是火箭、导弹基地。当我们欢送高年级同学毕业的时候，对于那些能到新疆原子弹基地或西昌火箭基地的师哥师姐们总怀着几分神秘和敬意，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去从事那崇高而神圣的事业。

可是现在，祥在杨集公社中学当了司务长，我又来到这举目无亲的小县城。从临泉县到西平县直线距离不太远，但没有直达汽车，他要步行到新蔡县乘汽车到驻马店再转火车到西平，当天都到不了。

县里管分配的人对我说：你这科技大学的学生不去搞尖端，到这小县城来作什么？县里刚建了个化肥厂，你就到化肥厂去吧？

1972年我被分到县化肥厂，一年后我们结了婚，祥也调到这个厂了，我们在这里安了家。

周平与杨恒祥结婚照

化肥厂后面有一个旧仓库，我们自己搬土铺地，用高粱秸围了墙，糊上白纸，又用高粱秸铺了个炕，我们还有一个桌子，两个木箱子，一箱子是书，另一箱子是四季的衣服。我们把这个旧仓库布置成了一个简陋而温暖的家。

在西平那几年的日子里，我们过着安静而平凡的生活，我遇到了一群善良友好充满爱心充满人情味的西平人，他们给了我们温暖、爱和友谊。我也亲身体会到河南农民的贫苦的生活。在西平县，我到厂里工人的家里做客，最好的待客饭就是芝麻叶蒜面条。在农村，白面是很珍贵的。西平县是芝麻和小麦的主要产地，但夏收收下的麦子大部分要交公粮，自己只能留下很少一点，他们一年的口粮主要靠秋季的玉米和红薯，白面只占15%或更少，我在北京从小吃大米白面长这么大，却还不知道，生产小麦的农民却很难得吃到白面。

我们和厂里的工人处得很好。我们勤勤恳恳地工作，像惊弓的小鸟，小心谨慎地活着。从不在公开场合谈政治观点，也很少和别人谈我们的过去。但我们是有知识，有思想，有头脑的人，要我们不说话可以，要我们不读书，不思考真是办不到。我们找到一切可以找到的书，文学的，历史的，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我们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题，我们可以从原子分子谈到孔子、孟子，从史记谈到相对论，从蔡文姬谈到居里夫人，从我们的父母谈到我们的孩子，但有一件事他绝口不提，那就是“雄师”的事。他知道我受的伤害太深，他希望时间能医治我心灵的创伤。

我深深敬佩我的具有远见卓识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都是学经济的，抗战时在重大商学院，马寅初先生是他们的老师和证婚人。他们都有很深厚的中西文化的功底。妈妈能写一手苍劲的柳体，而爸爸写一手娟秀的赵体。小时候一到暑假，妈妈就叫我们背唐诗和《古文观止》上的文章。他们希望我能当新闻记者。我很喜欢文学，但更喜欢科学。高中毕业时我选择了科学，爸爸妈妈不相信我们家能出科学家，直到高中毕业那一年，我不但考取了科大，而且获得了当年的北京市中学生数学竞赛优胜奖，他们才发现我们家还有一个很不错的科学家候选人。

爸爸是搞教育的，文革中，爸爸几次痛心疾首地说：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都不上学，这个国家将来还得了吗？八年抗战打仗那么激烈，学校还在招生，学生还在上学，八年抗战后，中国还出了李政道和扬振宁。爸爸说得一点也不错，李、杨不正是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学出来的吗？1975年爸爸被“解放”后还没有安排工作时，自己买了录音机和英语教材到农场中学教学生学英语，那一年中国出了个“不学ABC一样干革命”的“英雄”，中学英语老师个个提心吊胆，他却要自己找上门。我们姐儿几个没少劝他，说他。我们说你闲着没事就在家里呆着，干什么都行，千万别去教英语。他却固执地说：“你们看着吧，过几年你们都要来找我，学生们都会感谢我。”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那些年，是爸爸妈妈用他们的爱抚慰着我的伤口。爸爸妈妈一直鼓励我们坚持学业务学英语。并给我们买了英语和大学教科书。他们说知识永远是无价之宝。装在自己脑子里，谁也拿不走谁也偷不了。虽然我认为自己毫无希望，但为了工作的需要，那些年，我们已经自学完大学化学系和化工系的主要课程，英语也一直没有间断。几年后我们都成了名副其实的有理论基础、有实践经验的化工专家。

在这里，我们有了一个健康、聪明、可爱的女儿。孩子的出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生活。当初生的女儿第一次躺在我的怀里吸吮乳汁时，我才真正体会到母爱的崇高与伟大，无私与奉献。有母亲的孩子是多么幸福，有孩子的女人是多么幸福。我愿把我所有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献给我的孩子。那时我们两人的工资只有85元，还要负担家里的老人，但仍然想办法保证孩子的营养，奶粉、糖、鸡蛋、鱼肝油……这些在乡下很难见到的东西，我们都想尽一切办法买给孩子。

如果“四人帮”一直不垮台，春天迟迟不来，我们会在西平的小屋里平静地渡过我们的一生。我再也不做梦当科学家了，再也不梦想当居里夫人了。能和心爱的人相依相守，有了祥，我很知足了。但一想到我的孩子，我觉得对不起她。当孩子睡觉的时候，我会坐在她的身边，一动不动地看上几个小时，看着女儿细细弯弯的眉毛，乌黑浓密的头发，圆圆的脸庞，红润的小嘴，从她一出生我就看，看不够，爱不够，自己的孩子永远是最美的，最好的。我也经常在设计孩子的未来。我能给她什么呢？我能教她学唐诗，古文，英语，科学，但我既没有钱，又没有权，既使有机会推荐上大学，也许会因为我这个母亲的“历史问题”而给刷下来。

化肥厂的门外是庄稼地，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去，我常带孩子到这里来玩。我呆呆地看着那一望无际的青纱帐，回想着往事。说实在的，到这时候，我才真正明白了，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右派分子”，我才真正明白了，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会出这么多的“反革命”，我才真正明白了，有知识，有思想，有良知，敢于讲真话的人就是和我一个下场。为了年青时说的几句真话，我不但要付出我的一生，还要付出我的子女的未来……记得我高中毕业时班上有几个学习成绩很好的同学没有考上大学，当时听说是因为家庭有问题，我觉得很可惜，现在同样的命运就会落在我的孩子的身上。我好几次作恶梦，梦见因为我的“历史问题”，我的女儿被赶出了学校的大门。当我看到在野地里玩泥巴的女儿，心里涌出一股无可奈何的惆怅，难道我的孩子也要在这片庄稼地里渡过他们的人生，难道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做科学家的梦？没有机会见到外面的世界？我好不甘心呀！

（待续）

原载：华夏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