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过春节

我的童年过新年是喜悲参半。悲的一半就像正在愈合的伤疤，外面的结痂是不能碰的，如果不小心碰到了那会是钻心地疼痛。记得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几年。过年了，外面鞭炮齐鸣，家家户户吃饺子过大年，而我们一家五口因为爸爸是右派不得不灰溜溜地躲在家里面。就这样也躲不过去，不时地就有“砰砰砰”尤如天崩地裂似的砖头砸门的声音。吓的弟弟妹妹紧紧地抱着爸爸妈妈，似乎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似地。知道那些砸门的砖石是从哪里飞来的吗？不是天灾，是人祸。是那些大院里不懂事的孩子们受到当时宣传的影响，为了对地富反坏右做出“惩罚”，从黑暗角落里扔出来的砖石。看到妈妈满眼都是滚动的发光的泪珠，我当时双拳紧握怒目圆睁，几次想冲出去抓住扔石头的那些比我大一点的孩子们拼命，都被妈妈紧紧地抱住。“儿啊！别给你爸爸惹事了，何况你也打不过他们。”妈妈颤抖的声音里流出了害怕和恐惧。

我的童年过新年喜的一半，开始于文化大革命的中期。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革命小将好斗的兴趣下降，大学又开始有暗暗的春涌了。伴着一队队工农兵大学生高唱着红歌进入了大学殿堂，大学外面的牌子上竟然换成了科技大学的字样，原来是臭老九的爸爸又有人叫老师了，并且因为“带罪”讲课讲的好，被涉足于属于和军事秘密有关的教育课题，带回家的书书本本上都有一行大红字——内部材料。令人奇怪的是这位解放前毕业于西南联大从小就过目不忘的爸爸竟然不计前嫌无怨无悔忘我地工作。至今我想起来就感觉到所谓社会主义独裁统治的可怕性，就像一张看不见的魔网，把一个个血性方刚正直的知识分子变成了逆来顺受被卖了还叫好的工作机器。

那时侯尽管生产开始恢复，吃的喝的依然少的可怜，用十室九匮来描述也不为过。比如每人都吃定粮，根据年龄和照顾的程度来分配。一般每月每人的粮食定量都在28－30斤，小孩子的定量就更少了，而且是粗粮过半。面食肉类鸡蛋和食油等也按定量供应，凭票卷严格控制。这就有了在文化大革命的末期司空见惯的用粮票换鸡蛋换大米的现象。直到现在我脑子里还会出现农民大叔扯着嗓门喊叫的声音：“换大米了，谁来换大米了。”

在那段不求物质求精神饿着肚子干革命的日子里，最令人期待的就是过年了。为什么？因为过年之前政府会发给平民们一些平时不可能得到的票票或平时不可能用的本本（称之为购物证），去买平时买不到也见不到的鸡鸭鱼肉，去买和水冻在一起的黄花鱼和带鱼，去买又肥又大的瞪着眼珠子的猪头，去买人见人爱的猪肘子，去买平时没有的羊肉牛肉，还有粗大的猪蹄子，冻的肥鸡肥鸭，有一次还买到了肥鹅。

为了买到年货，比我小一岁高一头的妹妹总是在妈妈的反复嘱付下，在春节的前一天，大清早地在瑟瑟寒风下搂着棉袄袖筒里的小手挤在厚厚的人群中。而队头直接贴在了我们大院门口的唯一的菜店的大门上。焦急等待的目光像暴风雨中连绵不断的闪电一样从人群中惊涛般地滚出，冲击着菜店的大门板轰轰作响，像一位老人扯着嗓门在狂吼：“怎么还不开门哪？”其实菜店里没人，天刚蒙蒙亮哪！

过年的前一天家家户户突然变成了丰收前的苹果，走近了闻一闻，用山东话讲喷香喷香的。院子里到处都能听见拉风箱的声音。而我哪？睁开眼睛顾不上洗脸就往小朋友家里跑。就听到妈妈在我的身后叫喊：“回来，快回来，一年一次的新衣服还没穿上哪？”

冲到小朋友家门口不管三七二十一，像小老鼠似地“嗖”的一声就钻了进去。看到眼前的一切竟然被惊吓的像一棵枯树。原来人家一家人正热热闹闹地围着大方木桌子包饺子，旁边的长桌子上有几个大瓷盘子，里面有的满是像半个哈密瓜大小的白馒头，馒头上有波浪式的花纹，花纹间插着一个个紫里透红的大枣,有的盘子里面满是用木头模子筘出来的表面涂着红彩的用面粉做的大寿桃。还有各种各样用模子筘出来的糖面宠物，比如小猫啊，小狗啊，小猪啊。因为面里放了糖是甜的。在那一刻。我把眼睛都看直了，无意识地把手指头放在嘴里，使着劲地舔着，还不住地咽着口水。

而我们家就显的比较单调。妈妈因为从小是大家闺秀，只会做大锅饭，包馅子少的像扁豆一样的水饺。就是这样我每次都吃到肚子胀的像皮球才肯罢手。还是过年好，饺子是管够的，鸡鸭鱼肉也随便吃。爸爸他从小就出去读书，也没干过家务。意想不到的是他不知跟谁学了一手做鱼的好手艺，出自他的手做出的红烧鱼在我心里是最好吃的。所以春节就是爸爸当大厨的日子。

最令人头疼的事末过于过年前的几天。在那几天里我突然像患了魔症一样竟然做起了老和尚念经的事，一有时间就缠着妈妈嘟嘟囔囔地重复着一句话：“给我几毛钱吧？给我几毛钱吧？我要买炮仗，我要买炮仗。”“不是已经给过你吗？”“不够，我还要，我还要。”到现在我都引以为豪。为什么？因为每次要钱要到最后都是我赢。

有了钱我仿佛立刻变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大娃娃，小步加快跑地往大学旁边唯一的由三间大瓦房组成的百货商店去买100头的小鞭（一种像筷子粗细两厘米长的炮竹，一毛钱一包），记得经常要排队。

当时除了到商店买小鞭外，还买一些大雷子，也是一种炮仗，有蒜臼子粗细，炸起来威力无比，响的吓人。有许多农民伯伯经常推着独轮车或背着背包到大院里卖自己做的炮仗，个头像大拇指似的，爆起来虽然不如大雷子，比小鞭是响多了。有时侯也能买到二踢脚，是一种长长的炮仗，放的时侯手指夹在炮仗的头上，火药线在底下，炮仗爆炸后，手里抓住的那一部分会飞到天空中再爆炸。还有一种叫摔炮仗，摔在地上就会响。有些调皮孩子有时用弹弓把摔炮仗射在人们的身边。于是“嘣”的一声响，把人吓一跳。我到底干没干过这种恶作剧，我记不起来了。

我的童年最幸福的日子就是大年三十了。一家五口人围在大桌子旁边又吃又喝的，人人都穿上了新衣服，家里面到处被打扫的干干净净，吃完饭有苹果吃，有瓜子嗑，还可以疯在外边放鞭炮。那个幸福啊就别提了，直到现在都找不到当时幸福愉快的感觉。唉！人老了生活好了幸福指数怎么反而下降了呢？

吃完了饭就迫不及待地冲出屋外。虽然屋外冰天雪地寒风嗖嗖，我们一个个竟然神气活现的像快乐的小老虎，用冻的发抖的小手牵起了滴着火星子的滴滴筋，还不断地在空中划着，在黑洞洞的漫长的冬夜里用飞腾的火星子演出了一场火树银花龙飞凤舞。

不时地四处传来噼里啪啦的鞭炮齐鸣的喜音，我们便忘了寒冷，忘了自我，急不可待地把怀里衣袋里藏着的大大小小的炮竹掏了出来。在第一时间，先甩出去七八个声音像马鞭声的小鞭，又点燃了几个象大拇指粗细的中炮仗。随着炮竹爆声震耳，周围的小朋友也手舞着滴滴筋加入了放鞭炮的小阵里，还打打闹闹的，你把点燃的小鞭扔到我身后，我把即将起爆的小鞭抛到你身旁，随着炮竹的爆炸声，装腔作势的惊吓声，打是亲骂是爱的叫骂声，还有弥漫在寒风里的烟花味道简直把对过年的期待和盼望渲染成了人生大喜的日子了。

这还不算完，大一点的孩子们在我们的炮竹声声的吸引下也急匆匆地迈着豹子步跑出来了，其中有的就是我们等待已久的孩子头。见到了这一幕，我们竟然宛如一粒粒的铁末子见了吸铁石一般“忽啦”一下子就被吸到那几个大孩子的身边，用亲热讨好的眼神看着他们。但没想到的是在我们献媚的眼光里，比我们大几岁个子比我们高半头的大孩子们总是拿出爱答不理的样子，把那冻的像弓样的腰突然间就伸成了笔挺的树干，那笼在袄袖子里哆哆嗦嗦的手也像演舞台剧一样扬在了空中，笔笔划划一甩一甩的，有了英雄感，再看他们的嘴唇，竟然都拧成了一个样子，牛气地翘着像骄傲的小猪鼻子，本来圆圆的眼珠子也故意地挤成了三角眼。“闪开，闪开，看我的。”一位大孩子头从棉袄布袋里掏出了几个长有十几厘米和长颈茄子的脖子一样粗细的特大的大雷子，然后放在了大路的中间，用火柴点燃从大雷子头的中间伸出来的短短的火药线后，便双手捂着耳朵，撒腿就跑，还大呼小叫地喊着：“要炸了，要炸了。”而我经常会躲在离大雷子八九米远的房脚下，缩着身子，探着头，双手的食指紧紧地塞在耳朵眼里，两眼还目不转睛地盯着正冒着火星子的火药线。也就是喘口气的功夫，伴着“轰隆”一声“巨”响，爆炸的大雷子竟然变成了有半米见方红光灿灿耀眼的火团，真刺激，真好看。爆炸声远去的同时，我们嘴里就会飞出了情不自禁惊叹的嘘嘘声。由于这种大雷子爆起来“威力无比”，我总是不敢自己放，买了后总是让大孩子帮我点火，直到现在想起来脸上就火辣辣的，羞臊的不敢抬头。

放完了鞭炮后，我们十几个小朋友就开始玩捉迷藏，也就是说用石头剪子布的方法来决定谁是找人的，谁是要藏起来的。一般来讲找人的是一个人，而要藏起来的小朋友有十几位哩。如果谁被这位找人的小朋友发现，对不起，这位被发现或被抓住的小朋友就变成了下一个找人的，周而复始。我一般都是在那位找人的小朋友蒙着眼睛还没有数到十的时侯，就藏在别人家的鸡窝后面，还经常趴着，搞的身上总有一股鸡屎的味道，回家后被妈妈数落半天：“你看你！你看你！刚穿上的崭新的衣服一转眼就变的又脏又臭的了。”为了能让我在大年初一有新衣服穿，妈妈总是不辞劳苦连夜加班，把我的脏衣服洗干净，在炉子旁边烘干了以后才去睡觉。唉！比来比去，世界上还是妈妈最好啊！

那时侯我们非常贪玩，经常不知不觉地玩到午夜大人喊着回家才罢手。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到家里就感觉浑身酸痛，眼皮子打架。而妈妈则把煮熟的冒着热气的饺子盛在大盘子里，端在我的面前。我哪？就像饿狼似地囫囵吞枣大口吃起来，不一会就吃的肚子胀胀的。于是便跌跌撞撞地就往床边走，经常躺在了床上还来不及脱衣服歪头就睡去了。等到再睁开眼睛的时侯，天色已经大亮，人竟然在暖暖的被窝里，身上的棉袄棉裤早就不见了。

大年初一几乎家家户户都放一挂100响的小鞭炮，也有放500响的，中间还连着大雷子。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到处都有响起来的鞭炮声，噼里啪啦的好声热闹。等到长大了才知道，再没有钱鞭炮是必须买的，还必须在大年初一的清晨挑在自家门口放。放完鞭炮后，地上就会铺了一层红红白白的彩花，让人看了心里就有喜庆。这样做可以驱除邪气，赶走晦气，迎来财气。

大年初一的早上家家都吃饺子，大方桌上都放着四个大盘子，里面盛着瓜子糖果和花生。有的小朋友家的桌子上还撒满了自家做的在锅里烤熟的小面棋什么的，甜甜的非常好吃。虽然这种自做的点心我们家不会做，但我们家有别人家没有的大糖盒子，洋铁皮的，有鞋盒子那么大小，表面上着暗红的彩，红彩上有用彩笔画着的小洋人，赶着洋马洋车，是爸爸在上大学的时侯一位洋老师送的，好看极了。当小朋友到我家玩的时侯，我就会非常自豪地抱起大糖盒子，从里面拿出糖果分给他们吃。然后骄傲地说：“你们见过洋人吗？”“没有。你见过了？”“当然了。你们看！”顺着我的手指的指向，小朋友们一边看着糖盒子上画的洋人，一边惊叹道：“原来洋人是这个样子啊！长长的脸，尖尖的鼻子，高高的额头，黄黄的长头发，凹凹的嘴。”

对大人来讲大年初一最主要事情就是拜年。爸爸妈妈的学生和同事都穿着新衣服，一波一波的到我家拜年，王先生长王先生短地叫着。我哪？趁着人多不注意便溜了出去，两只脚丫子一颠一颠的，笑嘻嘻地直接奔向我那几位农村好朋友的家。

走出近百座小平房组成的大院后，眼前的是十几亩地的麦田，麦田的尽头到处是用土胚砖盖的房顶上排着红的或灰的瓦片子的农房，一排一排的组成了大L型。村庄的北面是一条石子路，宽宽的一直通向大学的正门。

我们大学周围坐落着三个村庄，其中离我们大院不远的这个村子最大，有三四百户农家。每家的房子周围都是一米多高用土胚砖垒起来的院墙，院子有大有小，里面跑的不是鸡就是鸭，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着狗。我的两位发小的家就在村头。我快步到了其中的一家，一扬头便看到两扇黑色的大木门，门两边的木框上和门梁上整整齐齐地贴着红纸黑字的新对联，大木门的顶部和房檐是由木板和方木条块做成的，像帽子一样朝两边伸出，上面还铺着红瓦，下雨时站在门口可以躲雨。两扇门上都悬着碗口大小的闪着瓷光的黄铜门环。我顺手抓住大铜环，咣噹咣噹地就猛敲了几下。于是，先是一阵狗叫声，然后就是开门的声音，出来的往往是我的发小，两人心有灵犀地换了换眼神，高高兴兴地就来到了三间瓦房的正屋。屋内的地原本是由黄土压成的，早已经被踩的黑黝黝的了。正中央贴着墙根有一张方方正正的木头做的八仙桌，桌子的边边角角都雕着花纹，四条桌子腿虽然是长条的方木做的，上面有沟有槽的也刻着花纹，四条桌子腿的末端还凸起，像穿着鞋似地踏在了地上。桌子的上方在靠墙的地处有一块一尺宽两米长的隔板，固定在土墙上，板子上放着煤油灯（当时还没有电灯）和茶壶茶碗，桌子上摆着大碗小碗，大盘小盘，里面都是饭菜。而我的眼睛直溜溜地就盯着黄米面做的年糕看。农家的年糕的样子和窝窝头没有什么两样，唯一不同，农家的年糕是用一种黄的年糕粉做的，里面还藏着红枣，吃起来又香又粘又甜，非常好吃，是我们大院里没有的。我那发小看到我盯着年糕看得发痴，就会非常大方地把一大块年糕窝窝头塞到我手里。我便会装作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用手尽量遮住黄年糕生怕被别人看见要遭抢似的，两条腿不由自主地往屋外移动。等来到他家的院子里，我先用眼的余光四周扫一遍，发现院子里没有别人后，便低着头迫不及待狼吞虎咽地吃着又甜又香的粘糕，还装腔作势地用一只手摸着摇着尾巴的大黄狗，在我的发小的陪伴下享受着春节大年初一的令人欢悦的分分秒秒。当然我也会把偷带出来的糖果给我那位农村小朋友吃。我们还不时地放着炮仗，大家有说有笑又欢又闹的好生快乐。写到这里我自言自语地说：“我真不想长大。人长不大该有多好啊？”

 

 

 

 

[扯乎扯乎]

真情流露，可惜童年的快乐不能复制。

觉得你不理解你父亲“爸爸竟然不计前嫌无怨无悔忘我地工作...”老一辈人很多都是这样，不是因为被什么主义洗了脑，而是人性的最基本的信任与被信任感。信任不在，道德何存？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在当今中国社会中几乎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