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的父亲（4）
上海解放前夕，我正好在我父亲工作的上海私立两江中小学校读小学二年级，虽然我还是个孩子，可是当时的社会动荡似乎也引起了我的不安，在为我大哥的失业而担忧。我大哥原是上海一家骆驼绒厂的推销员。他很欢喜推销员这个工作，并在工作中已稍有成绩，颇受老板的赏识。但是当时上海的局势很使人他担忧，特别对那些在上海有资产的人尤为担忧。大哥所在厂家的吴老板突然找到他并说，他们家族里的人决定上海的厂将关闭，准备搬迁到台湾去，希望你能跟着我们一起去。大哥为此犹豫了好一阵子，最终他还是接受了父亲和三个舅舅的的劝阻留在了上海，但是他从此失业了。
他原本可以去小舅舅锯板厂工作，可是他受不了锯板厂的噪声和灰尘的环境，想着在上海偌大的一个城市里总能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工作。殊不知当下是什么时期？当下的许多公司、商店都纷纷关闭，即便找一个最普通的工作也相当困难。但是我的父亲从来就很尊重他的选择，况且他已经独立自主了那么多年。我看着大哥每天出去寻找工作，回来时总是一副哭丧着的脸，我不由得为他有些难过。我大哥就这样坚持两年以后，校长看在我父亲是老员工的份上，将我大哥成为了学校的员工，负责学校里的电气设备的管理和使用，这个工作虽然待遇不高，但环境倒是他喜欢的。
当时在我大哥一时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我也像大人一样会在脑子里想的很多，我开始怀疑可能像我大哥一样的人还不少。因为我发现父亲的那些朋友与我父亲的联系少了许多，更没有见他们相聚过，我在怀疑他们是否也在工作上出现了什么问他？
后来，果然不出我所料，听我父亲说他的一个朋友失业了。当时由于时局的混乱，知道人人都有难处，他不想惊动别人，总想自己能度过难关的，想不到自己在上海滩到处奔波了近一年，依然没有找到工作，一家五口的生活成了问题。无奈之下，大女儿已经到了当嫁的年龄，经人介绍嫁了出去，二女儿才八九岁，送往老家给一家殷实人家当童养媳，才四五岁的小儿子留在身边。但在上海的朋友都不知道。
我在上海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的身体仍然很瘦弱，从小患的哮喘病还未痊愈，在我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父亲领着我在一家德国医生的诊所里，医生为我开了一瓶白松糖浆口服液，喝一瓶以后，我的症状大有好转，第二瓶还没有服完，我的哮喘病痊愈了，我便成了一个顽童。
当时我的堂兄也从老家来上海在我父亲工作的学校里读初中，生活起居也要我父亲照顾，我又那么的顽皮，一个大男人要照顾我们两个孩子，他再要工作，真的不堪重负。但总不见得让好容易来上海读初中的堂兄回老家，父亲只能让母亲又把我带回老家启东。让我在老家附近的一所育才初级小学读小学三年级。在上学的路上，遇见了一位年龄与我相仿的说着一口上海话的女孩，由于我在上海读过两年小学，也会讲一口的上海话，彼此都觉得很好奇而自然而然地接近了起来。
原来她就是我父亲在上海的好朋友瞿少云的小女儿瞿淑珍。但是我知道她的老家在我家的一条大河的北边，怎么来了我们村的孙家？我母亲告诉我，她父亲在上海失业了，出于无奈将他的小女儿给孙家的独生子绍宝（乳名）做童养媳。当时老家已经解放，怎么还有童养媳事件的发生？但我也只是这么想着而已。不由得我对她有些同情。但看到孙家对她的确很好，还继续供她读书，从她平时的谈吐里也看不出她有任何的忧伤，甚至有时看到她还很开心。时间长些以后，大家都忘掉这件事。
孙家离开我家只是隔着五六个宅，是一家比较殷实的人家，他家的儿子绍宝比我大一岁，也是我当时的发小。他从小就比较憨厚、老实，但就是读不好书，他的父亲孙步善一心想让他读书，可是他老是留级，我去上海上学时，他已经读一年级了，我回来读三年级的时候，他照理应该读四年级了，可是他实在读不上去，已经在家务农了。而她在育才初级小学读二年级，并且学习成绩很好。村里人都没有看好他们，却把我与她联系了起来，因为我们俩是村里读书最好的两个。但我被他们说的很害羞，从此我不再与她一起上学校了。但在心里一直为她不平，解放了还给人家当童养媳！
不过，在我读四年级初小毕业的时候，她突然在我们村里消失了，后来听说她的父亲在北京找到工作了，她的父亲把她带到北京去了。我从心底里为她高兴，因为我相信她去了北京一定会继续她的学业的。当然，我的父亲后来也知道了此消息，并通过他人知道他在北京交通部工作，但仅此而已。但他在上海时时想念着这位在北京的朋友。
一九六六年，全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对于所谓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和每次运动中都要被触及灵魂的地、富、反、坏、右是一场灾难。在其中的革命的大串联期间，成千上万的学生都纷纷涌往北京，渴望着能受到毛主席的接见，那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我们是六六届大学毕业生，经历了十七年的寒窗苦，已经没有了那个激情，站或躺在列车车厢的人行道里，或在臭气冲天的厕所旁边去北京。在一波接着一波的人潮涌向北京以后，在学校整天被派别斗争的高音喇叭所困扰和不堪入目的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斗，眼不见为净与几个比较‘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才去了一次北京。
显然，我们此去北京的目的与前期去的完全不同，即使我们后来一起去的也不完全相同，有的是一览北京的名胜古迹；有的是游万里长城……。而我是秉承着父亲的使命而来。因为他一直在挂念着一位已经断了近二十信息的朋友，根据文革的形势，他由于家庭成分的原因可能会受到冲击，让我趁着大串联的机会，去北京一探究竟。父亲说起他，我便想起了他的女儿瞿淑珍，不知道她现在任何？一种莫名的驱动力，我和几个同学搭上了驰向北京的列车。
其实，父亲也根本不知道他朋友瞿少云的具体地址，只是知道他在交通部工作。但根据我的判断，他只是一个像我父亲那样普通的人，而且已经上了岁数，或许去交通部的传达室就能打听到这个人。我很自信的待列车到了北京，与他们打个招呼后，问过路人直奔交通部。
那个时候觉得北京市的人特别多，即使交通部的大门口来来往往的人也很多，来传达室闻讯的人也不少。等挨到我上去闻讯时，接待我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长者，我忙问他：“这里有没有一个叫瞿少云的人？”他斩钉截铁的说：“有这个人。”他说完后打量着我与他什么关系？我忙说：“我从上海来，他的一位老朋友要我来看看他。”他很直率地告诉我：“他现在正在接受检查，下午三点钟才回家。不过，他的一个女儿在北京市结核病医院当护士，就在这里附近，她与他父亲住在一起，你可以先去找她。下班后一起回去，就能见到她的父亲了。”说着还给我写了该医院的地址。我谢过他后离开了那里。
我很容易找到了那医院，接待室给她通了话，让我在接待室旁边一个房间里等候。过来一会，一位护士模样的女子向我走来，以疑惑的眼光看着我，我一看她还留有小时候的一些模样，知道她就是瞿淑珍，但我没有喊她的名字，而是问她：“你认识我吗？”她对我打量了一下，发现了我胸前别着一枚毕业校徽，便问：“你是我弟弟的同学？”我向她摇了摇头，但我已经知道她的弟弟也在我们学校读书，这是一个额外的收获。她的弟弟小时候我见过，比我们小个三四岁，但几乎没有任何的接触。我见想不起来便告诉她：“我是你小学的同学李伯民。”马上唤起了她的回忆，她奥的一声说：“真想不到是你，我还以为你是我弟弟的同学呢。”我接着问她：“伯父母可好？我父亲特地叫我来看看他们。”她看了看旁边的人说：“就要下班了，我们到了家里再说吧，父亲也该回家了。”但我已经预感到他们家受到了冲击。
他们家距医院并不远，我们大约步行了一刻钟左右便到了她父亲的家。她父亲住在一套两小间的平房里，她自己的家就在她父亲家的东隔壁。那天晚上我与她父亲住在一起，正好可以通过交谈知道彼此的一切。
首先，当他知道我受父之托特来拜访、问候他，使他非常感动。嘴里喃喃的念着：“真不愧为莫逆之交啊！”然后问及我父母可好？知悉我父母一切都安好，他感慨地说：“还是上海好！”
从他的叙述中知道，文革爆发以后，凡是地、富、反、坏、右几乎都受到冲击，他现在每天还要去专案组报到，并写检查。他就是家庭成分不好，但非得要他检查自己还做过什么反党反人民的事。他的太太在文革开始时就因成分不好而被押送回启东老家，在被押送的路上受尽了折磨和屈辱，现在她在老家的妹妹家里。唯一的儿子在上海的一所大学里读书，知道家里这样的情形，吓的一直在学校里不敢回北京来，幸好他的大姐姐在上海还算有个照顾。我听了以后，觉得北方在每次的运动中都比较“左”，但我不知道怎么来安慰他们，我只能照搬着人们常用的话来安慰他们：“相信一切都会过去的，慢慢的会好起来的，现在最重要的是保重好身体。待天空中的雾霾消除时，欢迎你们来上海，我和我的父母在上海等待着你们。”临走时我给了他我家在上海的地址，他认真地把它折成小方块塞进了里边的口袋。
我离开了他家以后，没有去北京的任何地方，直接去了火车站，搭上开往上海的列车回到了上海。上海尽管也处在“文革”的风暴之中，但还能感受到一丝的自由和希望。
人们终于盼来了改革开放，中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这变化之中的一天，瞿叔叔带着他的儿子根据我当时留下的地址，走访我父亲来了，两位老人见了面相拥而泣，异口同声地说：“想不到我们还能见面！”当时我与我的太太通过上海市人才交流也已经从外地回到了上海，我亲眼目睹了两位老人相见时的一幕，我除了被这一幕深深的感动以外，还非常感慨而又十分诚挚的祝福他们健康长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