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实的心声
我多么期望有一天，我们的民族能够把自由、民主和人权大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从而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张抗抗
老三届人不喜欢说“我”，总是说“我们”“我们的”，因为那个时代没有“我”只有“我们”。我们缺少个性崇尚集体精神。这种老三届人固有的群体意识，是长期高度集权国家遗留下来的文化心理。
既然是“我们”，那么我们的过失甚至罪孽，都让“我们”一起承担吧！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苦难，已被我们反复倾诉和宣泄；我们这一代人内心的伤痛和愤懑，已激起世人的广泛关注；我们这一代对于历史的质问，已一次次公之于众；然而，临近20世纪末，我们这一代人，是不是能够低头回首，审视我们的自身，也对我们自己说几句真话呢？
不要再用“知识青年”这样自欺欺人的词语了吧。能不能平心静气地抚心自问：我们这一代中的大多数人，可曾真正拥有过文化和知识？
如果我们敢于正视自己，我们应当承认，老三届这代人中高中生的比重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大都是初中文化程度，而文革前的初中教材，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灌输，在知识结构上具有极大有缺陷。我们知识沉淀最“厚”、烙印最深的那部分，并非人类优秀的经典文化，而是“阶级斗争”、“知识无用”、“革命的螺丝钉”等教条主义，是红宝书的语录，是样板戏的歌词，是大串联中抄写的大批文章。有人说这一代人是喝“狼奶”长大的，其实还应加上泡饭和咸菜——蛋白质含量太低。
我们的大部分知识，都是在“文革”结束后，依靠顽强的自学，支离破碎地拼凑起来的。所以也可以说，这是严重贫血的一代人。
不要再仅仅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文革”的牺牲品，是政治的殉葬物。不要忘记“文革”中抄家、破坏文物的红卫兵是这一代人；不要忘记“文革”中打死老师的革命小将是这一代人；不要忘记疯狂地鼓吹并推行血统论的也是这一代人。红卫兵的法西斯暴行和血淋淋的犯罪事实，已是昨天的噩梦，但有多少人真诚地忏悔过，用心灵去追问我们当年为什么受骗上当，为什么如此愚昧无知？
老三届是曾受极左意识形态毒害最深的一代，然而许多老三届人至今还不敢正视自己曾误入的歧途，而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社会，便轻易让自己解脱。就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有的人永远无法原谅自己，并用后半生的善行去赎罪和赔偿；但是有的人，只是怪罪于领袖的鼓噪使他们暂时失去了理性。
不要再仅仅说我们这一代人曾无私奉献、改天换地；不要再仅仅说我们那年代的人与人之间是多么真诚和纯洁。如果你真诚，你应该承认在那个年代里，我们老三届人中也有出卖和告密——为了入党、升学、招工、提干的极其有限的名额，为了渺茫的前途，我们被人伤害也伤害别人——那所谓的纯真掺杂了多少虚伪和丑陋。我们一腔热血战天斗地，为了那些美好而可笑的宏伟目标，大肆砍树烧荒打猎，那时候我们义无反顾地破坏着自然环境，却面不改色心不跳。还有多少在我们的严厉批斗和打击下丧生的“落后分子”和“地富反坏右”分子……
不要再仅仅说我们这一代人吃苦耐劳、克己奉公，是中国各个社会阶层中的支柱力量，是最“优秀的一代”了吧。尽管老三届中涌现出了许多人才，从车间主任到经理到学者到市长，各界都能幸会我们的同学和“战友”。但老三届中，从事高科技、高级经贸活动的人才和高级管理人员，比例极小。那是一个人才的断层，是老三届难以攀登的高峰。这一代人几乎都有未能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本人即是一例。大多数人只能从事普通的熟练劳动，成为这个社会金字塔的底座，如今已面临着下岗和退休。
由于共和国十七年教育和“文革”十年的经历局限，我们这一代人正在不知不觉地退出社会，离社会的主动脉越来越远。我们的知识结构和意识形态在本质上同市场经济难以相容；我们已经习惯了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适应了“大锅饭”的劳动报酬和生活方式，于是同今天的自由竞争原则产生了剧烈的抵触和冲突。我们已经或即将被有知识有文化的一代年轻人从头顶上无情地跨越，正在一天天陷入被淘汰的尴尬处境。我们是一只蚕蛹，被困于黑暗中，但我们已无力咬破茧子。我们失落，我们抱怨，而我们却无可奈何，因而我们的痛苦是双重的。
所以，不要再仅仅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最后的理想主义者”，我们已担负不起这样崇高而光荣的使命，况且那只是一顶虚妄的桂冠。我们曾经有过的革命理想，早就崩溃坍塌了，可惜那仅仅是出于对个人前途和命运的绝望，而不是出于对世界的整体认识。自从失去信仰，我们便从此变成了一个迫不得已的现实主义者。
事实上，我们这一代中的大多数人，在这颠沛流离、动荡不安的几十年间，当务之急是吃饭，是工作，是住房，是病痛，是养育子女，是侍奉父母——我们始终在为生存而拼搏，我们早已丧失了选择职业和爱好的自由、机会和能力。“理想”成为一种遥不可及的幻影，所谓的“精神”寄托，只能寄托于我们的子女……
说什么“青春无悔”——一个、一代人所牺牲和浪费的整整一生的时间和生命，竟然能用如此空洞而虚假的豪言壮语，强颜欢笑地一笔抹去的吗？
这才真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哀。
老三届人的老三届化，这一代人固执的“老三届情结”，是近年来深深困扰着我的一种忧虑。我写下这些也许触痛老三届人伤痕的文字，正是因为许多人尚在违心地用“无怨无悔”的结语，逃避对自身的清理和整合。我惟愿我们这一代人能走出老三届的阴影，在“五十而知天命”的人生中年，融入改革进步的大潮，从容地迈向二十一世纪。
我们还能为社会做些什么？我们怎样才能对得起剩下的岁月？
我们不再是“我们”，我们将是每一个独立的个体。
我将与老三届一生同行。
全国知青“胜利大逃亡”是从1978年云南知青开始的。1978年12月16日，请愿团从云南省景洪出发，次年2月27日到达北京。
云南省的知青，在全国占的比例不大，仅百分之一，但云南知青却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注目。1973年7月，中央关于惩治吊打知青和强奸女知青的文件都是针对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整个兵团，发生捆绑吊打知青1034起，受害知青达1894人，其中2人被打死；挑戏奸污女知青的干部有286人，受害女知青达430人。
七七年恢复高考，570万人参加高考，录取27万，录取率4.8%；七八级610万参考，录取40万，录取率7%。剩下的回城绝大多数当工人。仅有中小学的文化水平，没有专业技能，国企改革下岗的也基本上是这个群体。还有近百万留在当地，仅黑龙江佳木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所在地）就有2万，其中300人左右患有精神疾病。
中国的地理和险恶环境导致了中国的集体主义。苦难的生活导致了忠孝节义及其文化。几千年了。都不是那么容易说“我”的。等中国真正富强后，下一代会有更多的人说“我”。
好几年前看过一篇关于老三届上山下乡到陕北，然后就留在那里没回城的一批人。这些人都经历了最贫苦的生活。有一个人说的话，我一看就流眼泪了，大意是：就是这样过来的，下面也就这样过下去，反正一辈子很短，很快就过完了。这些人几乎没有机会发声，没有人知道他们生活里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去考虑“我们”还是“我”这样的问题。
说得好！其实又何止老三届。几千年里直到今天，一直是这样。开口就是国家民族集体，闭口是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个个都是好鹦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