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正教到底是什麼時候來到華夏的我並沒有想去搞清楚，我想的是另一個方面。俄國是由莫斯科公國演變而成的，按馬克斯的説法：俄羅斯“是蒙古奴役的血腥泥潭而不是諾曼時代的粗野光榮，形成了莫斯科公國的搖籃，而現代的俄國只不過是莫斯科公國的變形而已。”這里面談到了俄羅斯與蒙古的淵源，由此我想到蒙古確實也是華夏某一時期的統治者，那是今天的國人最想抹掉的“歷史污點”之一。在《元史》中記載了一個正式的政府官職：宣忠扈衞親軍都萬户府，秩正三品，總斡魯斯軍士。斡魯斯即是我們今天稱之的俄羅斯，當時還有一種寫法是斡羅思，是由蒙古語對俄羅斯國名（Россия）的翻譯。名詞古今不同是讀史必須要掌握的基本功之一，不光是古藉，就是讀今天的漢語文獻也是要積存點對地名等的知識的，大陆與台灣、香港就有很大的區别，更别説新加坡和其它國家的華人羣居之地了。這些漢語的派别如果僅從地域而言，有所差異是可以理解的，那是方言的範疇，如同北美、澳洲及歐洲等所使用的英語。但漢語的情景與世界其它大語種的情景並不相同，那里面夾雜著太多的因素，政治上的偏見、民族思路的狹隘、更令華人難堪的是里面大量地摻雜着卑鄙的污名化等等，這所有的一切都使漢語這個曾經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迸發過光彩的語言精華墮落爲下里巴人，而且受現今華夏大地的審查制度所束縛而愈加失去了活力，再加上思想的禁錮及表逹方式的口語化，其表現形式越來越黑話化及庸俗化，從表象上已經顯露出鮮明的衰敗痕跡。經過遼、金、元三代的折騰，漢語一直在走下坡路，但文人精英羣體仍在負隅強撑。本來經過明代，漢語又從泥潭中被拔了出來，但今天的漢語前景比之遼、金、元時期，我的感覺是更加地絶望。
元代政府雖然設有專門官吏管理俄羅斯事務，但要説那與東正教有關我認爲尙嫌太早，因爲當時的俄羅斯範圍内還處於割據混戰時期，要到近百年之後那里才逐步地形成了統一的封建國家形態，然後才輪到東正教被沙皇俄國的統治階層支撑起來，進而成爲國教。不過俄國的東正教文獻中有記載，當時的元朝軍隊曾俘獲了數萬俄羅斯人，這些人實質上是哥薩克人，他們是東歐民族中最早向蒙古及華夏入侵的種羣，後來成爲沙皇俄國東擴的主要力量，因此東正教那時就進入了華夏。莫斯科公國在俄羅斯的形成過程中一直對外推行著窮兵黷武的侵略政策，這是莫斯科公國、沙皇俄國、蘇聯以及現今的俄羅斯聯邦一直持續執行的國策，從未間斷過，一脈相承、而且該政策在短時期内是看不見有結束的希望亮光。
沙俄與滿清的第一次交鋒是在康熙年間，這在本文的前面已經談過，但沒有涉及東正教的侵進。東正教教士當時是陪著沙俄軍隊一起進入雅克薩城的，因爲沙俄軍隊的特點之一是“火槍與聖器同時並舉”，因此其軍隊中一直都有教父隨征，並且在所佔領的地區修建教堂和修道院，强迫當地居民改奉東正教。這在俄國東正教的出版物及网站里都可以找到資料及記載(www.azbyka.ru)。東正教在雅克薩城所建的第一個建築物是“耶穌基督復活”教堂，接著又建造了“仁慈救世主”修道院。不過該次東進的東正教並未能站住脚跟，隨著滿清軍隊收復了雅克蕯城，東正教堂和修道院被完全拆除掉。東正教也隨著沙俄軍隊退縮了回去，並暫時停止了在關東的傳教努力。
這段歷史在俄國的東政教网站上的文字爲：“一六八五年，中國皇帝康熙的軍隊佔領了阿穆爾河畔的俄羅斯城堡阿爾巴津。値得一提的是，滿洲人的武器是天主教的耶穌會傳教士制造的，他們在中國活動的時間已經有一百多年，在布道的同時，也把西方先進的文明成果帶去了。大約五十名被俘的阿爾巴津哥薩克被帶到了北京，很快被編入了皇家衛隊。他們被安置在北京北部城墻附近地段——北館（北部莊園），配給他們執行了死刑的犯人的寡婦，還賦予他們中國姓氏。與哥薩克一起被俘虜的東正教神父馬克西姆·列昂捷夫建起了第一座教堂，允許他把中國戰神關帝的偶像換下來。”從這里可以看出歷史在不同的人口中叙述的景致是不一樣的，所以想知道的多一些，就得找不同觀點的資料比較來看。
這里有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雖然沙俄軍隊敗於滿清，但在戰爭中有約一百名俄國人不愿返回沙俄而被滿清政府安置在京幾東北胡家圈胡同一帶的鑲黄旗内。鑲黄旗是直接由皇帝親領的一旗，在八旗中是等級最高的一旗，由此也可看出滿清統治者對這些人的重視程度。他們享受和滿人一樣的待遇，過著豐裕無憂的生活。在政治上某些人還被賜予七品至四品的官銜，他們及其後裔也逐漸在八旗和政府中擔任過各級官職，但經歷了幾代以後，他們的出身就泯然於于普通的滿人了，這也可能是他們認爲八旗的身份要遠遠高於俘虏的身份，由此而主動進行了族裔同化。滿清遺老多羅特·升允曾在滿清末年擔任最後一任陜甘總督，在辛亥後對民軍的戰事中也曾有過亮點，有野史傳言説他就是俄國俘虏的後裔，但無確切證據。查欽定八旗通志，雖無多羅特但有多羅宏氏，系出那木都魯，升允即爲該族族人。那木都魯路位於今俄羅斯濱海邊疆區，是東海女眞部落之地，在滿清中期時那里仍處於滿清政府的轄治，也可能這是升允身世傳説的來源吧。關於雅克薩俄國戰俘的歷史記載在漢語文獻中幾無可查之資料，但俄國東正教自己的文獻中還是有不少的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