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实的心声
我多么期望有一天，我们的民族能够把自由、民主和人权大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从而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写母亲的文章有许许多多，可是写继母的文章却很少。多数人都是在母亲的爱抚下长大的，可是我的生母在我仅仅16个月大时就去世了。我8岁那年，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姓宋，与父亲在同一个医学院任教。她戴着一副秀朗架眼镜，白净的脸庞，淡淡的眉毛，一望就知道是一个知识分子。
大文豪托尔斯泰说过一句话﹕「爱丈夫的妻子，也应当爱他所爱的继子女；爱父亲的儿女，也应当爱他所爱的继母。」托尔斯泰的话当然是对的，可做起来却不容易。在年幼的我看来，继母的出现是「鸠占鹊巢」，取代了我生母的正统地位。在继母那方面，要她如同对待她的亲生儿子一样来对待我，也是勉为其难的。毋庸讳言，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同继母的关系是不那么融洽的。
上中学时，我认识到自己的想法是幼稚的。后来我离家去外地求学，我同继母的关系，仅止于我暑假回家时客客气气地相处两个月，但彼此仍有一层无形的隔阂。这样的局面本来大概会维持下去，然而，文化大革命前后发生的事情，却改变了我同继母的关系。
1964年，科学界出了一则轰动性的大新闻。北朝鲜一个名叫金凤汉的学者，宣称发现了人体经络的物质基础，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为「凤汉小体」和「凤汉管」。早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就提出人体经络的概念，然而根本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到底有没有经络？如果有，其物质基础是什么？金凤汉的发现如果被证实，得到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是无疑的。金凤汉的消息使得大陆当局挺难堪的：一来经络是我们的老祖宗提出来的，却被北朝鲜拔得了头筹；二来金凤汉原本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助教，前不久还到沈阳进修过，想不到才回去就有了这么重大的发现。有关当局于是下令全国都来寻找「凤汉小体」。
我母亲所在的医学院自然不能例外，院长兼党委书记亲自担任研究组的组长，以示重视。但院长是一个「老革命」，对此一窍不通，就请我母亲担任副组长。这对许多人来说是争都争不到的荣耀，我母亲却明白表示不愿担任。她说：「我从事人体组织学教学和研究这么多年了，在显微镜下面看过成千上万的组织切片，从来没有见过凤汉小体和凤汉管那样的结构，这样的研究我不能参加。」院长无奈，只好让旁的人先干起来。一班人忙了两三个月，制作观察了上千张组织切片，从中找到十几张有些象「凤汉小体」和「凤汉管」的片子。院长非常高兴，但他深知这些人的学术水平不如我母亲，就指示：「无论如何都要请宋老师来鉴定一下，只要她点了头，我明天就去北京报喜。」母亲在显微镜下面仔细观察这些片子，而院长就站在她身后等待着她的结论。母亲站起来说：「这些没有一张有凤汉小体和凤汉管。」她逐一解释，某一张是肥大细胞，某一张是染色的伪影等等。院长的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对母亲说：「宋老师，你再仔细看看，他们可是忙了两三个月的哟。」母亲说﹕「不必了，我相信自己的观察。」
就这样，院长没有能去抢头功。一些人对母亲的执着深感不满，说母亲不识时务，话该说得模棱两可些。母亲却无怨无悔，她说：「不是提倡要实事求是吗，我怎么能违背科学良心，把黑的说成白的呢？」要知道，当时已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已有不少知识分子因敢于直言触怒了领导，而被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来批判，母亲毅然拒绝院长，甘冒「敬酒不吃吃罚酒」的风险，是需要很大的道德勇气的。好在没过多长时间，事实就证明母亲是正确的。原来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没有一个能重复出金凤汉的「发现」，纷纷要求他加以解释。金凤汉不得不承认他的那些「结果」都是伪造的。北朝鲜颜面大失，金凤汉畏罪自杀，一场伪科学闹剧就此收场。院长感叹地说﹕「幸亏有宋老师把关，否则报到北京去，这笑话就闹大了。」我当时是一名刚进大学不久的生物系学生，适逢暑假在家，耳闻目睹了母亲坚持学术观点的全过程，不由得生发出对她的深深敬佩。文化大革命中，院长受了不少批判，但找凤汉小体的事无人提起。文革过后，院长见到母亲，又提到要不是宋老师坚持，他在文革中还要多受不少罪。
许多年后，我也经受了一次类似的考验。我调到一个机构去工作，那里说要开展运动与体内激素关系的研究。可是我很快就发现那是挂羊头卖狗肉，在那块招牌下实际做着的是给运动员服用违禁的兴奋剂。我如果退出，那么很可能被穿小鞋。相反，我如果继续参加，就可以得到较多的钱及其它好处，但是，这明显是违反科学道德和体育道德的。在这两难的时候，母亲当年顶住压力坚持不为「凤汉小体」背书的形象又出现在我的眼前，使我做出了正确的抉择。
如果说金凤汉的闹剧使我对母亲有了敬意，那么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同母亲之间就又添了亲情。在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中，高等院校的教师深受其害。1968年12月，就在我毕业分配的那一天，我接到父亲寄来的生活费汇款单。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他的简短附言：「今后不再寄。与妈妈取得联系。毕业分配后回家一次。照顾好弟弟。」我立刻意识到父亲出事了。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父亲在失去人身自由的前夕，抓住最后机会传递给我的信号。我心急如焚，当晚就登上了北上的火车。打开家门一看，这那里还是我熟悉的家？「专政队」已来抄过两次家，衣服和书籍被扔得到处都是，就差没有底朝天。而父母亲早已被强迫参加所谓的「政治野营」，到深山沟里「扎营」去了。我找到弟弟，他是继母所生，当时才12岁。我带着弟弟，以给母亲送冬衣为由，得到了「革命委员会」的批准去探望她。我们乘了三四个小时的火车，又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中，踏着皑皑的白雪，跋涉了四五十里路，才来到他们「扎营」的地方。
那是一个群山环绕的村子，一片白雪世界。当地的农民在这数九寒天都猫在家里歇冬，可是这一大批知识分子却被迫从四五百里路外徒步到这里扎营。母亲请了半天假，悄悄地告诉我，两个月前，父亲和她被勒令参加「政治野营」。她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请求照顾，却被革委会严词拒绝。他们说：「像你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参加谁参加！」她被迫背着沉重的行李，每天行军数十里路。后来走山路，她实在体力不支，呼吸困难，嘴唇发紫。到了这一步革委会也不让她离队，竟派了两个人左右挟持着她走。在今天看来，凡此种种实属荒诞，可是在当时，这些摧残知识分子的倒行逆施都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
母亲诉说了父亲的遭遇。有一天天色已晚，他们大队人马一字长蛇走在下满白雪的山上。父亲是高度近视，他一脚踏空跌倒，坡陡雪滑，不知道翻了多少跟斗，一直滚到山脚下面。他挣扎着爬起来，眼镜已摔得不知去向。他捡回一条命已是万幸，革委会竟还说他是「畏罪潜逃」。原来他们早把父亲内定为「阶级敌人」，要在这次「政治野营」的某个时候揪出来。父亲这次出事，他们就决定提前把他揪出来「示众」，而且加上了「畏罪潜逃」的新罪状。在第二天举行的大会上，两条大汉把父亲拉出来，他们把父亲的双臂用力朝后朝上倒剪，一个人把父亲的脖子硬向下压，另一个人揪住父亲的头发用力向后提。父亲就这样在一片打倒声中成了「阶级敌人」，失去了本来就极其有限的一点自由。革委会非但叫母亲目睹父亲被批斗，还逼她揭发父亲。他们对母亲说：「你的问题，推一推就是敌我矛盾，拉一拉就是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就看你能不能同他划清界限，揭发他的罪行了。」威逼利诱夫妻互相揭发，在文革期间是司空见惯的。夫妻生活在一起，谁不曾说过不满当时黑暗现实的话？要相互揭发起来，这真真假假的罪状可以说要多少有多少。对丈夫（或妻子）反戈一击，以求保住自身，甚至以此求荣的，人们见得还少吗？但是母亲对我说﹕「我没有办法阻止他们批斗你爸爸，但我不会落井下石的。」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她用自已的被批判保护了父亲。
母亲把弟弟搂在怀里对我说﹕「你爸爸的情形你都知道了，我也是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我已经准备好回不去，死在这里了。可是我放心不下你的弟弟，多亏你这次把他带来，让我还能见见他。」她流着泪说﹕「你弟弟还小，不能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我只能把他托付给你这个当哥哥的了。」我鼻子一酸，眼泪一下就流了下来，我哽咽着说：「妈妈，你放心，我一定尽心尽力照顾好弟弟。」就这样，在这寒风呼啸的冬天，在这荒寂僻远的山村，我和继母之间存在了十多年的隔阂消融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亲情在我的心中油然生起。我因而永远记得1968年12月15日，辽宁省本溪县一个叫连山关的地方。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们之间的亲情一直维系了下去。
多亏上苍的保佑，父亲和母亲侥幸地逃过了政治野营这一劫，但是革委会仍然给父亲扣上了一顶「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帽子。直到毛泽东死后，父亲才得以平反，摘掉了这顶沉重的帽子。倘偌毛不是在1976年死去，我的父母亲同许许多多知识分子一样，早晚会在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中被整死。
母亲是一个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她兢兢业业地教书育人，为祖国培养了许多医学人才。如果不是由于当政者对知识分子的摧残打击，她本来是能够在学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些、攀得更高些的。尽管她没有留下多少著作，可是她禀持科学道德、恪守做人良心的形象永远地留在我的心中。
一位作家说过，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往往只有几个。母亲的一生是平凡的，而她在生命历程的两个紧要处，表现出不平凡的风范。在凤汉小体事件中，她显示出自己的正直和坦率﹔而面对父亲的被斗，她显示出自己的善良和坚强。我想，正直、坚强、善良、坦率，这些不正是我们每个中国知识分子都应该禀持的品格吗？母亲能在专制制度的压力下这样做，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母亲在1987年去世后，父亲多次同我谈起她。他说﹕「我同宋老师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磕磕跘跘的地方不少，可是我们是能够同患难的。在文化大革命那样险恶的关头，她没有出卖我，仅这一点就足够我永远感激她的了。」父亲知道我还能动动笔，多次嘱咐我要写写母亲。如今父亲也已去世，同母亲合葬在秀丽的太湖之滨，愿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相濡以沫，永远厮守。
我的父亲与母亲（摄于1980年代）
毛腊肉及其党羽，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咱们这些过来人，应该尽量把事实和真相写出来，希望来者能够吸取教训，希望中华民族不再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