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读大三的时候开始分专业，我被分到船舶动力装置专业，船舶动力装置专业又分为蒸汽动力装置和内燃动力装置两个专业。专业小班的代号分别为24011和24012，我被分配在24011班。原来比较要好的几个同学都被专业分配的重新组合分散了，只有lmd仍然和我在一起。当然原来412小班来的不只是我们两个还有其他好几个同学，只是他们平时与我一起玩的时间不多而已，但是彼此总是还有一种亲近感，因为毕竟同窗了整整两年。
但不管班级如何变动，班级里的上海籍的学生总是多数，在小班时彼此都认识，有的甚至还一起玩过。但总觉得不如在小班时那么热闹、融洽，甚至还有点陌生感。因为班级里确实增加了一些以前从未谋过面的同学。好在lmd与我在一起，他原来在我们大班（没有分专业时）里人缘很好，与许多同学都有良好的关系。我通过他也很快结识了他们成为了很要好的同学，使我很快又融入了这个新的集体里了。
现在回忆起来，当时似乎有些地方主义的色彩，在课余时间里，总是上海同学归上海同学在一起；南方同学归南方同学在一起；北方同学归北方同学在一起玩。因为当时我们的学校是面向全国招生的，所以班级里的学生组成不外乎分为这三个区域的同学。但从客观来说，这是很正常的，因为由于各个地方的观念、习惯、文化、风土人情都不相同的，这就很自然而然的按着这些的不同，分成了上海同学、北方同学和南方同学的“小团体”出来，只是人数的多与寡而已。但在这些“小团体”之间我敢保证没有一点实质性的利害关系。仅仅是一些观念上的不同，形成了某些形式上的隔阂。
譬如，当时的北方同学的穿着几乎都是黑色的，甚至难得买的一双跑鞋也是买黑色的；而上海的同学的穿着不但讲究颜色，还讲究款式，买的跑鞋一定是白色的，并且在每次洗后还涂于白色的粉末，以保持白色跑鞋一直是洁白的。南方同学似乎很不在乎穿着，什么样的颜色和款式都穿，即使是冬天他照样光着脚穿海绵拖鞋。但在极左思潮盛行时，一定会认为上海同学的小资思想严重些，北方同学的思想进步一些。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到极左思潮的危害性，也是造成我们同学之间的分歧和隔阂的主要原因。
另外纵观起来，南方同学的性格相对比较坦率、开朗些，思想也比较开放，与我们的共同点比较多些，所以相对我们与南方同学的交往也多一些，甚至有的还与我们玩的很不错。而北方同学给我的印象，平时他们比较沉默，不大愿意参加课余的各类活动，对各类事物也很少发表自己的真实看法，但在讨论一些政治性议题时却总是能滔滔不绝的讲出一大套理论来。当时在我看来，他们的处世要比我们老道，城府比较深。又形成了我们之间的又一种的“隔阂”。后来知道他们中有两个已经是有组织的人了，才开始对他们有所理解了，有组织的人就是与一般人不一样。
于是，尽管北方同学在我们班级里是少数，但他们理所当然的成了我们班级里的领导，我们也心甘情愿的接受他们的领导，因为党领导一切嘛。我们刚读大三时，系总支组织我们去上海郊区川沙县施湾镇参加第一次的政治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要求我们下农村基层通过社会调查，在宣传社会主义教育的同时，也接受思想教育。那个时候，我们的思想非常单纯，只要党的一声号令，我们几乎能上刀山，下火海，对于这种政治运动根本不在话下，我们便积极的投入到这场政治运动中去，在得到通知的次日，我们就背着被头铺盖赶赴运动的现场。
我们班级的男生居住在公社的一个大房子里，着地用稻草铺的床，我们几个合得来的同学挤在一起，这次倒不是为了方便说笑打闹，因为政治运动是严肃的。主要是如在运动中遇到什么问题可以有个商量。
在公社里召开了动员大会之后，我被分配在一个生产小队里，当时为了不影响生产劳动，白天我们跟着他们一起下地劳动，晚上就下生产队搞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根据工作队领导的指示，首先在生产队开个动员会，然后进行社会调查写工作汇报。你别看我平时比较爱玩、说笑打闹，但对待政治运动中的领导指示我是非常认真的，因为这是国家大事，否则国家不会花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去搞这场运动的。
就在动员大会后的第一个徬晚，我们分头下生产队，给生产队作进一步的动员，发动群众反映生产队的资产阶级的不正之风。会议结束后，队里的两个青年妇女要私下向我反映生产队的一起贪污案。这是我第一次在社会实践中遇到的第一个社会问题，既兴奋又紧张。可是已经夜深了，有点不知所措。但她们似乎很急切地要反映情况。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冷静地想，这正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必须把她们反映的事实的来龙去脉记录下来，然后汇报工作组。至于怎么处理可以请示工作组领导或让班级领导来处理。于是我们站在回去的路上，仔细地听取了她们的反映，并铭记在脑子里。这时，已经晚上快11点钟了，我的“领导”（我们班的两个北方同学）摸着黑夜(当时农村没有路灯)来寻找我，当时我还对他们的关心，心存感激。可是他们见了我，当着她们的面质问说：“怎么搞的那么晚?要注意影响！”。“影响！”我一下子被他们的曲解而激怒了，我二话没说，只是与她们俩打个招呼，就独自匆匆回宿舍了。
他们的曲解使我转侧难眠，发誓要用事实来洗净自己的清白。第二天，我根据案情线索直接询问了生产队长这笔款子的来源和去向，发现他十分紧张，显然他所说的与反映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为了使他来不及与会计统一口径，于是我问完他以后立刻去找会计谈话，会计所交代的确实与生产队长所讲的也有很大的矛盾。事情几乎已经水落石出，我便写了一份长达数页纸的“某某款的调查报告”的详细报告，交给了我的“领导”。
当时要不是他们对我的曲解和我对农村里这种贪污行为感到震惊和厌恶，我绝对不会一鼓作气的把这份汇报报告写出来的，至少我不会那么急于去写。因为在我的理念里，参加任何的政治运动，我们是去接受教育的，我们并不是政治运动的主角而是对象或者是边缘人物。这样的报告应该由学马列的学生或者那些参加运动的学生党员干部去写。可是到了运动结束，我的这份报告仍然是我们班级里的·唯一的一份报告。但我相信这样的案例并不是只发生在我蹬点的那个生产队里，可以说当时的农村里几乎普遍存在着这种贪污、多吃多占的现象，只是他们没有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罢了。
后来，我们的“领导”看了我的报告以后，开始对我刮目相看，彻底的改变了对我的看法。并开始与我接近、示以友好。但我当时已经对那两个北方同学有了成见，与他们有了真正的隔阂。一直到毕业以后，特别其中的一个Y同学始终对我表示出友好来。在改革开放期间，他路过上海还特地从上海赶到苏州市工业园区看望我，我感到意外又感动，感受到了他那同学的一份情谊。我们一起在苏州市的闹市区的一个饭店里用餐，一起回忆起当时的一切，真是感慨万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