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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系列十:两魏相争之十三:两魏玉壁攻守与西魏苏绰病逝

(2017-02-06 18:55:48) 下一个

公元546年八月,东魏丞相高欢来到邺城。他的世子高澄将洛阳《石经》五十二碑迁移到邺都。

同时,西魏改任并州刺史王思政为荆州刺史,并让他在诸将中举荐可以代他出镇玉壁(今山西稷山)的人选。王思政举荐了晋州刺史韦孝宽,丞相宇文泰同意了。

高欢打算发动太行山以东的部队讨伐西魏。殿中将军曹魏祖劝他说:“我看不行。今年八月是西方为王。以死气对抗生气,于客不利,主人则可以。大军一旦出发,会伤害大将军。”高欢没理他。自从东西魏交战以来,邺下总看到黄蚂蚁和黑蚂蚁发生阵斗,占卜的人认为东魏的军服是黄色的,因此黄蚂蚁代表东魏;而西魏的军服是黑色的,因此黑蚂蚁代表西魏。人们以此决定胜负。当时黄蚂蚁都死了。但高欢不睬这一套。八月二十三(癸巳),东魏大军从邺城出发到晋阳会合,并于九月包围了玉壁。他想以此挑衅西魏,但西魏不肯出兵反击。

高欢攻打玉壁,昼夜不息,西魏守将韦孝宽随机应变,尽力抵御。城中缺水,居民都到汾水河里打水。高欢派兵去挖土将汾水改道,一晚上就完工了。城墙上经常摆出铁面具,高欢让士兵朝它射箭,总是射中铁面具的眼睛。高欢接着在城南堆起一座土山,想利用土山攻进城里。城上先前已有两座城楼,韦孝宽派人在上头捆绑木头加高,让城楼高出土山,加以防御。高欢派人告诉他说:“你即使把城楼加高到天上,我也会穿过地下把你拿下。”于是派兵去挖凿十个地道,又用术士李业兴的所谓“孤虚法”,聚集大军攻打城北。城北有天险凭籍。韦孝宽派人挖掘长壕,去堵截东魏兵挖的地道,并挑选战士守卫在堑壕上。每次看到东魏士兵挖到堑壕附近时,西魏战士就把他们擒杀了。他们又在堑壕外堆积柴火,只要发现有东魏兵在地道里,他们就把柴火点燃后塞进地道,再用皮排吹风进去,一鼓作气后,东魏兵就被烧得焦头烂额。东魏兵又用攻城车撞击城墙,攻城车所到之处,城墙无不被摧毁,没人能够抵御。韦孝宽于是派人把棉布缝成大幔,张在攻城车前面。大幔悬空,所以攻城车不能损坏。东魏兵又把松枝和大麻绑在竹竿上,灌油加火用来烧布,并想以此焚烧城楼。韦孝宽派人制作长钩,把钩刃磨得锋利;火竿快到时,西魏兵就用长钩远远就把它们都切断了,结果松麻全都落到地上。东魏兵又在城四面挖了二十个地道,用柱子撑住城墙的根基,然后纵火烧了柱子。柱子纷纷烧毁折断,那些地方的城墙也就崩塌了。韦孝宽即刻派人在崩塌的城墙处竖立木栅捍卫,东魏兵还是进不了城。城外想尽了一切攻城的战术,而城里的守御却总有办法对付。韦孝宽又派兵抢占了土山。

高欢终于无计可施,只好派仓曹参军祖珽去劝韦孝宽说:“使君独守这座孤城,而西边又不来救援,恐怕最终还是不能保全。为何不投降呢?”韦孝宽回复说:“我的城池非常坚固,士兵的粮食也绰绰有馀。攻者自然劳苦,守者却经常安逸。哪里才坚守了短短一二十天就需要救援!其实也怕一旦救兵来了,你们有回不去的危险。我韦孝宽是关西男子,当然不会成为一员投降将军!”祖珽又跟城中人说:“韦城主得到他们的荣禄,也许应当为他们这么做。其他的军民,何必跟随他赴汤蹈火?”于是将悬赏的布告射进城里,去招募敢死人员,说:“能斩城主投降的,拜太尉,封开国郡公,赏布帛一万匹。”韦孝宽亲手在布告背面题字,然后再把布告射到城外,说:“能斩高欢的也将得到一样的待遇。”祖珽是祖莹的儿子。东魏苦苦攻打了五十天,士卒战死或病死的多达七万人,全埋在一个大墓穴里。高欢终于精疲力尽,因此生了大病。同时,有流星坠落在高欢的军营中,军营里的驴子齐声高叫,士兵们都非常恐惧。十一月初三(庚子),高欢终于无可奈何地解围而去。

先前,高欢另外派侯景带兵直取齐子岭。西魏建州刺史杨檦镇守车箱,担心侯景入寇邵郡,便亲自率领骑兵前往抵御。侯景听说杨檦来了,在六十多里外就砍下很多木头堵塞了他的来路。即使这样他还胆战心惊,感到不安,最后还是退回到河阳去了。

十一月十三(庚戌),高欢派段韶跟从太原公元洋镇守邺都,并于次日征世子高澄到晋阳会面。当时有一群讨厌的乌鸦栖息在亭树上,高澄让斛律光把它们都射杀了。

西魏接着任命韦孝宽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建忠公。当时人们都觉得王思政知人善任。

十二月十二(己卯),高欢因为自己出师无功,上表请求解除负责朝廷内外诸军的都督职位,东魏孝静帝元善见答应了。高欢从玉壁归来时,军中讹传说韦孝宽用定功弩射杀了丞相。西魏朝廷听说后,下了一道诏令称:“劲弩一发,凶身自陨。”高欢得悉后,抱病勉强坐起来接见朝廷诸位权贵。他还让斛律金作《敕勒歌》,自己亲自和奏,并顿时感到哀伤而泪流满面。

西魏大行台度支尚书兼司农卿苏绰,生性忠诚俭朴,常以丧乱未平为己任,总是举荐提拔贤惠能人,端正严肃朝政。丞相宇文泰推心置腹地信任他,无人能够离间他们。偶尔出游时,宇文泰经常预先签署了空白令纸交给苏绰,让他在必要的时候,自己做决定,等到他回来后再转告就行了。苏绰总认为“为国之道,当爱人如慈父,训人如严师。”每次与公卿大臣讨论政事时,他总是经常通宵达旦;事无巨细,他全都了若指掌,终于因为积劳成疾而过早病逝。宇文泰为他的死深感痛惜。他跟公卿大臣们说:“苏尚书平生廉洁谦让,我想成全他历来的志向,但又怕一般人无法了解这点。如果为他厚加赠谥,又违背了以前和他相知之心。你们觉得该怎么办?”尚书令史麻瑶越次进言说:“晏子是春秋时齐国的贤大夫。他非常俭朴,一件狐裘穿了三十年。当他去世时,齐侯为了尊重他的遗志,只派了一辆灵车给他送终。苏绰操行高尚,一身清白,谦虚谨慎,从不骄矜自居。所以臣的愚见是应当俭约,这样才能彰扬他的美德。”宇文泰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朝廷将苏绰归葬武功,将他的棺柩放在一辆简便的布车上,宇文泰和大臣们步行跟在殡仪车后面,送出同州城外。宇文泰在车后把酒洒在地上表示祭悼,然后说:“尚书平生做的事情,即使自己的妻儿兄弟都不知道的,我也都知道。只有你知道我的心思,我知道你的志向。正要和你共定天下,你怎么这么匆忙就舍我而去,怎能这样!”因而放声恸哭,不觉中酒杯从手里落下。

苏绰字令绰,是武功人,曹魏侍中苏则的九世孙,祖上担任过二千石大官的很多。他父亲苏协担任过武功郡守。苏绰少年时就好学,博览群书,尤其善于算术。他的堂兄苏让出任汾州刺史时,宇文泰在东都门外为他饯行。临别时宇文泰问他道:“你家子弟之中,谁可以被任用?”苏让因此举荐了苏绰。宇文泰于是召他担任行台郎中。苏绰后来的事前面都提到过。

东魏文帝大统七年(541)时,宇文泰锐意改革时政,苏绰竭尽全力支持他,并为他制定了六条诏书(虽然前面简单地提过,但这里详细介绍如下):

其一,先治心:

如今的藩镇大员和地方长吏,全都是接受天朝的任命,管理自己的地盘。他们尊贵的程度,堪比古代的诸侯。所以前世的帝王总是说,和他共同治理天下的,只有优良的藩国大员和地方长吏而已。虽然明知朝廷百官和公卿大臣,各有不同的重要职责,然而治理民众的根本,没有比地方长吏更重要的了。大凡治理民众,首先得治心。心是一身的主宰,百行的根本。心不清净,则不好的想法都出来了。不好的想法一出来,则基本的道理都不懂了。不懂的基本道理,则是非缪乱而无法分明。是非谬乱,则自己都不能自治。自己都不能自治,却怎能去治理民众!所以治理民众的关键,只在清心寡欲而已。所谓清心寡欲,并不仅仅指的不贪图财富,而是要使自己的心气清和,志意端静。心气清和,志意端静,则邪恶荒谬的想法,就没有机会发挥。没有了邪恶荒谬的想法,则他们心里思考的,无不都是一心为公的道理。带着一心为公的思想去管理民众,那么他们管辖的民众将无不感化。所以说治理民众的根本,首先在于治心。

其次又在治身。大凡人君自身,应是百姓的表率和一个国家的目标。表率不正,影子肯定也会不正;目标不明,射击肯定也无法中的。如今君主自身不能自治,而期望去治理百姓,这就相当于用弯曲的表率去寻求正直的影子;君主的行为不能自修,而想要百姓去修正行为,这就相当于没有目标却责怪人家没有射中。因此做为人君,必须心如清水,形如白玉;亲自实践仁义,实践孝悌,实践忠信,实践礼让,实践廉平,实践俭约,然后继之以孜孜无倦,加之以明察秋毫。实行了这八项,就能以此教育民众,做到他的臣民对他“畏而爱之,则而象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君有君之威仪,其臣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有其国家,令闻长世。)。这样一来,不用天天进行家教,就可以看到良好的行为成为风气。

其二,敦教化:

天地之间,唯人为贵。正因为人有中和之心和仁恕之行,不同于木石和禽兽,所以是尊贵的。然而人性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风气而更改。受到敦朴者的教化,则会变得质朴正直;受到虚伪者的影响,则会变得虚浮轻薄。虚浮轻薄的人多了,则形成衰弊的风气;质朴正直的人多了,则形成淳和的习俗。衰弊的风气盛行,则祸乱交替兴起。淳和的习俗流行,则天下自然大治。所以说,大治或大乱,兴盛或衰亡,全都是由于教化或影响造成的。

然而世道的凋零和衰败,至今已数百年了。大乱的滋长蔓延,也有二十年。百姓没有见到德政,看到的只有兵荒马乱。君王没有实行教化,使用的只是酷刑严罚。而中兴刚刚开始,大难尚未平息,加上频繁的征战,和长期的饥馑,朝廷所有的制度,多数都是权宜之计。致使礼让的风气无法兴起,旧的习俗无法更改。近年来粮食略有丰收,徭赋也稍有减轻。衣食不缺,则教化可修。全体州牧郡守和地方令长,都应当乘此机会洗心革面,上面承接朝廷的意旨,下面宣扬百姓的教化。

重视教化会带来很多好处:它能煽起人们淳朴的风气,引导人们泰然地处事,教育人们行为的道德,示范人们朴素地生活。它能使百姓勤勉不倦,逐渐从善。邪恶虚伪的心思,喜欢不良嗜好和纵欲的本性,将被潜移默化,百姓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现自己已经从善了。这就是所谓的感化。然后用孝悌教育他们,使民众懂得慈爱;用仁顺教育他们,使民众懂得和睦;用礼义教育他们,使民众懂得敬让。一旦慈爱了,则不会丢下亲人不管;一旦和睦了,则不会整天抱怨别人;一旦敬让了,则不会和人争强斗胜。三者一旦兼备,则王道就形成了。这就是所谓的教育。先王之所以能够移风易俗,让社会回到淳真和朴素,垂拱着双手治理天下,并取得太平盛世,莫不是这样才做到的。这就称作要理,至关紧要的道理。

其三,尽地利:

人生在天地之间,生存靠的是衣食。食不足则饥,衣不足则寒。如果饥寒伤了身体,却还要民众实践礼让,那就好比逆坂走丸(让弹丸在斜板上往上滚),是绝对做不到的。所以古代的圣王,清楚地知道这点,总是先让百姓丰衣足食,然后才进行教化。衣食之所以丰足的原因,在于充分利用地利。地利之所以得到充分利用,在于劝导有方。而负责劝导民众的,只在于州牧郡守和地方令长而已。百姓没有文化,智慧也不周全,所以必须劝导教育,然后才能尽力。各个州郡县城,每到年初,都必须告戒自己管辖下的民众,不论老少,只要能够操作农具的,都必须到田里耕作,利用天时垦发,千万不要错过时机。播种之后,还必须照看幼苗。每当秋收季节,和春蚕吐丝的时候,不论男女老少,都必须全力以赴,就好像去援助溺水的人、去救火、或者寇盗即将到来那般紧急。这样一来,农夫就不会荒废他们的事业,蚕妇也得以成就她们的功绩。如果发现有人游手好闲,早归晚出,好逸恶劳,不勤事业,那么乡正里长们则必须将他们的姓名上报给郡县,太守和县令则必须根据性质的严重加以惩罚,罪一劝百。这样一来,就明确了地方长吏的责任。

百亩之田,都必须经过春耕,夏种,秋收,然后才有粮食过冬。这三个时节,是农业的关键。如果错过其中一时,则整年都得不到谷物。所以先王告戒说:“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饥者;一妇不织,天下必有受其寒者。”如果在这三个农时期间,地方长吏不负责任,而导致民众荒废了农业,那等于要了百姓的性命,把他们往死路上驱赶。孤单并缺乏劳力的民户,或者家中没牛的人家,地方长吏应当劝他人帮助他们,使得大家都得到好处。还应当利用三个农忙的间隙,以及阴雨天的闲暇,教民众如何种植桑树和果树,学会种菜的园艺,修缮自家的园圃,养育家禽家畜,预备生育后代的资产,以供养老的需要。

为政不能过于琐碎,过于琐碎则百姓会变得厌烦;劝导农桑也不容过于简单,过于简单则民众会变得懒怠。善于为政的人,都必须因时制宜,采取烦琐和简便适中的政策。所以《诗经》说:“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求。”如不能这样,则迟早要走上犯罪的道路。

其四,擢贤良:

天下的广大民众,不能自己治理自己,所以必须建立君主来治理他们。人君不能独自治理民众,所以又必须设置臣僚去辅佐他。所以上至帝王,下及郡国,得到贤良的臣僚则得到大治,失去贤良则大乱。这是自然的道理,即使一百位君王都不能改变这个道理。

今天的刺史和太守以及县令,都有自己属下的僚吏,也都是辅佐他们的人。刺史府上的官员都是天朝直接任命的,但州吏以下的官员,则都是他们自己选拔的。自古以来,州郡的大吏,只看门第出身,多数不看是否贤良;而低级部门的小吏,只考核他们刀笔的水平,并不在乎他们的志向和操行。门第高贵的,都是因为前代人的爵位和俸禄,并不保证他们的子孙里没有愚昧或不达事理的人。而操用刀笔的,都是士族以外的低等小才,并不保证他们之中没有虚伪或狡诈的人。如果在出身高贵的人中找到贤良的人才,那等于骑着骏马去行路千里。如果在出身高贵的人中找到愚昧或不达事理的,那等于是土牛木马,外形相似而作用全非,根本不能骑着上路。如果在刀笔小吏之中得到有志向和操行的人才,那等于是金的外相,玉的实质,内外俱美,确实是人间之宝。如果在刀笔小吏之中得到虚伪或狡诈的,那等于是用美丽的图案装饰腐朽的木头,好看一时,但绝不能充当榱椽(架屋承瓦的木料)使用。如今对官员的选拔,不应当局限在门第出身上,只能根据是否胜任。如果的确胜任,即使是小厮和差役也能成为公卿宰相,就像伊尹和傅说(都是商朝的名臣)那样,更何况州郡的职务。如果不能胜任,即使是像丹朱和商均(尧舜的儿子)那样帝王的后裔,也不能守住区区百里的封地,更何况公卿的子孙。根据这点就可以见到,作为帝王的正道,就是任人唯贤。

帝王所寻求的才干和能力,是用来治理民众的。如果很有才干,并以正直为根本,那么他一定会利用他的能力很好地治理百姓。但如果很有才干,却以奸伪为根本,那么他一定会利用他的职位牟取私利而带来混乱,却从哪里得到大治?所以在寻求才干和能力之前,必先选择有志向和操行的人。如果他们的操行很好,则可以举荐。志向和操行不好的,则应当摈弃。而如今选拔人才时多数人都说:“邦国没有贤能的人才,不知道该举荐谁。”这都是未经思考,很没有道理的言论。之所以这么说呢?古人说过:“明主聿兴,不降佐于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于后土。”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治世能臣。所以殷朝和周朝并不等待虞舜时稷、契那样能臣的到来,曹魏和两晋也不借助西汉时萧、曹那样的佐吏。孔仲尼说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哪有在像长安这样万家的都城里,还说没有人才。只是没有认真寻求,谨慎选拔罢了;或用的人才不得其所,不尽其材,所以说没有人才而已。古人说过:“千人之秀曰英,万人之英曰隽。”如今能够胜任一个官职,操行在一个地方闻名的人,难道不是接近孔夫子所说的英隽人士吗?只要能勤奋而认真地加以审察,去虚取实,在各个州郡找到最能干最有操守的人才,那么不论辖下的民众有多少,都足以很好地治理。谁说天下没有贤良!

良玉尚未雕琢之前,跟瓦石没什么两样;名骥尚未驰骋之前,和驽马也没什么区别。只是在雕琢闪光之后,在试跑驰骋之后,良玉和瓦石,驽马和名骥,才开始分出高低。贤士尚未被擢用之前,混在低品官员之中,当然看不出优劣。只有将大事委托给他们,把重任托付给他们,才能使他们从平庸之流中脱颖而出。当年吕望的垂钓,百里奚的放牛,宁戚的扣角,管夷吾的三败,在那些时候,平庸的人们,怎么知道他们的贤能?只是在他们辅佐王朝,成为霸国,经过了几十年,功成名就之后,人们才开始认识他们真是奇士。于是后世对他们的称颂,不绝于口。即使像他们那样的瑰伟人材,不世英杰,还不能在没有碰到知遇之前,表现出异于常人的才干,更何况才干不如他们的人。如果一定要等到出现了姜太公那样的人才才擢用,那将是千载都没有姜太公。如果一定要等到出现了管夷吾那样的能人才任用,那将是百世都没有管夷吾。之所以这么说呢?因为士人必须从低微逐渐到著名,功劳也必须从微小积累到巨大,岂有尚未上任就已成功,没有叙用就先发达的道理。如果充分认识了这道理,那么就可以得到贤能,也可以选择士人。得到贤能予以委任,得到士人加以使用,那么天下大治,何必是只能向往而不能得到的事?

然而善于选拔官员的人必须先懂得精简官职。官职精简了,则容易找到善人担任官职;容易找到善人当官,则政事将得到妥善处理。官职繁乱,则必然要混杂着使用一些不善的人;混杂使用不善的人,则政事必然有所得失。所以俗话说:“官省则事省,事省则民清;官烦则事烦,事烦则民浊。”清浊的由来,在于官职的繁乱或精简。细查一下如今的官员,数量真是不少。以往百姓的人数众多,事情相应也多,还说得过去。但现在国家的户口减少消耗了很多,依照人口设置官员,也许并不算多。但听说下头的州郡,还有很多兼职和挂名的。他们经常侵扰百姓,还无理取闹。诸如这帮官吏,全应该予以罢黜,不能让他们照常这样下去。不但只有州郡的官员,必须挑选善人,即使党族闾里正等五长的职务,也必须认真选择,各自得到乡里胜任的人选,好互相监督。正长是治理民众的基础。基础没有倾倒,上头就安定了。

凡是求贤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条。然而之所以说得认真审核,就是因为必须通过任用才能试出好坏,通过考核才能分辨优劣。从白身提拔起来,经过基层的考验,了解和观察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能力就会变得很清楚,操行也可以得到甄别。用这样的办法选拔官员,那么几乎不会有后悔的事。

其五,恤狱讼:

人受阴阳之气而生,所以有情有性。性则为善,情则为恶。善恶一旦分清,赏罚也随之而来。赏罚如果公正,则罪恶将得以终止,善行将得以发扬。赏罚如果不公,则民众将不知所措。民众如果不知所措,则怨恨和反叛的心思就会产生。所以先王非常重视赏罚的公正,特别要求必须警戒慎重。必须警戒慎重的原因,就是要让负责刑狱的地方宰守,精心办事,全心全意地去追究事情的根源。他们首先必须进行五听(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再加以验证,巧妙地观察背景状况,尽力发掘隐藏埋伏的事实,使得奸人没有容身之处,罪人得到应有惩罚。然后根据罪行的程度处以刑罚,轻重适当。同时也应当赦免无意的过失,怜悯愚昧的行为。得到案件的实情时也不要过分高兴。地方宰守又必须懂得分析情理,认真斟酌礼制和法律,一定要做到尽心尽力,明加教诲,使得罪犯心服口服。这是为善的最高境界。然而地方宰守并非一人,不能要求人人都有同样的认识。推理分析,找到实情,经常难以办到。但只要带着一心为公的愿望,怀有避免冤枉无辜的志向,务必找到事情的曲直,尽力做到公平恰当,那也算不错了。办理刑案的道理,就在于一定要找到所有的证据,然后才依法进行拷问,既不应严苛,也不该残暴。有疑问时则从轻发落,没审清前则不妄加惩罚,根据事实断案,处理刑狱也不拖延时间。这是其次。最坏的是没有仁恕之心,放肆自己的残暴,把民众当作木头石块,任意严刑拷打。这样的结果,只会让那些有罪但却能说会道的人获免,让那些无罪但却口舌笨拙的人被罚。这样的地方宰守,才是最要不得的,决不是治理好民众所可以依赖的人。现今的地方宰守,应当努力做到中等水准,并争取达到最高境界。如果属于那种最要不得的,则必须对他们治罪不赦。

还有,应当深思熟虑,把眼光放远,心存德教。先王的制度是这样的:“与杀无辜,宁赦有罪;与其害善,宁其利淫。”如果真的无法断案,那么宁可错放有罪的,也不要冤枉无辜的。今天执政的人则不然。他们总是写出深刻的奏文和巧妙的弹劾,宁可将无辜的人绳之以法,也不能让有罪的人逃过刑罚。他们之所以这样,倒不是因为他们都是嗜杀的人,只是觉得作为官吏,宁可严酷一点,可免留下后患。这其实是只顾自己,而不考虑公众的利益。如此执法,其实都算是奸人。人是天地之间尊贵的事物,死了不能复生。然而在严刑毒打之下,很多人忍不住痛楚而诬陷自己。酷吏也不加以认真审理,便根据屈打成招的口供,判处他们死刑。这样的事怕今后还会经常出现。所以自古以来,设有五听三宥(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的法律,著明对刑狱诉讼要慎重的章典,这都是非常爱护民众的表现。即使像伐木杀草,任意狩猎这类事情,古人都觉得因为违背了时令,而不符合帝王之道。更何况刑罚不公,滥杀无辜,这难道不伤了天心、犯了和气吗!天心伤了,和气损了,还想要阴阳调适,四时顺序,万物安好,苍生悦乐,这可能吗?所以有这样的说法:“一夫吁嗟,王道为之倾覆。”指的就是这。所以众多的地方宰守,难道不应该谨慎再谨慎吗?

如果有深奸巨猾,伤风败俗,悖乱人伦,不忠不孝,故意背弃王道的人,当然可以杀一儆百,以清王化。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施行重刑是允许的。认识了这两种途径,则刑政就全面了。

其六,均赋役:

圣人的大宝座称作位。用以守住宝位的叫仁,用以聚集人才的叫财。明智的先王一定会用财去集聚人才,用仁去守住宝位。国家一旦无财,那么宝位就无法守住。所以自从三王五帝以来,都有征税的法律。虽然征税的轻重不同,但派的用场一样。如今逆寇尚未平定,军队的费用很大,所以目前还不能减省租税,用以抚恤民间的疾苦。然而我们务必做到征税公允平均,使得下民不至于因此过于贫困。平均的意思就是,征税时不能放过豪强,而只征收贫穷弱小百姓的租税;不能纵容奸巧,而专门让愚昧笨拙的下民陷入困苦。这就是所谓的“均”。所以圣人说:“盖均无贫。”(《论语.季氏》: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然而财富的产生,并不容易。纺纱织布,得一步一步慢慢来,并不是十来天时间就能完成。首先必须劝课农桑,让民众参与经营。制作绢布的乡村,也必须先进行纺纱,然后才能织布。先要做好准备工作,到时才有产品输出。只有这样,王室的赋税才能得到满足,下民也不会陷入贫困。如果不预先进行劝戒,临时再匆促行事,只怕这样会造成失期和耽误,变成自己的过错,弄不好将受到刑法的惩罚,皮肉受苦,甚至马上被官府法办。富商大贾就会利用这样的时机,牟取暴利。东西少了,价格就贵了,有钱人可以贵买,没钱的只好靠借高利贷。这样一来,交税民众的境况就变得很糟糕了。

征收租税的时候,虽然有朝廷的政策宏观控制,但根据贫富情况,征税有先后多少的区别。这些事是由基层的正长处理,由郡守县令最后决定。如果这些事情经过很好的斟酌,处理得恰当,那将政治和谐,百姓喜悦。但如果处理得不好,那将给奸诈的官吏带来盘剥百姓的机会,民众生怨。还有,那些负责征用徭役的官差,多数都不存善意,因而导致贫穷弱小的民众不得不服重役,到边远的地方从军;而富有的豪强则可以就近服役。用心如此不良的郡县守令,毫无体恤民众的心理,他们真的都是实行王道政治的罪人。

宇文泰对这六条非常重视,把它当作座右铭,还命令朝廷各部门都要熟读并加以实行。州郡牧守和地方令长,必须非常熟悉这六条以及苏绰创立的记账方法,才能上任就职。

要想知道苏绰还做了些其它什么改革,请看下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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