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读的是私立男校，他上小学三年级时，校园餐厅里的老服务员Donna 过五十岁生日，她已经在该校工作二十几年了。老师们特地买了一个长宽各一米的硕大生日卡，让全体学生为Donna写上祝福。卡片在每个班级传递，很快就被温馨的祝词填满了。我可以想象得出，当Donna收到这份特别的礼物时，一定会视若珍宝保存一辈子的。
儿子读四年级时，老师要求班上的每个小男生轮流到讲台前做十分钟的演讲，介绍各自短短的人生经历。台下的每个听众必须记录演讲要点，并且给演讲者写感谢信，分享自己的心得体会，并且罗列演讲者的优点和亮点。
意大利小男生Keifer第一个上台，儿子记下Keifer的演讲概要，却不知该怎么写感谢信，向我求助。
我对儿子说：“我很喜欢Keifer, 他非常友善。每回妈妈去学校做义工，他对妈妈很礼貌，又听话。这么可爱的孩子一定有很精彩的故事，你能说给我听吗？”
儿子灵机一动，马上在感谢信中写到：“我最喜欢你说故事时的语气，有条理，打动人心。”
儿子接着问我：“妈妈，我小时候是怎样的？Keifer说他还是baby时，每天都是带着笑容入睡的。”
我答：“你也一样啊。当你哭的时候，我就知道你饿了或者尿尿了。”
儿子恍然大悟，接着写了一句：“你分享的baby故事打动了我，因为我也和你一样，睡梦中是带着笑的。我还想知道你的宠物的名字，爸爸已经打算为我买一条宠物鱼了。”
文章写罢，儿子感叹道：“Keifer真是个好孩子啊，我要和他做朋友。”
我借机教育儿子：“下回你做演讲，Keifer也会挖掘你的优点，大大表扬你一回呢。孩子，请千万记住，学会感激，心怀感恩，勇敢表达你的爱意，不要让人生落下太多的遗憾。”
最后那一句，是我在接近而立之年才感悟到的。
我成长于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并不懂得表达心中的爱意。二十多岁出国留学前，我极少拥抱过自己的父母，记忆中，似乎从来没有拥抱过自己的外公外婆。1997年春天外公过世，儿女们为他出殡。八十三岁的外婆年事已高，按照老家的规矩，不宜随着外公的灵柩去火葬场。外婆只得站在家门口目送我们出门，禁不住悲从中来放声痛哭，那是我第一次见她流泪。我的心不由绞痛起来，这位在我眼中有着钢铁般意志的旧社会贵族女子，面对爱人的死竟然如此彷徨绝望，如三岁孩童般，哭得放肆和无助。
我很想将又瘦又小的外婆拥入怀中轻声安慰，告诉她我有多爱她。可一向不擅长表达感情的我竟然迟钝得迈不开脚步，只是傻傻地看着她哭，什么表示也没有。
尽管从十二岁起就不断有人叫我“才女”，赞我文采斐然，尽管我的多篇习作被语文老师推荐到全国性的中学生刊物上发表，我却打心眼里觉得自己有点名不副实，因为外婆才是我们家的大才女。她出生于长乐二刘村的千年书香世家，自宋以来，族中出过多位进士。在良好家风的熏陶下，外婆十五岁时已经是远近闻名的才女了，擅丹青女红，精古词，还在福州商场上长袖善舞，同时打理着三家实业，其中一家还是福建省海味干货批发行的龙头老大之一。外婆虽然是福州乡下人，却一点也不土气，肌肤胜雪，明眸秋水，眉宇间一股正气和英气。按现在的说法，走到哪里都是校花级的美女。
我出生时，诗礼簪缨之家早已风流云散，家徒四壁，用“穷困潦倒，贫病交加”这八个字来形容我母亲的家族和我母亲本人是最恰当不过的。我继承了外婆家族白皙的皮肤和娇小的身材，却遗传了爸爸家族的单眼皮和塌鼻梁，怎么看都不是美女。我写的一手狗爬字，绘画一团糟，只有文采还略微不错，怎敢在外婆面前夸自己是“才女”呢？
我五岁时第一次在闽中山区见到外婆。六十岁的外婆一头银灰短发梳得一丝不苟，两鬓夹着黑色的发卡，眉眼间依稀可见年轻时俊俏的模样。她穿着粗布衣，外表相当整洁，与不拘小节形象邋遢的外公形成鲜明的对比。外婆很勤快，天不亮就起床为全家烧饭，一整天忙忙碌碌的，直到三更半夜才睡下，是全家最早起最迟睡的。听妈妈说，外婆虽含金匙出生，却不娇生惯养。外婆十五岁时父亲暴毙，两个尚未成年的弟弟无法接手家族酒库，即将出嫁的她在热孝里被迫推迟婚期三年，临危受命，撑起了家族生意，从此殚精竭虑迟睡早起。解放后家族败落了，外婆靠做裁缝勉强维持家中的生计，能屈能伸，不抱怨不叫苦，一双原本写诗、画画、绣花、打算盘的纤纤玉手，也学会了箍桶、劈柴、垒鸡窝，砌灶台等粗活。
我在乡下和她一起生活时，成天漫山遍野地疯玩，十足一个野孩子。外婆在窄小的厨房里为我做木槿花煎饼、南瓜汤、清炖水鸭等乡下美味。看着我津津有味地吃饭，她一脸的幸福与满足。终其一生，她在我面前只字不提她的过往，她和外公甚至练就了一口字正腔圆的福州话，这样谁也听不出他们是长乐人，以此掩盖土改期间他们从老家逃命到福州的“黑历史”。她从不对任何人卖弄才华，不在小辈面前挥毫泼墨或对月吟诗。她讲故事哄我睡觉，一开口就是“鬼”之类的山野怪谈，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刻意于言语之间把自己的见识降低到与不通文墨的乡村妇女一个级别，掩盖了大家闺秀的峥嵘本色。只是她从来不说粗口，待人接物彬彬有礼。乡民们找她做衣裳，一毛钱两毛钱与她讨价还价，她体恤对方的难处，有时很少一点报酬就把活接下了。
我九岁那年，外公一家落实政策回城。妈妈偶尔拿着我的描写乡村生活的高分习作读给外婆和舅舅听，外婆只是笑咪咪地，不做任何评论。每年春节我们全家去外公家拜年，我们姐妹用福州方言叫外婆“嬷嬷”（奶奶的意思）。我的爷爷奶奶在爸爸成家前就过世了，妈妈坚持让两个女儿叫外公外婆为“公公嬷嬷”（爷爷奶奶的意思）。我和妹妹分不出其中的亲疏，只是顺着口叫了，邻居听到了，不无羡慕地外婆说：“你的两个外孙女和你多亲，喊你奶奶”。外婆喜滋滋的，老脸笑成一朵菊花，非常生动可爱。我心中一阵感动，真想把外婆揽入怀里，向她撒娇，告诉她我有多在乎她。可是怯于大家族的长幼尊卑礼节，我没敢这样做。
妹妹十九岁时幸运地拿到了赴美留学签证。外婆兴奋极了，逢人便宣扬这个天大的喜讯。略微知道我们家的底细的人对她说：“小外孙女像她爸爸，会读书。”的确，妹妹聪明的理工科大脑完全来自我的工程师老爸的真传。外婆听着却不高兴了，嘟嘟囔囔一句：“这个外孙女像我，是我们刘家的孩子，聪明，有胆识，有魄力。”
外婆从没有当面表扬我，我以为见过大世面的她对性格内向胆小的我不会高看一眼。
大概是过早承受了家庭变故吧，我从小沉默寡言不谙世故人情，只会死读书，妥妥的一枚“考试机器”。老师认为我灵气不够且胆小怯弱，父母的心愿很简单，只期望我长大后在机关单位捧“铁饭碗”，嫁人生子平安过完一生。我的天性里欠缺杀伐果断之气，却偏偏做着发大财的美梦，高考时选择了最热门的充满“钱景”的外贸专业。大学毕业初入职场时，母亲流着泪再次和我谈起她那个破落了几十年的家。她说，如果不是外婆的坚持和忍耐，这个家早散了。说罢，母亲握着我的手，让我应承她一件事：今后的人生无论遇到怎样的风雨，一定要像外婆一样，将这个家撑下来。
我犹豫着答应了，心里沉甸甸的，自知能力与胆识无法与外婆比肩看齐。
不久，我去泉州地区出差。我坐着大巴来到安海，在车站附近拦了一辆摩托车，让司机载我去事先定好的安海宾馆 – 镇上唯一的国营宾馆。摩托车司机说：“一口价，五块钱。”十分钟后，他在一家私营小旅馆前停了下来，对我说：“安海宾馆到了。”我以为他走错路，赶忙说：“我要去国营的安海宾馆。”他把眼一瞪，有些凶恶地说：“这里是安海，安海地头的任何一家宾馆都是安海宾馆。你非要去国营的那家，还有一段路程，收你八块吧。”
我心中冒出无名火，冲他吼了起来：“已经说好了五块钱的，多一分钱都不给。”司机愣了一下，态度似乎软化下来，接着将我载到了正确的地点。在宾馆门口算钱时，他非要我给他八元钱，我和他死杠上了：“我是公费出差，所有的差旅费都可以报销，我不在乎给你八块钱。可本小姐吃软不吃硬，生平最讨厌别人敲诈，想诈我八块钱，门也没有。”说完，我将一张五元钱的钞票扔给了他。
无赖见我戴着高度近视镜，个子娇小，自然不放在眼里。他开始动手抢我的包，并且挥拳打我。大学期间坚持长跑和登山的我的身子还算灵活，还学过几招防狼术，见状飞起两三脚，朝他下半身的“命根”踢去，几乎踢中。我的貌似凶狠的招数着实让 让无赖吓了一跳，他用力扯了一下我的左肩，包未抢到。此时宾馆的几个保安冲了出来，无赖赶紧逃走。
保安们将我护进宾馆，好心劝着：“下回别跟流氓打架了，小心吃亏。”我坐在大厅的长椅上，稍许平静之后，发现左肩疼得要命，显然被拉伤了。一时间泪水几乎夺眶而出，我硬是将眼泪收了回去，狠狠说了一句：“既然出来混江湖，就不怕恶势力。”
这句话是我的外婆在十六岁时说的。她于危难之际做了家族酒库的掌门人，酿青红酒用的是从福建古田买入的上好糯米，存在家族的粮仓里，由长工日夜看守着。外婆深知粮仓对酒库生意的重要性，不敢怠慢，几乎夜夜都要亲自巡视几圈。某天夜里，她独自一人巡逻时发现粮仓刚刚被盗，被偷走的其中一个米袋漏了一条缝，飞贼们没有觉察到，搬运过程中任由白色的糯米稀稀落落撒了一地。外婆来不及叫人和报官，只身一人，颠着一双白薯脚（小时候缠过一阵脚，后来放了，导致脚骨变形），顺着米路追了下去，翻过村边的晦翁岩，一路跟到了长乐第二高峰天险峰某处的岩洞外。飞贼在那里安了一个窝，将平时偷来的赃物都藏在那里。他们没想到有人会在月黑风高夜尾随而来，在洞里得意地讲笑。外婆将周围的地形观察了一番，熟记于心，一人折了回来，带上家中的几位长工，连同几个官差连夜赶回去捣了贼窝，将飞贼一网打尽。原来那帮飞贼是长乐潭头镇一带的流氓混混。贼人栽在十六岁的大家小姐手里，心有不甘，他们的同党放出风声，要将刘二小姐（外婆在族中排行老二）绑了打个半死。我的外曾祖母劝女儿躲在家里避风头，外婆却一声冷笑，说：“既然出来混江湖，就不怕恶势力。”她照样夜夜巡逻家族粮仓。刘女侠在潭头镇从此声名远播，没有人敢小觑她。
这个故事母亲讲了无数遍，她每回都说得饶有兴致，我听得津津有味，不知不觉被洗了脑，将这种大无畏的女主精神藏在了潜意识的“默认装置”（default set）里。果然，我这个刚出校门的文弱女子竟然在鱼龙混杂的安海大街和小流氓厮打起来，还冒出了和外婆一模一样的狠话。
当时的外贸公司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江湖险恶，女业务员到小地方出差一定要有男业务员陪着。福建省只有福州和厦门算大城市，其余的都是小地方。外贸公司为了节省成本，往往都偏重培养男业务员。我是坚决要求单枪匹马去小地方出差跑货源的，还拍着胸脯对部门经理说，自己一个人啥都搞得定。公司若是知道我一出差就出了事，肯定不愿意再给机会了。再说，父母一直不看好我做业务的前景，多次劝我改行去当文员或者教师，我不甘心一辈子只领微薄的薪水度日，怎可轻易放弃做业务挣大钱的机会呢？
我将江湖遇险的事埋在了心里，不对任何人说。经此一役，我对外婆由衷地敬佩。她年轻时经历了军阀混战，日寇入侵福州沦陷以及国共内战等等，经商环境无比艰难。一介弱女子在男人的世界里大展拳脚，苦心经营家族企业二十年直到解放后败落，个中辛酸难以一一尽述。她的才华横溢， 她的优雅端庄，她的侠肝义胆数十年来在刘氏家族里口耳相传，是后辈们眼里民国时期的大女主典范。
每回去探外婆，看着她日渐苍老的慈祥面容，我总想好好抱抱她，悄悄对她说：“你是我心中最美的女神， 最好的榜样，我爱你。我也是刘家的孩子啊，我和你一样勇敢，不怕恶势力。”可是，拘谨的我碍于刘家严格的家规，始终没有“越雷池一步”。
外公去世后几个月，我拿到了北欧名校的入学通知书，开始了我的人生新旅程。作为MBA班唯一的中国留学生，我在与欧洲同学交往的过程中明白了什么是open communication (坦诚的交流），学会了敞开心扉。毕业后我移民加拿大，几年后又将父母接到温哥华定居。我开始大大方方地拥抱亲吻自己的父母，搀着他们的手一起散步，在他们耳边说些“我爱你”之类的甜言蜜语。爸爸妈妈最初的反应是“肉麻死了”，全身起鸡皮疙瘩。时间长了，他们心里很受用，有时还主动抱抱我，将脸庞凑过来让我亲。
可是我的远走他乡的决定却造成了与外婆的永诀，我永远失去了拥抱她诉衷肠的机会。外婆去世时，我并不在她的身边，也赶不及回国奔丧。她走后的十多年间，我心里总有一个放不下的小九九：这位大才女和女当家生前从未当面赞扬过我，她是如何看待我的呢？我是她心中的骄傲吗？
2014年在国内同学的热心相助下，我终于同外公外婆文革下乡期间的邻居初初姐姐联系上了。初初姐姐年长我十二岁，父亲来自福州的名门世家，受家世所累，初初姐活成了“落花生”的命运。她十二岁那年随父母从福州下乡到贫困山区，几年后嫁给了村子里的英俊后生，变成地地道道的农妇了，大字不识几个。天性开朗的她并不为意，整天乐呵呵的。我与姐姐通国际长途叙述前尘往事，姐姐对我说：““你的外婆生前好欣赏你啊。她一直在我面前夸你聪明懂事孝顺，每次提到你，她都笑得好开心。” 原来自从父母返城后，姐姐每年都回福州探亲，顺便找外婆叙旧，直到外婆去世。
姐姐的话让我一下子惊呆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嗫嗫嚅嚅地回了一句：“姐姐，你记错了。外婆赞扬的是我的妹妹林林，不是我。”原来，我一直对外婆赞扬妹妹是刘家的孩子却没有表扬我而耿耿于怀。
姐姐答：“她说的是你啊，晶晶（我的小名），我听的真真切切的。每回见到我，她总是眉飞色舞地对你赞个不停。”
我终于忍不住，喜极而泣。外婆，原来您也和我一样的含蓄，将爱和欣赏放在心里，我们彼此都错过了拥抱对方说爱你的机会。我苦等三十多年，终于等到您的肯定，此时我已学有所成，是个出色的金融从业人员，早已不复当日羞涩木纳的模样。我的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足够强大，可以撑得起一个家，无愧于母亲的寄望了。
只是，这个肯定如果来得早些，我的人生是否会更加圆满呢？这种中国式的含蓄造成的祖孙间永远的遗憾，应该止于我们的下一代。
我试图与两个香蕉小儿建立亲密的关系，整天和他们又抱又亲，不断说“妈妈爱你们”。大儿子喜滋滋地说：“从来没有人说我聪明漂亮，可我知道自己长得很好看，因为妈妈老是说我漂亮，妈妈不会撒谎。”他的自信来自我的肯定。
有一天，大儿子突然用结结巴巴的中文和我说起他的great grandmother(曾外祖母）：“她好聪明好勇敢好美丽，十五岁就做business了， 半夜三更还跑去抓贼。我喜欢这样的女生。”
我哭笑不得，原来我的母亲又把这个家族故事传给了香蕉人。香蕉人不谙中国历史，中文也不好，只能尽最大的努力复述故事，变成了一个有趣的版本。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和外婆之间的遗憾永远不会传给下一代。我们一家人会相互示爱，一遍遍说着“我爱你”，直到地老天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