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黄一家返城后，初初每年都回福州探亲。老黄一家住在鼓楼区的塔头，一谔家住在同区的黄巷，两家离的比较近。
第一次到黄巷找华玉时，可凡刚好去上班了，初初没有碰见他。华玉还在嘀咕：“初初，你嫁给我们家可凡，一起回福州多好。”一谔夫妇一直认为呆在边远乡村一辈子走不到大城市是个悲哀。
初初第二次去黄巷时，可凡刚刚过世，华玉悲恸万分。华玉告诉初初，她这一辈子亏欠了可凡。可凡从小几乎没过上好日子，受了父母的牵连，大好青春年华耗在了穷山沟，回福州时已经三十岁了，家里穷得叮当响，还要和弟弟挤在小小的阁子间睡。一谔夫妇一直无力为他谋个好工作以及出钱讨媳妇。拖到可凡三十四岁，一谔在浦下新村买了房子，有能力操办儿子的终身大事了，可凡却得了肝癌，确诊时已是晚期，住院二十几天就死了。（我是从初初姐的叙述中，才知道可凡得了肝癌。我的母亲从未将可凡的死因告诉我，我之前只是猜测他得了胃癌）
说到伤心处，华玉泪水直流，叹着气对初初说：“现在只剩下两个孩子了。可诚嘛，你知道的，暴躁得很，我管不了他。凤鸣的脾气也很坏，跟我合不来，几天前和我大吵一架，还说她不是我亲生的。女婿是大好人，老实善良好脾气。晶晶和林林两个小外孙女聪明孝顺懂事，功课又好，老来安慰啊。”每次华玉和初初提到自己的两个外孙女时，脸上笑成一朵菊花，使劲地夸，一点也不矜持。
初初姐在电话里告诉我这些时，我哭了，对她说：“姐姐，大舅英年早逝，我们的心里都不好受。我一直在想，他女朋友也没交过，就这样孤零零地走了，不是白来了世上一回吗？现在知道他在世时曾经深深地爱过像你这么好的女子，尝过相思的滋味，走的时候心里不是空洞洞的，我安心了。舅舅过世时，我妈妈难过得吐血了，我亲眼看见的。她去外婆家，得知邻居们说她命硬克死兄弟，外婆没有为她辩护，她气疯了，这才和外婆大吵一顿，质问自己是不是亲生的。她冷静下来后，还跟我说天下无不是之父母，教育我们要体谅父母呢。”
哎，我们的中国母亲们，总是太过含蓄，将爱摆在心里，不擅长与长辈和子女沟通，所以造成了两代人之间不应有的误解和伤害。
十六年前母亲来温哥华定居后，经常打电话给福州的外婆。我亲耳听到她在电话里对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撒娇，“伊妈伊妈”叫的很甜，脸上泛起小女孩般娇羞的红晕。
她从没有想到自己能活那么长。75年动了第二次大手术后，她无意间得到偏方，在服西药的同时，连续服了两年的草药抗癌，感觉良好。
刚开始，她的愿望很微小，只想活到女儿上中学。女儿上中学后，她的愿望稍微奢侈了些：看着她们上重点大学就行。女儿考上重点大学，她又想，等她们工作嫁人后我就可以安心走了。小女儿林林去美国留学，临登机前，握着母亲的手说：“你等着，我接你去国外定居。”母亲吓了一跳，赶忙摆摆手：“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福州，从未想过出国。”
送别林林后，母亲从上海坐火车回福州，和坐在对面的一个外地的医务工作者闲聊起来。得知母亲是福州人后，医务工作者马上说：“我想打听一个人。”说着，他将捧在手中阅读的一本医学内参拿给母亲。
母亲一读，傻了：我的案例怎么上了全国的医学内参啦？那本内参隐去了母亲的名字，把她的职业，得病经过和治疗方案详细地列了出来。最后，总结了几条癌症痊愈的原因，包括治疗方案得当，治疗及时，病人精神乐观等等。与母亲同期患癌的福州市的病人，十年之内几乎全走了，只有母亲和另一位患者撑过了二十年。那位患者半年前也过世了，母亲是唯一活过二十年的癌症患者，被作为奇迹上报给卫生部，写进医学内参，供全国的医务工作者参考。
拿资料给母亲读的医务工作者说：“那个病人真了不起，我去福州一定要拜访她。”
母亲没有透露自己的身份，心里暗暗好笑：“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一老太婆吗？坐在你对面。”
父亲得知此事后，哈哈大笑，打趣母亲：“你也是个名人啦，上内参了。”
2001年母亲来温哥华定居后，最喜欢给癌症患者做心理辅导。小女儿林林做她的柴可夫斯基，母女两人现身说法。母亲拉着女儿的手对病患说：“这就是我患病时生下的女儿。我怀孕时，医生说我会生怪胎傻儿，让我打掉它。亏我没有放弃，不然这个世界上又少了一个优秀的工程师。所以人一定要懂得带病生存，活在希望里。”
我的妹妹林林是世界一流的土木工程师，高级项目经理。妹妹说：“我是妈妈用命换来的，我们家人感情深厚，一个都不能少。”
2003年底，外婆的身子突然严重衰弱，卧床不起。在温哥华的母亲心里一阵发慌，有种不详的预感，赶紧买机票回国看外婆。她请了医护人员到家照顾外婆。外婆的教友也来了，围着外婆唱圣歌，向上帝祷告。
外婆的内脏器官迅速衰竭，终于在寒冷的冬夜走了。母亲抚尸痛哭：“伊妈啊，你走后，我撑不起这个家啊。我死后怎么同曾祖父交代啊？”她一直为这辈子无所建树而耿耿于怀。
外婆的骨灰被运回金峰，同外公葬在一起。 总有一天，我要找到祖墓，带着孩子回来拜祭亲人。
每年夏天，我们全家都到温哥华岛的度假屋小憩几天。我们在附近的海滩挖生蚝和象拔蚌，每次都收获颇丰，回到度假屋后就能吃上一顿丰盛的海鲜大餐。
母亲和我们一起去度假，她坐在临海的房间，和我们回忆起往事。我们讲到了姨婆，外公和外婆的生死观，终于明白了姨婆生前一直唠叨说的那句话，“天主答应的，一定给足。”
我们家的长辈们从来没有在天主面前祈求荣华富贵，家业兴旺等。他们只求自己做得最好，在最美好的年华，散尽千金为乡民造福。他们的下半生尝尽了艰辛，贫穷和屈辱，却永远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虔诚而谦卑地活着，活出了天主教徒的典范。
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历尽千帆之后，总有一人在水中央痴心地等你。而每一段辛酸的往事，每一个路过的人，都是来成全你未来温馨的日子。这一切，全在神的掌控中。
明白了这些，再大的挫折，都不必心有忧戚，因为上帝与你同在。
（后序）
几天前和Steven一起吃晚饭，他一直很认真地追踪我的《返乡记》，告诉我《别了，西湖老宅》中的老江最令他难忘。我对老江着墨不多，却将他刻画得活灵活现。Steven想知道老江的下落。
老江年轻时在一谔的朋友圈里是个毁誉参半的人物。他和一谔一同学医，资质不如一谔，经常向一谔求教。一谔年轻时潇洒多金，老江家境一般，一起出去吃吃喝喝多是一谔买单。有人说老江是一谔的“食客”。
解放前老江连累一谔在生意上陪了一大笔，有人怀疑老江吃里扒外，串通黑道吞了一谔的货，然后对一谔谎称货被土匪劫了。一谔从不怀疑老江的话，亏了钱，却从未和老江计较过。
解放后因为老江年轻时的风流帐，连累一谔坐了两年冤狱，但他没在老江面前抱怨过。
总之遭遇老江，一谔连连倒大霉。朋友们在一谔耳边吹风，说老江是“损友”。只有一谔坚信老江的为人，赤诚相待。
五十年代两人被诬陷入狱，无罪释放后成了患难之交。在华玉的撮合下，老江的女儿伊萍嫁给了长乐二刘村华玉的堂弟的儿子伊升（凤鸣五舅的儿子）。一谔与老江从好友变成了亲戚。
七十年代老江的女儿女婿定居纽约唐人街，拿到身份后将老江夫妇接到美国。老江毕竟是福州城里的名医，很快在唐人街的一家药店里做了驻店中医师，每个月赚几百美金补贴家用，伊萍夫妇在唐人街的中餐馆打工，辛苦谋生。
而彼时的一谔刚刚从杜坑回到福州，一家人挤在黄巷那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小破屋里，穷得一塌糊涂。他和老江的境况完全倒了过来。
老江挣的不多，省省地花，偶尔寄一两百美金接济一谔和其他几位在解放后一同落魄的朋友。一谔收到汇款单后老泪纵横，对华玉说：“我没有看错人，老江有情有义，是我的生死之交啊！”
那些曾经说过老江是非的人从此闭了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几十年后，老江在朋友圈里的形象终于高大起来。
林林十九岁去美国留学前，一谔交给凤鸣两百美金，对她说：“这是老江给我的，我花不了，给林林带去吧，至少可以少打几天工。老江答应我会去机场接林林，安排她住宿和打工。”
林林初到美国时和老江一家相处了很短的一段时间。老江的个子很高，将近一米八，身板结实，是个非常潇洒的老帅哥。他闲时爱提着一个小酒壶，边走边喝，喝高了就开始哼哼唧唧唱上一小段闽剧，摇头晃脑自得其乐。凤鸣告诉林林：老江年轻时就是这样的，他晃着小酒壶借着酒劲低声吟唱的样子真是迷死人不尝命，难怪有美少妇为他“红杏出墙”。
1997年一月一谔过世，晶晶随着父母去黄巷为外公出殡时遇到了老江。老江碰巧回国探亲，听说一谔去世了，赶紧从长乐跑到福州送他最后一程。
老江穿着一件黑色的呢子短大衣，已经七十八岁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几岁，非常精神。他笑眯眯地同晶晶打招呼：“我是你江叔公，在美国见过你妹妹。”
晶晶眼前一亮：这个江叔公，真帅！
江叔公一直活到九十多岁才过世。
他们那一代人已经过去了，留下的感人故事足以温暖我一生一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