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辈的人生
上篇
我的爷爷生于1905年，祖籍北京，世代经商。他出生时家里经营着绸缎庄、茶叶庄，还有钱庄。上过私塾，读过＂经史子集＂习过＂孔孟之道＂。18岁的时候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妻次年生子，并且开始学着经管家里的商铺直到1931年。那年他南下金陵进了当时国民政府军政部军需学校（蒋中正1935-1949年任校长）学习军队的后勤补给及财务管理。毕业后进入北平军政部所属服装厂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同年随厂南迁至武汉便有了武汉的军需毛纺厂（现3506厂前生）。由于日寇火力疯狂向南推进，工厂从1937年底开始向西南迁移。武汉九省通渠水运发达，我爷爷和他的同仁们负责转运物资从武汉经宜昌至重庆。1938年2月日军开始轰炸当时实质性的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拉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但人员物资向后方的转移一直没有中断。＂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况且还要躲避头顶盘旋的敌机，经历了千难万险终于于1938年底将人员和物资全部安全转移至重庆。接下来就是重建厂房再装机器渐渐恢复生产了，前方战士浴血奋战，后方物资保障不能中断。人们对痛苦的记忆总是短暂的，旺盛的生命力能让石缝里都长出花来，重庆也渐渐地恢复了以往的歌舞升平，至少在白天。重庆地理位置的天然屏障让它成为了安全的大后方，这座山城也从1937年底成为＂中华民国战时首都＂——陪都，直至抗战胜利。天然屏障虽然能阻止地面进攻却阻止不了日军的空袭，从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日军对重庆进行了整整整五年半的战略轰炸，而且主要针对平民。我的爷爷和奶奶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相识于1939年的重庆。
我的奶奶生于1917年，祖藉武汉。祖辈做过官，是否显赫已无法考证。但到她父亲这一代肯定是不行了，因为其父一辈子抽大烟，没有出去工作过一天，属典型的败家子。我奶奶对其父的印象就是一个整天躺在烟榻上行将就木的烟鬼。但她却有一个显赫的姑父：姑妈原配清末湖北提督张彪（1860-1927），张彪也是著名的天津张家花园（天津张园）的原主人。当年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将军赶出紫禁城就是暂避在此园，张家也在此园中操办过末代皇帝的生辰宴。奶奶家的老房子位于今武昌造船厂附近，是个几进几出的宅门。奶奶的童年青少年就在那所宅子里度过。里面有假山、养着红鲤鱼夏天荷花盛开的池塘、当然也少不了葡萄架下的秋千。奶奶从六岁起就跟家中私塾先生识文断字，跟她的奶奶和妈妈习女红。大概从七、八岁起开始裏脚，在那个年代大脚女孩是嫁不出去的，而且被人耻笑。但稚嫩的脚被紧紧地裏在厚厚的裏脚布中痛痒难忍，所以每天晚上她在其奶奶和母亲陪伴下乖乖地让女佣裹上脚，然后上床睡觉。等大人们一离开她就拆掉将那一堆裏脚布推放到脚头，第二天大人责问时就说＂不知道，也许是梦中踢掉的！＂大人拿她也没办法，只好这样裏了放放了又裏，几年下来长成了一双大脚。奶奶的奶奶只有跺着她那根拐杖成天在她身后叹息＂么办啰！将来谁要哟！＂就这样我奶奶有了她们那个年代少有的＂天然脚＂。奶奶是家中的幺女，上面还有一年长好几岁的哥哥。其兄可能也是军官学校毕业后进了军需厂，在1937年转移军需物资的过程中与我爷爷相识。1938年底奶奶的哥哥遣散所有的佣人锁上武汉的宅门带着一大家人从武汉迁徙至重庆。一大家人其实也只是有奶奶的奶奶、奶奶的母亲和奶奶的嫂子，她那个烟鬼爸爸在她十岁的时候就奔赴西天极乐世界去了。
1939年—1947年 重庆
这样的一家子人刚到重庆人生地不熟的，暂借住在当地老乡家。是那种竹篱里夯泥巴垒的墙，屋顶铺盖厚厚的稻草。比起南迁时的林徽因自己脱砖丕造的房子还要差。那时川中匪盗横行，院中还开着麻将桌，一圈下来去厨房续水，发现厨房的墙不知何时被破了个大洞，米缸已半空，房梁上挂的腊鱼腊肉也不翼而飞，墙边的红辣椒串也被顺手牵了羊。还有，早上起来发现睡前褪下放在床桌边的手饰、搭在椅背上的外衣也不见踪影 。原来是夜间匪盗在外墙靠床桌的位置钻了个不大的洞，一只手臂伸进来尽揽桌椅上之物。蜀地阴湿多蛇，我奶奶就有过早起铺床叠被时发现枕下盘了一件完整的蛇衣，不知那蛇何时行的脱壳之术，反正奶奶被吓了个半死。
找到合适的安顿之所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奶奶的哥哥去找了我爷爷，他时任职位较高办法要多一些。很快在督邮街（现解放碑一带）找到了上下两层有四个房间的小公寓，奶奶一家人欢天喜地搬了进去。安顿好后就要设家宴谢恩人，于是我爷爷在1939年2月的某天在他自己物色的公寓内初见我奶奶。具体细节已不得而知，只知道我爷爷那天一个劲地给奶奶的奶奶敬酒（奶奶的奶奶跟我爷爷一样嗜酒又好酒量），最后自己醉而不倒地回住所，而奶奶的奶奶一个劲地夸我爷爷＂懂礼性识大体＂。
家宴以后我爷爷就隔三差五地提着好酒上门，是＂专门孝敬老奶奶的＂！几趟下来阅人无数的＂老奶奶＂早就看出我爷爷的心思——他看上幺孙女了！那时的奶奶如花年岁，高挑的个子（大概快1米7了）一头乌亮的卷发垂在肩上，眉不描而黛、唇不点而珠。用我父亲的话说就是＂极像30年代的上官云珠＂。这个说法应该是靠谱的，因为儿时的我曾见过一张这样的照片（涂彩）：一对年轻俊朗的夫妻带着两个金童玉女般的孩子。当时的我是何等羡慕照片中那个坐在木马上的两三岁的小女孩呀。因为她不光是穿着洋娃娃般的衣裙手中还抱着跟她打扮相似的洋娃娃。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我的大姑妈，边上那个西服革履的五六岁男孩就是我爸爸。照片中的我爷爷一身荣装，我奶奶则是烫着精制的卷发微笑着望着镜头，她那个样子等我长大再忆起来时像极了老月份牌上的美人图。还记得当时我问她脖子上围着的尖嘴动物是什么，她说是条银狐。
但我奶奶沒瞧上我爷爷。不光是因为他年龄大（大12岁），更因为他早已有家室。虽然他明媒正娶的夫人和承继他血脉的儿子还在烽火阻隔的北平，但我爷爷是铁了心地要抱得美人归。从那时起他就如半个儿子一样进进出出这个家门，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浸蚀着这家人的拒绝。渐渐地奶奶的奶奶帮他说话了，奶奶自己也在动摇了。如果不是因为1939年5月日军在重庆市中心那场惨绝的大轰炸，奶奶对自己的终身大事不知要拖到何时。（读过张爱玲＂倾城之恋＂的人都应该对这种毁一座城市成就一段爱情的情理不会陌生）在当年的6月他们结婚了。结婚前我爷爷就同他的蒋校长一样写了一纸停妻休书，不同的是校长的休书登在报上，而我爷爷的休书是通过战时万般艰难的邮政寄往北平。
空袭
虽然战时物资匮乏，但天府之国的四川物产是丰富的，况且还有内地支援＂陪都＂的特供，上海时髦的新鲜玩意不到一两个月也能在重庆大街上看到。新婚夫妇将小家安在离＂老奶奶＂公寓不运的另一处房里：白天爷爷出门上班，奶奶收拾停当后就回＂老奶奶＂家，直到和下班归来的爷爷用完晚餐才回他们自己的小家。日子过得平静又甜蜜，但决不安宁，因为隔不了几天就有空袭警报拉响，尤其是5月至10月间。重庆是有名的雾都，一年有半年为浓雾笼罩（是水雾，同当下的雾霾有本质区别），空中能见度极低。日军在低效率投放了数十万枚炸弹后终于摸清了：原来笼罩这座城市的雾幕会在5至10月间拉开。白天一旦有空袭警报响，奶奶就带着自己的一家人躲入附近的防空洞。但警报更多的是在傍晚和夜间响起，为了和家人在一起爷爷奶奶婚后不多久就不再住他们的小家了，搬到了＂老奶奶＂那，这样一家人热热闹闹地挤到了一起。
奶奶怀孕了，身子一天天沉重，好在她有一双＂天然脚＂，行动倒也方便。跑个空袭、躲个防空洞什么的不需要麻烦别人，相反还能滕出手来照顾她自己的奶奶！活动锻炼是不少的，营养也还够，所以1940年3月在家中顺利生下一个大胖小子——我的父亲淼，小名心圆。奶奶后来说她的心圆出生时嗓门特别大，连听惯了空袭警报的四邻都相互感叹：襁褓婴儿何来忒大的力气？想必小小心圆在襁褓中就明白＂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而且嗓门要大得赛过空袭警报，楼下的妈妈方能听到才能上来。这个特点一生都没变，我父亲嗓音宏亮、音域宽广。18岁时去考武汉歌舞剧团，同去的还有谢芳（后演电影＂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吴雁泽（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唱过日本民歌＂拉网小调＂）。我父亲的文化课专业课成绩非常好，因为出身成份不好，不予录取。否则＂拉网小调＂就没有吴雁泽什么事了，因为我父亲还玉树临风、相貌堂堂。
爷爷的工厂也夜以继日地生产着。一般情况下夜晚是要宵禁的，因为有空袭。但在日军不方便空袭时我国军后勤就加班加点地多生产军需物资，所以爷爷有时就会忙得很晚。有一次也是忙加班，不按规矩出牌的鬼子又空袭了。警报拉响了，爷爷赶紧招呼管设备的人员做好紧急停工、拉闸断电等事宜。等他忙完这摊子事和几个同事赶到白天常躲闭的那个防空洞时，却发现里面早已超员。门口的卫兵不让他们进，只好再赶去附近另外一个防空洞。那场空袭持续了整整三个小时之久。等他们从洞中出来，发现外面满目苍荑、烽火连天，在惊恐之中各人回家。爷爷在经过那个他常去的防空洞时，那里已是一片人间地狱。原来那个防空洞因为几个朝外的通风口被炸塌，又严重超员，洞内缺氧、人们朝洞口拥推，发生了踩踏事件，因窒息、被踩踏致死的人数以千计。
在战火横飞的年代，与死神相伴的日子，人们都有着天成的凛然。每次从防空洞活着回来的人们，接着操他们进洞前操的那份心、干他们进洞前没干完的那份活，直到死神下一次的挑选！在日军狂轰乱炸的那几年，日子还是如水一般流逝，奶奶的心圆一天天长大，奶奶的奶奶却像一支燃尽了的蜡烛于1940年底寿终正寝，享年九十有余。爷爷尽其所能厚葬了＂老奶奶＂，但＂落叶＂却不能＂归根＂，一家人心里都沉沉地，觉得愧对＂老奶奶＂。可是活着的人生命都朝夕不保，＂根＂又能归何处？
抗战胜利
1945年8月15日是个让全世界铭记的日子，这一天法西斯日本宣布无条件全线投降！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结束，全国人民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我前面提到的那张全家福就是摄于1945年年底，那时我父亲已经有了一个妹妹——毓，生于1943年。我爷爷因为战争中勤勉敬业，擢升至3级文职，并有总统亲署的受勋证书：5等景星勋章！那真是让人振奋、充满希望和喜悦的岁月。
抗战胜利后不久，上峰委任爷爷当接收大员，去北平接收敌伪财产。接到委任状后爷爷回家同奶奶商量，奶奶一口回绝＂不行！不能去！＂理由是孩子还太小，北方的气候不好适应，再说她还打算回武汉！爷爷左右无法，只好求上峰另委他人。那个一直很器重他的将军起初狠狠地骂了他一通，说他傻不识时务，有多少人挤破脑袋要当这个接收大员，可他就这么轻飘飘地不要！后来又安慰他说还是以家庭的和为重。其实爷爷心里很清楚，奶奶担心他北上后会黄鹤一去不复返，因为那里也有他的妻儿，虽然爷爷当初单方面撕毁了婚约。后来证明奶奶的阻拦歪打正着还是挺有远见的，因为有太多的接收大员由于过度贪腐而掉了脑袋。
胜利后的重庆百业待兴，战后的重建艰巨又漫长。这时爷爷以前军校的同学找上门来，谋划着同爷爷开工厂、办贸易行。爷爷因为有军职，办厂之事不能亲为，所以只是以资金入股的形式合作。贸易行开在重庆市郊，厂设在万县。平时的生意都交给同学和其手下打点，但每月爷爷也会利用休假的时间去走走看看。一个春雨绵绵的日子，晚上大概八九点，爷爷从巿郊的贸易行坐滑杆回家（滑杆是那个时代四川特有的交通工具：两根粗粗的竹竿上结结实实地绑把椅子由一前一后两人抬着），快进巿区的时候遇着了劫匪，四五个人，手上一色的冷兵器。那两个抬滑杆的一见这架式扔下雇主撒腿就跑，劫匪也不去追赶，只守着我爷爷不动。我爷爷虽说从未扛枪打过仗，但在军人堆里也摸爬了这些年，身手还是有些的，加上身高体大，对付几个矮小的川匪还是不难的。所以三下五除二，一眨眼的工夫一把大刀就在手上了，眼花缭乱地挥了几下，那几个小匪就自顾命地逃蹿了。忙活了一通出了一身臭汗，还得一二一步行回家。到家后跟我奶奶这一通描述，把奶奶吓坏了，因为那时常有劫匪杀人越货的听闻。第二天，家里抽屉深处就多了一把银色的左轮小手枪，爷爷晚间出门时就带上。如果是出城还会带上两个勤务兵，为的是给奶奶一个安心。
估计战后国家的GDP也是猛增的，爷爷他们的生意赚钱了。这时的重庆也渐渐恢复了以往的繁华，各种夜生活也相继涌现。年轻时的爷爷除了嗜酒、烟瘾大，还喜欢打牌，牌桌上的输赢也不小。那时的爷爷晚上要出去应酬都是先将手枪揣兜里，再提一小硬皮箱的金条。等深更半夜回来时，绝大多数时候是没有皮箱相伴的，偶尔也有过小皮箱变大皮箱，亦或是拎三四个小皮箱入门。这样一路下来，到1947年准备回武汉，盘存家当时，着实让他自己吃了一惊，遂问奶奶＂钱都哪去了？＂当奶奶帮他回忆完他的用度时，他还一个劲地埋怨奶奶＂没有管住他的荷包＂。对待钱财，奶奶一向是慷慨大度的，富也好，穷也罢，从来没有为金钱生过烦恼。
和平的日子没有持续几天，国共两军又在各地的阵线展开了较量，内战重新爆发。奶奶在重庆早就呆不下去了：山雾迷漫、出门尽是上上下下的坡；冬天阴湿寒冷，夏天湿重闷热...于是劝爷爷回武汉。理由是自己的母亲想念武汉的亲人，想回去看看！爷爷也明白奶奶的心思，再说＂老奶奶＂＂叶落＂未能＂归根＂也让他一直遗憾在心，不能让自己的岳母再遭此遇！这样他向工厂申请了调动，结算了外边的生意，在1947年9月拖着一大家子坐上了重庆至武汉的客轮。这时的一大家子有：奶奶的母亲、奶奶、长子淼、长女毓和次子森（生于1946年）。两勤务兵跟随。奶奶的哥哥一家留在了重庆，具体原因不详。
1947年10月—1950年9月 武汉 广州 海南岛
我的父亲还清楚地记得，1947年10月初的某个早上他们的船到了武汉关，可是因为战争的摧残武汉关已无法引船进港。爷爷只好雇了几个小划子（单体小木船）运了七八趟才将他那一大家子连同四五十件行李运上了岸。好在来接船的奶奶的表兄们早已等在岸上了（奶奶舅舅一家抗战期间留守武汉，苍天有眼，一家倒也平安。）。大家相互问讯了平安，奶奶就急迫地要回老宅安顿老老小小。离开重庆前奶奶的哥哥将宅子的房契并钥匙都交给了她。表兄们一个劲地说其父亲请这一家子先去他那，有要事相说，于是一家人又浩浩荡荡地去了奶奶舅舅家。所谓的＂要事＂就是一个坏消息，原来那个庇护L家数代人的老宅早在1944年武汉大轰炸时被美军的燃烧弹夷为平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飞机把轰炸的重点放在日军活动区，1942年6月开始轰炸武汉。），现在除了满院的杂草及草根下的碎石瓦砾，昔日的幽静清雅荡然无存。
又陷入了无处安身的境地！亲戚家不可久住，得想法子安顿这一家人呀。爷爷先去了他在武汉的接收单位——军需毛纺厂报了到，大概也见着了几个1937年未随厂西迁的旧同事。大家群策群力在距厂不远处的民房里帮爷爷安顿了家。回武汉了，虽然有了那么多的变故，前后境遇又有那么多的不同，但武汉就是武汉，充耳都是杂乱的汉腔也是舒坦的！爷爷的工作安排妥了，奶奶的心圆也上了厂子弟小学了，生活似乎渐渐地在展开它的美好。
但国军在北方前线节节失守，1948年在辽沈战役中又失去了辽宁，武汉的情形不容乐观。爷爷大概在1948年底就开始准备随厂撤离，1949年初抵达广州。武汉于当年5月被解放。他们在广州也没能呆多久，大概在广州解放前夕（广州也于当年10月解放）撤退至海南岛。1949年的海南岛还是一片荒蛮之地，冷不丁来了这些外来文明人，那还不被瞧个够！梳个头发、用香皂洗个手都被围观！当地人的生活习性也迥异：没有上衣，男人光上身，小孩光屁股，女人身上倒套一条大裤衩，当然，脚都是光着的；也洗脚，但不用毛巾，洗好以后在盆边上刮刮；还有出恭后不用手纸（压根就没有），直接拿瓦片、小树梗解决；等等之类的趣闻。
1950年3月爷爷昔日上峰，时已升任台湾国民政府军需后勤部长（3星上将）视察海南岛，见了我爷爷，将他一通痛骂：不该调动离开重庆，搞得如今流落海南岛，命运难卜。又安慰他说回台后想办法将其一家接去台湾。将军的机票即时送到了爷爷手上。可是就在登机前那一刻，奶奶朝北最后一望，她绝然地改变了主意：“不能走。要回武汉，回到妈妈身边。” 爷爷拗不过奶奶，他们留在了海南岛。
1950年5月海南岛解放。
———上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