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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也做了母亲。
大宝一岁时,我就开始琢磨着送他去最好的教会学校。我们家族六代笃信天主,去天主教会学校,是最好的选择,也是很艰难的一条路。当地最好的天主教会男校以校风严谨,学业成绩突出著称,每年申请的人很多,淘汰率极高。
我在温哥华最富有的西区上班,分行附近有一个著名的天主教教堂,教堂旁边就是这所著名的天主教会男校。
我的上班时间是星期二到星期六。星期六下班后,恰逢教堂的晚间弥撒,我几乎次次都去,在肃穆的教堂里,在牧师洪亮的讲经声中和教徒们优美的歌唱中寻找内心的平静。
弥撒结束后,我没有急着离去,而是走进旁边的教会学校,在静谧的校园里踱步,隔着教学大楼的玻璃窗往教室里探。我终于明白母亲当年伫立在重点小学的大门口,扶着铁栅栏探头探脑的那种甜蜜的期盼和深深的焦虑了。
大宝两岁半就去了我公司附近的全日托,由我负责接送。大宝很不适应,胆子小得狠,只和中国小孩打交道,每天回来中文都精进不少,台式发音中不时冒出北京的“儿”话。上了一年学,英文还几乎不会说。我都快崩溃了,心想我儿是生在加拿大吗?
在一位好心客户的推荐下,我带着大宝去一家私人补习学校进行一对一的英文恶补,认识了莫莉老师。莫莉是出色的教育工作者。大宝刚刚跟着她补习时,大哭大闹,害怕得很。莫莉没有气馁,让我带大宝喜欢的玩具和零食到课堂,寓教于娱乐。大宝才慢慢摆脱了拘谨。
我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日托里的菲律宾教工告诉我:大宝进步缓慢,到现在还几乎不讲英语,社交能力也很差,是个后进生。末了,她还开口嘲讽我:“你的儿子,根本没有进私校的潜质。如果私校打电话咨询我的意见,我绝不会说好话的。”
我狠狠瞪了她一眼,没有还嘴。她面前明摆着一个活生生的成功例子嘛:我上幼儿园时也很不济,数学常常零分,中文字一个不会写,性格内向,几乎不和同学讲话。可我后来不也成了高材生吗?还是大银行的金牌业务经理呢。她有什么权利给我的儿子判死刑?
我领着大宝走了,以极短的时间为大宝办理了转学。大宝到了新的日托,遇到了一生的贵人--我们的印度女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