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实的心声
我多么期望有一天，我们的民族能够把自由、民主和人权大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从而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都说中国人素质差。其中坏老人出奇地多：自己摔倒了，谁扶就讹谁；跳广场舞扰民，对抗议声不理不睬；上车逼人让座，不让就骂还敢动手。如今凶悍的老人真不少，一反老爷爷老奶奶的慈祥形象。
有人问：老人怎么变坏了？有人答：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坏人变老了”是在说整整一代人。早就有人这么说过：“喝狼奶长大的”“红卫兵一代”。
笔者就属于这代人。此处不打算使劲辩白“我们没那么坏”。不管用，每个人都会从身边的事实得出自己的结论。这里只想说说我们这代人的一些共同经历。光说坏，也不能“只知其然，不知所以然”吧？
人分成“代”，是依据与年龄相关连的经历。有些经历，时过境迁一去不返，后人再也得不到，这才让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特点。
如今，“坏人老了”的一代年纪高不过70余（出生于解放前夕），低也要50大几（出生不晚于1960年代）。再老的人属于上一代，他们的记忆中还有“解放前”，而我们这代人却“长在红旗下”，从小“受党的教育”。再年轻的呢，没有文革的记忆。文革不光“触及灵魂”，也塑造灵魂。没有文革经历，我们这代人不会是现在这样子。
与其他人相比，我们的生活经历“相似度”很高。比如，今日的中国孩子有吃不饱肚子的，但绝大部分足吃足喝，还有许多小胖子，真正的胖子，营养过剩造成的。可我们童年时，除了内分泌失调的“病态胖子”，真胖子极少，因为极少有营养过剩的，连足吃足喝的人家都不多。“三年大饥荒”许多人饿死了，活着的也都饥肠辘辘，包括“皇帝脚下”的北京人，包括绝大部分干部家庭。用王朔的话说：“都是苦孩子出身”。当年我们男孩几乎个个都能“数排骨”，就是一条条肋骨清清楚楚。估计女孩也一样，只不过她们不光膀子，看不见而已。当年我们盼春节可比现在的孩子要强烈一百倍，而最大盼头就是有好吃的。
尽管如此，我们当年毫无“吃苦倒霉”的感觉。如果周围的人日子都过得差不多，你就感觉挺正常。虽然那时比现在穷多了，但是相当“平均”。更何况，我们还被告知是“长在蜜罐里”了，解放前才是苦日子。而且“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也曾经相信了。大人的话能不信么，我们那时还是孩子。
我们这一代受的启蒙教育很一致。“一致”可不是说教学质量，论质量，城里的学校和农村的学校能相差十万八千里。这个一致是指课堂上教给我们的政治观念。其实，课堂内外，书籍报刊，电影广播，所有我们听到的都是“一种故事”。从小听着这种故事长大，我们对社会的理解很简单：以1949年的“解放”为界，中国历史划分为旧社会和新社会。旧社会里坏蛋掌权，欺压剥削穷人，而新社会天翻地覆，共产党领导好人打倒了坏蛋，最大的好人是大救星毛主席。文革之前，我们的政治观念就这么简单，又非常一致。就连许多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孩子也一样，他们怨恨自己的家庭出身，真的愿意“划清界限”。
应该说，这种新旧社会的观念并非100%的欺骗，尤其在“新社会”的初期。比如老舍就曾衷心地讴歌新政府如何清理老北京的垃圾，改造龙须沟，肃清娼妓等等社会新气象。那些都是真事。而我们的父辈也大多认为解放前国民党实在太贪污腐败了（今日台湾的国民党已经浴火重生，大不一样了）。本来么，完全与身边事实相违的谎言是难以骗人的。
随着一个又一个的运动：反右、社会主义改造、公社化、大跃进、阶级斗争教育、四清，社教，我们的思想越来越“革命化”。接着，文革开始了。那是出人意料的大震撼：我们天天准备着革命，时时警惕着阶级敌人，但做梦也没想到，革命的对象、最大的敌人竟然在共产党内！居然是二号领袖刘少奇！那时刘主席和毛主席两张画像都并排贴了，有人喊完毛主席万岁顺口都喊刘主席万岁了。多么出人意料！但震撼之后是极度的兴奋：太有意思了！居然比小说电影都离奇。
文革初期，整个社会秩序大崩溃，造反了！谁能想到在“好人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也能造反？太好了！不用再听老师校长的话，不再上课，不再担心考试、升学。可以在学校干革命，也可以不去学校在家玩，随便。全中国的中小学整整停课一年多，空前绝后。那时的北京（估计全国的城市都差不多），大街小巷，大院小院，每天从早到晚到处是闲逛和玩耍的孩子群。
笔者记得有一天，一个老头大声训斥我们几个闲得无聊的孩子：你们呀！宝贵时光啊！就这么浪费呀！当时觉得老头神经病，现在却感到老头的话痛彻心腑。我们确实浪费了太多的时光（应该说“被浪费”吧？）。
我们中的69届和70届初中毕业生（那两届根本没有高中）接受的文化教育比小学生高不了多少，因为从1968年进了中学就没上几节文化课。“天天读雷打不动”，每天第一节课学毛著，然后还有政治课。动不动就上街游行：庆祝毛的最新指示发表，党的某届会议召开，抗议美帝支援越南，抗议苏修，夹道欢迎外宾。每年三夏下乡支农收麦子，一干十天半月，备战挖防空洞，五一、十一庆祝活动，提前小一个月就开始操练。真没多少时间上课。而老三届的呢（66、67、68届初中高中生），更是自打1966年停课闹革命就再没有上一天文化课，到1968年底就全体毕业上山下乡了。
上面是抱怨：我们也是文革的受害者。但是，我们更有不容回避的另一面：许多人也是文革的加害者。我们中的许多曾是红卫兵，曾经批斗打骂老师校长，还曾“杀向社会”：破四旧又烧又砸，毁坏不少文物财产，还抄家暴打“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牛鬼蛇神，资本家等等）。我们曾真以为他们是死有余辜的坏蛋，毫无怜悯地痛打。光是在北京，1966年的“红八月”就有数千个黑五类被活活打死。看到本应天真善良的十几岁孩子竟然如此凶狠疯狂，那些仍然头脑正常的善良人该是多么恐惧又绝望。不少人就被这绝望逼上了死路。直接逼死老舍的就是一群十几岁的红卫兵。
红卫兵为什么那样残忍？他们放纵自己的人性恶罪责难逃。但十几岁的孩子怎么能犯下如此重罪？少不了教唆犯吧？至少也要挖一挖“思想根源”吧？当年写检查可都这么干。
那时红卫兵抄家有不少街道积极分子（后来的“小脚侦缉队”）甚至派出所警察引路指门。因为当时上面有指示，要他们协助和保护红卫兵小将横扫牛鬼蛇神和旧社会的残渣余孽。
而红卫兵的凶残也不光来源于先天的人性恶，更有后天的教育：残忍教育。我们当年从小学就开始常听“忆苦报告”、“革命故事”、“阶级教育”，其中一部分内容就是坏蛋如何对好人施以酷刑，什么老虎凳、钉竹签子、关水牢、“披麻戴孝”、“点天灯”，多了。听得我们这些孩子毛骨悚然。记得当年北京民族宫有个关于西藏的展览，其中有用农奴的头盖骨做的碗，用人皮做的灯罩，笔者看完不止一次做恶梦。也许这些并非都是编造，但如此残忍的内容是不是也该考虑“少儿不宜”？特别是：我们的头脑中已经被灌满“阶级社会”“阶级斗争”，再加上这种残忍教育还能是什么结果？我们在惊吓之后就有了一种潜意识：向所有“坏蛋”报复，并且同样残忍。
当然，说到红卫兵作恶，也决不该笼统地用“我们”。因为我们这一代中有许多人根本没有参加过红卫兵，当年红八月里打人的也只是全体红卫兵里的一小部分，主要是最早由干部子弟成立的“老红卫兵”。而且，老红卫兵里也有一些没打人、反对打人的。打了人的老红卫兵还会说，红八月之后的那些“造反派红卫兵”搞武斗打死的人更多。
确实，红卫兵根本就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全中国随便哪个学校随便几个人就能成立一个红卫兵。成千上万互不隶属的红卫兵组织千差万别：激进的，保守的，暴力的，温和的，造反的，保皇的。可现在，红卫兵却有了“固定形象”：黄军装，红袖章，大皮带，街头破四旧又砸又烧，炒家暴打黑五类，天安门跳着脚喊“毛主席万岁”如傻如醉。把这样一个“标签”贴到所有红卫兵身上是个极大错误。比如说1969年之后，北京各中学的红卫兵曾一度成了共青团的“准替代组织”，受学校老师领导了，都是些听话守纪律根本不造反的好学生才能加入。把我们这代人都说成红卫兵是更大的错误，我们之中不仅有许多从没参加过红卫兵的，还有许多甚至是红卫兵的加害对象，比如出身不好的，当年被称作“狗崽子”。
当然，我们毕竟有共同之处。我们都经历了那段“无法无天”的日子，并深受影响。文革中，什么遵纪守法、公共秩序，都被一扫而光。那时，“彻底砸烂公检法”，连杀人（打死黑五类）、抢夺毁坏财物（破四旧抄家）都可以光明正大地干，还有什么法律法规可言？尽管后来又努力恢复法律法规，但也很难再得到我们真正的尊重。
我们许多人留下了无视法纪的后遗症。在日常生活中对于哪些规矩要遵守，主要的判断是“有人管吗？”。凡有人管，你一干就会受到“提醒”、喝斥、甚至惩罚的事就不能干，或小心地干，别让人看见。至于这事是合法还是非法却很少考虑。在法规沦为废纸的文革中这么做简直是当然的。但我们许多人把这习惯延续下来了。当有权力管的人（比如警察、穿某种制服的、戴红箍的）不在场，自然就会钻个空子，把个人利益扩展到最大范围。比如，在贴着“禁止吸烟”的场所，如果吸烟并无人管，那就随便吸。
文革中，“有便宜不占王八蛋”成了许多人的生活习惯，包括我们中的佼佼者。看看《七十年代》那本书中北岛的文章，他们一伙人当年曾长期使用自己画的月票，还从工厂“顺”（就是偷）东西，而且文章中毫无“做过错事”的意思。那时做这种事也确实不算什么。在工厂里干点私活（做鱼缸、打刀子、甚至做家具），顺走点东西，太普遍了。问题在于，文革之后仍然有太多的人习惯不改，依旧最大限度地追求个人利益，不在意法规和道德，只在意“有人管吗？”。
如今有人说，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低下是因为没有宗教信仰，所以无所畏惧，在“没人管”的场合就只顾自己方便不管别人和法规。这话有道理，我们确实缺少督促我们行为高尚的信仰。但是应该说，我们这代人也曾经有过“宗教信仰”：毛主席就是太阳般的神，共产主义和关于新旧社会的革命世界观就是神圣教义，就是我们的信仰。那种不惜献身的虔诚，失却理智的盲从，完全可以和宗教信徒相比。但是，这个宗教讲阶级斗争，不讲行为高尚。
我们的“宗教信仰”在文革中登峰造极，然后是崩溃，一泻千里。毛神用完了红卫兵的“引火柴”价值，一下就把“革命小将”变成了需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发送农村。而农村的极度贫困大大的动摇了有关新旧社会的革命世界观。尼克松访华，我们又开始从“门缝”看到了一些外面的世界，那个“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神话也破灭了。而林彪的叛逃则是对我们“宗教信仰”的致命一击。林副统帅一夜之间从九天之上跌落，我们大多数在震惊之后则丧失了心中对毛神的虔诚崇拜。当然，直到今天仍有一些人还在崇拜毛，但我们大多数人从上山下乡开始，到林彪事件之后就基本丧失了“宗教信仰”。
糟糕的是，没有什么崇高的信仰来接替，我们的精神没有在“惊醒”后升华，只是变得很实际，很物质。也有道理，当时不少插队知青连肚子都吃不饱。当然，我们中的佼佼者从不甘心精神沦丧。他们很早就开始了地下读书活动，从事政治理论钻研、文学艺术创作。他们努力攀登，力图站得高一些，能看穿周围的混沌，能看到远方的希望。
但佼佼者毕竟是少数，多数人的精神就停留在了低处，关注的就是活着，活得更好一点。本来，这也是人之本性，无可厚非。但是，文革的疯癫不仅打破了许多政治和社会的常规，也打破了许多日常生活中基本的做人底线。“高尚的行为”失却了存在的基础。
今日的腐败在文革后半期就已广泛孕育。办事找熟人走后门，行贿受贿已经非常普遍。只不过人们都很穷，行贿只是用烟酒土特产之类。那时一个售货员一个司机都可以用手里那一丁点权力捞取好处。尽管好处不大，权力微卑，但“性质”仍属以权谋私，或者说：腐败。可怕之处在于：这种细微的腐败太普遍，以致可称“全民腐败”。如今的腐败难以禁绝，苍蝇老虎前赴后继，就是因为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当然，腐败问题很复杂，不可都归因于文革。但有人竟说根治腐败需要再来一场文革，这实在是天大的笑话。
文革经历还使我们丧失了诚信。说大话假话，人前人后说两种话摆两副嘴脸太普遍了。当年在许多场合这样做简直就是生存的必需。别管真相如何，别管你心里怎么想，当众只能说一种话，表一种态，不如此马上就是“现行反革命”。政治层面如此，生活层面又能好到哪里？弄虚作假成了生活习惯，为歇两天设法弄张病假条，说爹妈病重请个探亲假，为了病退返城，体检时作手脚查出个重病，捡废车票报个假账，画个月票、粮票、油票。事情都不大，但是太普遍。太多的人丧失了做人的是非观，只想尽量多得一点私利。就这样，不讲诚信的政治也毁掉了生活中的诚信。
我们还使用过文革语言，至少在每个人都必须参加必须表态的政治学习中模仿过。这种语言就是对敌人的战斗语言，气势汹汹，不讲道理，不讲逻辑，更不容分辨，因为对方罪该万死，只需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文革语言的基础是“唯我正确”“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蛮横思维。有人干脆描述为“心中有个小毛泽东”。我们文革中的孩子还曾满嘴脏话，什么“他妈的”、“我操”、“你丫的”，随口出来无数，说者听者都习以为常，并无骂人或被骂的感觉。当然，我们大多数早已摈弃了文革语言和脏话。可惜，也有些人“中毒太深”，如今一急眼，那些曾经顺口的词语又会喷涌而出。
不光语言曾经富有战斗性，我们中的不少人还有过“战斗经验”：在文革的武斗中，还有那时城里的孩子打群架。时至今日，这种战斗经验仍然会让一些人在日常纠纷中咄咄逼人。
文革对我们的塑造还有不少，不再赘述。
当然，上面只提到“不好的”那面，肯定还有“好的一面”。比如，我们吃过苦，沉到过“社会底层”，生活节俭，做事实在，不怕吃苦受累。我们中的佼佼者还作出了骄人的成就。不过这里不想摆好儿，老王卖瓜容易惹人反感。
还要再次强调，任何一代人都有千差万别，本不应该放在同一个标签下。但我们这代人经历了一个很特别很畸形的年代，每个人身上都留下了或多或少那个年代特有的印记。
因为我们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太特别，难以让后人理喻，更容易被误解。连我们自己回想起来都常常理不清楚，争论不休。我们不少人写了书和文章记述当年，这很好。如果留待后人自己去“挖掘真相”，恐怕距离真相更远。
写清当年的事，也许并不能得到后人的谅解，但至少可以帮助他们了解，减少他们误解。我们许多人都有这愿望吧？
作者：青衣abc
中国的坏人包括穷人富人，包括上等人下等人。
中国人的坏品行已经成为民族的基因了，要经过几代人
(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出生的)以后才能改变的。
黑五类的小孩也很坏，心理扭曲了。只是没有机会，一旦有机会，
也会使坏的。
这文章应该推荐到国内的报刊上去。
当年整人的和当年被人整的人都很坏。
当年被人整的人一旦有机会照样整别人，只是没有机会，不是没有意图。
中国人有几代都很坏，包括我们这一代，等这些人死了，
中国人的素质会提高的，哈哈。
中国人都喜欢说别的中国人素质不高，好像自己鹤立鸡群。
。 +1！
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说了自己也不相信的话居然还以为自己相信得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