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沙俄勘測東清鐵路綫路及復查時，關東官民的對應是迥然不同的。比如吉林將軍延茂下令所屬沙俄勘測隊途經之地要“探迎款接，以盡地誼而重邦交”。從俄國人自己的角度看也確實是如此，“副都統熱情地參與我們的事業，由于有了他的大力协助，勘測隊才能僱來大車”。當時的實際情况是沙俄勘探隊靠官府分派僱來的服務人員，例如車夫等經常怠工，而且所經地區的商户、居民拒絶接收使用俄國錢票。“于是副都統命令在全城張貼告示，曉諭在他的管區内，無論何處都要接受我們的錢票，按照市價向我們出售一應物品。”
關東地區的居民，不管是原住民還是後來“闖關東”之民，一致對沙俄在關東修建鐵路抱持反對的態度，在這一點上可以使用“樸素的”這一形容詞來描繪。這里面旣包含了經濟上的對抗因素，也顯現出了種族和地域上的排外，有此情况的産生並非是後人所稱謂的愛國主義情緖，當時關東的老百姓可沒有今天小粉紅般的覺悟。
民以食爲天，誰砸他們的飯碗，他們就會起而反抗。這種行爲是本能的，只有當另一種危害甚於當時要面對的此種危害時，他們才會轉變行動方向。比如《蓋平縣志》載，光緖二十四年“夏，俄人初辦南滿鐵路，畫線購地有碍民生。南鄉人民因俄强佔田地發價太少，羣起爲難。俄員派隊往，意在恫嚇，幾釀變故。”縣令孫長青星夜帶兵隊前去“止民妄動”，進行彈壓，民衆才離去。當俄國的護路隊持械蠻横時，並未使民稍息退讓，卻幾乎激化了矛盾，擴大了爭端。但縣令帶兵來了就不一樣，老百姓知道這些“自己人”可以動真格的，占地是長遠的經濟利益，發價少了不過是多喫一口，少喫一口的差距。但“自己人”動起手來，那少則丢胳膊少腿，多則飯就不用喫了，改喫席了，因此只能是恨恨散去。
對於東清鐵路建筑中華人勞工的勞作及生活環境的記載很難在現在的簡體中文書籍中找到綫索，更准確地説在漢語中這些人的記録大多都被抹平了，只能從對幾個大的事件的描繪中可見到蛛絲馬跡。他們負責了最危險、最艱難的工作，比如爆破、鋪軌、搬運沉重的物料，而且住在最簡陋的棚屋中，生活條件極端惡劣，疾病多發，事故連連，很多勞工因此而命?異鄉，可以説每條枕木下都躺着華夏勞工的屍體，東清鐵路是建立在華人勞工血肉之軀上。
當東清鐵路筑路工程全面開展後，沙俄人員與當地居民及華夏内地招僱的勞工之間的糾葛就越來越多，範圍也越來越大，强佔土地、虐待勞工之事層出不窮。而滿清官衙遵守中央統治者的政策，地方官僚大多一味對外卑躬屈膝、對内嚴壓抑制。因此積怨越來越深，而終致不可解之境。這種情况如果放在歷史的角度去看，那就可以上綱上綫，不過以現代觀點去考量，那就分了多個層次，當然里面一定包容着大量的經濟原因，除此之外，從歷史、地理上産生的皇家、民族因素也要佔有很大的比重。
爲什麽不説國家，而説皇家呢，因爲在滿清末年國家的槪念才萌芽於華夏的知識精英中，在此之前人們很難在華夏浩瀚典籍中找出符合近代理念中“國家”的定義和特定的範疇。什麼是國家？現代的共識是人們認爲：“國家是指擁有共同的語言、文化、種族、宗教、領土、政權或歷史之社會群體”；從更開放的義意上講，國家就是一定範圍內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體。華夏大地在滿清之前，從皇室至蟻民都一致認為所有領土皆由皇帝擁有，因此沒有明確的國家概念。“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甚至認爲全部地球皆爲“我”所擁有，“宜懸頭槀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華夏漢語中所定義的“國”雖在幾千年中有所變遷，但卻從未具有現代國家的内涵。漢語中的“國”從氏族土地、諸侯封地直至由某個姓氏家族形成的王朝領地，都沒有包涵近代國家的觀念。因此當今天的專家學者們説至歷史上某朝某代的某個人物或集體時使用了近代的“愛國”語言體係，我認爲那不是胡説八道，就是在忽悠愚弄百姓，而所謂的“自古就是我國的固有領土”更是不合邏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