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辈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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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武汉
海南岛解放了，爷爷和他的工厂被接管。解放军给每人发了一张失业证，鼓励他们要么回原厂要么回原籍，因为当初新政权的打算是以海南岛作为基地一鼓作气拿下台湾。爷爷奶奶拿着失业证和遣散费，领着一家老小，除了衣服和被褥再无身外之物于1950年9月回到了武汉。因为照着他们对共产主义的理解，爷爷奶奶在回武汉之前将不薄的家底连同L家数代相传的珠玉首饰悉数上交了新政权。
虽然拿着失业证，但是爷爷的原厂（武汉军需服装厂，现3506厂）已不再需要他这个旧政权的旧职员，他是切切实实地失业了。可是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解放军太需要各种物资也太需要生产各种物资的人了。于是厂里派人来问旧职员家属，鼓励她去上班。家里也实在是需要一份收入：解放军给的遣散费已所剩无几。虽然位于硚口那个贫民区的两间房要不了几个房租，但一家人这几张嘴，没有进项，难以为继。况且奶奶还有八九个月的身孕。奶奶想也没想就应允了，但一看她的身形，厂里不愿意了，爷爷奶奶也不擅长好说歹说，只好作罢。奶奶在当年10月生下次女芬，大概还没等到满月就去了汉口机场（现王家墩机场）给一空军军官当住家保姆，照顾小孩做家务。她自己大大小小四个孩子就交给同住的母亲看管。
无事可做的爷爷迎来了新政权的第一个政治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居委会主任亲自上门，嫌屋小孩子吵，让爷爷搬一小桌两把小椅在1951年寒冷的二月里坐在门前＂了解一下情况＂。爷爷性子耿直，有一说一，将自己哪年上国民党军校，哪年加入国民党以及各个时期的任职都讲得清清楚楚。好在主任带足了墨水和纸张，爷爷的话也前所未有地一字不落地被记录下来。也不知是因为天冷还是因为这个＂简单了解＂的意外收获，最后主任红光满面地带着那叠厚厚的稿子离去，留下爷爷在冷风中呆坐了半日。
在住进硚口那两间矮小的破房当天，奶奶就亲手剪去了精心维护多年的秀发，有了一头新时代的短发。好在她有＂天然脚＂，在以往的优裕生活中也是事必亲躬的，洗衣做饭带孩子一实践都会。还擅长女红，裁剪、织毛衣也拿手，所以住家保姆她还是很能胜任的。加上懂规矩识旧礼，虽然新社会已不再讲旧礼，但识旧礼的人主人用着既省心也舒心。奶奶干活又干净利索，和军官一家相处还算融洽。军官太太也会将家中孩子穿小了的衣物给奶奶，这下可帮了大忙，让食不裏腹的孩子们不再衣不遮体。可是食物一直都是个问题。每月20元佣金总不够吃，孩子们常常饿肚子。记得儿时寒暑假上奶奶家，起初的那些日子吃得可真好：糖醋排骨、红烧武昌鱼、珍珠丸子之类的变着花样上来，接下来好长时间却只是萝卜白菜。还记得问奶奶＂什么时候能再吃好的？＂她总是说＂快了，快了！＂想必她的孩子们在那样的岁月里每月也会有几天好日子过吧。
革命运动
镇压反革命运动在武汉如火如荼地深入展开了，爷爷有了新的政治任务：参加晚上的批斗会。主席台上坐着大大小小的领导，台前站一排深深埋下脑袋，胸前挂块贴白纸的木牌，上书其罪行：反革命、坏分子等等。台下坐满了热情高涨的群众和灰溜溜的家属，还有那些追逐热闹不肯在家睡觉、穿梭在座位中的孩子们。而这个时候奶奶的孩子们都是早早地关在家睡觉了。第一次批斗会下来，在台上低头认罪站了三个小时的爷爷被奶奶搀扶着回了家，夜已深，爷爷倒头就睡了。
接下来的几天人都很恍惚。奶奶瞄出了不对劲，问他是不是病了？爷爷一个劲地摇脑袋说＂搞不懂！＂：解放前不过是政府的一介文职，做着份内的工作过着守纪的生活；解放后也未曾发过一句牢骚，怎么就成了＂反革命＂呢？没有反过呀！是不是跟主任再谈谈？会不会是他上次写错了？奶奶也觉得有必要再找找居委会主任，跟他解释清楚。隔天主任在办公室里接待了来＂讨扰＂的爷爷奶奶，耐心地听了爷爷的解释，也耐心地解释了党的政策。于是爷爷奶奶就明白了：谁让他们出生在那样的家庭，又没有追求进步投身革命（爷爷只是追求过自己的自由摆脱了封建婚姻），还替反动的国民党卖命。他们过去的经历就是反动的，所以是反革命，是历史反革命！奶奶后来私下同爷爷讲：那这样，全天下人的祖祖辈辈都替反动的封建朝廷卖过命，要是活到今天，全都是反革命！这样一想，爷爷的心倒平静了。只是问奶奶能不能给他换块木牌，那个板子太重勒得脖子生疼。于是当晚在参加批斗会之前他们用数块硬纸板糊了个足以乱真的＂木牌＂，只是从那时起爷爷都格外小心，不让他人＂窥其究竟＂。
参加了几次批斗会后，一个偶尔得闲的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奶奶搂着襁褓中的芬，将淼、毓及森召集到跟前＂有要事讲＂。问他们＂爸爸妈妈是不是好人？＂两个小的不解地看着妈妈用劲地点着头，十一岁的淼虽然自海南岛回汉后因家贫还未复学，但家庭接连的变故在他稚嫩的脑袋里早已印满了问号。现在妈妈又问了这么怪的一个问题。＂爸爸妈妈当然是好人啦！你为什么这样问呢？＂奶奶腾出一只手抚了淼渐渐痩下去的小脸颊说道：＂现在爸爸妈妈，尤其是爸爸遇到了很大一个难题。外面的人们开始随便说别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也许你们的小朋友或者别的什么人会对你们说爸爸是坏人，你们不要气愤更不要因此去打架，因为他们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全是跟着别人瞎说。无论外边的人说什么，你们自己心里要相信自己的爸爸，他是好人，他是我们的亲人。我们都是亲人，要彼此关心，彼此相护。你们也更不能学外边的人随便说人是坏人，再说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坏人呢？＂
反革命光参加批斗会是不够的，还得接受劳动改造，这样才有可能从思想和身体上脱胎换骨。在居委会的领导下，爷爷每天都早早地等候任务：时而扫大街，时而掏公厕，时而参加工地劳动...每天都是一身脏累地回来，有时累得连饭都不想吃。这样倒好，因为不少时候家中是无米下炊的。一个周日，是孩子们盼望妈妈回家的日子，奶奶背了大半麻袋锅巴回来了。原来空军食堂大锅饭里每天都会留下锅巴，炊事员会将这些锅巴攒下来喂空军饲养场的猪。不知奶奶如何知道的，也不知她怎么说服炊事员的，从那时起每个周日她都能背上大半麻袋锅巴回家。孩子们的外婆会将锅巴淘洗干净、晒干，煮稀饭，将那些滴米不粘的日子尽量推得稍远些。
命悬一线
1951年的某个冬日奶奶的心圆（淼）病了，烧得很厉害，在家里躺了两天，人都快迷糊了。爷爷奶奶吓坏了，赶紧抱起孩子往医院跑，医生诊断是＂急性肺炎＂，要救命只有penicillin (青霉素）。可是哪有钱去买那昂贵且稀少的penicillin 呐！抗美援朝期间penicillin 一直是紧俏药品，当时国内尚无生产能力全靠进口。奶奶仿佛听见了死刑宣判，僵死在那一瞬间。不行，她不能失去她的心圆，奶奶一下子跪倒在地上，求好心的医生救命。医生无奈的解释她全听不见，只是一个劲地求医生发慈悲救孩子。也许医生也有孩子，能体会这种锥心之痛，也许医生知道这是救一而救俩的病，遂用3针penicillin将奶奶的心圆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写到这里我也要默默地铭记这位心慈的医生，因为他的仁心仁术才有今天的我，呼吸着这自由的空气、沐浴在这温暖的阳光里！
居委会的革命干部也许有更重要的革命工作，两个月后的某天早上爷爷和其他的反革命坏分子等候分配任务时，主任宣布本期劳动改造结束，他们可以自行回家。众人你望我我望你焦急地等待下文，主任挥挥手自行离开，让这一伙新政权的＂敌人＂將那个天大的问题硬塞回了胸中＂我改造好了吗？＂这个问题爷爷无暇顾及，他内心有比这更紧迫的事：怎么才能让家人不饿肚子？第二天，爷爷不知从哪弄来一辆破旧的板车，到汉江边给靠岸的船卸货。渐渐地手上有了几个块八毛的，他又从商贩那弄些青菜黄瓜走街串巷地叫卖。几次后发现那几个块八毛的又渐渐地没了。不得其解。回去同奶奶这一分析，弄明白了。原来这卖小菜要善于应对那些婆婆妈妈的讨价还价，还要善于适当制止那些婆婆妈妈的左挑右选，这两个＂善于＂他都不善于，所以只能赔本。
就这样捱到了1953年，空军军官的孩子长大了，要上幼儿园了，奶奶就失业了。家里顿时陷入了更严重的困顿：经常是好几天都没有粮食。小的孩子饿得哇哇哭，懂事的淼带着毓整天在外拾破烂，毓还会挽个小篮子，她已经很会挖野菜了。爷爷奶奶在家糊水泥袋。这时居委会找上门来，问孩子们为什么不去上学？一看家中的情形，这个问题他们自己就回答了。还是劝爷爷奶奶送孩子们上学，因为当时扫盲运动也进行得如火如荼，新中国的花朵怎么能失学呢？可是连饭都吃不上哪有钱缴学费付书本费呢？
拾破烂时会碰上一些印了字的纸，淼就将它们弄齐整了拿回家。白天有空的时候就念念，慢慢地将那三年小学学过的字重拾了回来。妹妹毓也很想认字，哥哥也尽可能地教她。这样在当年9月份学校答应免学费、老师捐助书本费的情况下，淼、毓及森入学了，分别就读五年级、二年级和一年级。孩子们早上去上学接受新的知识，可人的身体光吸收知识营养大脑肚子却空瘪瘪的，难受呀！在53年至55年间孩子们中午放学回家，见没有吃的调头返校的情况频频出现。
失学
卖小菜行不通，爷爷又卖起了冰棒，统一售价又不存在挑选。这个生意虽扬不了长却＂避了短＂。武汉夏天酷暑难耐，可那个年代的爷爷每天都盼着天再热些，好多卖几根冰棒让孩子们多吃上几顿饱饭。可是再美好的夏天也不久长。没冰棒可卖的日子爷爷就去拾破烂。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集贸市场有烟叶卖，爷爷用仅有的几块钱买了几张。回到家切细，再买来烟纸卷起烟来。那时盒装卷烟供应比较紧张，爷爷将卷好的烟零卖，不多久就收回了小本。那几年爷爷夏天卖冰棒，其它时候卖卷烟，日子就那样慢慢地撑了下来。
解放前走动频繁的亲戚，解放后爷爷奶奶也自觉地不去联系了。他们自己已如一艘破船沉埋到了海底，不能再牵连洋面上乘风破浪的轻舟了，因为他们知道淼的五舅舅（奶奶的表兄）早已当上了武汉公安局江汉分局局长。远在重庆的亲舅舅（奶奶的哥哥）也如黄雀了无音讯。那样的年代又那样的出身，大家都很默契地从彼此生活中隐遁，只求各自安好。
1955年奶奶进了武汉南洋卷烟厂当临时工，有了一份固定的收入，家里的饥荒从根本上得到缓解。淼已上中学有了助学金，毓聪慧勤奋学习一向优异，森顽皮贪玩学业不精。这几年每逢开学家里就要接待＂上门求情＂的毓班主任，因为家贫毓每年都面临失学。可是小小的毓太喜欢上学了，那些功课的相伴让她灰暗的童年有了一抹亮色，还有每次拿回家的奖状都能给爸爸妈妈带来喜悦。虽然学费全免，又哪能总让老师捐赠书本费呢？这样每到学年结束奶奶就决定让毓暂时辍学，她有空的时候再教些古文，数学淼假期也可帮忙补上。可是好心的班主任怜惜这个孩子，每年都来＂求＂爷爷奶奶让毓再读一年，因为她＂实在是太聪慧，不读书太可惜了！＂而且＂书本费其实也是学校承担的！＂毓就在这样的情形下读完了小学。小学一毕业班主任老师又上门了，希望能让毓上初中，因为＂她实在是个好苗子，将来肯定能考上好的大学！＂奶奶只能在心里为她可怜的毓流泪，她又何偿不想她的毓有那样的一条人生大道呀！初中是上不成的，毓考上了武汉地质学校（现武汉地质大学，当时办有接收小学毕业生的班），不光学费全免还有助学金。全家人都很高兴，因为大家都知道只要有学上，毓都是开心的。可是这个学上了没多久，因为调整，这个小学部被取消了，毓再次失学。随后毓又去考了武汉幼儿师范，上了没多久，学校又遭受了同样的调整，毓再一次失学。
曲终
1961年国家经济大调整，奶奶烟厂的临时工就做不成了，又失业了。好在1960年湖北省柴油机厂闹人荒，实在是太缺人了，像爷爷这样的反革命居然也被招了进去。爷爷终于有了新政权下的第一份也是唯一的一份正式工作：柴油机厂临时工。淼已上了大学，虽然只是农大，爷爷奶奶已心满意足了。因为他们那样的成份只能上农、林、牧、地质，还有师范。这个起初我有点想不通：反革命的狗崽子能上师范，当老师，不怕把祖国的红苗苗教黑了？后来弄清楚了，原来是因为出身好的有为青年不屑于上师范，学校招不满人遂拿这些有为的狗崽子填缺。毓也于那年招工进了武汉巿体育用品厂。家里的日子应该是渐渐好过起来了，至少不会再饿肚子了。
多年的劳作奶奶早已是闲不住的！不去烟厂上班了，她每天天麻麻亮就等在硚口商场门口，一开门就冲进去，拿手上所有的钱买一只箱子及毛巾、肥皂、火柴等日用品，然后赶到原汉口火车站（现车站路）市场上卖掉，赚取差价。那时奶奶还挺个大肚子，后来身体不方便时就从硚口商场接毛线活，一天织一件，赚2元手工费。1962年幺子豹出生。当年秋天奶奶的母亲无疾而终，享年八十有余。爷爷无力厚葬但能让＂落叶归根＂，心中也少了一份愧疚。
1964年淼大学毕业了，被分配到农场当技术员。每月发工资的那天他就去邮局给爷爷奶奶寄上十块钱，这样的汇款一直持续到奶奶生命的最后一个月。森也上山下乡了，一辈子留在了京山。芬插队后于1971年返城在纱厂做女工。奶奶也于1963年被招入武汉市毛巾厂做了名档车工。爷爷柴油机厂的临时工是名符其实的，当工厂有了新的血液后，第一个遭清退的就是他了。想必当时工厂也承担了不小的政治压力。这样1963年爷爷又成为了社会上的无业人员，重拾起夏日卖冰棒别的日子卖卷烟的生活。渐渐地卷烟不好卖了，人们都抽盒装烟了，这个可以让烟瘾大的他闻个够的生意也做不下去了。好在奶奶还能从街道上领些糊信封、火柴盒的活计回来，爷爷的岁月就和浆糊粘上了。爷爷去世于1977年，享年72岁！生于70年代的我对爷爷的记忆是模糊的，只是一个高大的背影坐在门前的小矮桌前，将捡回的烟屁股头一个个拆开，慢慢地抖出烟丝，拌匀了，然后拿早已裁成小条的旧报纸卷上，点上火，悠悠地抽着，视野投向无限的远方...
爷爷的遗体被火化，骨灰装在一个小罐里，由淼带回农场，悄悄地埋在了那棵老松树下...反革命是死无葬身之地的，好在也偷偷地入了土。
淼只想在农场静静地当他的技术员，可是政治上一有风吹草动他就得进学习班。儿时老有叔叔阿姨逗我＂淼去哪了？＂我准一张嘴就答＂住学习班去了！＂以为那是件很骄傲的事情。1980年豹进了毛巾厂顶职，奶奶退休。她也开始在儿女的小家住住，可是每次都住不长，然后都匆匆地赶回她自己的小屋，要照顾她的豹。1990年奶奶脑溢血住进了医院，昏迷了一个月后于五月三十日去世，享年73岁。在我父亲的印象中那是奶奶唯一的一次生病，漫长的岁月中连个感冒都不曾有过。奶奶葬于武汉独山公墓，同入墓穴的还有爷爷的骨灰，阴阳相隔13年后他们在天国相聚！
——全篇完
补记：儿时只要上奶奶家或者奶奶来我们家小住，我总会缠着她：“奶奶，讲。”：让她讲故事。她脑子里有数不清的民间传说，但我更喜欢的是她自己的故事。她的故事讲到“解放前”就停了，之后的故事都是我从爸爸姑姑那听来或打听来的。现在想想，奶奶的一生，以1949作分水岭。之前，是人生。之后，是活着。对于活着，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谢谢分享!
有的是苏州的望族。但是许多人也就是父母开个小Business。 雇佣了10来个人。 其实那些Small Business是经济的支柱。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
当然同学中也有出生好的，但是那批人的平均成绩要比出身差的差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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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母说这个是从1958年招生（反右以后）开始的。他们去的江苏师范学院（现在叫苏州大学，49年前是东吴大学）58年入学的（62年毕业）的那一届78年以后成为王牌届。我中学毕业那年苏州中学，苏州第10中学（苏州第二重点）和我所读的中学的校长都是62届毕业的。 其他从市县教育正付局长，教研室正付主任，教研员，各个重点中学的正副校长教导主任教研组长，说起来好多都是他们同届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