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前夕：当年给苏联小朋友写信

1950年代毛泽东向苏联“一边倒”，政治方面唯苏联马首是瞻，经济和科学方面唯苏联“先进经验”是从，就连教育也不例外，数以千万计的学生必须学俄语。我从高中一年级到大学三年级，每星期上三节俄语课，外加三小时早读与三小时课后复习，六年间花了3000小时。谁知道花这么大力气学的俄语，后来在我的工作与生活中根本无用，不得不重起炉灶学习英语。回想起来，我学的俄语唯一实际应用过的，是给苏联小朋友写信。

 

1960年某日，俄语老师说有一批苏联中学生想交中国朋友，这是促进两国人民友谊的好事，要大家踊跃回应。我当即报了名，分配给我联络的苏联男生名叫阿辽沙，与我同岁，家住远东的伊尔库茨克。我按照地址发出了信，过了一个月阿辽沙就回信到我的学校，转给了我。这让我又惊又喜：这可是自己有生以来收到的第一封国外来信！那时的中国大陆几乎是全封闭，即使有亲朋好友在西方国家，也不敢联系，生怕惹麻烦，往轻里说是“海外关系”，往重里说是“特务嫌疑”。只有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是例外，与苏联小朋友通信，不仅没有风险，而且增进两国友谊，是件光荣的事。那年月学俄语的比学英语的神气：“我们能交苏联小朋友，你们学英语的敢交美国朋友吗？不抓起来才怪呢。”

 

我与阿辽沙通信用俄语，他写信不难，我就很难很难了，因为当年的俄语课，教的是政治口号式的文章，应用文与日常生活内容几乎没有。我们谈各自的家庭、谈学习和学校、也谈各自的城市。他给我寄来苏联第一位航天员加加林的相片、伊尔库茨克的风景照片，还有苏联最小的钱币“戈比”，让我的同学们羡慕不已。作为回礼，我寄去上海的风景照片，还有中国的一分、两分与五分硬币。

 

我与阿辽沙大约一个月交换一封信。然而从1962年起，我就接不到阿辽沙的回信了，不知不觉就断了联系。不但是我，别的同学也接不到回信了。后来知道，其实苏联小朋友们是回了信的，但都被我的学校扣下了，而学校是奉了上面的指示。原来，为了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毛泽东同赫鲁晓夫闹翻，苏联专家从中国撤走，而中国留学生从苏联撤回。赫氏指责毛头脑发热，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毛则回骂赫氏投降美帝，是现代修正主义。我们这些毛头孩子，哪里知道高层的这些破事？当初提倡与苏联小朋友通信，说是增进友谊；后来不许通信了，又说是反对修正主义，反正横竖都是他们有理。

 

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判“封资修”的浪潮铺天盖地，弄得知识分子人人自危。这“修”字，指的就是苏联修正主义，凡同苏联搭上点关系的，都难免沾上“修”字。我猛然想起阿辽沙的十几封来信，压在箱底四年多了，一旦被查出，弄不好就被说成是里通外国。左思右想之后，我找了个僻静角落，把阿辽沙来信连同他的照片付之一炬。我学俄语的经历，也随之告终，到如今连俄语字母的发音都记不全了。

 

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世事变化如沧海桑田：不可一世的苏联巨无霸解体成15个独立国家，阿辽沙如果还在伊尔库茨克，当是俄罗斯公民；中国大陆从闭关锁国中走出，向世界开放，我得以来到美国。想想我与阿辽沙通信，已经是50年前的事了，我们都从毛头小子变成了老头子。不知道他还记得有过一个中国小朋友吗？如今我在纽约，向地球另一面的他遥遥地喊一声：“阿辽沙，你还好吗？”

（图片取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