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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東急就章(38)

(2024-06-28 20:39:34) 下一个

山西錢莊票號在關東的活動歷來很少有人注意,從現有的關於錢莊票號的文藝作品中亦不見其涉及關東的内容,而從資料上去考察也非常地困難,浩如煙海的舊紙片中似乎留下的有關文字並不多。這是比較奇怪的事情,因爲山西商人與滿清貴族的關係旣有很久的歷史,也有大量的活動。比如在滿清入關之前,山西商人在明代就經營著關東人參、貂皮等商品,那時他們常走的路綫是走西口經蒙古至關東,至今所唱歌謠“走西口”,最早就是指的晉商,後來才有陝西之人加入。從經營規模上看,在關東的錢莊票號亦可算是肥碩,“今山西錢賈一家輒分十數鋪,散布各省,會票出入處處可通”,“查奉省本非豐裕之區,土著多以務農爲業。向來貿易營生之人,全賴山西富民攜帶厚資,在奉省開設錢莊,而本地鋪民向其行利告貸,百餘年來藉此得以流通。自咸豐三年,逆賊北竄,軍需緊急之時,在奉省開设錢莊之山西富商,將本撤回原籍,二年之間,不下三百餘萬兩之多”。此則文内所顯之内容説明,在道光、咸豐時期,或更早,山西的晉商最少曾斥資數百萬兩去奉天開辦錢莊,這麽大的規模,再考慮到關東的長期封禁,那山西商人一定是與朝庭的經濟活動同呼吸。旣是皇商那做起事來自然是水到渠成、没有阻力,因此就出現了“山陜等處商賈來津銷貨,即轉販煙土回籍”,如果天津之煙土不足分津則關東必爲所侵,從而關東的鴉片將輸出去,若天津煙土供應充足,那下家亦必是關東。

關東的鴉片問題如果放在華夏全盤上去考量是不足以占有很大份量的,但對滿清統治者而言卻幷非是如此去想的,因為那裏是他們的老窩。在鴉片全面開放之前,表面上朝廷對關東的禁煙是比較緊且關防也相當地嚴,可從實際效果看卻要大打折扣。比如從印度、孟加拉和東南亞運輸鴉片和其它物質的商船會從廣東一路沿海航行,經過浙江、山東、天津等地最後到達關東的南部,亦旣遼東一帶,經過各地運銷剩下的鴉片會以遼東的牛莊等港口為最終目的地,然後再把從東北購買的豆貨及其它物品裝船運出去。而山西商人從陆路運進運出的鴉片自也不在少數。滿清統治者對東北的控制是相當地重視,所以可以從記錄上看到,從道光十七年關東就已經很明顯地被鴉片攻陷了,“先後盤獲鴉片煙土,並訊明買自錦州、海城縣等處,可見奉天地方近來亦有私販奸徒。”因此當嚴查之時,運到關東地區的鴉片有時亦不得不再原船運回,“諭軍機大臣等、據琦善奏、向來閩廣洋船回空。俱往奉天沿海地方。販豆南旋。本年天津共到洋船一百四十七隻。截至八月二十八日。已有一百二十三隻起碇出口。實因查拿鴉片嚴緊。不能起卸上岸。仍將原物載回。又詢據前獲之閩船曾錫供稱、厦門與廣東各船。皆先至天津卸貨後。順赴奉天錦州。在西錦、南錦、三目島、牛莊、四處馬頭停泊。收買黃豆。現咨該將軍等一體訪捕等語。此等刁猾商販。惟利是趨。在天津旣未卸載。勢必於他處另謀銷路。且津郡牟利之徒。難保不勾通潛往。仍將煙土在彼囤售。昨據經額布奏、在山東榮成縣之俚島洋面。查有林蘭商船一隻。搜獲鴉片煙土一萬三千四百餘兩。訊係欲往奉天售賣。可見盛京地方。近來亦有此惡習。殊堪痛恨。著耆英、薩迎阿、慶林、嚴飭所屬。隨時訪察。如由天津前赴該處之閩廣各洋船。一經停泊海口。務當嚴密防範。設法稽查。斷不準所帶煙土。覷便上岸。以致根本重地。漸染澆風。且錦州一帶。可以停泊口岸。想不止西錦、南錦等四處。尤應遴委妥實員弁。隨處堵截。以防偷漏。儻奸商猾吏人等。得規包庇。或代為運送。或私相隱藏。但經查出。立即從嚴懲治。毋稍寛縱。將此各諭令知之。”

山西商人的汇兑网遍布全国,所以它也是鴉片販售的网絡,没有山西的滙兑网絡則鴉片貿易就不能順暢地進行。我認爲在早期查禁鴉片時,關東一則是鴉片船隻運輸的尾端,到逹關東港口時貨物已少,另一面是官衙盤查得比其它地方爲嚴,因此輸入的鴉片要遠遠少于它處。但是當鴉片馳禁以後,關東的進口鴉片仍然很少,且與其它地區不成比例,這只能説明關東當時的本土種植已經可以滿足本地的供應了。下面列舉一下牛莊的鴉片進口數據就可明白了。

年份

1864

1865

1866

1867

1868

1869

1870

1871

牛莊(擔)

504

1515

2660

2585

2685

2519

2445

2279

年份

1872

1873

1874

1875

1877

1878

1879

1880

牛莊(擔)

2160

2421

1327

896

1098

1223

2453

1186

年份

1881

1882

1893

1896

1897

1898

1899

1900

牛莊(擔)

446

469

162

32

28

92

986

150

年份

1901

1902

1903

1904

1905

1906

 

 

牛莊(擔)

16

18

15

6

25

98

 

 

注:此表根據台灣學者林滿紅所作“晚清各港外國鴉片進口量”中的牛莊數據整理。當時全國鴉片年總進口量在五萬至九萬擔之間徘徊。

這個表格説明了一個問題,從1866年到1873年鴉片進口從總體上保持在二千擔以上,但變化不大,説明吸食者的數量保持固定,從1874年至1880年這七年除1879年外其余年份都比以前進口少了一半。因爲關東並未有大規模的禁止吸食鴉片之官家行動,所以不能認爲是吸食者少了,而最可能的原因是本地産的煙土逐漸增多,在1881年之後,進口更是大幅下降,更證明了關東本地産的煙土已經是完全代替了進口鴉片。另一個數據更能説明問題,鴉片交易是要交税的,滿清朝廷的記錄一九0六年關東完税的鴉片是五千七百二十六擔,而當年僅進口了九十八擔。有資料統計,一八七0年至一九0六年近四十年間,華夏進口鴉片約爲五萬四千擔,但土産鴉片的産量約爲五十八萬四千八百擔,竟爲進口的十倍還多,從資料中可以看到滿清末年粤閩一帶每年有五千余擔土煙出口安南及新加坡等地。所以重新審視一下鴉片在中國近代史中的作用及原因未嘗不是個好主意。從中似乎可以得出華夏在當年不但是毒品的受害者,同時對某些近隣地區和國家它又是加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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