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画家除了绘画，也会介入政治，比如西班牙的宫廷画家维拉斯奎兹（Velasquez）和比利时（当时的南尼德兰）宫廷画家鲁本斯（Rubens）都客串过外交家，为宫廷服务，还很成功。也有的是客串了推翻政 权的革命家，比如参加了“巴黎公社”的库尔贝（Courbet）。还有就是参加了“法国大革命”的著名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大卫（Jacques- Louis David, 1748-1825）。
大卫出身富裕家庭，七岁时父亲死于决斗，母亲跟了他律师和建筑师的叔叔。大卫成天在屋里画呀画，他叔叔就把他送到已是有名画家的表（或堂）舅那里学画，然 后又被表舅（或堂舅）送到一个画家大师兼朋友那里学画。在一次击剑运动中，大卫的嘴被剑伤到，日后吃东西和说话都不方便，有个别音不能发，而且伤疤里还形成了一个良性瘤子，有人叫他“瘤子大卫”。在18世纪的法国，说话机智诙谐幽默俏皮（不就是侃嘛）和讲演能力是社会文化的重要方面，因此，瘤子成了大卫在社会生活中的障碍。
后来大卫被送到皇家学院学习绘画。那时每年学院都要办绘画竞赛，优胜者将获得去意大利学习三到五年的机会，这是整个学业的顶峰（直到那时的18世纪，连巴黎的画家还要去罗马学习，后来到了19世纪，画家都要去巴黎了，比如那些印象派画家，比如美国画家Sargent）。大卫失败了三次，第二次失败后，他绝食抗议了两三天（他肯定是绝望了。不过，现在有说绝食能重起免疫系统），在老师的开导下，他又有了学画的信心，终于第四次时考上了。
他没胜出的那三幅画（The Combat of Ares and Athena，Diana and Apollo Killing Niobe's Children，The Death of Seneca）都很棒（至少我看着是，不过构图都类似。可能那时候画得好的人很多，竞争激烈），第一第三幅现都在卢浮宫，第二幅现在美国达拉斯博物馆（Dallas, TX）。三次失败使大卫心里积下了很大的怨气。
The Combat of Ares and Athena, 1771
Diana and Apollo Killing Niobe's Children, 1772
The Death of Seneca, 1773
考上的那幅画是“Erasistratus Discovering the Cause of Antiochus' Disease”：
他的老师刚被委任为French Academy in Rome的头儿，顺便带着他去了罗马，他也顺便帮老师拎拎包，也领会领会老师的派头。
当时法国的艺术是洛可可时代，有点女里女气。大卫在意大利看到了文艺复兴大师们的作品，画了整整12素描本，后来作为他画室的创作来源。他还去了庞贝城遗迹，感到了永恒的观念，加上意大利一些画家反对洛可可的风格，古典主义给了大卫深远的影响。他的意大利学业之旅共六年，比别人多“赖”了一年。
回到巴黎后（镀金归来，如同“海归”），他成了皇家学院成员，有了40-50个学生。他的画进入Salon， 受到很高荣誉。之后，国王准许他入住卢浮宫，这是一个古老而难得的特权。大卫被国王的建筑商看上，娶了他的女儿（类似国内著名大学的教授在优秀学生中挑女 婿），于是有了许多钱。而后，他说：“画罗马人只能在罗马画”（皇家学院太小容不下他了），就牵着媳妇，揣着老丈杆子给的盘缠，吆喝着三个学生一起去了罗 马。他带的一个学生是那年学院绘画的优胜者，就像当年他获胜后老师带他去罗马一样（老师总要有学生跟包嘛，还得是好学生）。
大卫罗马期间还差点当上了他特别想当的“罗马法国学院”（French Academy in Rome）的头儿，但被告知太年轻，要再等个三五年，大卫心中愤愤不平。
大卫在罗马画了“菏拉斯兄弟的誓言”（Oath of the Horatii, 1786）和“苏格拉底之死”（The Death of Socrates, 1787）等， “菏拉斯兄弟的誓言”讲的是家族利益为国家利益牺牲的古罗马历史典故。这幅画是用古典题材表示现实生活的新古典主义典型，是大卫的成名作，也算是他的第一名作吧。
“菏拉斯兄弟的誓言”（Oath of the Horatii, 1786 ）
“苏格拉底之死”（The Death of Socrates, 1787），在沙龙获得极大成功：
大卫在罗马画的第三幅画是“随从给布鲁图斯抬来儿子的尸体”（Lictors Bring to Brutus the Bodies of His Sons, 1789）：
画中描述的是罗马执政官Brutus杀了自己要谋反建立帝制儿子后，儿子的尸体被抬来的景象。当时正赶上法国大革命，这幅画在当时是共和的象征，画完时，巴士底监狱已被攻破。政府不让展出这幅画，但激起了民愤，只好让步。激进的艺术学生在展厅保护着这幅画（老师激进一点招学生喜欢）。
好多画家都离开巴黎跑了，可是大卫积极地参与了进去。大卫是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也是罗伯斯皮尔的朋友（大卫已不惑之年，罗比他小10岁）。雅各宾的成员都是社会中间阶层（罗伯斯皮尔是律师），他们煽动利用社会下层被嘲笑是“无裤裙党”的穷人，要建立“革命的专制”（后一世纪的巴黎公社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巴黎公社把国王和王后送上了断头台。大卫是“总安全委员会”（Committee of General Security，责任包括肃清内部敌对分子）的六个成员之一，权力很大。他也签字同意把路易16送上断头台（一笔写不出两个Louis，再说国王对他不薄，很多人都不解）。后来委员会还判王后上断头台，大卫还跑到现场画了一张行刑前皇后的速写：
在艺术领域，大卫就是“革命的专制”的独裁者。雅各宾人当政时期是法国大革命中著名的“恐怖执政期”，一年不到有六万人被铡（一周工作六天，平均每天铡200人，断头台够忙的），经大卫签字被铡的就不少。雅各宾人就是激进的，他在中间都算是“左”的，不可思议，心中太压抑了。
在 这“恐怖执政期”，发生了一起刺杀：一名吉伦特人（温和共和派）年轻女子莎洛特科黛进入雅各宾（激进共和派）领导人之一马拉的住所刺杀了马拉，因为他要为 之前发生的一起对一千多监狱犯人（其中一部分人的关押只是因为不支持政府，包括那名女子的男友）的“九月大屠杀”负责。为了纪念这位激进的革命同僚，大卫 画了这幅画：马拉泡在浴盆里（他有皮肤病，没事就泡着），胸口被扎了好几刀。当时还由他的学生复制了几份，为宣传之用（观念不同，我们看到宣传刘胡兰的形 象是她挺胸昂头的形象，总不能用她被铡后的景象来宣传吧）。
“马拉之死”（The Death of Marat, 1793）
这幅画在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大卫那里，由他的学生藏着掖着，几十年后出售无人问津，直到19世纪中被批评家给炒起来了。这幅“马拉之死”（The Death of Marat）成为大卫的第二名作，现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皇家艺术博物馆。
雅 各宾的“恐怖执政期”结束时，大卫差点和罗伯斯皮尔一起上了断头台。罗伯斯皮尔的著名墓志铭：“我长眠于此，过往的人请不要为我悲伤，如果我活着，你们谁 也活不了”（大家总算松了一口气，谢天谢地）。马拉幸亏被杀了，“马拉之死”还让他留了名了，要不然也得上断头台。大卫应该给罗伯斯皮尔也画一张，以纪念 这位差点把自己也带进坟墓的朋友。十月革命成立的苏联还给罗伯斯皮尔立碑，表示要继承罗的专制理念。
大卫在监狱里构思了一张画：“萨宾妇女的调停”（The Intervention of the Sabine Women），也是基于一古罗马时期典故的画作，表现一妇女挺身阻止正相互厮杀的双方。这幅画被评论为是大卫对暴力的态度的转变，算是大卫的第三名作吧。这幅画现在卢浮宫。
萨宾妇女的调停”The Intervention of the Sabine Women, 1799
拿波仑掌权后，对大卫很器重，大卫也为拿波仑画了不少歌颂丰功伟绩的画，比如画了拿波仑率大军过阿尔卑斯山的壮举：拿波仑当时骑的是一头骡子，但画出来的是1米6的拿波仑骑在2米的高头大马上（哪是什么新“古典主义”，大卫整个是一个“革命浪漫主义”的创始人）。
Napoleon at the Saint-Bernard Pass, 1801
这是后来一位法国画家德拉罗什在拿破仑死后几十年画的，更接近真实，再回头看看大卫画的有多夸张！
Bonaparte Crossing the Alps, 1848-1850, by Paul Delaroche (1797-1856)
（看这幅如何：
）
拿波仑称帝后，大卫这位大革命时期的激进共和党人，居然成了法国新皇帝的首席宫廷画家，还为拿波仑的加冕典礼画了一幅巨画。皇帝看着完成的画，龙颜甚悦，激动了一小时后才对大卫说出一句：“我向你致敬！”，并赏了他24,000法郎。这幅画现也在卢浮宫。
等到波旁王朝复辟后，大卫被驱逐到比利时（也没问问他愿不愿意接着当宫廷画家）。后来一次晚上从剧院出来，被马车撞伤，不治身亡。由于法国不允许，人们只 好将他就地安葬在布鲁塞尔，但把他的一颗革命的红心掏了出来，葬回到了法国巴黎的拉雪兹神父公墓（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多少年后激励了巴黎公社墙牺牲的那帮人，他们最后也在该神父公墓和大卫会合了（也不知道大卫去不去教堂，没看到他画圣经故事）。
“苏格拉底之死”那幅画现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但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也有一幅，
据该馆说明这是没完成的拷贝。由于原画在沙龙展出后立即获得成功，这幅很可能为了教学目的出自大卫和他的学生。左边差不多已完成，所以可喜可贺，普林斯顿的同学们左眼有福了。
这里是之前在“世界风情“坛发贴的链接，
bbs.wenxuecity.com/travel/464413.html
我2015年10月在布鲁塞尔，记得是看到马拉之死这幅画，应该有相片，我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