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还要报户口?又为什么谎报?这要从笔者在1961年中国大陆大饥荒时期的亲历说起。
那时我家住在沈阳,比起南方,沈阳老百姓挨饿更甚。形势严峻,高层指示“全党动员,书记挂帅,大办农业”,就是想方设法让老百姓吃饱点,少死些人。笔者父母亲所在医学院的书记兼院长责无旁贷,想了不少办法,诸如尿液培养小球藻、树叶提取淀粉、增量法煮饭等。无奈这些办法要么收效甚微(小球藻),要么不靠谱(树叶淀粉),要么自欺欺人(增量法)。情急之下,这位曾获上校军衔的老革命,认为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拍板决定把学院的大操场刨了!此举惊人,全沈阳再没有第二个单位敢如此做。须知那操场是三年前花了大钱刚建的,有标准的400米跑道和足球场、篮球场,冬季还可改作滑冰场。书记一声令下,占地二十多亩的大操场,被划成一小块一小块分给教职员工,各家各户自力更生把跑道刨了种庄稼!这与给农民分自留田异曲同工,极大地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上班前下班后忙着翻地播种施肥。
然而此举仍是缓不济急:春天时刨了操场,种下去的玉米要到秋天才收获,这期间教职员工仍得挨饿。我家的隔壁邻居是党支部书记,夫妻俩难忍饥饿,竟把蓖麻籽炒熟充饥,结果中毒急救。于是书记又让大家养鸡,按规定城里不准养鸡,现在也服从“大办农业”的大局了。各家各户在黑市上花高价买了鸡,当然都是能下蛋的母鸡。那年头是不敢把鸡放在外面散养的,否则一不留神就失踪。把鸡关在家里,气味难闻还在其次,严重的问题是人都吃不饱,哪里有多余的粮食喂鸡?书记体察民情,联系粮食局的老战友,对方答应每月供应每只鸡3斤饲料,条件是到年底时每只鸡上缴2斤蛋。某日粮食局来人,家家户户报告养鸡数领鸡户口本,有的报养4只,有的报养5只,其实全是谎报。多数人家只养一只鸡,最多不过两只,因为在黑市上买一只鸡要花半个月工资,哪里买得起多呢?
拿了鸡户口本,我跟父亲去饲料站。饲料有三种:米糠、玉米棒粉、草籽。父亲从邻居处知道,饲料站还有小麦麸皮,藏起来轻易不卖,不但鸡爱吃,人也能吃,号称饲料中的细粮。父亲按照邻居的指点,掏出香烟孝敬管事的,买到了15斤小麦麸皮。
家里每月添出15斤小麦麸皮,如大旱降甘霖,人鸡同乐。家里的黄母鸡每月吃5斤麸皮,不负厚望,隔三差五下蛋,高唱“咯咯哒、咯咯哒”报喜表功。于是每隔十天半月就有一小盘炒鸡蛋出现在餐桌上,那味道堪比如今吃山珍海味。剩下的10斤麸皮,或是掺玉米粉做窝窝头,或是拌切碎的青菜做贴饼子,那滋味不亚于现在吃奶油蛋糕。之前每顿饭只有五六分饱,添了麸皮,能有六七分饱了。不过我一直不放心谎报的鸡户口,到年底哪里有10斤蛋上缴?父亲却不愁:“年底还早着呢,家家户户都这样,怕什么?”
不料好日子没过多久,谎报鸡户口的事竟被粮食局得知,要来核实。眼看谎言要穿帮,众邻居愁得惶惶不安。查鸡户口的前一天,学院办公室通知各家开会,我家是父亲去的,回来后他什么都没说。
第二天早晨,父亲抱着黄母鸡出门,也不知道他去哪里、干什么。十点钟左右,来了两个查鸡户口的中年男子,在学院办事员陪同下走进家属楼。我们住的是筒子楼,南北各有一个门,走廊在中间,各家各户就在走廊两侧。办事员把他们领进南边第一家,再由南向北,依次领进第二、第三家。我料想谎报鸡户口肯定要被揭穿,就在走廊上留意观察。然而接下来的一幕我想不到、看不懂:当查鸡的人进了第三家,第一家夫妻就从房里抱出5只鸡悄悄出南门,再从北门绕进楼,把鸡送给中间人家。同样的戏码不断上演,母鸡们被抱进又抱出。我家住在筒子楼最北端,等到中间人家查过后,把5只鸡(包括我家的黄母鸡)悄悄送来我家,我这木鱼脑袋才开了窍:原来大人们先把鸡集中到南边人家应付核查,查过后把鸡倒腾到中间人家,中间人家查过后再倒腾到北边人家。
大人们的骗术勾起了我认死理的毛病:这些教授讲师平日里一本正经,这些处长科长说起话来人五人六,想不到竟在光天化日做出这等龌龊事!他们分明就是勾结起来欺骗党!这与学校教育我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简直格格不入!我越想越气,头脑一嗡竟在走廊里喊道:“你们不能这样做!这是欺骗!”父亲见我要坏大事,立即赏了我一记耳光,把我拖回家。见我还不服气,父亲问我:“你肚子不饿啦?不想吃小麦麸皮啦?”这才让我清醒,安静下来。不多时查鸡户口的到我家,父亲恭敬地递上香烟,这二人顺手放进上衣口袋,衣袋已经被孝敬的香烟塞得鼓鼓囊囊了。接下来就是例行公事:“一二三四五,共五只”,然后在鸡户口本盖上“已审核”章。离开我家,办事员领他们到食堂,据说结结实实吃了一顿。
查鸡户口有惊无险,父亲才透露了开会的内幕,原来就是教众人如何应付查鸡户口,尤其是倒腾鸡的路线图,要众人“如此这般”依计而行。邻居们私下谈论,说这条计策连“三十六计”都没有的,可称为移花接木之计。有人说如此高明的计策只有打过仗的人才能想出来,说不定就是书记的点子。还有人说书记或许与粮食局的老战友沟通过,查鸡户口不过是摆样子走过场而已。然而书记从未承认这个功劳,因为这毕竟上不了台面,弄不好要背上欺骗组织的罪名。多亏有书记挂帅,到秋天大操场一片金黄,家家户户忙着收获玉米,人和鸡仍有麸皮吃,我们得以熬过三年饥荒中最困难的1961年。
如今我在美国,某日女儿买来纤维素食品,说是营养品,如何如何有益健康,我尝了尝再看看说明书,其主要成分不就是小麦麸皮吗?这不禁勾起我的回忆,50年前的往事如电影般,一幕幕在眼前闪过,令我不胜感慨。感慨之一,当年若不是为了家人活命,知识分子何至于顾不上尊严,为了区区几斤小麦麸皮弄虚作假?感慨之二,公道自在人心,好人自有好报,文化大革命期间,书记兼院长被冲击,然而没有人以揭发移花接木之计来落井下石。感慨之三,换了今天的高级干部,能有几个肯为老百姓吃饱点,担着风险把操场刨了种玉米的?
(图片取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