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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漫漫路，今朝坦坦然 ——忆美国医路

(2017-08-07 17:49:24) 下一个

一. 引子

不久前，在北美华人医生圈中在流传着一篇题为《十年》的文章。该文出自一位美国华人医生朋友杜玫之手，她用心写出了自己在美国如何成为一位临床执业医师的心路历程以及如何做一个顽强的追梦人。《十年》也写出了许许多多与她有类似经历的那些华人医生们在美国的弃而不舍的奋斗史，在圈内引起很强的共鸣。

在美华人执业医师估计有5-6000人，《十年》作者的经历是这群人的一个缩影，一路上走过来的人，都有相似的历程，走的是相似的路。然而每个人在这条路上绕过的那些九曲十八弯，经历的酸甜苦辣则是各有不同。

有医生朋友读后写道：“难忘的十年！可受的每一点苦，流的每一滴汗都塑造了现在的我们、也融在今天的收获里…...”。

也有医生叹道，“（当年）我们夫妻两人一起考，还要养孩子，三四年都没有休过一天假。后来女儿考USMLE时，感慨万千说，竟想象不出我们当年外国毕业的医学生如何会考过并且做出来了。为我们全部在美的华人医生骄傲，这曾是一条炼狱般的旅程！”。

更有医生说，“十年不易，今天的成就辉煌来之不易，感谢当初有一颗坚持的心。如今才能淡定从容地娓娓道来。”

我也在闲瑕之余，细细品味了《十年》，并在《美国医人》上转载了这篇文章(见文末链接）。这么多年来，生活本已是四平八稳，本来已经是平静如水的思绪，却又不得不使劲地往回拉，拉回到那似乎已经遗忘许久的我的那十年。似水流年已抹去了无数的记忆，我能回忆出的细节也很有限，只能就随着作者的线索，用洪荒之力去追寻一下能回忆到的那十年。

我的那十年应属上世纪1992年至本世纪的2002年，也算是跨世纪的十年, 是人生之中最富变化性的十年，令人心潮澎湃的十年。

二. 1992至1997年

1992年的冬天显然是十分漫长却又异常寒冷，经过了各种艰难困苦的曲曲折折，终于在12月9日（清楚记得时间，因为那是一二-九），口袋揣着仅有的，通过私下换来的200刀（刀是后来流行的，当时很严肃，称美金或美元）开始闯荡美国了，那时虽是一名留在高校的年轻教师，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产阶级（刚留校时工资每月80元人民币左右，出国前达到了每月120元人民币左右）。那个年代，尽管对西方世外桃源只有耳闻，但是出国仍是高校年轻人奋力追求的目标，所以自然有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或者是誓死如归，破釜沉舟的信心，有着不破楼兰终不还之气势。

那年代出国的人都要带上厨房用具。出国坐飞机多半是人生第一次，绝对是有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那样极度的兴奋，以及对了解未知世界的无比的渴望，并且夹杂着深深的焦虑。

记得飞机的航线是从北京至东京，然后从东京至洛杉矶，再从洛杉矶转至目的地波士顿。乘座的是西北航空公司(Northwest)的航班（已被另一航空公司Delta收购）。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没有钞票买机票，于是请了一位先出国的好心朋友Dr. H 帮我垫上钱在美国购了机票，再将机票从美国寄至国内。到了美国以后，才将机票的钱还给朋友。

告别妻子，登上了飞机。飞机起飞已经晚点了，此时的心情是此起彼伏的，在希望之上，有一种辞故乡，一别遥遥无归期之凄凉。

飞机起飞一小时后，一位日本乘务员突然地走到我座位边，彬彬有理对我说，“先生，您随身携带的行李里有一把菜刀，是违法的”，他要把菜刀拿出来收走，于是那唯一的一把心爱的，准备用于在美维系生活的菜刀就这样被拿走了（现在还没有弄明白为什么安检时没有查出，幸好沒有恐怖分子）。

屋漏偏逢连阴雨，因为到达东京时晚点，所以沒能赶上去洛杉矶的飞机。“刘姥姥”这时也焦虑的不知如何是好。好在最后航空公司安排的有条不紊，在东京住了一宿，并通知波士顿那边晚一天接机。虽然不顺，有一点感受我是记得的，那就是日本人待人接物时彬彬有理的态度，井井有条的秩序，干干净净的环境与故乡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那是上世纪，现在好多了）。

接下来飞机从东京飞洛杉矶，最终到了目的地新英格兰的波士顿，开始了在哈佛医学院附属医院做研究（postdoc，蹭饭的工作）的日子。记得在出Logan机场时（已是晚上了），老板尼克森-威勒医生与一校友Dr. Z 已经在机场等候了。第一眼看着老板，直觉告诉我她应该是很亲切友善的一个人。

一个无产阶级刚刚到达资本主义极致的美国，什么都觉得新鲜及好奇。故乡学过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压榨无产阶级的汗水，这一点抵美第一天就体会到了。晚上到后，第二天马上就跟看老板去实验室了，管它时差不时差的，由不着你，美国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不过得顺便说一下，到达美国约第十天，那把菜刀居然又寄给我了，我真佩服航空公司的诚信。

那时哈佛各实验室似乎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周六从老板到像我这样打工的 Postdoc 都要干上大半天或一天的活（估计现在也不会好到哪儿去），当然正式技术员或员工是用不着的。

好在周六下班后，当时有几个校友常聚在一起吃饭，聊天及斗地主。

再回到老板尼克森-威勒医生，那时她大约五十多岁，头发已灰白，她与丈夫威勒医生共用一个实验室。两人看上去都是那种绅士淑女型科学家，说话温文尔雅，干活雷历风行，待人和蔼可亲，夫妻俩养育着一对可爱儿女。非常感激他们，到美后头二周在他们家寄住了两周，直到租到卧室。

抵美约两周后，正好是圣诞节前，一天，见到一位老人来到他们家，手里扛着一把电子琴，送给孙子，经介绍，才知道那慈祥的老人是爷爷，即威勒医生的父亲，尼克森-威勒医生的公公。然后才知道他叫托马斯.威勒（Thomas Weller)，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医生，一位因为发明体外培养小儿麻痹症病毒方法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名人。这次巧遇诺贝尔奖获得者，让我亲身体验到什么是平等，没有架子了。

25年前网络还不发达，能阅读的中文媒体只有由某一人从网上打印下来，然后大家传着看的《华夏文摘》及25分钱在路边自动售货机上购买的《世界日报》。

到了1994年的某一天，几位做研究的校友又聚在一起，那时候大家多是租一间卧室，外面能捡到一二张椅子就可以坐坐，椅子不够时大家就坐在地板或地毯上。突然间，一朋友说，考Board是一个出路。我当时听懵了，这Board是啥？别笑俺傻哈，真不知道，那时没微信，信息不灵，考的人也不多。朋友严肃地说，考试通过后可以做住院医生，然后在美国可做临床医生了，他们还说知道有人考过了。

刚听说后还没把这当回事，因为自己也没信心也没有打算。那时医学院毕业都八年了，八年间没做临床；又沒有绿卡；那哈佛老板们都是工作狂，哪有时间看书？最后，即使能做临床，我那英文可以吗？在实验室马马乎乎地对付还可以，真正人与人不停地交谈，能行吗？总之，此时此刻，在美国做临床医生对我来说仍属遥不可及，却又似乎美轮美奂的海市蜃楼。

转眼到了1995年中，家里添丁了，老大出生了，在那一刻立马感到无产阶级最困难时候到了，不用说原因了，就是入不敷出的意思。这时真开始感到不能再这样无产阶级下去了，养家糊口是男人基本上应该承担的基本义务吧，再如此下去，家将不家了。

在哈佛医学院各实验室里，多半都是医学院的毕业生。这里的中国人也很多，大家开始交流谈论考Board了（USMLE，美国医生执照考试，即做住院医生的资格考试）。一些成功例子常常会激励自己，一些失败例子也让人裹足不前。当时医院里有一俄罗斯人，在故国是外科医生，据说刀开的很好，当时50岁了，考了N次都未能通过第一步（Step1)。

有位中国朋友，当时已是40出头了，以前一般情况下，都不怎么读书，视力一直保持在2.0，从未戴过眼镜，平常爱玩，很爱溜冰，溜得极好。为了考试，开始啃书本了，他说，通过看书，把过去医学院没搞懂的东西全弄懂了。更有趣的是，一路复习下来，在40余岁时得了近视，生平第一次戴上了近视眼镜，他老婆说他开始显示出知识分子的气质了。这老兄最后进了麻醉住院医计划，他成了我的榜样。

因为穷则思变，也因为向往更好的未来，也因为听到一些中国人成功的消息，终于在1995年底，在家里领导的支持下，决定要试一试了，感觉是无产阶级只有先解放自己，最后才能解放全人类。

心动不如行动，没有钱得悠着点。先去哈佛-MIT-Coop 书店买了一本新书“《First Aid》", 然后照着书中建议，按图索骥准备买复习用书。从哈佛医学院学生宿舍里的广告牌上看到有人要卖二手Step1 的复习书（那时真是囊中羞涩），于是约好，开车去波士顿对面的剑桥一口气买了六本二手复习书。

书买了，时间却不知去那儿了。白天得干活，要知道，哈佛老板都是工作狂（重要事说三遍），他们也指望下面的打工仔也是工作狂。平常一般要到六点以后才能下班，偶尔中途有空时，就去医院图书馆看20至30分钟的书，晚上则去哈佛医学院图书馆看两个小时书。周末尽量多看书。那时很少有人上考试复习班，多半都是自学。看起书来是较为吃力的，有时觉得呼吸都跟不上气，这样坚持了半年就稀里糊涂地考了第一步，跌跌撞撞地过关了。

这时已经到了1996年。开弓已经没有回头箭了，第一步考完后，紧接着是要准备第二步（Step2）考试。

自从1992年到美国后，除了周末及法定假日，还真是没有休过假。在实验室，图书馆及家里这三点之间又苦苦地熬了半年，又跌跌撞撞地通过了第二步（Step2)考试，接着是英语考试。英文考试是最容易通过的。我那时还不需要考第三步（Step3) 临床技能考试, 似乎以后是要考第三步的。

在准备Step2时，也开始准备申请住院医生Match 所需要的信息及文件。那时没有在线申请，各种文件，证明都要寄到各个Program去。这也是一件很费时费力的事。包括要从母校要成绩单，文凭，USMLE 第一步，第二步及英语成绩，推荐信，个人陈述（Personal Statement)。

这些过程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锻炼。对于一个中国医学院毕业生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即住院医生训练Program 是成为执业医生的医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在美国，医学教育包括4年大学（college undergraduate, 或医学预科，Pre-Med, Bachelor), 4年医学院（Medical school, Doctorate of Medicine)及3-7年不等的住院医生培训（属于Post-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 训练完成后也会发一个备案的正式文凭）。如果要做专科或亚专科，那还得花一至三年做临床Fellowship 。

申请送出后，有一种短暂的如释重负，那时能做的就是等待并祈求上天，不久能收到一些面试的通知。

1996年下半年，陆续有些面试通知来了。面试前，买了一本指导如何进行住院医生面试的书，书名已经记不清了。有空也常常与周围面临同样面试的中国人互相交流经验。慢慢知道面试的一些诀窍。面试无小事，从着装，整齐的发型，到敲门，握手，打招呼，握手，入座，眼神，到准备回答问题，问问题都得进行充分的准备，控制好回答的时间，表情，对面试医生的临床兴趣，对医院的强项等等都是准备内容的一部分。为了面试，信用卡估计用了不少，专门买了两套西装，几件衬衫，皮鞋及领带——整个像上了一层楼似的。

我们这些外国医学毕业生是要与美国本土的医学院毕业生来竞争的，我们的缺点是语言及文化，那时年龄也许是一些中国考生的缺点，还有就是缺乏美国医院的轮转的经历。为了补缺，专门在工作的医院申请了推病人的志愿者，做了一两个月，下班后晚上去干一个小时。但我们也有优势，那就是成熟，能吃苦耐劳，社会经验丰富，有较强的推荐信。

随后数月里，陆续地有幸获得了近20余个面试邀请，除了一两个最后觉得没必要去外，几乎那段时间不是开车就是在全美飞来飞去。

记得有一次去Burlington, Vermont, 头天开车去，住一晚，第二天面试（一般半天到一整天，见几个faculty, 与住院医吃午饭，参观医院及科室等），晚餐后，连夜开车赶回波士顿，在新罕布什尔州高速上被警察叫停，当时只开到76迈，被罚超速驾驶，心情一下子就变得抑郁了，一般情况下76迈是不会被叫停的，也许警察当天的仼务没有完成。

还有一次面试是去UVA, 那是一个偏远的大学村，转了几趟飞机，最后乘了一架几人座的小得不得了的螺旋桨飞机，那种飞机现在都不敢坐了。

还有一次，面试回来坐的一架西南航空飞机，在降落时，怎么样也落不了地，最后告知，我们飞机起落架不能打开，正在试着机上修复，你说这还不吓坏了乘客的胆吗？谢天谢地，飞机最后终于着地了，乘客均热烈地鼓掌叫好，不叫好行吗？

最不能忘记的是在达拉斯德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面试。那位面试我的医生非常冷淡，口气十分傲慢，似乎开始就意味着结束，整个面试中，他把转椅转了一个180度，面对窗外，屁股朝着我，第一个问题不是问我本人信息，而是开启一个神经内科病例，这真是一个罕见的面试，可能是唯一的有屈辱感的面试。当然最后在呈交我喜欢的住院医programs列表上，自然也没有写上这个Program。

三. 1997-1998年

在四处面试的日子里，在九七年一月初，我们家又添了老二。添丁增口一面高兴之余，另一面则是紧张。

在沒有面试的日子里，每天早上七点钟在哈佛各个医院去听一小时临床医生的病例讨论及大查房，因为没有机会与病人接触，听听这些临床讲座至少对专业术语的听力有帮助。幸运的是有时候能听到一些名医如Martin Samuels 医生的讲课, 那时听来听去还有一大半听不懂，不过听得越多，懂得也渐多了。

在所有面试结束后，接着是要将面试过的学校或医院program 进行排序，将自己最希望的Program列在最上，可以接受的但不是那么渴望的放在最下，列出名单表后，将表交给第三方。

同时，那些学校或医院里也将他们面试了的的申请人也按他们的喜欢顺序排列出来，交给第三方。

最后，在事先约定好的那一天，通过电脑程序，将你选的培训Program 及也选了你的Program 进行配对，叫Match, 那一天即Match 日，就知道你被哪个Program接受了。说白了，就像是给男女做媒，一方为大学或医院，另一方为申请人，第三方为媒人（National Resident Matching Program, NRMP)。

毎年三月是住院医生及培养住院医生训练计划中心的Match月。住院医生在截止日前呈交自己想去的中心给第三方—国家住院医生Matching计划（NRMP), 培训中心也在截止日前向NRMP呈交他们想要的住院医生，经由NRMP来匹配，决定住院医去哪儿，同时也决定培训中心录取了哪些住院医生。所以双方对此都十分重视。

我申请的是神经内科专业，与很多专科一样，神内第一年（PGY1, Postgraduate year 1, 又叫Intern)要做所谓的预备年(preliminary year), 主要是内科为主，然后才能做三年的神内住院医生（PGY-2-4)。这就复杂了，即既要申请预备年又要同时申请神经内科，所以有两个Match结果，两个必须都要Match 上。

有少数神内Program会将预备年绑在一起，即如你match 到了神内，神内自然保证预备年也有位置。有些人被match 到了神内，却没有match到预备年而失败了。所以在填排列表时，尽量先填能绑定预备年的大学或医院。

如上所述，三月是match 月，在Match 前晚是绝对紧张的，焦虑的，甚至是有些恐惧的。一年多没日没夜的努力就要揭晓了，自己的命运也就决定了。这一晚是失眠了的，夜半三更在苦苦地盼望着天明。

好在运气好，这一天是改变命运的一天，首先知道自己Match上了，然后知道match到了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包括了预备年及三年神经内科。这一天有范进中举之感，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接下来数月应该是体力上较为放松的一段时间，对未来怀着憧憬的一段时光。但是为了七月一日的住院医生能正式开始，又要准备一些文件申请临时行医执照及办理其他各种文件。另外准备要离开波士顿及去到一个中西部大学小镇了，真是还得有一段心理的适应。此外，还得辞别昔日的朋友，老师及老板。

一晃就是五月底，该离开这我称为第二故乡的波士顿了——来美的第一目的地。在那儿，生活了近五年，开始了真正的认识美国文化与融入美国文化之旅，开始有了孩子，家庭变大了，也有了绿卡，考过了USMLE, 并成功地Match 上了。

离开波士顿的心情是复杂的，离开朋友，离开人头涌动的城市去一个中西部地广人稀的陌生的地方，内心本来就有些不踏实，更重要的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更严酷的挑战。与朋友们道别一刹那，总有“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凄凉之感。

车开上了路，向着西南方向驶去，车后座是5个月的女儿及将要满2岁的儿子。在宾州西部小村住一宿后，第二天到达了目的地。

接下来日子才是真正炼狱般生活的开始。

七月一日是全美新住院医开始的日子。美国第一年住院的节奏让我懵了。首先对电脑系统不熟，其次节奏快，再次发现还真有语言障碍。来美近五年，以为基本英语听力及对话应不成问题，结果头一月很多英文还只能听个半懂。

每天早上5-6点就要起床，七点以前要把管的病人先查一遍。每个病人的症状，体征及当日及昨日血液，放射报告等都要记得清楚。七点到了，年长住院医就要先一起再查一次。第一年住院医生必须口头汇报病情，必须完整的规范地汇报。刚开始经常忘这忘那，有时会遭到白眼或批评，然后要写病历，等候Attending Physician 的正式查房。查房是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时Attending Physician 会问很多问题，答不出来就很难为情，一般会先问第一年的，答不出就轮到年资高的住院医。对于每天查房中的问题，在晚上有空时必须看书或查文献。查完房后，要把医嘱开完，送样本到实验室或从那儿取结果，打电话去实验室，打电话请各科会诊。美国人的节奏快，要求送出的结果尽快第一时间拿到结果。如果年资高的住院医拿到了结果，而第一年的还未知，说明第一年的效率不高或工作不努力（那时电子病历没普及）。

一般中午有一小时病例讨论，边吃边听边讨论。每天几个典型的病例。另外除了书本外，美国人要求查新文献，永远保持在知识的前沿。美国人还讲讨论，这时真沒有什么第一年住院医，年资高的住院，attending，教授区别了，你最好踊跃地表达自己见解，能把上级医生挑出一两个错误也不错，能讲出最新文献更好。刚开始几个月，总是觉得美国毕业生很能侃侃而谈，后来我也慢慢地适应了。

每个月轮转至不同地方，每月底，带我的attending都要填一份对我每月表现的评估鉴定表。有些住院医生就因为评估不好而被辞退的。另外，也偶尔听到这儿或那儿的住院医自杀了的，包括像我们这样从中国医学院毕业的住院医。不过在密苏里大学医院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在每月未换attending 之前，要离开这一轮的attending都会带下面的各级住院医生出去吃一顿饭，似乎在感谢我们一个月来的辛勤工作。不知道这是不是密大的规矩，还是中西部人们特有的热情。

最难受的是值班（on call)，这是最艰难困苦的一环，第一年基本上每三至四天一次。美国住院医生的值班一般从早上到第二天下午之后才能下班。要不停地收新病人，办病人出院，写病历，写医嘱，总之是做不完的事，当然要干净利索最好。记得最难受的是在CCU轮转一个月。每三晚值一次班，心脏病人情况又多，晚上是每几分钟都会被叫醒，基本上是连续36小时没怎么睡觉。

有一次，同样忙完了一天的活，已是凌晨两点了，在值班室准备打个盹，呼叫机又响了，每每听到这种beep,beep的尖叫声，脑袋都开始大了，两颞叶感觉膨胀，一般情况下也许回个电话就行了。但是护士坚持要去病房，迷迷糊糊地到了病房，护士说，病人已死亡，但需要医生正式宣布。我一听有点懵了，首先问了下如何死了，有急救没有，问了一通，还是不知道如何宣布，于是我只好在这一最不好的时间，即凌晨熟睡之时，叫醒了上级住院医，当然随后几天，都没看到过上级住院医的好脸色。

那时还没有每周上班不超过80小时的封顶，超过80小时工作是常规的。每天回到家，第一件事不是吃饭，而是睡觉，太缺乏睡眠了，任何时候倒下便能深睡。那时，与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太少了，是一大遗憾。

三个月后，开始感觉能上点路了。中国人工作认真勤奋，少埋怨，少报怨，当天任务不完成不休息，这是有些美国住院医所缺乏的，勤能补拙在这里得到了印证。这样，第一年的预备年就在苦中求乐中快要结束了。

虽然很苦，但学到的系统医学思维方法，理论与临床的有机结合方法，医学伦理与人文知识，如何每日能站在知识的前沿的训练都是以前没有学到的，真是大开眼界且终生受用。记得内科主任韦伯（Weber)医生是刚从芝加哥过来的，他首先送给每位住院医生一本他写的临床内科指南类的书。前言第一句话，就是“Medicine is a noble profession "。这句话我终生难忘，让我在困难时有继续向前动力。翻译过来也许不太精确，即”医学是一门高贵的职业“。这里的关健是高贵二字，理解不应该是常人认为的地位高贵，而是在救死扶伤这一点上，没有什么比病人把生命交给医生这更高贵的了。

在行将结束的预备年时，人的欲望总是不能满足。从波士顿到地广人稀的密苏里的哥伦比亚小镇，本来有一个不适应。哥伦比亚只有一个中国留学生开的商店，每周末才从芝加哥运一些新鲜菜过来。虽然我没有时间购物，但是家人也不太适应。以前在住院医生面试时，曾到过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UIC)，当时的Program director 布任特就对我很感兴趣，我也喜欢那个地方，但因为UIC不提供预备年的捆绑，所以我选了密苏里大学。于是在预备年快要结束的的几个月内，抱着侥幸的心理，与布任特医生通了电邮，他回答令我很振奋，说他还保留有我的申请资料，但仍然需要通过match 才能决定。于是我又给NRMP送了一个表，上面只有UIC。冬去春来，在又一个三月份时如愿以偿地被UIC神经内科接受了。

四 . 1998-2001年

话说到三月份被UIC 神经内科录取，其实自己心中也很内疚，因为一年前已经被密苏里大学神经内科录取了。我该如何对密苏里神内主任开口说不来了呢？他会怎么处理呢？在心中不安之时，问了一下美国人，包括要去的伊州大学的布任特医生。几个美国人均说，只要是对你自己未来有好处你就做，而不要犹豫不决。于是壮着胆子去密大神内与主任约谈了，当然神内主任是很不高兴的，也很惊讶，因为另一位应该来的住院医也决定去东北大城市去了。这样，下一步即是奔赴向往的芝加哥了。

大约是六月初，把预备年的休假攒在一起，休息一月。那是风和日丽的日子，从Penske 租了一部中等大小的搬家用的卡车, 在哥伦比亚加了油，在加油站里买了点吃的带上，发票都没有看一眼，便开着卡车上路了（半年后偶查账单才发现，莫名地多收了500刀）。当时的心情是愉悦的，其一，这预备年终于熬过了；其二，又要去大城市了，比波士顿更大的城市。一路不停地开上了七个小时，大有“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感觉。

七月一日又按例是新一年住院医生开始的第一天。这时，已没有刚开始时的那种极度的焦虑感了。不过虽然是毕业后第二年住院医(PGY-2), 但是却属于神经内科的第一年，面临的也是很多新鲜的东西，新的地方，新的医院，新的科目，新的系统，新的人员。既然是新的，则意味着有许多东西要学习。

首先是伊州的住院医培训的执照还没批下来----谁知道拖在了哪个环节上，于是只能每天跟着看，大约数周后，才获批准。这是一把双刃剑，一面是正好花些时间熟悉情况，另一面却为还未能走入正轨而着急。

说实话，在预备年后，似乎有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之感。年资越高后，似乎事情也越来越越容易了，一切变得更加得心应手。

与预备年相比，除了二三个attending外，芝加哥神内的attending在轮转结束后几乎不会带住院医出去吃饭，当然他们仍要在月底为我们填写评语表格。知道这儿有个别住院医被劝退了的。

在第三年住院医下半年时，即2000年，即到美国后的第八个年头，终于有一次休假，经香港第一次回家看父母了，在我的眼里，父母老了，在父母眼里，我也“老了”，然而那是一次难忘的记忆，因为下次再回国又不知是何年了。

神经内科要在大学医院，老兵医院及南部一家私立医院轮转。在南部那家医院最难熬，不仅病人多，而且每天有一attending, Dr. W 带着查房。Dr. W 是一纽约Bronx人，个性特别，对住院医非常严，经常要把住院医问得两颊冒汗，或眼眶泛红为止，然后开讲黄色笑话。不过学到的东西也多，他要求我们一个病例听下来后，要有立即不假思索地说出三个签别诊断的能力。

在大学医学院则是每天早上七点开始住院医病例讨论，每周三MRI 及CT多学科会诊等，每周二雷打不动的大查房（请名医作前沿进展讲座）。

就这样，三年的神经内科住院医也要在2001年夏天的时候毕业了。就像在密苏里大学发给预备年证书一样，六月底，也顺利地从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拿到了三年住院医培训证书，神经内科主任还专门在他家为这一年的包括我在内的仅三位神内毕业生举办了毕业庆典，三个住院医中，其他两位都是美国医学院毕业的。

在毕业前半年，一般都要为毕业后出路找好。有人直接去工作了，有人会继续申请神经内科的亚专科Fellowship，我选择了后者。就在最后一年轮转至脑电图时，遇到了脑电图前辈约翰.休斯医生，他直接决定接受我为他的Fellow，这是为期一年的临床神经电生理亚专业培训。

五 . 2001-2002年

如同住院医一样，Fellow也是七月一日准时开始。本来，一年的临床神经电生理Fellow应该是没有call了，那应该是极大的减压。只要有充分的睡眠，再忙也会坚持下来。然而休斯医生却是近七十岁老头，白发苍苍，但走路仍健步如飞。他有在美军做军医的经历，曾在军队医院服役过，所以背后大家又称他"上校(Colonel)"。他要求每天早上6点钟准时到达脑电图室，一起阅读头一天的脑电图。因为曾是军人，如果早上6点01分钟到，那休斯医生就会不高兴，春夏秋冬必须如此。后来听以前的师兄师姐们说，他来的这么早，是为了占领那一个离电梯最近的停车位。说起休斯医生，他是哈佛及牛津博士，是脑电图的前辈。七十几岁还每天爬楼梯上楼。休斯医生对发脑电图报告要求异常严格，用词决不能多也不能少，不过学到的东西也是货真价实的。

一般下午要去肌电图，那是一位名叫巴尔的犹太医生带着Fellow，她人很好，但时间上较为宽松。

再回到休斯教授吧，唯一的一次我让他有些恼怒了。他准备了一次讲座，是晚上在一芝加哥有名的叫做"Everest"法国餐厅, 他特别邀请了一些听众，当然包括他的Fellow, 我在内。那时我一边学神经电生理，一边准备神经内科的专业Board 考试（那时是三天的考试，包括三个真病人临床考试），所以花了很多时问准备考试而忘了出席休斯医生的讲座。第二天，他很生气，一直有几个礼拜气才慢慢地消退。我当时很后悔，做了一个政治十分不正确的事。

做Fellow期间当然也发生了举世震惊的911事件。

那是2001年9月11日，那一天世界改变了，也改变了我。那一天注定是刻骨铭心，无法忘却的，虽然已是15年前，但回想起来却清晰如昨。

我当年刚做完住院医生，进入临床Fellowship第三个月。

上校平常带有军人的气质，如上所说，每天早上要求俺6点钟准到达在脑电图室，他也是那时候进来，一起读前日的脑电图（现在都是当日读了）。

那天早上他如往常一样，6点钟了，外面仍是一遍黑蒙蒙的。我们坐在室内开始常规读图，不过他气色看上去有些不太好，我知道他对于我几天前缺席他的一个讲座仍然耿耿于怀。但早上上校的确有些不同寻常，似乎有些不详的预兆。

脑电图室的其他员工一般是七点半至八点上班。

脑电图快读一大半了，大约七点半钟，突然有人敲门，一般情况下，员工都知道我们在读图，无事是不登三宝殿的。

门推开了，原来是技术员珍妮，她是一位中年黑人，带着惊恐的眼神及口吻，“你们看到了吗？哦，上帝，不可思议...”。

上校停下手中的一切，转过身，问珍妮，“出了什么事？”。

“双子塔倒了！”，珍妮说道。

“你开玩笑吧？”上校充满了疑惑。双子塔可是美国的象征，高大，威武，直直地耸立在曼哈顿，那可是真正的钢铁之躯啊，哪能倒下呢。我每次在纽约路过时，都要充满敬畏地仰视着她们。

“是的，电视上，收音机里都只有这条消息，两架大型载满乘客的飞机分别撞到她们了” 。珍妮沮丧地说着。

我与上校顿时懵了，这只可能是梦。我们停下了读图。冲向隔壁的电视房间，真的，看到了，倒了。这就是随后15年中的时刻浮现出来悲惨画面，那半身飞机，那滚滚的浓烟，那奔跑哭泣的人们.....。第一次真正实时耳闻目睹了当今这世界上有那么无比邪恶的东西，让数千无辜的人们瞬间从此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妻子，失去了父母，失去了儿女.....。不象债有主，冤有头的有目的仇杀，那种邪恶却是随机地针对无冤无仇无辜的路人。那天，所有的人都惊呆了，我专门去买了一张芝加哥论坛报，一整版对事件的报道及照片，这张报纸一直保留在我的书架上，报纸边缘已经渐渐地泛黄了，似乎在诉说那15年前发生的不堪回首的往事.....。

好在美国人的习惯是不停留在悲伤上，不纠结于过去，他们身上总是充满着一往无前的乐观气慨，自由把美利坚这块土地与人们紧紧地连在一起，在那几乎被相当于原子弹威力的震慑下，美国又很快地站了起来。

在2002年春天的一个上午，休斯医生突然告诉我说，帮我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十年前的一位叫扎克的学生，给他打电话问有没有Fellow今年毕业。扎克太忙，需要招一名医生，于是就这样，在面试后，在毕业前，把工作敲定了。

许许多多的人会在七月或八月时休息一段时间再上班，但是那时我有两个孩子，必须养家糊口，于是在六月卅日毕业后，便于七月一日开始上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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