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和妻一起去家附近的Cineplex 影院看电影。上次看电影还是疫情之前去看《小丑》。时下新冠也未消停，拥抱着各种流感病毒，一起在冬季里起舞。前一阵儿童用的退热止痛药居然售罄了。

虽然心存顾虑，我们还是无法抗拒卡梅隆的科幻大作《阿凡达2-水之道》的吸引力。记得十三年前，我戴着3D眼镜全身心投入了美轮美奂的潘多拉世界，剧终灯亮，还久久不能平复内心的澎湃，从那时起，阿凡达就占据了我的最爱。十年磨一剑，多少影迷翘首以待。观赏这样的大片，如果还是坐在自家的沙发上，看看网上的盗版片，那就如同端着粗瓷大碗灌茅台，把好东西糟蹋了。

为了有个好座位，第一次在网上购票。上来就被一堆专业名词搞懵了，什么3D IMAX ultraAVX HFR ATMOS D-BOX 怎么三年没进电影院，就跟不上时代发展了。认真搜索一下，搞明白了，简而言之，这些技术名词意味着更佳的画面质量、清晰度，音响效果，特别是D-Box动感座椅还原了电影中一些惊险动作产生的摇晃和震动，让观众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不新鲜啊，2017年在加州的环球影城看《Shrek 4》不就是坐在这种座椅上，跟着飞奔的马车一起颠簸摇晃，忽然脑后吹过一阵凉风，腿下被荒草摩挲。

总体感觉第二部跟神作的第一部相比有所起落差。比如故事情节不够精彩，最后之战聚焦成尼克与上校之间的复仇和打斗，未展现出水族部落与海洋生物对人类入侵者的反击。反观第一部的终极之战，从天上到地下是多么的波澜壮阔、荡气回肠。人类入侵者对环境的破坏和对图鲲的残忍猎杀，令人感到沉闷压抑，如鲠在喉。导演是不是在谴责当今人类破坏地球生态环境的种种恶行；是不是在警示：掌握了强大科技的人类，如果不提升自身的精神文明，只会对地球或者其它星球，带来地狱般的伤害和灾难。

3小时12分钟的视听盛宴结束后，意犹未尽，我们又溜进其它小影院。这里的影院里面有许多小影院，多部电影同时放映，一票入场，串场看，没人管你。想当年曾一口气连看了四场电影，《哈利波特与火焰杯》，《金刚》，《纳尼亚传奇》，直看得头晕眼花，那种感觉就是，红烧肉吃多了，恶心。

今天带足了吃喝，打算来个报复性消费。看了一部科幻动作片《黑豹2》，还有一部关于20年代好莱坞的《巴比伦》，都没看完就走人了。当下能像阿凡达那样把观众的屁股牢牢吸在座位上的影片真是凤毛麟角。

出来时影院的大厅里已是灯火辉煌，卖爆米花的柜台前排着长队，电子游戏机前荡漾着孩子们串串笑声。妻想拍照留念，我笑她，几年没进电影院，就成了刘姥姥进大观园。

走出影院，寒风凛冽，大片雪花在空中飞舞。我们舒适地坐在车里，空调吹出阵阵暖风，与外面寒冷的天气不相关。车子行驶在风雪交加的街道上，望着路上行色匆匆的身影，我想起小时候，在一个冬天里去看电影，那天也下雪。

我还记得是一位邻居叔叔带我去看电影的。记不得他的模样了，他是一位胖叔叔，有张圆乎乎的脸，总挂着笑容，我们叫他“阚叔”。他不像其他大人们在小孩子面前总是绷着一脸的严肃。

小时候我家住在一个上百户人家的部队大院里，邻里间为些鸡毛蒜皮的事争吵打架时有发生。阚叔是大家公认的“老好人”。然而这样一位老好人却有个精神病老婆，我们叫她“冯姨”。传说冯姨犯病时很吓人，还会打人，她的一双儿女住在另一个地方。平日冯姨总是一个人在家，她喜欢小孩子去家里玩，她晚上害怕一个人呆着，还让我姐姐去陪她睡觉。我想去她家玩，却又不太敢去，大人口中的她被妖魔化了。其实冯姨对院子里的小孩蛮好的，她家里有不少小人书，她高兴了还会发糖果，阚叔特别会讲西游记的故事。在我长大后的一天，冯姨自杀了。大人说，她不想自己的病拖累丈夫和孩子。在我的眼里，她比一些精神正常的父母还好。

那时我父亲在外当兵，一个月回不来一次。对于年幼的我，如果有人想带我去看电影，那真是难得的机会。在我的再三央求下，母亲终于同意了。我家没有自行车，坐在阚叔二八自行车的后座上，我兴奋不已。那个年代的“飞鸽”“永久”“凤凰”就是现在的“奥迪”“奔驰”“宝马”，自行车不但是一个家庭最贵的奢饰品，也是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

雪越下越大，路越走越滑。我一度坐不稳，从后座上掉下去，阚叔就让我坐在车座前面的大梁上。我双手紧抓住冰冷的钢管，生怕从这辆走得七扭八歪的车上掉下去。偶尔回过头，见阚叔眉毛、胡子上挂了一层雪霜，嘴里喷出一团团的白气，老牛一般呼哧呼哧，奋力蹬车。

后来地上的积雪太厚了，阚叔实在骑不动了，就让我下来，推着车深一脚浅一脚地走。我头戴棉帽子，脖子上挂着棉手闷子，像小白兔一样屁颠屁颠地跟在他后面，走得气喘吁吁，一摘下帽子，头顶就像开锅一样冒出一团蒸汽来。那个年代路上机动车辆少，偶尔顶着两根大辫子的无轨电车驶过身边，激起地上的积雪，像小船荡起波浪。不留神，一个屁墩摔倒了，爬起来，扑噜扑噜身上的雪，赶紧跟上，不吭一声。虽然浑身发冷，但我心里跳动着一团温暖的、希望的火焰——看电影，这团火焰支持着一个小孩子在漫天大雪中奋力前行。

我不记得那天去哪里电影，看的是什么电影，电影好不好看，但我还记得那次看电影的经历。我们一大一小就像在风雪中跋涉前行的朝圣者，电影院就是那一时刻心中的庙堂。

雨刷器有节律地摆动着。车窗外的景物由模糊到清晰，由清晰变模糊，一如童年的记忆，雪片般纷纷落下。

 

小时候通常去军区大院的礼堂看电影。礼堂不对外开放，军人家属可获得免费的电影票。我家不是机关家属，只能粘些邻居的光。每当我听到礼堂放电影的消息，就会兴奋地两眼放光，可往往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家的孩子兴高采烈地去看电影。记得一次邻居只给了我家一张票，可三个孩子都吵着要去看电影，我更是死缠烂打，母亲一怒之下，把电影票撕碎了，谁都没得看。

记得那时一米以下儿童可以免费入场。于是幼年的我会被套上一件过膝的大衣，到检票口的时候，就弯着腿走，蒙混过关。后来长大了，就跟着胆大的大孩子去混票。

军区大院高墙耸立，墙头架有铁丝网，楼顶设有探照灯。院内柏油路笔直宽阔，两旁松柏挺拔，空场上停着一辆辆军车，不时一列身穿绿色军装喊着口号的士兵齐步走过。这里令我感到敬畏和神秘。大院门口那个持枪挺立、目不斜视的哨兵，更令我心里胆突突的。可大孩子却泰然自若，大模大样地进进出出。

“哨兵要是盘问你，你就说是家属，来看电影。”大孩子教导我。的确，一到看电影的时候，男女老少蜂涌而至，一个站岗的小战士怎么搞得清？

大门好入，礼堂难混。大孩子传授的战术之一：浑水摸鱼。跟着一大帮子人，尤其随在一个大人的屁股后面，装得像人家的小孩子一样，检票员也有粗心大意的时候。

战术之二：假戏真做。礼堂发的电影票的版本基本一致，只是票面颜色变换，日期不同而已。大孩子会收集以往的废票，看过别人手里的真票后，他们会用同样颜色的假票蒙混过关。这当然有风险，更需要胆子，我这样的小孩子是没有被膀大腰圆的检票员厉声呵斥、揪着耳朵拎出去的勇气。

战术之三：乘虚而入。时间一长孩子们的小把戏就不灵了。有时候检票员眼光一扫就能逮住那个企图蒙混过关的小鬼头。孩子们也就剩下最后一招：等。电影开演后，没人入场了，检票员也就松懈了，去抽根烟，喝口水，上个厕所，这时候我们就从隐身的暗影里窜出来，迅速溜进礼堂的大门。

即使混进去，有时候座位是个问题。一般的电影，影院边角地带总会有空位。如果上映好电影，不但票查得严，难以混入，就算混进去了，里面也是座无虚席。剧场的过道不允许坐人，我们就只好站在剧场入口处或者贴着墙壁站着看。有时检票员会来驱逐我们这些没票的孩子，于是在剧院里，从楼上追到楼下，上演一出猫捉老鼠的游戏，我们会藏身在大帷幔的后面或躲在厕所的隔间里。

我喜欢夏天去看电影。礼堂往往傍晚放电影，军区大院离我们的住处挺远的，冬天走去不容易，有的父母还不准许孩子晚上出门。夏天就好了，天热，黑得晚，人们睡得也晚，精力旺盛的孩子们玩到天黑后才回家，那时的父母对孩子基本上就是放养，那时的孩子比现在的孩子野多了。

夏天礼堂闷热，除了下雨天，就在大院内的空场上支起银幕，放映露天电影。晚饭过后，孩子们三三两两，拎着小板凳，结伴去看电影。

坐在夜空下，呼吸着新鲜空气，头顶着星星月亮看电影真是别有情趣。平时进不去神秘的放映室，现在可以亲眼目睹放映员如何操作放映机，机器不停转动着，镜头投射出的一束白光在银幕上变幻出各种奇妙的影像和声音。我还绕到银幕背后，倒着看。

说实话，那时候影片数量少，题材单调，多是些政治色彩的故事片和战争片，进口片大都是苏联的。可在我的眼里，什么电影都是新奇的，就像处于饥饿状态的人，啃窝窝头都香。跟今天一样，电影的影响和魅力同样潜移默化、深入人心。

当放学铃响，大家迫不及待地涌出教室时，男同学一边暗地相互推挤，一边装腔作势地学着《列宁在1918》里的腔调喊：“让列宁同志先走！”；在玩打仗游戏时，小伙伴们会端着木头枪冲上院内的煤堆，高喊着《英雄儿女》中王成的那句经典：“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走过街头巷尾，会听见学校操场的扬声器里、个人家的收音机里播放着《闪闪的红星》的主题曲，“小小竹排江中游”  优美的旋律此起彼伏。

然而红色影片播下的不一定就是红色的种子。《奇袭白虎团》里志愿军机智勇敢的故事我没记住，但美国大兵一边喝啤酒一边嚼香肠的场景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在那个一个月吃不上一回肉的年代，那个镜头带来的感官刺激比现在看色情片香艳多了。那时我的拿手画就是国民党军官的大盖帽，虽然电影里的国民党军总是被打得狼狈不堪，但他们的军装比解放军帅多了。

雨刷器有节律地摆动着。童年的记忆似漫天飞舞的雪花，纷繁散乱却片片完整，悄然落下，包埋头脑。

 

记得看电影的路上经过一个十条菜市场。城郊的农民会赶着马车卸下一筐筐的各色蔬菜水果，喷着响鼻的高头大马，熙熙攘攘、叫喊吵杂的各色人等，就是我眼中新奇的电影场景。菜市场里有个副食商店，即使白天里面也是光线昏暗，一连串的电灯泡照耀着下面一个连着一个的玻璃柜台，里面摆着各种熟食、酱菜、糕点、糖果，散发着酸甜香辣各种诱人的味道，我牵着大人的手，恋恋不舍地走过，哈喇子淌一地。

记得曾经跟小侄女讲起小时候没糖吃，她立刻瞪大眼睛说：“没糖就吃巧克力呗。” 无疑就是古代皇帝对快饿死的百姓说：“何不食肉糜？” 她不明白那时的孩子没见过巧克力，更不明白别人给的一颗大白兔奶糖会在舌尖上激发出绕梁三日的回味。

爆米花是平日里最好的零食。每当蹦爆米花的老头推着小车来到大院，孩子们就会欢喜雀跃地围在他的身旁，拿着自家的玉米或大米，端着大塑料盆，全神贯注于炭火上不停转动的黑黢黢的烤炉（我们叫它小钢炮）。耳听得“嘭”的一声巨响，小钢炮开锅了，一颗颗蓬松的苞米花，热气腾腾，从小钢炮的肚子里流淌进一家家的塑料盆里，再塞进孩子们大张开的急不可耐的口中。那时候的爆米花不过加点糖精调味而已，哪有现在香甜的奶油味道。

小时候的我兜里没有一分钱的零花钱。夏天妈妈会给每个孩子发冰果票，一个冰果票是一角钱，我总是先用完自己的那份，然后蹭姐姐的。虽然剧院里禁止吃瓜子带皮的食物，但大家还是偷带零食吃，零食跟看电影是不可分割的。而我只能羡慕地看着别人家的孩子，“幻梅止渴”默默地咽下口水。在那颗虚幻的梅子里，我爸是身穿军大衣的检票叔叔，我妈是冬天卖糖葫芦、烤地瓜，夏天卖冰棍、桔子汽水的白大褂阿姨。重要的事说三遍，我要一角钱一根的奶油雪糕，不是三分钱一根的糖精味的冰棍。我甩开腮帮子，尽情吃，可劲造，想着想着，一个鼻涕泡从冻得发红的鼻头里美出来了，然而膨胀的鼻涕泡终会破裂，缩回到现实里一条可怜的鼻涕虫。

雨刷器有节律地摆动着。我喜欢下雪，雪中的城市干净了许多，安静了许多，柔和了许多。

 

车子拐进小街。我们住的社区是老社区，道路两旁长着高大的树木，夏天枝繁叶茂，绿树成荫。现在那一棵棵被寒冬凌虐的枯树重新焕发出生机，光秃秃的枝条上挂满了丰润的茸雪，像千百条雪白丰腴的手臂曼妙轻盈，拨弄着头脑中的想象。眼前的景象一派银装素裹如同《纳尼亚传奇》里的白色世界。

我想如同电影中的那四个孩子钻入衣柜进入一个美妙的世界，或者车子驶入一个时空隧道，带我回到过去。我想找到小时候的我，那个冒着一路风雪去看电影的孩子，开心地在马路牙子边光溜溜的冰面上打着刺溜滑。我要把他带到现在，带他来cineplex影院，玩电子游戏机，坐在D-BOX的座椅上看《阿凡达》；带他去坐豪华游轮，在大海上、星空下看超大银幕上的《变形金刚》，观汽车大战，听地动山摇；我会跟他并肩而坐，給他讲解电影里的故事，把各式各样的零食小山一般堆在他的面前，看着他瞪圆眼睛，大张嘴巴，脸上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暗自偷笑。他一定觉得是在做梦吧，不，做梦也梦不到眼前的一切，就如同把现在的我带到另一个维度的星球，那里的一切完全超出了我的认知和想象。比起儿时的我，成年的我在物质上千百倍地富有，可看电影的乐趣不是一样的吗？我的眼中还会冒出小时候鼻涕泡般的单纯和快乐吗？

想一想，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的经历，不就是一部人生电影吗？不过我们不知道这部电影的编剧和导演是谁，结局怎样。在这部电影里，我们扮演过各种角色，小时候扮演孩子，长大了扮演父母，演过学生也演过老师，演过美也演过丑，演过善也演过恶，从生演到死。我们在自己的人生电影里充当主角，同时也在别人的电影里充当配角和群众演员。

大多数的我们只是演些平庸之辈，可无论精英也好，屁民也罢，我们怀有同样的七情六欲，在人世的红尘中挣扎翻滚，煎熬着爱恨情仇。我们拼命地想演好各种角色，哪怕这个角色其实多么的无足轻重，哪怕我们演的电影连一个在意的观众都没有，我们还是沉陷其中，难以自拔，即使离世时，也不愿撒手退场。

民国的弘一法师是一代书法大家，离世时只留下四个字：悲欣交集。然而这四个字却如幼稚孩童所写，毫无大师的痕迹，引发后人种种猜想。纵观他的人生不就是一部传奇电影，前半生风流才子，后半生苦修僧人。也许只有像他那样的得道高僧，才能觉悟，完全卸掉人世间的各种角色，包括他的才华和技艺，返璞归真吧。

雨刷器停止了摆动。到家了，我走出车门。头脑从虚幻的衣柜里回到了现实世界。我的五官告诉我：我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眼前的房子是真实的，落在身上的雪是真实的，嘴里呼出的哈气是真实的，真实吗？谁晓得我不是活在《楚门的世界》里，或是《骇客帝国》的虚拟游戏中？

据说有过濒死经历的人会有人生回顾的体验，就像看电影一样，快速观看完自己的一生。如果人生是一部生命轮回的电影，谁晓得下一世我们接到什么样的剧本，出演什么样的角色？反正上帝手中已经编好了每个灵魂的电影剧本，就等着我们登场出演了。

雪停了。

Feb 16, 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