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实的心声
我多么期望有一天，我们的民族能够把自由、民主和人权大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从而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报刊网站刊登消息：中国科学院院士、遥感地理学家李小文因病去世。当我得知他出生于1947年，1968年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不禁惊呼热中肠：这不是老五届的同龄人吗？才67岁就去世，实在太可惜了。
老五届，是指1961至1965年入学的大学生，按学制应在1966至1970年毕业。当时每年只招收约13万名大学生，也就是说全国每一百个同龄人，只有一个有幸能接受高等教育，是名符其实的百里挑一，素质普遍较高。当时老五届发自内心地喊出“人民送我上大学，我上大学为人民”，反映出这一代大学生报国为民的强烈使命感与责任感。
老五届被利用又被抛弃
然而，老五届又是20世纪中国有文化青年人遭受磨难与折腾最多的群体之一。他们发育时挨饿，因而体质欠佳；在大学里遭遇文革停课，因而专业欠佳；毕业后接受“再教育”，被发配到社会底层；分配时用非所学，只能打杂混日子。特别在文革空前浩劫中，许多老五届稀里糊涂充当炮灰，又稀里糊涂被抛弃，成了受害者和牺牲品。不过老五届也在磨难中明白了文革真相，许多人在前期狂热追随毛泽东，中期由迷惘厌倦转而怀疑，后期更理性回归否定文革。
部分老五届在文革初期崭露头角出了名，不过出的是恶名，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革，多次接见包括老五届在内的红卫兵，鼓动他们进攻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各省市的造反派大头头，多数是老五届；最出名的“五大红卫兵领袖”，其中四个便是老五届。他们对毛泽东忠心耿耿，文攻武斗冲锋陷阵，二十岁出头就“官居”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相当于副省部级。岂知风云突变，伟大领袖不需要造反了，造反派的被利用价值已尽，如同用过的抹布被扔掉。几乎所有老五届造反派大头头都被关被斗被捕，死于非命的也不在少数。
1945年出生的蒯大富，1962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1967年他干了件轰动全国的事，他诈称刘少奇女儿被汽车压断了腿，把刘少奇夫妇骗到医院绑架。其后他又指挥了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1968年他分配当工人，1970年受审查，1978年被判刑17年。谭厚兰1940年生，1965年入读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1966年她去曲阜孔庙毁坏文物6000余件，包括一级文物70余件，损失极为惨重。1968年她分配去部队农场劳动，1970年被审查，1978年被捕，1982年患宫颈癌亡故。王大宾1945年生，1961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探工专业，1968年分配当工人，1971年被审查，1978年被判刑九年。韩爱晶1945年生，考入北京航空学院。他干的最恶劣之事是审斗彭德怀元帅，使其两侧肋骨骨折。他于1969年被分配当工人，1971年受审查，1978年被判刑15年。
老五届遭受的最惨重的生命损失，是在广东的牛田洋军垦农场，两千多名老五届在那里劳动锻炼。1969年7月28日，台风潰決海堤，人们在“誓死守护大堤，人在大堤在”口號鼓动下，跳进决口以人墙堵决口。结果围海造田沒保住，83名大学生与470名部队官兵却牺牲了宝贵生命。
科教文界老五届 乏善可陈
老五届没有涌现出大师级人才，整体而言乏善可陈。文革期间停课，多数老五届没有完成学业。1965年入学的老五届只念了一年书，更被称为“高中四年级”。文革结束后，许多老五届当上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和主任医师，然而底气毕竟不足，名不副实者不在少数。
在文学艺术领域，有杰出成就的老五届屈指可数。生于1946年的余秋雨，1963年考入上海戏剧学院。1980年代起写作文化散文，出版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七部散文集，在全球华文界较具影响。生于1946年的陈逸飞，1963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油画专业，是改革开放后最著名的华裔画家之一，多次创下中国画家画作的拍卖纪录。
如果说苦难与蹉跎对造就作家和画家或许有益，对培养科学家则肯定无益。李小文院士是老五届科学家中为数极少的佼佼者，他创建了李-Strahler几何光学学派，被国际光学工程协会评为本领域“里程碑”成就之一。李小文淡泊名利、执着科研，因其衣着朴素获得“布鞋院士”的美称。然而，像李小文这样的老五届院士寥若晨星；以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为例，现有的132位院士中，老五届院士只有区区五位。钱学森生前问道：“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老五届的经历就足以回答他的问题：原本大有希望的老五届，经受了文革浩劫、蹉跎了青春岁月，若是遭受了这么多磨难还能产生出科学大师，岂非咄咄怪事？
政坛老五届 表现两极
老五届在政坛有所作为，但表现两极。老五届当官的相当多，这首先应“归功”于文革这所超级政治大学。在文革中，有政治天赋的老五届得以了解高层权力斗争的内幕，初步学会了政治斗争的权术、策略和技巧。文革后知识分子翻身，这些老五届避专业技术之短、扬政治手腕之长步入政坛，少数人终于爬上高位。
现任的正国级高官中，俞正声与张高丽都是老五届。俞正声生于1945年，1963年入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导弹专业，1968年分配到张家口无线电六厂当技术员；现任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张高丽生于1946年，1965年考入厦门大学经济系，1970年分配到茂名石油公司当搬运工；现任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从年龄上看，这二位可能是老五届在政界的最后身影了。
退休的正国级高官中，吴邦国、李长春、贺国强与周永康都是老五届。吴邦国生于1941年，1960年入读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1967年毕业到上海电子管三厂当工人；步入政坛后官至政治局常委、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以“五不搞”闻名，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李长春生于1944年，1961年就读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工程系，1968年分配到沈阳市开关厂任技术员；步入政坛后官至政治局常委。贺国强生于1943年，入读北京化工学院无机化工系，步入仕途后官至政治局常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周永康1942年生，1961年进入北京石油学院地球物理勘探专业学习。1967年，周永康被分配到大庆油田任技术员；步入政坛后官至政治局常委、政法委员会书记。2014年12月5日，周永康被开除党籍、同日被逮捕，成为落马的最高级官员。官媒披露周被指为叛徒，被判无期徒刑。
副国级的老五届也有落马的。陈良宇生于1946年，1963年考入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建筑系；步入政坛后官至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2006年陈被开除党籍与公职，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获刑18年。
徐才厚生于1943年，1963年入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电子工程系。1968年毕业到部队农场劳动，1970年当兵锻炼。徐步入政坛后官至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2014年被开除党籍军籍、取消上将军衔。徐才厚把持军队政工人事十多年，卖官鬻爵，是涉贪將領中军阶最高的。办案人员从徐宅抄出一吨多现金，金银珠宝不可胜数，包括上百公斤和田玉，用十几辆卡车才运走。徐才厚被称是两张脸的“国妖”，“一张是慈眉善目的笑脸，另一张则是凶狠阴险的恶脸”。
周永康与徐才厚落到如此下场，固然是咎由自取；但他们出身贫寒，并非生来就是坏料。徐才厚的校友回忆，1963年他们同去哈军工报到，徐“说话腼腆”、“听话低调”、是个“老实巴交的学生”。1992年徐任总政治部主任助理，有位老同学看望他，见他家里热得流汗，主动要送他一台空调。徐吓得直摆手：“不行不行，首长家里都没有装空调呢，我哪敢！”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样的社会土壤，仅用短短十几年就把一个谨小慎微的老五届，栽培成五毒俱全的巨贪国妖？笔者以为，是以权谋私、贫富悬殊、精神空虚、物欲横流、声色犬马的畸形社会造就了巨贪国妖；而巨贪国妖又进一步毒化败坏了社会风气。
老五届 折翼的一代
时至今日，老五届的年龄已在70岁上下，几乎都退出了工作岗位，正在陆续凋零。去日无可追，来日苦无多，老五届同龄人应当多多保重，颐养天年。李小文院士长期嗜酒，每天喝一瓶二锅头，导致肝硬化及上消化道大出血去世；这样惨痛的教训值得记取。
就整体而言，老五届是折翼的一代：他们还没来得及展翅飞翔，羽翼就被折断了。老五届这块钢坯原本可以锻造成优质钢，却生不逢时遭遇十年浩劫，多数人成了派不上大用场的普通钢，甚至成了钢渣。假如老五届最可宝贵的青春岁月没有被糟蹋，是应该也能够在各自事业中飞得更高更远的。悲哀的是，时间无法倒流、人生没有“假如”可言。或许，这就是老五届大学生的宿命。
讲究出身大概也是老哥这代人的特色，经历了如此岁月，您那代人里确有一帮人“左”的令人作呕（在WXC即可见到），脑子一旦被洗坏了，不好恢复的，哈哈。
不过生不逢时，也没办法选择，自己努力能走多远是多远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