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实的心声
我多么期望有一天，我们的民族能够把自由、民主和人权大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从而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十分认同作家柳青的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回顾我的人生轨迹，1978年考取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无疑是一个紧要之处。如果没有考研，我便不可能从事钟爱的科学研究，从而为科学殿堂添上一两块砖瓦；我和家人便不可能走出穷乡僻壤，更不可能来到美国。正因为考研在我人生道路上如此重要，使得年过七旬的我，仍然记得近四十年前人生转捩点的难忘往事。
1977年我在江苏滨海县一个只有四、五十人的小化工厂任技术员。10月17日，厂里派我到南京办事。那些年我经常出差，住过不同旅社。然而这一次，我却说不上为什么，鬼使神差般来到母校南京大学的招待所求宿。那几天，我寻访校园里留下过我足迹之处，听着南园响起熟悉的乐曲，看着学生们跑步做操，目送他们背着书包到北园上课。在这样的氛围中，我不禁想起就在不太远的10年前，自己也曾是其中一员，那是多么朝气蓬勃、令人回味的生活！
多年后我明白了，我之所以投宿母校，潜意识里是由于回忆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大学生活是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我的大学生活是在南大度过的（1963 - 1968）。虽然五年中有整整两年被文革空耗，但是比起1977年时的现实还是美好许多。我在1977年的处境用两个字便可概括：无望。首先是事业无望：守着个1930年代落后的苏联化工产品，生产过程易燃易爆易中毒，身为技术员却所用非所学的我终日担惊受怕。再者是前途无望：生活在有江苏西伯利亚之称的滨海，条件之差自不待言。如果说自己这辈子注定要耗在那里，只能认命；难道孩子们也不得不在这穷乡僻壤度过一生？再次身处母校，不由得泛起对往昔岁月的怀念；对照无望的现状，失落感无以复加。
1977年10月22日是我的命运开始改变的第一天。我途经《新华日报》社，习惯性地停下来读报。那时报纸只有四个版面，我却足足看了一个小时。因为头版的一则消息，让我眼睛一亮，牢牢吸引了我。这条消息开宗明义指出，被文革中断了整整12年的研究生招生，将于1978年恢复；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单位推荐、文化考试、择优录取”。报社的阅报栏，相同的报纸贴了七、八份，沿着围墙一字儿排开。我看完第一份，接着看第二份、第三份，读的都是这篇文章，等读完最后一份，我差不多能把全文背出来了。这条消息只有二、三百字，却让我振奋不已：改变无望现状的机会终于来了！自己朝思暮想盼望的，不正是这一天吗？对于我这样既无后台、又无门路的寒门知识分子来说，这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次不搏，更待何时？
我决心考研是为了改变无望的现状；而妻子顾虑的，却是改变现状带来的困难。那时我们刚结束两年的县内两地分居，如果考取研究生，势必再次分居，而且距离更远、时间更长。所幸妻子终于理解了我，她说：“如果不让你考，你会后悔一辈子的，你就去考吧！”我考取研究生后，妻子的担忧竟不幸而言中：我们一家分居三地达七年之久，遭遇了许许多多困难。那个年代很多研究生为了实现人生追求，付出了种种代价，两地分居就是其中之一。直到1985年，胡耀邦总书记指示解决中级知识分子的两地分居问题，我们一家才得以在上海团聚；我们因此一直感谢这位人性化的领导人。
我把报考的想法告诉厂长，他的第一反应是惊讶：“书读到大学不就到顶了吗？怎么又冒出个研究生要读？”等他明白过来，第二个反应就是不同意，理由是“工作需要”。好在报纸上讲“各单位要从国家需要的全局出发，主动推荐和积极支持选拔工作”，厂长只得同意我报考。我考取研究生后两年，工厂倒闭了，厂长郁闷去世。我知道他不情愿放我，可又不忍心耽误年轻人的前途，因而作出了违心的决定。我因此一直念着他的好，愿他在天堂不郁闷，天堂里的工厂是不会倒闭的。
经过仔细斟酌，我决定报考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工厂没给复习假期，我必须照常上班，而且是非常疲劳的三班倒，下了班还要开会与政治学习。我每天用于复习的整段时间只有2小时，离初试6个月，满打满算360小时。考试科目5门，平均每门只摊到70小时，仅仅靠70个小时要考得出类拔萃几乎不可能。于是我摸索出行之有效的复习方法，即“通读 - 理解 - 提炼 - 记忆”，关键是制作了一千多张卡片。这样我就能充分利用零星时间，无论会前、走路，还是排队、如厕，都掏出卡片复习。哪怕只有5分钟，也能复习2张卡片。我把每张卡片复习了2遍，重要的更复习了5遍，从而对几门课程了然于心。
1978年5月5日早晨，妻子送我参加初试。全县近30人报考，都是三十岁出头的老大学生。上午和下午各考一门，共两天半。成语说“胸有成竹”，我的胸中有一千多张卡片支撑，所以并不感到多难。6月底我接到生理所的复试通知，半年的努力终于没白费！不过我只高兴了半天；因为行百里者半九十，复试通不过还是等于零。7月15日，我来到心目中的科学圣地上海生理所。参加复试有近50人，不但来自天南地北，而且来自各行各业，居然还有京剧团的，这是那时考研的独特风景线。我原以为报考的专业是冷门，没想到非但不冷，而且大热：招收1人竟有32人报考。我不禁倒吸一口冷气：这录取率未免太低了！幸亏我已拼进复试，只需同另外两位再作竞争。复试除了笔试，还增加了口试。有一千多张卡片作后盾，我感觉考得不错。复试结束，生理所要我们回去，也不说何时发榜。我就这样忐忑不安地离开，竟没有出于礼貌向报考的导师道别。其实我并非没想到，而是生怕弄巧成拙。那个年代的师生关系真是简单，没有请托、没有关说、更没有送礼，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我的报考，厂里从上到下都认为是不自量力。他们觉得我离开学校10年，功课忘得差不多了，要在半年里补起来，如同天方夜谭。他们的态度是“让他去考，考砸了就死心塌地了”。朋友们则替我捏了把汗，劝我退考，说考不上白白丢了脸面。然而从领导到工人都没有想到，我不但破釜沉舟铁了心报考，居然还拼进复试，离录取只一步之遥。于是极个别因羡慕嫉妒而生恨意的人，在关键时刻搞起了小动作。
8月下旬，生理所接到一封滨海来信，反映我的家庭出身问题。这要从我父亲说起，他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先后在大连医学院和辽宁中医学院任教。文革中父亲被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被批斗、坐“喷气式”，受尽折磨。1978年时文革虽已结束，社会上仍弥漫着宁“左”勿右思潮。家庭出身问题的杀伤力不亚于炸弹，单凭这一封信，我的考研梦就可能破灭。
然而写信者没想到，一封公函紧接着也寄到生理所，这与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有关。8月底，辽宁中医学院给父亲平反，他的本人成分定为革命干部，我的家庭出身随之由“黑五类”变为“红五类”，而且是“响当当”的革命干部。这实在令我啼笑皆非：同一个我，昨天是麻雀，今天竟然成了凤凰。领导问我父亲，此事要告知哪些单位？父亲说要告知滨海某厂，不过他多了个心眼，还要求告知生理所。领导不解：“你儿子又不在那里工作，为什么要发函？”父亲说：“他正处在考研关键时刻，可能会有帮助。”领导答应了，第二天就把公函发出。
我的成绩不错，导师也倾向录取我，然而那封负面信件毕竟足以一票否决。就在这关键时刻，辽宁中医学院的公函寄到，明确指出我的“家庭出身应为革命干部”。公函与信件大PK，胜负立判：公函是平反冤假错案的最新结论，而负面信件则是陈谷子烂芝麻的旧账。不过现在想想，我还是后怕：如果让负面信件抢先发威，录取名单很可能没有我，到那时辽宁中医学院的公函寄到也无济于事了。上演这么一幕，恐怕也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
这暗中发生的一切，我是后来才晓得的，当时是懵懂不知。在等待发榜的那些天里，我度日如年，这滋味与被告等待宣判差不多。直到9月中旬，我终于等到盖着中国科学院鲜红大印的录取通知，激动得如同迷途的小孩终于回到妈妈怀抱。1978年全国共有63500名考生参加初试，四个月后尘埃落定，10708人考取第一届研究生，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时至今日，考研已算不得稀罕事；2012年招收研究生52万人，是1978年的50倍。不过由于过度扩招，研究生的水平普遍下降，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也大幅贬值。
我能考取研究生，是与国家形势分不开的。如果不是毛泽东死后文革结束，招收研究生就无从谈起。如果不是废除了极“左”招生办法，我也不可能考取。在1978年这个人生紧要处，我得到家人的全力支持，还得到许多好心人的帮助。无论他们的帮助是大还是小、是直接还是间接、是有形还是无形、是有意而为还是无意为之，我都永远在心底感激他们。
1978年10月5日清晨，我离开滨海去上海生理所报到。当太阳跃上地平线、洒下第一抹曙光之际，我再次凝神注视这片为之挥洒了10年青春岁月的土地。就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生命中长长的无望的一页翻过去了，崭新的充满希望的一页正在展开。我终于在人生道路上实现了一次重要的向上转折，能够一圆自己的科学研究之梦了。不过在那一刻，我并不知道，人生中另一次重要的向上转折正在远处召唤：1990年9月15日，我将远赴哥伦比亚大学，一圆自己的美国之梦。
滨海离我老家不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