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力是在科学技术领域中提供具有理论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的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和新发明的能力。创新力是人类进步的灵魂与经济发展的核心,并日益成为国家竞争力与国际地位的决定因素。目前中国大陆的科技人力资源达到3850万人,居世界第一;研发人员109万人,居世界第二。然而在49个主要国家里,中国的科技创新综合能力只居中等偏下的第28位。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创新乏力的原因何在?
创新乏力 源自古代
中国历史悠久,重大原始创新却不多。国人津津乐道的四大发明(印刷术、造纸术、指南针和火药),如果放在5000年时间跨度里考量,平均1250年才出一项,创新之乏力,令人汗颜。中国人创新意识不强,有文化传统的深层次原因。孔子的后裔子思在《中庸》第二十章,阐述做学问的五个递进阶段:“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博学”意谓要广泛学习,惟有博大宽容,才能兼容并包,使为学具有开放胸襟。“审问”意谓对所学加以怀疑,对不明之处追问到底。“慎思”意谓问过之后要仔细考察分析,否则不能为己所用。“明辨”意谓越辩越明,不辩而博学会导致真伪难辨、良莠不分。“笃行”是做学问的最后阶段,既然学有所得,就要踏踏实实地践履所学,使所学有所落实,做到知行合一。
《中庸》这段话自古就被奉为做学问的圭臬,但是它仅对既有的学说理论“学问思辨行”,对创新却只字未提。做学问固然必须掌握已有知识,但更重要的是创新,必须以创造新知识为己任。迷信经典、墨守成规,这是古代中国创新乏力的重要原因。甚至到了晚清,还把来自西方的火车轮船等创新发明贬称为“奇技淫巧”。中国生物化学的开山鼻祖吴宪教授(1893-1959)觉察到此,他在图章刻上“博学、审问、慎思、试验、明辨、笃行”。其中的“试验”就是创新,这是对《中庸》的重要补充修正。
创新乏力 当代依然
近代以来,中国的创新依然乏力。举凡对人类进步具有重大影响的原始创新,高端者如飞机、人造卫星,中端者如电视、电话,低端者如微波炉、抽水马桶,都非中国首创。或许有人说,中国也能发射探月火箭,高速铁路的里程更居世界首位,然而深究起来,其核心技术都非中国首创。从1949年至今,大陆比较重要的原始创新大约只有三项: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杂交水稻与青蒿素。
中国大陆未培养出世界级科学家、很少取得重大创新成果。然而中国人走出国门,却有可能成为世界级科学家、并取得重大创新成果。为什么“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此伏彼起政治运动的干扰、以及古往今来文化传统的制约。然而中国教育的诸多失误,无疑也是创新乏力的重要原因,对学生好奇心的扼杀就是其一。
人类创新的源泉是好奇心,绝大多数文明成果都源于好奇心。一则与“温水煮青蛙”典故有关的事例,让我们看到孩子们的好奇心,是怎样被扼杀的。这则典故说把青蛙放在冷水里缓慢加热,开始时青蛙感到舒适;当温度升到无法忍受时,青蛙想跳出来,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被煮死。这说明人在安逸中容易贪图享乐、意志消沉。由于这个过程是一点一滴地变化,不易察觉,待醒悟过来为时已晚。习近平在讲到廉政建设时,也引用这个典故说:“几顿饭、几杯酒、几张卡,温水煮青蛙,不知不觉一失足成千古恨”。
然而一位中学女生物老师却这个典故产生疑问。为了培养学生的好奇心与创新意识,她组织实验课,每三个学生一组,分配一只青蛙,以文火缓缓加热盛水的烧杯。水温升到摄氏60度时开始有青蛙跳出;升到65度时,青蛙全部跳了出来。女老师总结道:“青蛙并没有被煮死,说明温水煮青蛙的典故是以讹传讹。要记住,即便许多人都认同的,也可能是错的;被社会普遍认定的,也可能是谎言。凡事要经过亲自实验、调查、思考,不能人云亦云。”
要是教师们都能这样培养学生的好奇心,不迷信书本,经过实验与思考来分辨正确与谬误,何愁国人的创新意识不提高?然而事情结局却令人悲哀:校长要女老师停开这类实验课:“温水煮青蛙,教科书上没有,高考又不考,教了有什么用?”女老师据理力争,结果不欢而散。校长失了面子,后来找了个理由把女老师辞退了。
应试教育 扼杀创新
这位校长的话,点出目前的中国教育是应试教育:一切围绕升学考试和升学率,培养创新意识则排不上号。河北省有个衡水中学,学生们天天沉浸在书山题海里,连上厕所都有限制。时间被“生活作息表”分割成细小段落,每个段落都有规定内容,一段连一段,犹如齿轮般机械运行。“自习考试化,考试高考化”,学习完全成了条件反射。媒体惊呼衡水中学“成批成批的像韭菜一样批发状元”,就像一座“人间炼狱”和“高考流水线工厂”。可悲的是,衡水中学的模式还在大范围推广。更可悲的是,对高考的冲刺,已从中学往前推至小学和幼儿园,甚至推到胎教,美其名曰“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应试教育着重技能训练,把高考题型及答题技巧,深深嵌入学生的思维。这与马戏团驯兽没有实质区别,彻底伤害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越是考试高分的学生,陷得越深,伤害越大。他们是考试的高手,却是科学创新的低能儿。应试教育的直接恶果,是扼杀了学生追求知识、探究真理的兴趣。在中学生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物理、化学比赛中,中国常居第一。然而拿了金、银牌的学生进入大学后,只关心将来挣钱做官过好日子,失去了探索自然奥秘的热情。
中国已经拥有2542所高等学校,不可谓不多。然而钱学森去世前却问道:“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其实像他这样的大学者,岂能不知道创新乏力的原因?他只是不便点破、明知故问罢了。教育失误如此严重,社会批判不绝于耳,有识之士痛心疾首,现状却依然如故。
回到本文原点,中国创新乏力,如何才能进入世界前20位的创新型国家行列?其实答案在一百年前就已指明,那就是必须把民主与科学大写在民族的旗帜上,那就是必须鼓励而不是限制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舍此,大幅度提高中华民族的创新能力便是缘木求鱼。
(图片取自网络)
历史不能假设,如果没有文革卫星项目可能早已下马,像大飞机项目一样。文革时期有短期武斗也有长期“抓革命促生产”,很难说没有文革卫星就可以早上天。中国第一颗卫星只比世界第一颗晚13年。各国的第一颗卫星轨道都不是预先设定的。
失败并没有就此离开。1972年,袁隆平和助手将“野败”与栽培稻杂交转育成功的杂交水稻,试验的结果只表现在禾苗长势上,除了稻草比常规稻多一倍之外,稻谷没有表现出增产优势。
当时,杂交水稻怀疑论者嘲讽地说:“可惜人吃的是饭,不吃草。”袁隆平顶住巨大压力,认真分析试验后判断:这次失败,恰好证明了杂交水稻具有优势,关键是将这种优势向稻谷发展。在他的指导下,研究人员改进品种组合,在第三年达到亩产505公斤,比常规水稻增产30%。
“三系法像包办婚姻,两系法是自由恋爱,超级稻是独身主义”,这是袁隆平对杂交水稻演变过程的形象比喻。从“三系法”到“两系法”再到超级稻,从亩产400公斤到600公斤再到800公斤,他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
1973年10月,在全国杂交水稻会议上,袁隆平发表论文《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正式宣告中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
事實[编辑]
前中國科學院研究員薛攀皋、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王扬宗分別於2005年9月16日、2014年12月19日在《中國科學報》發表文章闢謠[1][6]。
經緯
1966年4月19日,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通過國家鑑定。但有列席者反對爭取诺贝尔奖[1]。
1972年,學者楊振寧建議總理周恩來,將上述成果推薦予諾貝爾委員會,但周氏拒絕[1]。
1977年6月12日至30日,學者錢三強率領中科院團隊訪問澳大利亞,該國科學家建議錢氏,將上述成果推薦予諾貝爾委員會[1]。
1978年9月,楊振寧準備提名中國科學家角逐諾貝爾獎,並就此知會政協主席鄧小平。同一時期,中科院收到瑞典皇家科學院來信,要求中方推薦來年的諾貝爾化學獎候選人[1]。
1978年11月3日,国家科委党组与中科院党组举行联席会议,同意上述成果申報諾貝爾獎[1]。
1978年12月11日至13日,錢三強主持總結評選會議,徵選出4名候選人,分別是:钮经义、邹承鲁、季爱雪、汪猷。基於多方考慮,最終保留钮经义為唯一候選人[1]。會議報告總結:
“ 我们建议,以钮经义同志一人名义,代表我国参加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工作的全体人员申请诺贝尔奖金,拟由杨振宁教授和王应睐教授分别推荐。[1] ”
結果
1979年諾貝爾化學獎分別授予赫伯特·布朗( 美國)與格奧爾格·維蒂希( 西德)[7],钮经义沒有獲獎,成為紀錄上首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諾貝爾獎候選人。《南方週末》第1137期對此有詳盡介紹[8]。
人工胰岛素应该是在文革以前。这方面的故事也颇有以讹传讹之处: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5%B7%A5%E5%90%88%E6%88%90%E7%89%9B%E8%83%B0%E5%B3%B6%E7%B4%A0%E8%88%87%E8%AB%BE%E8%B2%9D%E7%88%BE%E7%8D%8E
事实是,如果没有文革,卫星会早一些上天,而且进入轨道会准确得多。当时停产闹革命,造成了很大影响。听亲历者说过,当时为了确保“上天”这一政治任务,用了相当冗余的推进力。后来报道的轨道是测出来的,“打哪儿指哪儿”,不是“指哪儿打哪儿”。
相信是創造之敵
国家要有钱长期投入才可能见效果,必须财大气粗才能经得起折腾(失败)才可能创新。
如果从小学就在[我不知道]这样的环境中,好奇心就培养出来了。
常言道我民族勤劳, 勇敢,其实是勤劳有余,而勇敢, 冒险根本谈不上, 与其他民族比较。
只要看看国外的动物世界,地理杂志,就知道没有一定的追求,冒险精神是根本拍不出的。
创新要走一条前人没走过的路,没有这种大无畏精神就不会开出新天地。
而国人缺的就是这种冒险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