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历史
本人是喜欢历史的机械工程师，有点风马牛不相及。
公元546年八月，东魏丞相高欢来到邺城。他的世子高澄将洛阳《石经》五十二碑迁移到邺都。
同时，西魏改任并州刺史王思政为荆州刺史，并让他在诸将中举荐可以代他出镇玉壁（今山西稷山）的人选。王思政举荐了晋州刺史韦孝宽，丞相宇文泰同意了。
高欢打算发动太行山以东的部队讨伐西魏。殿中将军曹魏祖劝他说：“我看不行。今年八月是西方为王。以死气对抗生气，于客不利，主人则可以。大军一旦出发，会伤害大将军。”高欢没理他。自从东西魏交战以来，邺下总看到黄蚂蚁和黑蚂蚁发生阵斗，占卜的人认为东魏的军服是黄色的，因此黄蚂蚁代表东魏；而西魏的军服是黑色的，因此黑蚂蚁代表西魏。人们以此决定胜负。当时黄蚂蚁都死了。但高欢不睬这一套。八月二十三（癸巳），东魏大军从邺城出发到晋阳会合，并于九月包围了玉壁。他想以此挑衅西魏，但西魏不肯出兵反击。
高欢攻打玉壁，昼夜不息，西魏守将韦孝宽随机应变，尽力抵御。城中缺水，居民都到汾水河里打水。高欢派兵去挖土将汾水改道，一晚上就完工了。城墙上经常摆出铁面具，高欢让士兵朝它射箭，总是射中铁面具的眼睛。高欢接着在城南堆起一座土山，想利用土山攻进城里。城上先前已有两座城楼，韦孝宽派人在上头捆绑木头加高，让城楼高出土山，加以防御。高欢派人告诉他说：“你即使把城楼加高到天上，我也会穿过地下把你拿下。”于是派兵去挖凿十个地道，又用术士李业兴的所谓“孤虚法”，聚集大军攻打城北。城北有天险凭籍。韦孝宽派人挖掘长壕，去堵截东魏兵挖的地道，并挑选战士守卫在堑壕上。每次看到东魏士兵挖到堑壕附近时，西魏战士就把他们擒杀了。他们又在堑壕外堆积柴火，只要发现有东魏兵在地道里，他们就把柴火点燃后塞进地道，再用皮排吹风进去，一鼓作气后，东魏兵就被烧得焦头烂额。东魏兵又用攻城车撞击城墙，攻城车所到之处，城墙无不被摧毁，没人能够抵御。韦孝宽于是派人把棉布缝成大幔，张在攻城车前面。大幔悬空，所以攻城车不能损坏。东魏兵又把松枝和大麻绑在竹竿上，灌油加火用来烧布，并想以此焚烧城楼。韦孝宽派人制作长钩，把钩刃磨得锋利；火竿快到时，西魏兵就用长钩远远就把它们都切断了，结果松麻全都落到地上。东魏兵又在城四面挖了二十个地道，用柱子撑住城墙的根基，然后纵火烧了柱子。柱子纷纷烧毁折断，那些地方的城墙也就崩塌了。韦孝宽即刻派人在崩塌的城墙处竖立木栅捍卫，东魏兵还是进不了城。城外想尽了一切攻城的战术，而城里的守御却总有办法对付。韦孝宽又派兵抢占了土山。
高欢终于无计可施，只好派仓曹参军祖珽去劝韦孝宽说：“使君独守这座孤城，而西边又不来救援，恐怕最终还是不能保全。为何不投降呢？”韦孝宽回复说：“我的城池非常坚固，士兵的粮食也绰绰有馀。攻者自然劳苦，守者却经常安逸。哪里才坚守了短短一二十天就需要救援！其实也怕一旦救兵来了，你们有回不去的危险。我韦孝宽是关西男子，当然不会成为一员投降将军！”祖珽又跟城中人说：“韦城主得到他们的荣禄，也许应当为他们这么做。其他的军民，何必跟随他赴汤蹈火？”于是将悬赏的布告射进城里，去招募敢死人员，说：“能斩城主投降的，拜太尉，封开国郡公，赏布帛一万匹。”韦孝宽亲手在布告背面题字，然后再把布告射到城外，说：“能斩高欢的也将得到一样的待遇。”祖珽是祖莹的儿子。东魏苦苦攻打了五十天，士卒战死或病死的多达七万人，全埋在一个大墓穴里。高欢终于精疲力尽，因此生了大病。同时，有流星坠落在高欢的军营中，军营里的驴子齐声高叫，士兵们都非常恐惧。十一月初三（庚子），高欢终于无可奈何地解围而去。
先前，高欢另外派侯景带兵直取齐子岭。西魏建州刺史杨檦镇守车箱，担心侯景入寇邵郡，便亲自率领骑兵前往抵御。侯景听说杨檦来了，在六十多里外就砍下很多木头堵塞了他的来路。即使这样他还胆战心惊，感到不安，最后还是退回到河阳去了。
十一月十三（庚戌），高欢派段韶跟从太原公元洋镇守邺都，并于次日征世子高澄到晋阳会面。当时有一群讨厌的乌鸦栖息在亭树上，高澄让斛律光把它们都射杀了。
西魏接着任命韦孝宽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建忠公。当时人们都觉得王思政知人善任。
十二月十二（己卯），高欢因为自己出师无功，上表请求解除负责朝廷内外诸军的都督职位，东魏孝静帝元善见答应了。高欢从玉壁归来时，军中讹传说韦孝宽用定功弩射杀了丞相。西魏朝廷听说后，下了一道诏令称：“劲弩一发，凶身自陨。”高欢得悉后，抱病勉强坐起来接见朝廷诸位权贵。他还让斛律金作《敕勒歌》，自己亲自和奏，并顿时感到哀伤而泪流满面。
西魏大行台度支尚书兼司农卿苏绰，生性忠诚俭朴，常以丧乱未平为己任，总是举荐提拔贤惠能人，端正严肃朝政。丞相宇文泰推心置腹地信任他，无人能够离间他们。偶尔出游时，宇文泰经常预先签署了空白令纸交给苏绰，让他在必要的时候，自己做决定，等到他回来后再转告就行了。苏绰总认为“为国之道，当爱人如慈父，训人如严师。”每次与公卿大臣讨论政事时，他总是经常通宵达旦；事无巨细，他全都了若指掌，终于因为积劳成疾而过早病逝。宇文泰为他的死深感痛惜。他跟公卿大臣们说：“苏尚书平生廉洁谦让，我想成全他历来的志向，但又怕一般人无法了解这点。如果为他厚加赠谥，又违背了以前和他相知之心。你们觉得该怎么办？”尚书令史麻瑶越次进言说：“晏子是春秋时齐国的贤大夫。他非常俭朴，一件狐裘穿了三十年。当他去世时，齐侯为了尊重他的遗志，只派了一辆灵车给他送终。苏绰操行高尚，一身清白，谦虚谨慎，从不骄矜自居。所以臣的愚见是应当俭约，这样才能彰扬他的美德。”宇文泰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朝廷将苏绰归葬武功，将他的棺柩放在一辆简便的布车上，宇文泰和大臣们步行跟在殡仪车后面，送出同州城外。宇文泰在车后把酒洒在地上表示祭悼，然后说：“尚书平生做的事情，即使自己的妻儿兄弟都不知道的，我也都知道。只有你知道我的心思，我知道你的志向。正要和你共定天下，你怎么这么匆忙就舍我而去，怎能这样！”因而放声恸哭，不觉中酒杯从手里落下。
苏绰字令绰，是武功人，曹魏侍中苏则的九世孙，祖上担任过二千石大官的很多。他父亲苏协担任过武功郡守。苏绰少年时就好学，博览群书，尤其善于算术。他的堂兄苏让出任汾州刺史时，宇文泰在东都门外为他饯行。临别时宇文泰问他道：“你家子弟之中，谁可以被任用？”苏让因此举荐了苏绰。宇文泰于是召他担任行台郎中。苏绰后来的事前面都提到过。
东魏文帝大统七年（541）时，宇文泰锐意改革时政，苏绰竭尽全力支持他，并为他制定了六条诏书（虽然前面简单地提过，但这里详细介绍如下）：
其一，先治心：
如今的藩镇大员和地方长吏，全都是接受天朝的任命，管理自己的地盘。他们尊贵的程度，堪比古代的诸侯。所以前世的帝王总是说，和他共同治理天下的，只有优良的藩国大员和地方长吏而已。虽然明知朝廷百官和公卿大臣，各有不同的重要职责，然而治理民众的根本，没有比地方长吏更重要的了。大凡治理民众，首先得治心。心是一身的主宰，百行的根本。心不清净，则不好的想法都出来了。不好的想法一出来，则基本的道理都不懂了。不懂的基本道理，则是非缪乱而无法分明。是非谬乱，则自己都不能自治。自己都不能自治，却怎能去治理民众！所以治理民众的关键，只在清心寡欲而已。所谓清心寡欲，并不仅仅指的不贪图财富，而是要使自己的心气清和，志意端静。心气清和，志意端静，则邪恶荒谬的想法，就没有机会发挥。没有了邪恶荒谬的想法，则他们心里思考的，无不都是一心为公的道理。带着一心为公的思想去管理民众，那么他们管辖的民众将无不感化。所以说治理民众的根本，首先在于治心。
其次又在治身。大凡人君自身，应是百姓的表率和一个国家的目标。表率不正，影子肯定也会不正；目标不明，射击肯定也无法中的。如今君主自身不能自治，而期望去治理百姓，这就相当于用弯曲的表率去寻求正直的影子；君主的行为不能自修，而想要百姓去修正行为，这就相当于没有目标却责怪人家没有射中。因此做为人君，必须心如清水，形如白玉；亲自实践仁义，实践孝悌，实践忠信，实践礼让，实践廉平，实践俭约，然后继之以孜孜无倦，加之以明察秋毫。实行了这八项，就能以此教育民众，做到他的臣民对他“畏而爱之，则而象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君有君之威仪，其臣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有其国家，令闻长世。）。这样一来，不用天天进行家教，就可以看到良好的行为成为风气。
其二，敦教化：
天地之间，唯人为贵。正因为人有中和之心和仁恕之行，不同于木石和禽兽，所以是尊贵的。然而人性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风气而更改。受到敦朴者的教化，则会变得质朴正直；受到虚伪者的影响，则会变得虚浮轻薄。虚浮轻薄的人多了，则形成衰弊的风气；质朴正直的人多了，则形成淳和的习俗。衰弊的风气盛行，则祸乱交替兴起。淳和的习俗流行，则天下自然大治。所以说，大治或大乱，兴盛或衰亡，全都是由于教化或影响造成的。
然而世道的凋零和衰败，至今已数百年了。大乱的滋长蔓延，也有二十年。百姓没有见到德政，看到的只有兵荒马乱。君王没有实行教化，使用的只是酷刑严罚。而中兴刚刚开始，大难尚未平息，加上频繁的征战，和长期的饥馑，朝廷所有的制度，多数都是权宜之计。致使礼让的风气无法兴起，旧的习俗无法更改。近年来粮食略有丰收，徭赋也稍有减轻。衣食不缺，则教化可修。全体州牧郡守和地方令长，都应当乘此机会洗心革面，上面承接朝廷的意旨，下面宣扬百姓的教化。
重视教化会带来很多好处：它能煽起人们淳朴的风气，引导人们泰然地处事，教育人们行为的道德，示范人们朴素地生活。它能使百姓勤勉不倦，逐渐从善。邪恶虚伪的心思，喜欢不良嗜好和纵欲的本性，将被潜移默化，百姓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现自己已经从善了。这就是所谓的感化。然后用孝悌教育他们，使民众懂得慈爱；用仁顺教育他们，使民众懂得和睦；用礼义教育他们，使民众懂得敬让。一旦慈爱了，则不会丢下亲人不管；一旦和睦了，则不会整天抱怨别人；一旦敬让了，则不会和人争强斗胜。三者一旦兼备，则王道就形成了。这就是所谓的教育。先王之所以能够移风易俗，让社会回到淳真和朴素，垂拱着双手治理天下，并取得太平盛世，莫不是这样才做到的。这就称作要理，至关紧要的道理。
其三，尽地利：
人生在天地之间，生存靠的是衣食。食不足则饥，衣不足则寒。如果饥寒伤了身体，却还要民众实践礼让，那就好比逆坂走丸（让弹丸在斜板上往上滚），是绝对做不到的。所以古代的圣王，清楚地知道这点，总是先让百姓丰衣足食，然后才进行教化。衣食之所以丰足的原因，在于充分利用地利。地利之所以得到充分利用，在于劝导有方。而负责劝导民众的，只在于州牧郡守和地方令长而已。百姓没有文化，智慧也不周全，所以必须劝导教育，然后才能尽力。各个州郡县城，每到年初，都必须告戒自己管辖下的民众，不论老少，只要能够操作农具的，都必须到田里耕作，利用天时垦发，千万不要错过时机。播种之后，还必须照看幼苗。每当秋收季节，和春蚕吐丝的时候，不论男女老少，都必须全力以赴，就好像去援助溺水的人、去救火、或者寇盗即将到来那般紧急。这样一来，农夫就不会荒废他们的事业，蚕妇也得以成就她们的功绩。如果发现有人游手好闲，早归晚出，好逸恶劳，不勤事业，那么乡正里长们则必须将他们的姓名上报给郡县，太守和县令则必须根据性质的严重加以惩罚，罪一劝百。这样一来，就明确了地方长吏的责任。
百亩之田，都必须经过春耕，夏种，秋收，然后才有粮食过冬。这三个时节，是农业的关键。如果错过其中一时，则整年都得不到谷物。所以先王告戒说：“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饥者；一妇不织，天下必有受其寒者。”如果在这三个农时期间，地方长吏不负责任，而导致民众荒废了农业，那等于要了百姓的性命，把他们往死路上驱赶。孤单并缺乏劳力的民户，或者家中没牛的人家，地方长吏应当劝他人帮助他们，使得大家都得到好处。还应当利用三个农忙的间隙，以及阴雨天的闲暇，教民众如何种植桑树和果树，学会种菜的园艺，修缮自家的园圃，养育家禽家畜，预备生育后代的资产，以供养老的需要。
为政不能过于琐碎，过于琐碎则百姓会变得厌烦；劝导农桑也不容过于简单，过于简单则民众会变得懒怠。善于为政的人，都必须因时制宜，采取烦琐和简便适中的政策。所以《诗经》说：“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求。”如不能这样，则迟早要走上犯罪的道路。
其四，擢贤良：
天下的广大民众，不能自己治理自己，所以必须建立君主来治理他们。人君不能独自治理民众，所以又必须设置臣僚去辅佐他。所以上至帝王，下及郡国，得到贤良的臣僚则得到大治，失去贤良则大乱。这是自然的道理，即使一百位君王都不能改变这个道理。
今天的刺史和太守以及县令，都有自己属下的僚吏，也都是辅佐他们的人。刺史府上的官员都是天朝直接任命的，但州吏以下的官员，则都是他们自己选拔的。自古以来，州郡的大吏，只看门第出身，多数不看是否贤良；而低级部门的小吏，只考核他们刀笔的水平，并不在乎他们的志向和操行。门第高贵的，都是因为前代人的爵位和俸禄，并不保证他们的子孙里没有愚昧或不达事理的人。而操用刀笔的，都是士族以外的低等小才，并不保证他们之中没有虚伪或狡诈的人。如果在出身高贵的人中找到贤良的人才，那等于骑着骏马去行路千里。如果在出身高贵的人中找到愚昧或不达事理的，那等于是土牛木马，外形相似而作用全非，根本不能骑着上路。如果在刀笔小吏之中得到有志向和操行的人才，那等于是金的外相，玉的实质，内外俱美，确实是人间之宝。如果在刀笔小吏之中得到虚伪或狡诈的，那等于是用美丽的图案装饰腐朽的木头，好看一时，但绝不能充当榱椽（架屋承瓦的木料）使用。如今对官员的选拔，不应当局限在门第出身上，只能根据是否胜任。如果的确胜任，即使是小厮和差役也能成为公卿宰相，就像伊尹和傅说（都是商朝的名臣）那样，更何况州郡的职务。如果不能胜任，即使是像丹朱和商均（尧舜的儿子）那样帝王的后裔，也不能守住区区百里的封地，更何况公卿的子孙。根据这点就可以见到，作为帝王的正道，就是任人唯贤。
帝王所寻求的才干和能力，是用来治理民众的。如果很有才干，并以正直为根本，那么他一定会利用他的能力很好地治理百姓。但如果很有才干，却以奸伪为根本，那么他一定会利用他的职位牟取私利而带来混乱，却从哪里得到大治？所以在寻求才干和能力之前，必先选择有志向和操行的人。如果他们的操行很好，则可以举荐。志向和操行不好的，则应当摈弃。而如今选拔人才时多数人都说：“邦国没有贤能的人才，不知道该举荐谁。”这都是未经思考，很没有道理的言论。之所以这么说呢？古人说过：“明主聿兴，不降佐于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于后土。”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治世能臣。所以殷朝和周朝并不等待虞舜时稷、契那样能臣的到来，曹魏和两晋也不借助西汉时萧、曹那样的佐吏。孔仲尼说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哪有在像长安这样万家的都城里，还说没有人才。只是没有认真寻求，谨慎选拔罢了；或用的人才不得其所，不尽其材，所以说没有人才而已。古人说过：“千人之秀曰英，万人之英曰隽。”如今能够胜任一个官职，操行在一个地方闻名的人，难道不是接近孔夫子所说的英隽人士吗？只要能勤奋而认真地加以审察，去虚取实，在各个州郡找到最能干最有操守的人才，那么不论辖下的民众有多少，都足以很好地治理。谁说天下没有贤良！
良玉尚未雕琢之前，跟瓦石没什么两样；名骥尚未驰骋之前，和驽马也没什么区别。只是在雕琢闪光之后，在试跑驰骋之后，良玉和瓦石，驽马和名骥，才开始分出高低。贤士尚未被擢用之前，混在低品官员之中，当然看不出优劣。只有将大事委托给他们，把重任托付给他们，才能使他们从平庸之流中脱颖而出。当年吕望的垂钓，百里奚的放牛，宁戚的扣角，管夷吾的三败，在那些时候，平庸的人们，怎么知道他们的贤能？只是在他们辅佐王朝，成为霸国，经过了几十年，功成名就之后，人们才开始认识他们真是奇士。于是后世对他们的称颂，不绝于口。即使像他们那样的瑰伟人材，不世英杰，还不能在没有碰到知遇之前，表现出异于常人的才干，更何况才干不如他们的人。如果一定要等到出现了姜太公那样的人才才擢用，那将是千载都没有姜太公。如果一定要等到出现了管夷吾那样的能人才任用，那将是百世都没有管夷吾。之所以这么说呢？因为士人必须从低微逐渐到著名，功劳也必须从微小积累到巨大，岂有尚未上任就已成功，没有叙用就先发达的道理。如果充分认识了这道理，那么就可以得到贤能，也可以选择士人。得到贤能予以委任，得到士人加以使用，那么天下大治，何必是只能向往而不能得到的事？
然而善于选拔官员的人必须先懂得精简官职。官职精简了，则容易找到善人担任官职；容易找到善人当官，则政事将得到妥善处理。官职繁乱，则必然要混杂着使用一些不善的人；混杂使用不善的人，则政事必然有所得失。所以俗话说：“官省则事省，事省则民清；官烦则事烦，事烦则民浊。”清浊的由来，在于官职的繁乱或精简。细查一下如今的官员，数量真是不少。以往百姓的人数众多，事情相应也多，还说得过去。但现在国家的户口减少消耗了很多，依照人口设置官员，也许并不算多。但听说下头的州郡，还有很多兼职和挂名的。他们经常侵扰百姓，还无理取闹。诸如这帮官吏，全应该予以罢黜，不能让他们照常这样下去。不但只有州郡的官员，必须挑选善人，即使党族闾里正等五长的职务，也必须认真选择，各自得到乡里胜任的人选，好互相监督。正长是治理民众的基础。基础没有倾倒，上头就安定了。
凡是求贤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然而之所以说得认真审核，就是因为必须通过任用才能试出好坏，通过考核才能分辨优劣。从白身提拔起来，经过基层的考验，了解和观察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能力就会变得很清楚，操行也可以得到甄别。用这样的办法选拔官员，那么几乎不会有后悔的事。
其五，恤狱讼：
人受阴阳之气而生，所以有情有性。性则为善，情则为恶。善恶一旦分清，赏罚也随之而来。赏罚如果公正，则罪恶将得以终止，善行将得以发扬。赏罚如果不公，则民众将不知所措。民众如果不知所措，则怨恨和反叛的心思就会产生。所以先王非常重视赏罚的公正，特别要求必须警戒慎重。必须警戒慎重的原因，就是要让负责刑狱的地方宰守，精心办事，全心全意地去追究事情的根源。他们首先必须进行五听（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再加以验证，巧妙地观察背景状况，尽力发掘隐藏埋伏的事实，使得奸人没有容身之处，罪人得到应有惩罚。然后根据罪行的程度处以刑罚，轻重适当。同时也应当赦免无意的过失，怜悯愚昧的行为。得到案件的实情时也不要过分高兴。地方宰守又必须懂得分析情理，认真斟酌礼制和法律，一定要做到尽心尽力，明加教诲，使得罪犯心服口服。这是为善的最高境界。然而地方宰守并非一人，不能要求人人都有同样的认识。推理分析，找到实情，经常难以办到。但只要带着一心为公的愿望，怀有避免冤枉无辜的志向，务必找到事情的曲直，尽力做到公平恰当，那也算不错了。办理刑案的道理，就在于一定要找到所有的证据，然后才依法进行拷问，既不应严苛，也不该残暴。有疑问时则从轻发落，没审清前则不妄加惩罚，根据事实断案，处理刑狱也不拖延时间。这是其次。最坏的是没有仁恕之心，放肆自己的残暴，把民众当作木头石块，任意严刑拷打。这样的结果，只会让那些有罪但却能说会道的人获免，让那些无罪但却口舌笨拙的人被罚。这样的地方宰守，才是最要不得的，决不是治理好民众所可以依赖的人。现今的地方宰守，应当努力做到中等水准，并争取达到最高境界。如果属于那种最要不得的，则必须对他们治罪不赦。
还有，应当深思熟虑，把眼光放远，心存德教。先王的制度是这样的：“与杀无辜，宁赦有罪；与其害善，宁其利淫。”如果真的无法断案，那么宁可错放有罪的，也不要冤枉无辜的。今天执政的人则不然。他们总是写出深刻的奏文和巧妙的弹劾，宁可将无辜的人绳之以法，也不能让有罪的人逃过刑罚。他们之所以这样，倒不是因为他们都是嗜杀的人，只是觉得作为官吏，宁可严酷一点，可免留下后患。这其实是只顾自己，而不考虑公众的利益。如此执法，其实都算是奸人。人是天地之间尊贵的事物，死了不能复生。然而在严刑毒打之下，很多人忍不住痛楚而诬陷自己。酷吏也不加以认真审理，便根据屈打成招的口供，判处他们死刑。这样的事怕今后还会经常出现。所以自古以来，设有五听三宥（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的法律，著明对刑狱诉讼要慎重的章典，这都是非常爱护民众的表现。即使像伐木杀草，任意狩猎这类事情，古人都觉得因为违背了时令，而不符合帝王之道。更何况刑罚不公，滥杀无辜，这难道不伤了天心、犯了和气吗！天心伤了，和气损了，还想要阴阳调适，四时顺序，万物安好，苍生悦乐，这可能吗？所以有这样的说法：“一夫吁嗟，王道为之倾覆。”指的就是这。所以众多的地方宰守，难道不应该谨慎再谨慎吗？
如果有深奸巨猾，伤风败俗，悖乱人伦，不忠不孝，故意背弃王道的人，当然可以杀一儆百，以清王化。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施行重刑是允许的。认识了这两种途径，则刑政就全面了。
其六，均赋役：
圣人的大宝座称作位。用以守住宝位的叫仁，用以聚集人才的叫财。明智的先王一定会用财去集聚人才，用仁去守住宝位。国家一旦无财，那么宝位就无法守住。所以自从三王五帝以来，都有征税的法律。虽然征税的轻重不同，但派的用场一样。如今逆寇尚未平定，军队的费用很大，所以目前还不能减省租税，用以抚恤民间的疾苦。然而我们务必做到征税公允平均，使得下民不至于因此过于贫困。平均的意思就是，征税时不能放过豪强，而只征收贫穷弱小百姓的租税；不能纵容奸巧，而专门让愚昧笨拙的下民陷入困苦。这就是所谓的“均”。所以圣人说：“盖均无贫。”（《论语.季氏》：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然而财富的产生，并不容易。纺纱织布，得一步一步慢慢来，并不是十来天时间就能完成。首先必须劝课农桑，让民众参与经营。制作绢布的乡村，也必须先进行纺纱，然后才能织布。先要做好准备工作，到时才有产品输出。只有这样，王室的赋税才能得到满足，下民也不会陷入贫困。如果不预先进行劝戒，临时再匆促行事，只怕这样会造成失期和耽误，变成自己的过错，弄不好将受到刑法的惩罚，皮肉受苦，甚至马上被官府法办。富商大贾就会利用这样的时机，牟取暴利。东西少了，价格就贵了，有钱人可以贵买，没钱的只好靠借高利贷。这样一来，交税民众的境况就变得很糟糕了。
征收租税的时候，虽然有朝廷的政策宏观控制，但根据贫富情况，征税有先后多少的区别。这些事是由基层的正长处理，由郡守县令最后决定。如果这些事情经过很好的斟酌，处理得恰当，那将政治和谐，百姓喜悦。但如果处理得不好，那将给奸诈的官吏带来盘剥百姓的机会，民众生怨。还有，那些负责征用徭役的官差，多数都不存善意，因而导致贫穷弱小的民众不得不服重役，到边远的地方从军；而富有的豪强则可以就近服役。用心如此不良的郡县守令，毫无体恤民众的心理，他们真的都是实行王道政治的罪人。
宇文泰对这六条非常重视，把它当作座右铭，还命令朝廷各部门都要熟读并加以实行。州郡牧守和地方令长，必须非常熟悉这六条以及苏绰创立的记账方法，才能上任就职。
要想知道苏绰还做了些其它什么改革，请看下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