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小时候遭遇家庭变故，按她的话，她是一夜之间从天堂摔到地狱的。母亲不甘心一辈子呆在社会底层，从小立志要用知识改变命运。她发奋苦读，小学期间跳级两次。上初中时，外公外婆告诉她：家里出不起一分钱供她读书，她要么辍学，要么自己想办法筹措学费。
母亲开始到罐头厂和绣花厂打零工，可挣来的钱还不够交学费，每个学期开学时，她只好厚着脸皮跟在班主任身后，苦求减免学费。求多了，老师也烦了，皱着眉头对妈妈说：从没见过一个女孩子脸皮这么厚的。
母亲上高中时，已经出落得明艳动人。她继承了我外公的相貌（外公当年是家乡著名的美男子），瓜子脸，柳叶眉，皮肤白皙，性感丰厚的嘴唇，非常引人注 目。渐渐地，有男人看上了她，打听到母亲家贫，无力支付她的学费，遂托人找到我的外公外婆，放话给妈妈：男方愿意出钱让她继续升造，甚至可以读完大学， 但妈妈毕业后要嫁给他。还有男人对外公外婆说，只要妈妈肯嫁，可以帮妈妈找个好工作。
外公外婆不置可否，让母亲自己拿主意。妈妈哭了，心想这不是包养吗？自己若是答应了，肯定不被婆家人尊重，也让别人瞧不起自己的父母。
她回绝了无聊的追求者，又在心里描画了未来夫君的形象：知识分子，名牌大学毕业，老实，正派。为了配得上知识分子，自己首先得有学识。妈妈更加勤奋了，一心想考大学。
高考前几个月，班主任找妈妈谈话：以她的家庭条件（包括复杂的家庭成份），基本没份上大学，再说，她的家几乎穷得揭不开锅了，妈妈应该识时务，放弃高考，早点开始找工作养家。
妈妈考虑了几天，觉得老师的话有理，于是含泪放弃高考。经过几个月的奔波求人，妈妈终于在一家国营单位做了文职人员，临时工编制。家族变故使母亲过早成熟，知道自己除了埋头苦干外，还要夹着尾巴做人，才能有转正的机会。她在单位表现很好，几乎年年拿奖，对同事也很友善。
她 的一位同事是厦门人，很喜欢妈妈，有心给她做媒，将她和自己的一位拐弯抹角的远房亲戚拉在一起。同事的远房亲戚毕业于北京重点工科大学，在设计院工作，快三十 了，还没找到对象。 小伙子比妈妈大六岁，介绍人怕妈妈嫌对方老，特地将小伙子的年龄说小一岁，将妈妈的年龄说大一岁，撮合着他俩见面了。
我父母就这样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次会面，双方都很来电。爸爸不帅，但皮肤白皙，气质斯文，一脸的老实正派，正是妈妈心中的夫君形象。爸爸虽然不以貌取人，但女方生的如此漂亮，他着实惊艳了，心中欢喜得很。
他 们开始了交往。爸爸的单位在西湖附近，离妈妈家很近，两人几乎每个星期都去逛西湖公园。不久，爸爸所在的冶金系统迁到了城市东边的化工厅，也就是我出生的大 院。那时文革刚刚开始，狂热得狠，很多单位都派人在街头彻夜表演。某晚妈妈和闺蜜到福州最热闹的东街口散步，见到一帮臭老九在街头大合唱。妈妈凑近一瞧， 发现爸爸正坐在一旁的小板凳上为合唱团手风琴伴奏，原来合唱团的成员都来自重工业厅。妈妈没想到爸爸这么有音乐才华，高兴坏了，因为她的民族舞跳得很好， 一直是学校的文娱积极分子，这下子两人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了。
爸爸从小品学兼优，一直是老师眼中的红人，学生时代就是班长或者团支部书记。参加工作后，因为一脸的老成，年纪轻轻就被同事称为“老傅”。领导赏识他，多次找他谈话，鼓励他要向党组织靠拢。文革初期，爸爸被选为学习班班长，负责教育那些被打倒的老干部。
重工业厅的一位南下女政工干部，文革初期被批斗。她和本单位的几位年轻的工程师素来不合，工程师们想出口恶气，私底下商量好了，要在单位的批判会上打她，给她剃“阴阳头”。
批判会开到一半，那几个工程师突然跳了出来，拿着剪刀，磨刀霍霍冲向女干部。女干部见势不妙，赶紧抱着头凄厉大喊：“军代表救我！”
说时迟那时快，正在台上主持批判学习大会的爸爸大喝一声：“谁也不许乱来，毛主席说了，要文斗不要武斗！”
爸 爸平时轻声细语温文尔雅，关键时刻的一声呐喊，镇住了所有人。爸爸接着开始有理有利有节地引用毛主席著作，告诫在场所有的人不许对老干部动粗，“他 们有错误，可以教育，但不能遭毒打。“爸爸振振有词。因为他平时为人正派，加上熟读毛选，理论水平高，别人很难反驳得了。在他学习班里的几个被打倒的老干部，受到了他 的保护，无一人遭到肉体上的凌辱和毒打，对爸爸充满感激。后来女政工干部全家下放沙县，临行前向爸爸道别，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感谢爸爸对她的照顾，说爸爸是他们一家的大恩人。爸爸帮着这对老夫妻收拾行李，又亲自送他们去火车 站。单位里的同事私底下议论：“老傅表面上是造反派，却一直在同情老干部，怎么看都像保皇派啊！”
爸爸的这些行为，都被妈妈私底 下打听到了，她终于确定爸爸不是那种“落井下石”的小人，对他百般放心。于是，妈妈将自己的很多家事告诉了爸爸。爸爸显然是经不起考验的，阶级立场不稳， 听完妈妈家的心酸遭遇，竟然同情起解放前的大地主来。他向妈妈保证：自己会一辈子善待妈妈的家人，和妈妈一起在经济上照顾他们。
交往三年后，爸爸妈妈决定结婚。拿着户口本和单位证明准备登记时，妈妈才发现爸爸整整比她大六岁，吓了一跳。福州人有“六冲”的说法，相差六岁的人不宜结 婚，因为属相犯冲。妈妈有些迷信，交往之初若是发现爸爸的真实年龄，恐怕不再来往了。六十年代的年轻人保守，恋人之间不时兴互相庆祝生日，我的父母交往了 几年，竟然没有互相问过对方的生日。他们单纯地相信了介绍人，以为只有四岁之差。待妈妈发现真相，已是上了贼船，后悔晚矣。婚后，妈妈搬进了爸爸的重工业 厅宿舍。
文革最初的狂热过后，重工业厅的知识分子纷纷被下放，爸爸单位的人几乎走光了。爸爸也买了很多草绳准备打包行李，他对大着肚子的妈妈说：“看来我们也要去三明了。”
三明有福建省最大的钢铁厂。爸爸年纪轻轻就是行业骨干了，人品技术口碑皆是一流的。三钢同重工业厅打了招呼，如果爸爸要下放，三钢愿意接受他。
爸爸和另一位同事最终被领导留在了福州，躲过了下放的命运。几个月后，妈妈将我生在了重工业设计院。
命运有时是如此奇妙，如果爸爸当年带着妈妈去了三钢，我们可能从此留在三明，再也不会回福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