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实的心声
我多么期望有一天，我们的民族能够把自由、民主和人权大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从而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大约40年前，我在中国大陆认识一些中共党校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教师。那时候党校经常举办干部培训班，每期或四、五天，或七、八天。这些党校教师们轮番上台，结合当时的形势，做辅导报告。
与他们相处的时间长了，我对其中一位教师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们这些马列主义教师，说话还有个准头吗？林彪当副主席时，你们在台上慷慨激昂地歌颂他。林彪折戟沉沙了，你们又在台上批林批孔。四人帮得势时，你们在台上批邓小平、大讲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四人帮倒台了，你们又在台上批王张江姚篡党夺权。华主席上台，你们在台上歌颂英明领袖抓纲治国。华主席下台了，你们又在台上批他搞两个凡是。这个讲台要是有记忆力，听到你们这样颠来倒去，恐怕连讲台都要脸红的。你讲了这么多年的党课，到底有没有讲过自己的心里话？”
这位马列主义教师是我的同龄人，听了我这些话，非但没生气，还对我说了许多心里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0年过去，他早已退休。今天把他的意思复述出来，我想应该不会给他带来什么麻烦了。下面就是他的话，用第一人称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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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搞自然科学的，比起我们要幸运得多。虽然你们经历过米丘林学派与摩尔根学派之争，但总还是可以争辩的。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一加一总是等于二。我们这些人行吗？我们不能有自己的思想，有了也不能表达出来。上头的思想就是我们的思想，《人民日报》的话就是我们的话。其实我们也受过高等教育，会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我从历史和现实的对比中，从中国和外国的对比中，产生了许多疑问。但是我根本就不能去探讨，更不能质疑和挑战。
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往那几个马列主义伟人身上扯，都要在他们的著作里找到所谓根据，有时简直到了可笑的地步。比如前些时候，广播和电视里开始播出商业广告，这在现代社会极为平常。可是却偏偏要在《列宁全集》的某个角落里，找出一条列宁称赞广告如何如何好的话，来作为依据。后来开放股票市场，就又找出当年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马克思对恩格斯说，自己买了些股票，小赢了若干英镑云云。言下之意，革命导师都玩过股票，因此我们今天也能玩。我想，假如没有这封信，是不是股票市场就不许办了呢？
你是搞自然科学研究的，少不了要学习马列主义对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其实恩格斯讲述量变质变定律，不过是举了几个最浅显的例子。比如随着温度上升，固态的冰变成液态的水，再变成气态的蒸汽。我在讲马列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时，总是把这作为依据。但问题是，迄今为止在自然科学上，有哪一项重大的发现和发明，是科学家自觉运用自然辩证法而成就的？人们最多不过是在事后，用贴标签的方法，硬说是在马列思想的指导下产生的。
我看过一些资料，知道这几位革命导师，他们的私生活其实不是那么检点的。马克思与家里的女傭私通；恩格斯长期与女性未婚同居，还帮马克思隐瞒私生子。列宁更是患了梅毒，并因此而死。毛泽东也是女友成群。我看有朝一日，那些包二奶养情妇的达官贵人，说不定会把这些导师们抬出来作挡箭牌，说是向革命导师们学习才玩女人的。
我经常在夜半三更时醒来，想得很多很多。我这样成天站在讲台上，今天批判自己昨天讲的话，明天说不定又要批判自己今天讲的话。这不是自打嘴巴吗？我这样算是什么呢？后来我想通了，我就是一个传声筒，上面要我怎么讲我就这么讲。有时明明知道上面在骗人，我还要装作一本正经地骗下面的学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