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脖儿”死了,“白儿”也死了,孩子们对未亡的 “黑儿”没有费神留意,“八个联军” 成立了。
二哥带我打鸟,开始用弹弓。湖北的泥,晒干像石头。我们和泥,揉成玻璃弹球大小泥丸儿,晒干做子弹。这里从来没人打鸟,鸟很傻。晚上用手电一照,看见它们爬在树枝上, 一动不动。开弓射弹,一石一鸟。战利品多是麻雀,也有斑鸠,颃鸠。回来还是和泥,裹上雀雀放进炭火;等闻到燎毛的糊臭味,扒拉出来晾凉,再磕掉泥,鸟肉喷香,用手撕着吃。后来不知谁带了杆气枪来,子弹精贵。潜规则,谁枪法准,谁用。我捡到两个乌龟,放在一个大木桶里跟其他人逮的乌龟集中一起养,不料被绍川叔一锅炖了。我汤都没喝到,只能跟他吵,“刘叔,你吃了我捡的乌龟,把壳还给我!” 钓鱼也容易,钓鲫鱼用鱼杆鱼钩,甩白条子用大头针窩个勾,绑在小竹枝子上就行,白条子太小,钓上来没法吃。用铁丝窝一窝,头上砸扁磨尖,绑在竹竿头就成了两股叉子,见到鳝鱼奋力投出去,慢慢拉回来的就是一锅美味的鳝鱼汤.....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打鸟钓鱼的风气从中小学生,蔓延到“五七”战士。开始只是钓鱼,算是第一军;后来打鸟的成了第二军;捡拾乌龟甲鱼,或是带回北京观赏,或是炖汤,第三军;泥塘里抓鳝鱼,生血摸在脸上治疗面瘫,肉炖鳝糊糊,第四军;插青蛙抓田鸡,辣子炒田鸡,第五军;少爷的父亲,抓了只八哥养起来,第六军;有个湘西人,逮了只黄鼠狼,也养了起来,第七军;第八路军,是捡业务的。他们抱着小提琴,扛着手风琴,背着画夹子,河边树下,练琴写生。更多的,泡一大杯茶,夹个马扎,拎着“反杜林论”或是可以抓到手的随便什么书,河堤的阴凉处,“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大田,交给了机耕队;步伐整齐,排队打红旗唱歌下大田劳动的队伍,看不见了。
一天两趟下大田种地,可以不去;三顿饭,不能不吃。都看书,谁做饭? 抓家台宣布,一个排一个月,轮流负责。
第一个月,历史系做饭,父亲是记账的会计。一个月下来,反映不好,老先生们做饭,饭菜味道差,有时开饭好像还难以准时。
后来,轮到艺术系,饭菜明显大大改善。美工专业余教授是广西壮族人,他可以凭着衣服领子或是袖子的花饰,判断出穿衣人的民族归属。他掌勺,烧出了岭南风味的叉烧肉, 红扑扑,甜丝丝。拉小提琴的朝鲜族金老师,身材魁梧,站在河堤上拉罗马尼亚小提琴曲“云雀”时,树上的鸟叫都压低了声音,屏息聆听。金老师做出一大锅像长白山似的雪白打糕。
束缚打破,思路放开,大家的热情被调动起来,下个月要轮流做饭的排,还没有上岗,已经在盘算菜谱了,人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以前逢年过节才杀猪,后来过渡到每个月杀。现在大家除了看书,就是做饭,每个星期都杀猪,宰羊,镗鸡,每个月买肉牛回来,厨房里的轮战炊事排,不断有新的探索,提出新的要求。
于师傅用猪圈里煮饲料的大锅,炖了一大锅高粱,酿出了白酒,度数高劲头大,不少人喝醉了。
1972年2月,二哥回北京了,中学生都要回去正正规规地学习,准备考试凭成绩升高中,听说还要从中学生里选拔优秀的直接上大学。老师们也陆续有人调回北京,宿舍越来越空,我们又搬到新宿舍,还是半间,有单独出入的门,算是家属宿舍。位置在西北角船闸边,后面一排也是新房子,做为从烤烟房搬出来的小学教室和老师们的办公室,还专门设立了一间阅览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