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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去美国探亲的武宝生先生，记述给美国小学生讲“半夜鸡叫”的故事，没想到，美国一年级的学生竟然一个接一个地提出一连串让老先生回答不完的问题，在武先生的文章里是这样记述的：
我在美国探亲时，住所旁边就是一所小学。侄孙女贵贵就在这所小学读一年级。一天，贵贵给我带回一封信，说是她们学校写给我的邀请函：请我在方便的时候为该校一年级的美国孩子们讲“中国故事”。我说我不会说英文。贵贵说，她可以当翻译。我说，那就试试看。可是，讲什么“中国故事”好呢？我和贵贵商量的结果是，就讲讲高玉宝的《半夜鸡叫》。
那天，两个班的一年级学生都集中在一个教室内。几十个学生，有的坐在地板上，有的坐在书桌上，有的蹲在窗台上，有的躺着，有的爬着，叽叽喳喳的一点也没有上课的样子。听侄孙女说，美国的课堂就是这样。入乡随俗，我只顾讲我的“中国故事”。贵贵在一旁当翻译。
我说，地主周扒皮每天半夜学鸡叫，把刚刚入睡的长工们喊起来下田干活。不久，长工们对此事发生了怀疑。这天深夜，小长工高玉宝独自在大车后边观察真假。他发现，周扒皮悄悄来到鸡窝前，伸长脖子学鸡叫，又用棍子不住地捅鸡窝，直到公鸡叫起来他才离去。
高玉宝把看到的一切告诉了大家。第二天半夜，当周扒皮又趴在鸡窝前学鸡叫时，躲在暗处的高玉宝大喊“捉贼啊，捉贼啊”，长工们一拥而上，将周扒皮打了个痛快。
我讲到这里，美国学生有的大笑，有的鼓掌。看样子，他们对这个“中国故事”还比较满意。
当我准备结束我的“中国故事”时，一位黑皮肤的男孩，突然站在书桌上，握着拳头喊了起来。我问，他想说什么？贵贵说，他抗议！我问，抗议什么？贵贵回答，他说这个故事不真实，半夜里鸡怎么会叫呢？
这时，另一个女孩子也提出异议：这个故事很荒唐，半夜里黑黑的天黑黑的地，怎么能下田干活呢？那不把庄稼都弄死了吗？
还有一个白胖白胖的孩子说：周扒皮不守信用，不诚实，一个男子汉，怎么能学公鸡叫呢？
我急忙解释说，这是小说。小说就可以虚构。
那个黑皮肤男孩，还未将紧握的拳头松开，继续喊着说：“虚构也不可造假！”
我又解释道，其实这个故事很真实。高玉宝写的就是他自己经历过的事情。他从小当长工，没有上过一天学，连字都不会写。
我这一说，美国学生们又嚷开了：“没有上过学，不会写字，怎么能写小说呢？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我又说，高玉宝的小说，是别人帮助他写的，发表时，只署了高玉宝的名字。
经我这么一说，美国学生们又嚷作一锅粥：“周扒皮不诚实；高玉宝也不诚实，别人帮他写小说，怎么只署自己一个人的名字呢？太不公平了！”
我还能再说什么呢？立马就此打住。不然的话，这些美国学生不知道还会提出什么样的古怪问题呢？！
……
《半夜鸡叫》曾经是我们语文教材里的内容，是我们滚瓜烂熟于心的故事。我们学习时除了背诵课文，熟记生词以外，怎么就没有想过故事是否符合逻辑呢？而这些美国孩子，小小年纪，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问题呢？为什么他们如此不顾客人的情面？没有礼貌？一年级的小学生就会对《半夜鸡叫》的情节质疑不尽？且穷追不舍？
从这些打小就习惯了质疑思维、习惯了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动不动就抗议的孩子们身上，让人不禁对美国总统选战中的风波，生出一份儿新的感慨……
（转载自科学网，作者：宁利中）
《半夜鸡叫》的真相在网络上早已被披露出来：据知情人说，周扒皮的原型周春富是大连农村一位朴实的农民，勤苦致富，买了些地之后，仍是省吃俭用，一根腰带也舍不得买，用些破布条扎在腰间，〝从早到晚不闲着〞，且待人宽厚。
《半夜鸡叫》的故事被虚构出来之后，〝周扒皮〞就成为地主的典型形象，挑起了民众对地主的仇恨，致使周春富在土改中被打死。他的孙辈在文革中也被批斗。而有贫农老太私下说，周家是好人。有上台批斗的也露出一句话来：〝在他家吃的（比现在）好些。〞
高玉宝的文化水准很低，十个字中有三四个不会写，作家荒草对他进行辅导。荒草认为〝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了配合当时土改斗地主的需要，为了用〝旧社会〞的黑暗来反衬〝新社会〞的幸福，所以艺术虚构是非常必要的。
高玉宝和作家荒草之间曾有过长时间的争论，高玉宝一开始曾不同意歪曲事实，反对把不是周扒皮的事加到他身上。他说：〝这样写，我怎样做人呀！〞但他经不住反覆的思想教育和当时大环境的压力，违心说了谎。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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