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科学研究的利器

1978年，笔者考取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研究所研究生，老科学家谆谆教导我们要做到两个“勤泡”：勤泡图书馆与勤泡实验室。后一个勤泡不难理解，可为什么要勤泡图书馆，开始时我确实体会不深。

不久导师指定一个小研究课题，要我写开题报告，内容包括：为什么做此课题？前人已做了哪些研究？还有哪些未解决的问题？准备如何解决？导师对我说，第一步要查前人的工作。来到图书馆，面对满坑满谷的书籍与杂志，我不禁傻了眼。需要的文献在哪里？又怎样把它们找出来？

导师见我不知从哪里入手，就从她的文献卡片盒里找出几张给我。卡片是用硬纸做的，约手掌般大，正反两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每张卡片代表一篇论文，写着论文题目、作者姓名与单位、发表杂志的年份卷数与页码。最重要的是卡片记着论文的摘要、实验方法与结果。依靠导师这几张卡片，我在图书馆查到原文；再依据原文所列的参考文献，我顺藤摸瓜查到了更多前人的论文。

至此我才理解，为什么老一辈科学家要求我们把查找文献与制作卡片作为基本功。要掌握课题的最新进展，要掌握该课题的过往研究，都必须勤泡图书馆。那时复印机很罕见，找到了文献也难以复制；唯一的办法就是制作文献卡片，以备随时查看。

科学家们都有文献卡片盒，这仿佛是他们的万宝全书。我去请教问题，他们总能从卡片盒里找出几张相关的卡片。我发现，科学家拥有文献卡片的数量与其资历大致相当。像我们这批菜鸟研究生，毕业时不过积累了百余张文献卡片，连一个卡片盒都放不满。有了几年资历的助理研究员，办公桌上多半放着两三个卡片盒。有十多年资历的副研究员，大约有十来个卡片盒，办公桌放不下，得另放一张桌子。有二、三十年资历的研究员，则有专门放文献卡片盒的架子。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所长冯德培先生的文献卡片。冯先生时任中科院副院长，他自1930年代起就从事研究，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在他的办公室里，五、六个文献卡片盒架子沿墙一字儿排开，每个架子有不下三十个卡片盒。我不禁想，他老先生总共做过多少文献卡片？没有一万也有八千吧？这就是知识的积累、这就是研究的资历、这就是做学问的本钱。制作这么多文献卡片，冯先生几十年来在图书馆里泡了多少时间？想到这些，我就发自内心地对老一辈科学家肃然起敬。

进入二十一世纪，文献检索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如今要查找某个课题的文献，只需用电脑在学术网站输入此课题的关键词，不消十秒钟，成百上千篇文献便一网打尽。再花点时间筛选，感兴趣的文献便一览无遗。想看摘要或全文悉听尊便；想看纸质版论文，可以打印出来；想要留存，则可储于电脑，再不必费时费力制作文献卡片了。检索文献如此方便，全拜电脑技术与互联网所赐，真是功德无量。现如今科学家不但可以在办公室、而且可以在家里查阅文献，不必三天两头往图书馆跑了，省下时间就可以勤泡实验室了。

由此我想到，随着冯德培等老一辈科学家退出科研舞台，他们一生积累的文献卡片如今安在哉？陪伴他们几十年的文献卡片还会被后辈科学家珍惜吗？说不定已经被当做无用杂物处理掉了也未可知。想到这里，我不禁有些伤感。文献卡片连同盛载它们的卡片盒虽已过时，毕竟是科研发展史上的标志性物件。我想，如果有朝一日开设科学研究发展史博物馆，这文献卡片与卡片盒，是一定要陈列其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