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豫记（1-2）

一 新添的一道

它缩成一团，伏在地上，脖颈被我死死扣住：背部土黄色的体毛正急剧起伏，那张棕红色的小脸紧贴在地上。我看不见它的表情，正如它也看不见我的。

 

猕猴，俗称马骝或猴子，英文名Rhesus Macaque，雌性体长不过半米。就身形而言，地上的它与一个人类的幼孩相差无几。

 

我掀起它那根短而粗的尾巴，下面露出两个鲜血淋漓的肉垫。

 

我一松手，它就窜入墙角，毛茸的手臂护住胸前，露出那张棕红色的脸，呲露尖牙，发出愤怒的呼呼声。它这一副凶相，我每个月都要见识过几次，彼此见怪不怪。

 

“母3-A”，我在笔记簿上找到属于它的那一格。圆珠笔被冻得写不出字，我只好换成铅笔：

 

“出血第9天，异常，不可用。”

 

我裹紧身上的迷彩服，点上一支白鹭牌香烟，沿着国道，向我的小屋走去。屋里墙上“正”字已排到第三十久个。我从床底下掏出那半截砖头，在最后那个“正”字下面又添了新的一道。

 

就好像人身上的伤痕，墙上新添的这一道，必定是最红的一道。

二 动物临床预实验

二十岁那年夏末，我去了河南的一个小村，观察了大半年的猕猴月经。之前我就像许多城市里的年轻人，脑袋里总是萦绕这样一句话：

 

如果没有在二十五岁之前成为诗人或摇滚乐手，你就应该把自己干掉。

 

所以二十岁的我留了长发，套上一件印有大门乐队主唱头像的T恤。可我并没成为诗人或摇滚乐手。我只是搭上一列从东北省城开往古城南阳的火车。最顶上这层硬卧铺狭长逼仄，我把自己塞在里面，活像是进了一口棺材。

 

火车上我连吃两天温水泡胀的康师傅碗面，胃里泛着恶心。我再次插上耳塞。Walkman随身听，液晶线控，立体混音，嗓音已为酒精毒品毁蚀的鲍勃迪伦，滚滚黄河在窗外漫掠而过。

 

这年夏天我还领到省城医学院的研究生资格录取通知书。再往前两个月，我亲历了一场恐慌全国的瘟疫，在病毒最肆虐的春风里跟一位单身母亲谈了恋爱。瘟疫结束，我老大——我的导师，我们医学院的系主任——从邻国日本带回了一种被成为“K”的化学试剂。

 

依据日本人用拗口无比英文写的医学文献，试剂K具有事后避孕药的开发潜能。意即K很可能成为新一代的毓婷——就是第二天中午你在街边小药房给女友买的那盒玩意儿。所以伟大的研究意义有了，我们老大又从国家那里拿到了课题经费，这场以试剂K为核心的动物临床预实验势在必行。

 

所谓动物临床预实验，大概是指拿动物来代替人去测测新药什么的。听起来合乎情理，但问题是许多人患的疾病——比如说梅毒或酒精肝——动物根本就不得。好在生物医学发展到现今，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动物进行改造，让它们染上人类才会有的奇病怪症。这些经过改造的受造物被称为动物模型，被饲养在实验室，专门为人类开发测试各种新药而降生，而发情，而交配，而繁育，而死亡。如果有幸新药把实验动物的病治好了，且没有副作用，那就再往临床病人身上试（即所谓I期II期临床预实验）；如果治不好，或实验动物干脆因毒副作死了（这两种情况往往占绝大多数），那也没关系，换一课题，用别的新药和动物模型重新再来就是了。反正人要治病，公司要赚钱，导师要晋级，学生要毕业，人类的前进脚步绝不会因为死了几个动物而停下。

 

若究其存在，实验室里这些动物难免显得荒谬。它们是文明与自然的怪异结合，只是因为人类为了对付人类的疾病而存在。人类自诩为大自然的征服者，进化树的最高端，造物主的宠儿。那些被接种了某种癌细胞的转基因动物，就是人类对造物主的报恩。除此之外，这些荒谬的存在什么都不是。

 

然而这些略具哲学意味的思辩，绝不在我们医学院考虑范围之内。老大要做的这个动物临床预实验，它简单明了，只是测测日本人的试剂K到底有没有那么厉害，能不能当事后避孕药。无需实验动物患上什么耸人听闻的怪病，只要雌性动物能交配能怀孕，即可用来实验。

 

接下来的问题是，该选哪种动物做实验。

 

简单讲，某种动物跟人类的相似性或亲缘性越高，就越有做人类疾病模型的潜质。按照这种逻辑，当年日本731部队在东北犯下的罪行照纯医学角度就显得理所当然，而我们老大也应该用国家课题经费从非洲买一批跟人类最有亲缘关系的大猩猩。可是，老大没法这么干。

 

老大自有他的苦衷。我们只是一个省属医学院，我们做的项目，跟小成本独立电影一样，剧情拙劣，演员蹩脚，制作预算上短斤少两。人到中年的老大，在设计实验课题的时，永远要把经费、成本、研究周期甚或手下学生男女比例多少这些科学以外的因素纳入考虑。

 

老大考虑的结果是，我们将用河南省农村的一群半野生半圈养的猴子来做这个预实验。

 

假如翻开一本叫做《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指南》的小册子，你会发现这些河南省的猴子学名叫猕猴，是一群活蹦乱跳、屁股长了两个肉垫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而在我的印象中，某种事物凡是被冠以“国家”的称号，就显得神圣而不可侵犯，尤其是再被印到那种精装彩印的小册子上。所以整件事的古怪之处在于，这项以折磨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为主的预实验，同时又受国家课题经费的资助。

 

总之在我二十岁的夏天，日本人搞出了一个试剂K，我们老大据此设想出一个预实验，国家拨下经费，河南省又恰巧有这么一群猴子，于是满脑子大门乐队鲍勃迪伦的我，敲开老大办公室的门，说我想去河南养猴子，换个不一样的环境，体验体验，感受感受。

 

当时老大正用他粗壮有力的手指敲着电脑键盘，可能是向国家申请新课题，也可能是给某位领导写信问好。他是一个人高马大的东北汉子，经常穿一袭黑色风衣出入校园。他酒量惊人，来去匆忙，颇有点像黑帮片里的江湖大哥。

 

老大停下他粗壮的手指，批准了我申请去河南。第二天他又给我一张从东北开往河南的硬卧火车票：

 

“安全第一，猴子第二，其他第三。花钱不用担心，我给报销。但要把账记了，存好发票。”

 

虽然记账存发票和诗人摇滚乐手略显矛盾，但我还是接过车票，搭上了这趟开往中原腹地的普快列车。

 

随身听没电了，立体混音的鲍勃迪伦寂然无声。我摘下耳塞，想给我的爱人——那位远在省城的单身母亲——发条短信。可惜直板Nokia没有信号，我只好把目光投向窗外：火车已越过黄河，飞驰在原野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