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实的心声
我多么期望有一天，我们的民族能够把自由、民主和人权大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从而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学识重要，还是见识重要
作者：二大爷
关于知识分子拒绝国外的优厚生活，拼命要回来鞠躬尽瘁的故事，我们已经可以背出很多了。钱学森同志吃马粪装疯卖傻，一个人能顶五个师的光辉事迹，成为佐证知识分子应该如何报效祖国的标配。说实话，我一直没有查出这种桥段到底出自于哪个小说家之手。因为在真实的历史中，学成归来没能为祖国报效，却被祖国报销的事倒是很多。比如我之前的文章中介绍过的钱学森的同学，同样是海归的徐璋本，因为不认同马克思主义，自己号称参选国家领导，结果坐了22年的牢。
徐先生还算好的，毕竟有钱学森这种红色标兵当同学，保住了性命。还有大把要报效祖国的海归，命都丢了。
董铁宝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计算机之父，作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参与了第一代计算机伊利亚克机的设计、编制程序和使用。1956年，国内号召大规模向科学进军，在周公的邀请下，董铁宝和夫人植物学专家梅镇安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绕道欧洲，行程万里，历时3个月回到国内，在北大任教。1968年10月，北大掀起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他的海归背景成为“特务”指控的重点，被隔离审查，不准与家人见面。董铁宝不堪受辱，上吊自杀。刚上中学的子女被下放农村。
被周公三番五次盛情邀请回来的，还有数学泰斗、云南大学奠基人熊庆来。1957从法国回到大陆，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进行研究，培养了诸多后来的数学大师。文革开始后，长时间被批斗和折磨。1969年2月3日，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留下了一桌子罪行交待材料后，在家中突然身亡，死因至今讳莫如深。
另外一个1955年被周公亲自从机场迎接回来的留美教育学博士董时光，连自杀都没有赶上，直接被当做“大右派”毒打致死。他在美国的时候曾经大骂美国人出兵朝鲜，不可谓不爱国。但是回来后在因为运动中给学校党委提了点意见，被作为极右分子处理，送去劳改。由于常年饥饿，一个堂堂博士，饿到去捡马粪中的没有被消化的胡豆充饥，就这样居然被诬为偷吃马粮，被当场打断三根肋骨，吐血而亡。
如果要细数，这种例子多得让人无法呼吸。比如在董铁宝自杀后没几天，同在北大的物理系教授，南开大学物理系的创始人饶毓泰也上吊自杀。在几天前自杀的还有后来被追授“两弹一星元勋”的赵九章，都是资深海归。当然，他们并不是所谓的极个别。因为单单在1968一年，仅中国科学院自杀的一级研究员，就多达20个。
我在此不想再说这些悲剧的客观原因。我们来考虑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这些中国顶级的菁英，在经历了中外社会环境的对比之后，还是会被简单的爱国主义情绪所煽动，轻而易举的交出自己宝贵的人生？学识为什么没有转换为见识？
在我们日常的理解中，知识菁英既然拥有非凡的学识，理应具有非凡的见识。特别是在一生也许只有一次选择机会的重大历史关口，他们理应得比常人更有远见卓识，更能看穿事情的本相。
但很遗憾，显然答案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看看一张图表，标明的是民国“中央研究院”第一届81名院士，在1949年的人生抉择。
中研院院里14个单位，成建制迁台的只有管理机构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和历史语言研究所，占中央研究院14个单位的14%，其余11个自然科学研究所以及社会学所，全部留在了内地。至于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的去留，去台湾的10人，去它国的的12人，留在内地的近60人。下面是81名院士名录，个个赫赫有名：
数理组院士28人：姜立夫，许宝騄，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吴大猷，吴有训，李书华，叶企孙，赵忠尧，严济慈，饶毓泰，吴宪，吴学周，庄长恭，曾昭抡，朱家骅，李四光，翁文灏，黄汲清，杨钟健，谢家荣，竺可桢，周仁，侯德榜，茅以升，凌鸿勋，萨本栋。
生物组院士25人：王家揖，伍献文，贝时璋，秉志，陈桢，童第周，胡先骕，殷宏章，张景钺，钱崇澍，戴芳澜，罗宗洛，李宗恩，袁贻瑾，张孝骞，陈克恢，吴定良，汪敬熙，林可胜，汤佩松，冯德培，蔡翘，李先闻，俞大绂，邓叔群。
人文组院士28人：吴敬恒、金岳霖，汤用彤，冯友兰，余嘉锡，胡适，张元济，杨树达，柳诒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李方桂，赵元任，李济，梁思永，郭沫若，董作宾，梁思成，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钱端升，萧公权，马寅初，陈达，陶孟和。
去台湾的有李济、董作宾、袁贻瑾、王世杰、傅斯年、朱家骅、李先闻、王宠惠、凌鸿勋、吴敬恒10人；陈省身、李书华、吴宪、林可胜、汪敬熙、陈克恢、李方桂、赵元任、吴大猷、萧公权、胡适、萨本栋（1949年1月在美去世）12人远走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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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中就可以看出，这些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代表性人物，全中国最聪明的大脑们，高达74%的人，对社会发展方向产生了严重的误判。这些误判不仅是对他们的学术生涯产生了不可挽回的影响，甚至其中很多位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不幸自杀或者批斗致死的就多达14个，其中既包括饶毓泰、叶企荪、陈寅恪这种泰斗级的人物。也不乏谢家荣这样全家集体自杀的。而即便侥幸苟活的，也少有没有挨整、挨批的，不要说再做学术研究，保命保平安就已经不错。于郭沫若、冯友兰这种在严酷的环境下扭曲如蛆虫，尔曹身与名俱灭，可恨又可怜，就更不必提。
相反，有些学识不咋样的知识分子，比如徐志摩，见识却是一流的。
苏俄革命成功后，在中国吸粉无数。甚至连胡适这样的人，刚开始也是极为欣赏的，认为苏维埃是“伟大的试验”。但徐志摩则不然。1925年3月，他去欧洲游历，专程取道苏俄考察。他从社会观察的角度接触了各个阶层的人物，甚至专门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女儿。整个苏俄社会的麻木和野蛮，让他大为震惊，在他的《欧游漫录》中，他这样描述：“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是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于是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他对于列宁的评价是：“他不承认思想有错误的机会……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
豪不夸张的说，即使到了真相揭开的今天，还有大把的知识分子没有达到徐志摩的见识。
很显然，诸如董铁宝这类的悲剧不仅仅在于错误的理解了爱国主义。更要命的在于没有真正理解知识分子的终极使命。那就是：
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一生所学到底为何？爱国主义是不是必须考虑的最高目标？
我们自私一点说，董铁宝们如果选择了别的道路，即便不能为自己的国家做出贡献，也至少可以为学界做点贡献，最差都可以保留一些知识的种子，为后来的人们留下希望。奋力淹没于黑暗，留下的只是一地鸡毛。不仅不为黑暗所同情，反而为其所嘲笑。这不仅是对自己、对家人的不负责任，也是对整个民族、整个世界的不负责任。其实像爱迪生这样的人，从来没有过任何高尚的目标，驱动他发明创造的更多是商业的利益，但就是这样，也无法抹杀他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因他在为自己创造价值的同时，推动了世界的进步。
人类的知识，本身是不分民族，没有国界的。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哪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你为知识的添砖加瓦，都是在不同的侧面推动文明的进步。这个世界大部分的现代科学技术都产生于西方，但是最终都是泽被四海。来自于文明世界的知识，理应反哺于文明世界。这是知识传播的终极意义。知识分子的才智，狭义的来说，属于个人，哪怕仅仅是为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广义的来说，属于全人类，哪怕它不是光芒四射。如果把自己的才智仅仅限定于服务特定的国家，特定的民族，那这种观念跟小农社会的“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是一种狭隘的愚蠢，拙劣的短视。
为希特勒研究导弹，为金三胖研究核武器的科学家，算不算爱国？理论上说，也算是报效国家；残酷点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无异于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对人类文明产生了严重威胁。既没有真正的帮助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也没有实现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担当。如果是没有选择尚情有可原，有选择的情况下你还要以爱国的名义跳入火坑，这就是不可饶恕。
如果爱因斯坦一定要报效德国，那他也许早就死在了犹太人的集中营；如果特斯拉一定要报效克罗地亚，那他也许早就湮灭在世界大战的某个角落。玻尔、薛定谔、希拉德、汉斯贝特、霍尔宁……他们没有为祖国服务，却在更合适的环境和舞台上，实现了自己的才智与抱负，敬了推动了全人类的进步，反过来也让自己的祖国和民族一样的受益。谁敢说他们不爱国？！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有的见识。它在大部分时候，比我们的学识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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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加成兄分享。其实，胡适先生去过苏联，一开始也很赞赏，后来通过和美国的对比，态度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有篇文章在https://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77506
“ 1926年年底，胡适启程前往美国。阔别将近十年再次踏上这片土地之后，胡适的最大感受有两点：一是汽车工业的高速发展，二是社会和时代给美国人民带来的福祉。关于前者，他发现1927年全世界汽车生产量是2750万辆，而美国的汽车拥有量已经达到2233万辆，占世界生产量的80%以上。1926年，美国每六个人中有一辆汽车，到1927年平均每五个人就有一辆。至于后者，他以在纽约参加的“两周讨论会”为例，说当时有六位客人参加辩论，其中一位身穿晚礼服的劳工代表一开口就让他感到诧异：“我们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人类有历史以来最好的最伟大的时代”。接下来，这位代表用12分钟时间描述了美国在科学、工业、美术、音乐、建筑上的进步，以及教育的普及、幸福的增加。胡适听了以后，“忍不住对自己说道：这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社会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向来被压迫的社会分子能站在大庭广众之中歌颂他的时代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有了上述感受，胡适在《漫游的感想》中，专门辟出“往西去！”一节，来介绍这方面的情况。他说：
——我在莫斯科住了三天，见着一些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他们很劝我在俄国多考察一些时。我因为要赶到英国去开会，所以不能久留。那时冯玉祥将军在莫斯科郊外避暑，我听说他很崇拜苏俄，常常绘画列宁的肖像。我对他的秘书刘伯坚诸君说：我很盼望冯先生从俄国向西去看看。即使不能看美国，至少也应该看看德国。
——我的老朋友李大钊先生在他被捕之前一两月曾对北京朋友说：“我们应该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不要让他往西去打美国回来。”但他说这话时，我早已到了美国了。
——我希望冯玉祥先生带了他的朋友往西去看看德国、美国，李大钊先生却希望我不要往西去。要明白此中的意义，且听我再说一件有趣味的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胡适从美国归来路过日本的时候，曾经拜访过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福田德三博士。此人刚从欧洲回来，思想主张便有所变化。胡适问他为什么不到美国看看，他说“美国我不敢去，我怕到了美国会把我的学说完全推翻了。”
这话对胡适的刺激很大，因此他感慨地说：“世间的大问题决不是一两个抽象名词（如‘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等等）所能完全包括的。最要紧的是事实。现今许多朋友只高谈主义，不肯看看事实”，同样是一种迷信。
从这里，可以看出胡适到达美国以后，已经清楚地看到在两种不同的“社会革命”或曰“社会实验”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何况，他在三天走马观花的参观中，根本不可能看到苏联的“庐山真面目”。”
倒是文科学者们，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南下的比例较高。例如胡适，没有去过苏联吧？他也能讲出那著名的面包与自由的话。
毕竟，30年代是“红色的三十年代”，苏俄从外面看上去的“风景独好”和西方世界遭遇的经济危机形成了鲜明对比，好多时代的精英都上当受骗了，连海明威当时都有点小粉红。受骗的一般是亲自去考察过苏联的，比如蒋介石、徐志摩。多数人无缘真正接触，产生错觉也就不奇怪了。
这时抵抗住红色诱惑的，反倒是美国的普通老百姓。他们支持罗斯福增加福利的政策，但同时严格监督他不能滑向社会主义，当时还有报纸批评罗斯福是"约瑟夫 德拉诺 罗斯福“，太赤色了。这不是因为美国人有多少学识和见识，纯粹是追求自由，限制政府权力的常识使然。
天朝教育的失败，就在于抠分数而忽视公民的基本常识，以至于出了第二个圆也没有几个敢公开反对的；以至于明明是专制社会还要吹制度先进；以至于还有那么多贫困人口就敢自夸“厉害了俺的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