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实的心声
我多么期望有一天，我们的民族能够把自由、民主和人权大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从而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位于上海岳阳路320号）
1978年10月，包括我在内的15名学子，有幸考进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成为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进所时我师从沈锷先生与张瑾老师；之后由于研究室组调整，改为师从冯德培先生与张瑾老师。
招收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当时对于生理所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文革浩劫，生理所己有十多年没有新进研究人员，人才青黄不接。这次招收的15名研究生，是从超过300名考生里拔尖出来的。以我就读的神经化学专业为例，招收一人，竟有32人报考。因此，冯德培所长等老一辈科学家们对我们寄托了极大的希望，每位导师招收的研究生很少，多数是一对一的言传身教。
考入生理所，对于我们这批研究生而言，更是从此改变了人生方向。我们中许多人是文革初期的大学毕业生，不得不去农村劳动锻炼，从事与专业不符的工作，蹉跎了宝贵青春年华。文革浩劫结束后，我在报纸上看到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消息，顿时感到心跳加速：从事科学研究，这不是自己的夙愿吗？现在终于有可能实现了！经过近一年的努力，通过初试和复试的严格筛选，我考进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可以迈进岳阳路320号大楼这个向往的科学圣地了。因此，当我接到盖有中国科学院鲜红大印的录取通知书，内心激动得如同迷途的小孩终于回到妈妈的怀抱。
正因为被文革耽误了12年，我们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每个同学都加倍努力，要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在我的日历上没有星期日，只有星期七。在导师指导下，我在研究生期间，就在《生理学报》和《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发表了论文，标志着自己成为科研队伍中的一员。
我们15名同学，除一人中途退学，14人于1981年通过答辩，成为文革后第一批理学硕士。其中3位同学随二室分出，成为脑所研究生，然而大家在情感上还是生理所的同窗。毕业之后，有的留所，有的回原单位，有的另谋工作；大家就此别过，各奔东西南北。
毋庸讳言，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存在着局限性，后来因种种原因都离开了，并未在生理所历史上留下浓重痕迹。我们被文革糟蹋了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研究生毕业时已经35岁甚至近40岁，起步太晚，错过了创造性研究的黄金年龄段。我们中的多数人成家有了子女；有的存在两地分居与住房困难，在当时的情况下极难解决。凡此种种，都不利于聚精会神投入科学研究。于是，当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考进生理所后，比他们年长十几岁的我们，就难以避免地被边缘化，先后离开了生理所。
然而正如古谚所云，当一扇门关闭时，必有一扇窗为之打开。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们中的多数同学不约而同，先后来到美国深造，各自开辟事业的第二春，并定居在美国。如今我们中的多数人已经退休，与1979级的研究生一起组织了微信群，起名为“生理所老研究生群”。大家在微信里交流，回忆在生理所的难忘岁月，共叙当年的同窗之谊。
如今，当我知道老同事们纪念冯德培先生诞辰110周年，再次激起自己对冯先生和生理所的感激怀念之情，在此写下对这段难忘岁月的片断回忆。
冯先生的文献卡片
冯德培先生
来生理所之初，冯德培等老科学家就谆谆教导我们，要做到两个“勤泡”：勤泡图书馆与勤泡实验室。后一个勤泡不难理解，可为什么要勤泡图书馆，开始时我确实体会不深。
不久张瑾老师指定我研究一个小课题，要我写开题报告，内容包括：为什么做此课题？前人已做了哪些研究？还有哪些未解决的问题？准备如何解决？她对我说，第一步要查前人的工作。来到图书馆，面对满坑满谷的书籍与杂志，我不禁傻了眼。需要的文献在哪里？怎样把它们找出来？
张瑾老师见我不知从哪里入手，就从她的文献卡片盒里找出几张给我。卡片是用硬纸做的，约手掌般大，正反两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每张卡片代表一篇论文，写着论文题目、作者姓名与单位、发表杂志的年份卷数与页码。最重要的是卡片记着论文的摘要、方法与结果。依靠这几张卡片，我在图书馆查到原文；再依据原文所列的参考文献，我顺藤摸瓜查到了更多前人的论文。
至此我才理解，为什么老一辈科学家要求我们把查找文献与制作卡片作为基本功。要掌握课题的最新进展和过往研究，都必须勤泡图书馆。那时复印机很罕见，找到了文献也难以复制；唯一办法就是制作文献卡片，以备随时查看。
科学家们都有文献卡片盒，这仿佛是他们的万宝全书。我去请教问题，他们总能从卡片盒里拿出几张相关的卡片。我发现科学家拥有文献卡片的数量与其资历大致相当。像我们这批菜鸟研究生，毕业时不过积累了百余张文献卡片，连一个卡片盒都放不满。有了几年资历的助理研究员，办公桌上多半放着两三个卡片盒。有二十多年资历的副研究员，大约有十来个卡片盒，办公桌放不下，得另放一张桌子。有三、四十年资历的研究员，则有专门放文献卡片盒的架子。我印象最深的是冯德培先生的文献卡片。冯先生自1930年代起就从事科学研究，在他的办公室里，五、六个架子沿墙一字儿排开，每个架子有不下三十个卡片盒。我不禁想，他老先生总共做过多少文献卡片？没有一万也有八千吧？这就是知识的积累、这就是研究的资历、这就是做学问的本钱。制作这么多文献卡片，冯先生几十年来在图书馆里泡了多少时间？看到这些文献架，我发自内心地对老一辈科学家肃然起敬。
进入21世纪，文献检索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如今要查找某个课题的文献，只需用电脑在学术网站输入此课题的关键词，不消十秒钟，成百上千篇文献便一网打尽。再花点时间筛选，感兴趣的文献便一览无遗。想看摘要或全文悉听尊便；想看纸质版论文，可以打印出来；想要留存，则可储于电脑，再不必费时费力制作文献卡片了。现如今科学家不但可以在办公室、而且可以在家里查阅文献，不必三天两头往图书馆跑了，省下时间就可以勤泡实验室了。
由此我想到，随着冯德培等老一辈科学家退出科研舞台，他们一生积累的文献卡片如今安在哉？陪伴他们几十年的文献卡片还会被后辈珍惜吗？说不定已经被当做无用杂物处理掉了也未可知。想到这里，我不禁有些伤感。文献卡片连同盛载它们的卡片盒虽已过时，毕竟是科研史上的标志性物件。我想，如果有朝一日开设科学研究发展史博物馆，这文献卡片与卡片盒，是应该陈列其中的。
冯先生传授的科研之道
1979年生理所要晋升一批高级职称，粥少僧多，竞争相当激烈。所里决定举行科研成果报告会，让申请者登台亮相，时间限定每人20分钟。此举在当时颇有石破天惊的意味，吸引了全所科研人员和我们研究生来旁听。报告会在三楼会议室举行，原定半天，但是一个小时后就被冯德培先生宣布暂停。上台的三位申请者无一例外，先是报告自己共发表了多少篇论文，然后就逐一简述每篇论文的研究背景、目的和结果。讲述未完时间已到，就被请下了台。他们抱怨道：20分钟要讲十多篇论文，无论如何也来不及的呀！
冯德培先生站起来说：“报告研究成果不等于报流水帐，不能仅仅罗列已发表的论文，而是要把这些论文捏合起来，从中提炼出精华，即自己对本门学科做出的独创贡献。”当年的申请者们，虽然也有20年左右的科研经历，但那时强调科研为政治服务，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且方向多变，研究只得跟着变。发表的十多篇论文犹如一盘散砂，支离破碎，哪里捏合得起来，如何提炼得出精华来？
冯先生的教导让我认识到，每位科学家都希望在科学上多做贡献，然而这不能仅以论文数量来衡量。只有从自己的论文中提炼出能被后人长久记住的东西，才算得上真正的贡献。由此看来，报告成果其实用不了20分钟。越是杰出的科学家，报告成果就越简短精炼，因为他们的成果早已为世人公认。假设让爱因斯坦来陈述研究成果，他只消说：“我建立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提出了光的量子概念，发展了量子统计学。”这就足够了，哪里用得着长篇大论？
后来我又听过另一位老科学家徐科先生的一番话。他说：科学研究与下围棋有共通之处，每做一项研究、每发表一篇论文好比是下一颗棋子。单就一颗棋子而言，往往很难讲有多么重要。但是整盘围棋下得好不好，就要看这一步步棋，到最后能不能构成一个好局面。
冯先生与徐先生的讲的道理，启示我要重视科研的战略。要使自己的研究构成一个好局面，各个单项研究之间必须具备有机联系。东敲一榔头、西打一棒子的研究，看似忙忙碌碌，论文也发表了不少，却难以提炼出有价值的、能为后人长久记住的东西。冯先生与徐先生的教导让我受用终身。
感恩生理所保护年轻学子
江连海同学是生理所在文革后第三届研究生，只招了他一人，师从沈锷先生。江连海来自皖南山区，个子不高，脸庞透着淳朴。他不但学习努力，还关心国事，且大胆敢言。1983年时，沈锷先生派他到北京学习一项技术。当时的最高掌权者，提出领导干部不搞职务终身制；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随即表示支持他退休。其实最高掌权者并不想退，而是要那些与他意见相左的元老交出权力。胡耀邦会错了意，由此埋下日后被废黜的祸根。江连海乃毛头小子一个，哪里知道高层内幕，却快人快语地在北京公开场合说，“要这个退要那个退，其实最应该退下来的就是他自己。”当时极左派正掀起“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江连海此言引起有关方面注意，让生理所派人将他领回。
如何处置江连海，颇让所领导与导师费心。如果往大里整，处分甚至开除都是可能的；但这显然不得人心。反之如果不加处理，也不好向上交代。斟酌的结果是：认定江连海精神轻微不正常，休学一年回家养病。其实江连海何错之有？领导也是心知肚明，出于对江君的保护，把可大可小之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年后江连海复学，直至顺利毕业。
后来江连海留学美国，并在美国工作与定居。可惜的是，他因罹患肺癌于2005年去世，年仅五十岁出头。江连海生前曾对我讲述这段经历，表达对生理所的感激之情。我在这里提及此事，也是替江连海还了他的心愿。
以冯先生为榜样，做正直的科学家
1980年代，中国大陆掀起了“特异功能”的浪潮，“耳朵认字”、“腋窝认字”乃至“屁股认字”等货色泛滥，科学界竟有些头面人物为之摇旗呐喊。以冯德培先生为代表的生理所科学家，对这些骗人把戏嗤之以鼻。有些人想带“特异功能者”到生理所来表演“耳朵认字”，因为他们知道生理所在中国生理学界的权威地位，只要他们的把戏在生理所未被戳穿，那就是他们吹牛的最大本钱。当时我亲耳听到冯先生高声地说：“好啊，让他们来啊，我等着他们！”为此，有的实验室（我记得是周长福实验室）特地准备了不易被偷拆偷看的密封字条，就等着这些人来现丑。可能是知道我们已有所准备，这些人一直没敢到生理所来。
后来，这股特异功能歪风越刮越盛，竟发展到专业人士鼓吹“超距离外气功”，说在广州发出气功外气，可以改变2000公里外北京清华大学里某支试管内物质的分子结构，而与此试管相隔100米的另一支试管内的物质，则完全没有改变。他们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代表人物是清华大学教授陆祖荫与大名鼎鼎的“气功大师”严新。作为生理所文革后的第一批硕士，我基于科学良知，感到不能对这股伪科学逆流熟视无睹。我写了一篇批驳文章，题为《“超距气功”当真是物质性的吗？》，投寄给连篇累牍发表“超距气功”论文的上海《自然杂志》，希望引起严肃的科学讨论。不料该刊既不刊登我的文章，也不告知不刊登，更不告知不刊登的理由。后来我忙于联系留学，这篇文章就无疾而终。
1995年时，已在美国的我接到生理所于宗翰先生的来信，告知有本名为《神功内幕》的书，里面有一章专门介绍我对“超距气功”的批判。看了复印件，我才明白原来就是依据那篇被上海《自然杂志》枪毙的文章改写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明白了1980年代这股伪科学逆流的内幕。某些科学界大佬迎合一些老革命家想通过气功延年益寿的愿望，为其推波助澜，起了很不好的作用。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的钱学森先生，看了陆祖荫“超距气功”论文，既不组织客观公正的鉴定，也不征求生理学家的意见，就表态支持。他在对陆祖荫与严新论文的审稿意见中写道：“此稿内容为世界首创，确实无可辨驳地证明了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其分子性状。这是前所未有的工作。所以应立即发表，及时向世界宣告中国人的成就”。我当时以为陆祖荫等人鼓吹“超距气功”，只是他们的个人行为，根本不知道他们有钱学森撑腰。就《自然杂志》而言，既然钱学森定调“超距气功”是“世界首创”、“前所未有“、“无可辨驳”，恐怕再借几个胆给该刊，也不敢就“超距气功”的真伪开展严肃的科学讨论。好在如今“超距气功”的真相应该已经大白。
我之所以提及此事，是因为在生理所期间，我耳闻目睹了冯德培先生是如何坚持真理的。他的一句“好啊，让他们来啊，我等着他们”，说得正气凛然，让我立志做一个正直的科学家，自己绝不造假，也不容他人造假。
惋惜生理所的消失
2000年时，我们这些离所已久的老研究生，在美国听到了生理所被撤销的消息。身处海外的我们，对此事的内情不得而知，对中科院高层的这一决定无缘置喙。但是我想指出，撤销生理所对中国科学院的发展，是个不智之举。自然科学包含了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等一级学科。每门一级学科包含了若干二级学科，例如生物学就包含了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微生物学、神经生物学、遗传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等。在中国科学院的编制中，每门二级学科都设置有相应的研究所，这是合理的安排。现在生理研究所被撤销，使得生理学这门重要的二级学科在中科院编制中缺失。同时，生理学作为二级学科，包括了20个三级学科，如心血管生理学、呼吸生理学、消化生理学、泌尿生理学、内分泌生理学等。生理所被撤销，使得中科院对这些三级学科的研究一并缺失。因此生理所的被撤销，不能不说是中国科学的重大损失。
如今，每当我回到中国大陆作学术演讲或探亲访友，我必定重访岳阳路320号大院这个年轻时的科学圣地。生理所大楼依旧耸立，然而却人去楼空、物是人非。生理所不复存在，当年熟悉的前辈与同学早已星散。此情此景，使我心底不由得泛起悲凉之情。我只能绕着生理所大楼默默地转几圈，然后在冯德培先生的铜像前，深深地鞠上一躬。
我十分认同作家柳青的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1978年考取生理所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无疑是我人生道路的一个紧要之处。这是因为考取研究生，我才能够从事自己钟爱的科学研究，从而在后来为科学殿堂添上一两块砖瓦。这是因为考进生理所，我才有机会学习如何从事科学研究、如何做正直的科学工作者。正因为在生理所的这段经历在我人生道路上如此重要，当年许多场景依然历历在目；使得年逾古稀的我，得以在冯德培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写下这篇回忆文字，表达对冯先生和生理所深切的感恩与怀念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