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二房东
二房东与我父亲、楼上后厢房的李爷叔夫妇都是附近一个中学的同事，只是二房东陈老师是个教生理卫生的教师，其余他们都是这个中学总务科的成员。在那个年代，从阶级的划分，陈老师是属于知识分子，总务科的成员则属于工人阶级。但在学校里，教师是学校的主体，而所谓的工人阶级则是学校的辅助性的。所以，教师在学校里反而很具优越感，工人阶级则感觉很卑微。尤其在上海，即使在国内极左思潮的巅峰—文革时期，虽然知识分子被称谓“臭老九”，是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对象，但实际上还是受人尊敬的。社会上一般的姑娘在择偶的时候，都想找一个知识分子的夫君，不像北方的姑娘宁愿找一个服役或退役的大兵，也不会去找一个“臭老九”。
在这种环境下熏陶、成长的陈老师，显然有着某种程度的自豪感，对同一屋檐下的同事也并不很亲近，如同对一般的房客一样。
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近四十岁的人了，依然独身一个。他高高的身材，强健的体魄，国字脸上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宁波人，中学教师，正如房东唐先生所说，他在上海滩可以在女生中捞一把挑挑。可是这里的房客都没有看到过他和哪个异性谈过恋爱。只有我父亲喜欢瞎操心，有点皇帝不急，急了太监，曾关心过他，建议他应该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了，他却只是一笑了之。
他在学校里对领导或其他教师也都不卑不亢，也没有一个知心的朋友，但也没有一个冤家对头。看起来，学校对他而言，只管为学校教好书，学校给我一份工资。与学校的关系就这么简单、直接。对此，同事有着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他很独立，不会对上拍马溜须，也不对下仗势欺人，真正做人要做这样的人。另外一种的看法，这是骄傲自大，目中无人，太缺乏人情味，只能做个孤家寡人。
在一个暑假里，学校都放了假，我们这栋石库门房子就热闹起来。我也跟着忙了起来，那些孩子们不是问我学习上的问题，就是要我去看他们画的画怎么样？因为我有时也喜欢画些素描，但说实在的，画的不怎么样，可是孩子知道后看了，总觉得我的水平与他们的美术老师水平相当。所以他们画好以后，总要让我评审一下。楼上李爷叔的大女儿小瑛要我去看画，我刚从扶梯上去，刚到达二楼的时候，因为上海近几天一直处于高温天气，陈老师前楼的门敞开着，正好与他前楼的一排窗户对着，房间里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对流，一股很清凉的风吹来，陈老师正穿着白色背心和草绿色短内裤在门口享受着凉快。我们彼此见了，互打招呼后，我进了李爷叔的家。他家的住房条件确实比较差，与我们楼下比较，简直是冰火两重天。我只是粗略地看了一下她的画，说了一些鼓励她的话，就走了。因为我再呆一会儿就要冒汗了。但陈老师穿的草绿色内短裤，让我想了很久。这分明是军人穿的内裤。若是有人送给他的？我倒没有听说过送人以军人内裤的。那只能断定他曾当过兵？从他那硬邦邦的性格，的确有点像，而且可能是一个职业兵。从他在学校里担任教‘生理卫生’课程来看，他当时可能是个卫生员。后来在我父亲那里得到印证。
当时有军人背景的人确实比较“牛”，首先，说明他在政治上是可靠的；其次，他又是个职业军人，说明他又有专业文化知识。能具备这两个条件的人，在当时社会上算是很吃得开的人。因此，陈老师虽然在学校里担任‘生理卫生’课程，是一门比较边缘化的，不太被学生所重视的课程。但是他对数理化课程的老师从来不放在眼里，那些老师反过来也不敢惹他。这就是他最“牛”的地方。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竟然冲击并击倒了他。当时连老革命一校之长都可以被学生任意批斗，何止一个只是在军队混过的老师？有几个女学生举报他，在上‘生理卫生’课时，利用讲课说了些淫秽的话，并扯到他单身汉的身份上。把事情描绘的很复杂起来。那个时候的人总是喜欢上纲上线的批判人，真使人胆战心惊。哪容得被批斗人有申辩的权利？当时既没有法律，又没有律师和法官，革命小将就是天王老子。如果激怒了他们，在批斗时，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的，轻则挂一块纸牌，把你的头摁下去；重则挂一块金属牌子，还来个‘喷气式’。陈老师只能‘好汉不吃眼前亏’，显得很配合，批斗了一两次后，送往总务科去做最累最脏的活—扫厕所。对于这些倒是难不到他的，他反而做的有模有样的。学校里的男女公共场所都是采用蹲式的便器，比较捣蛋或拉肚子的学生总是把便器弄的很脏，男生用的小便池用过后也不冲水，真是臭气冲天。但陈老师来了以后，男女厕所都打扫的干干净净，再也闻不到那臭气冲天的臭味了。革命小将再也没有来麻烦过他。但他也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回到教师队伍？
他在总务科打扫厕所期间，与总务科的同事接触的时间比较多一些，但真正同情他除了我父亲，恐怕再没有其他人了。因此他对我父亲显得比较亲近一些。在空闲的时间里，基本上只与我父亲在一起，偶然还谈的很投机。在他看来只有老李比较正直、关心人。不像其他人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总是对他幸灾乐祸。
父亲知道他对住在楼上后厢房的李爷叔夫妇有看法，因为他在被批斗期间，李爷叔夫妇总是冷眼看待，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同情、安慰他的话，相反，想要与他划清界限似的对他不理不睬。父亲也知道李爷叔夫妇对他颇有微词，说他自私自利、门槛精、骄傲自大，看不起工人阶级。我父亲一直在他们两家之间‘拉和’，但始终和不起来。
其实，平心而论，这两家也没有具体的很大的的矛盾，只是双方都比较心胸狭窄，缺乏相互体谅、包容所引起的矛盾。引起的时间是他当了二房东以后，当时李爷叔家已经是五口之家了，有时他嘉兴的丈母娘来，就六口人了，却住在一个才刚刚十来平方米的又矮又小的房间里。特别到了炎热的夏天，更是苦不堪言。幸亏他家三个孩子都是女儿，否则真不知道如何是好？而当时陈老师独自一人住在前厢房里，有十好几个平方米；房子的高度与前楼几乎一样的高；对着天井的一排方向朝东的窗户，由南向北吹来的弄堂风，总是像打乒乓球的擦边球一样经过它，从一排窗户进去，给前厢房带去了阵阵凉意。前、后厢房之间还有一块有约四平方米的空间，是他们公用的地方，用来进出前、后厢房的门用的。因为李爷叔家的孩子都是女孩子，并且都上了小学或中学，觉得门对着门大家都不方便。于是李爷叔向陈老师建议，在四平方米空间的中间用木板做成一堵墙，门都改开在侧面。并与陈老师商量，因为他家人口多，住房矮小，而陈老师的前厢房房子高大，人又少，希望他能让出一个平方来。以改善一些住房条件。即前厢房只增加了一平米的面积，后厢房增加了三平方米的面积。从增加的面积来看，似乎有些不合理。但如果从老同事、老邻居的关系出发，根本不存在合理与否，会很容易达成一致的。如果都从自身利益和过去的一些隔阂考虑，那就使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了。李爷叔提出建议的原由，本可以理解的，却使陈老师过度理解了，刺痛了文革中被举报的痛处，好像文革中被举报的都是事实，至今还提防着他可能对他们有什么不规，对这个建议本身就一肚子的气，哪有商量的余地？他根本不讲任何的理由，一口拒绝了他们的建议。于是，他们两家虽然没有公开争吵过，但心里的老仇新恨使他们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同在屋檐下，如同陌路人，相互都老死不相往来。幸亏改革开放的东风，使有能耐的人逐渐离开了这里，最终这栋石库门房子被拆迁，原址盖起了住宅大楼，当然，这样的住宅大楼是给更有能耐的人住的，原来石库门房子里的住户大部分都散落在上海市的郊区，彼此都失去了联系。但是，有时候还有真缘巧遇，有一天，李爷叔带着他的一个小外甥在浦东的世纪公园的儿童乐园玩，正巧陈老师也带着他外甥的儿子在那里玩。因为两个男孩都已经过了上学的年龄，到了那里都自己会玩了，
李爷叔和陈老师都已上了年纪，只能各自坐在椅子上，远距离的监视着他们玩。看着有两个孩子一起在玩跷跷板，由于他们俩的个头都差不多，所以玩起来非常轻松愉快，一边玩还一边笑着说什么，后来成为了朋友。
玩了好一阵子以后，两位老人都觉得孩子已经玩的差不多了，应该再上其他地方去玩，于是先后向孩子走去，陈老师先到那里，他的小外甥高兴地向他介绍：“这位小朋友叫李一鸣，比我小一岁，在读二年级，是我的好朋友。”他刚刚介绍完，李一鸣的外公也从椅子那里走来。他们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孩子身上，根本不关注旁边有什么人，李一鸣见外公走来迎了上去，仰着头高兴地告诉外公说：“今天我交了个好朋友，他叫黄扬扬，我们玩的很开心。”说着拉外公去见他的小朋友。当两个大人和两个小孩走到一起，抬头看到对方时，彼此心里一股五味杂陈的味道油然而生，双方都显得有些尴尬，孩子见了觉得非常奇怪，都不约而同的问自己的外公：“原来你们都认识？”然后，两位老人都对着对方，抿嘴一笑，频频地点着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