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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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狱中的挣扎——一个富农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11)

(2017-04-15 17:55:45) 下一个

 

10  风琴的婚事

 

     风琴:我三姐嫁到黑龙江以后,她知道咱们家里困难,爸妈和我们吃饭成问题;另外,她一个人在那里举目无亲,感到有些孤单,就来信说那儿可以到地里捡点粮,也能挣点钱,希望我到她那儿去。当时家里也的确穷得够呛,爸妈我们商量一下,决定让我去一趟。

     家里没钱,就给我拿十块钱坐车。我买了两块钱的车票,挎着一篮子鸡蛋,就从宁城上了火车,车到哈尔滨,要转车,在车站出口处,把我查出来了,问我到哪儿去,我说去通北。

    “去通北为舍只打两块钱的车票?”我说家里穷,没钱。车站上一个女的检票员就翻我,从我内衣口袋里把剩的八块钱翻出来,凶了我一顿,钱没收了,然后才放我走。

    我心想,人到这个地步,想要脸面也没脸面了!对我来说,现在身上一分钱没有,回家也回不去,到通北又没钱买票,我到底该怎么办?坐在候车室里,又冷又饿,心里一犯愁,眼泪就掉下来了。

这时,旁边有个妇女看我掉眼泪,样子挺可怜,就问我:“咋的了?小姑娘?”

    我说车票丢了,身上一分钱也没有。

     她说:“我给你五分钱,你去打个月台票,进站时你就说是送我上车……”说着,给了我五分钱,我说谢谢您,就按她说的,买了一张站台票,混上了火车。

     火车刚开,就开始查票。我一看,都是红卫兵帮助查,心想,红卫兵都是随便打人,要是让他们查出来,我可能要受罪。想到这,我就主动找列车员问:“请问您,车长在那儿?”

“你找车长干啥?”我说我有点事。她指了指车厢那边。

我找到车长,说我的车票丢了,身上也没钱补票。他问我去什么地方,我说去通北。他说你回去坐着吧。

我不放心,问他:“他们要查我的票咋办?”

“他们不会找你要票了。”

果然,他们没有查我的票。火车开到绥化,就不往前走了。这次我没出站,问了问人,又上了去通北的火车。

     火车过了海伦,又开始查票,这次是解放军查票。一个戴红袖章的解放军问我:“票呢?”

     我说:“丢了。上车时候人挤,我怕鸡蛋打了,用手一护鸡蛋,车票一下子掉火车道上去了,来不及捡,就上车了……”我编了一套瞎话。

  “我看见了。”我对面一个男的说,“这个小姑娘的票确实是掉到车道上了……”

那个男的这么一讲,带红袖章的解放军也就没再让我补票。

      火车到了通北,那个男的和我一起下车。他说:“还不能走检票口,我领你绕出去算了……”

     我跟着他走出车站,一看天已经黑了,就不敢再跟他走,就往候车室走。他问我为啥不走了,我说:“我要在候车室等我姐姐来接我。谢谢您了!”

     到了候车室,坐在凳子上,只觉得肚子饿得不行。可是现在身无分文,怎么办?外面天又黑了,只好再饿一宿,明天再说。

      一个人坐在候车室,又冷又饿又困,心想,为什么别人都能过有吃有穿的日子,偏偏我们要受这个罪?只觉得是自己的命不好,也找不到别的原因。那晚上在候车室,困了刚睡着,肚子饿,又醒了,再想睡,也睡不着了,心想要点东西吃,深更半夜到哪儿去要呢?……受那罪,真是一辈子忘不了!

     第二天一早,我有气无力,迈着两条发软的腿去打电话,没想到县广播站正在广播新闻,打不通。到十点多,才打通电话,我说,请他们转告三姐夫周万福,找人来接我。当时饿得说话都没力气了,心想自己会不会昏过去?突然昏过去把一筐鸡蛋打了可咋办?

    打完电话,路过饭店,扭头往里瞅瞅,正想拿几个鸡蛋换碗面吃,一看我三姐恰巧坐在那儿,正在桌子旁边吃饭,这下我可得救了!

     三姐看见我,知道我饿了一天一宿,赶紧给我要了两碗面条,我连话都顾不上讲,闷着头,不到十分钟就吃下去了。三姐看我饿成这样,问我还要不要一碗,我说怕吃坏了胃,肚子打个底,就行了。

     原来三姐和他小叔子要去海北办事,吃完,她和她小叔子就走了。我一个又回到候车室等,因为肚子有了底,坐在候车室的椅子上,困劲又上来了,就迷迷糊糊坐在那儿睡着了。等醒过来,已经是下午。大概三点多,三姐夫周万福才骑着车子来,把我接到生产队。

     在三姐家休息一天,第二天就开始下地干活。可能是不服水土,在那儿总是犯困。在地里干活总撵不上人家,自己心里也着急。

     有一次,在地里干活,中间休息,我困得实在不行,就在地上睡了一会儿,没想到就着凉了,浑身起疙瘩……

     回到家里,三姐看我无精打彩,提不起神来,以为我累的,就让我在家招呼小鸡,她上地去干活。等她从地里回来,我就觉得心里难受,恶心想吐,又吐不出来,眼前一阵一阵发黑,简直有点支持不住了……

   “是不是得了外病了?”三姐问我,我哪儿知道什么叫“外病”。三姐说,赶紧找刘老太太去挑挑吧……

    说着,她扶着我,我强挺着,走到半路,感到特别难过,蹲了一会儿,才一步一步挪到刘老太家。刘老太让我脱了裤子,看了看,说是“外病”。这种病咱们老家叫“翻气”,就是在肛门附近起一些肿包。刘老太用针挑了,过了一会儿,才觉得松快点。从此,我三天两头得这种病,经常去麻烦刘老太……

     在三姐那儿呆了一段时间,一看到哪儿去挣钱呀?回家吧?家里也没办法,只好在三姐那里混……

     没过多久,他们那儿就轰轰乱嚷,说我到他们那儿去找对象去了……

     潘晓娟:这么一来,四姐夫就到跟前守上了,是不是?那时候,那个地方,男的多,女的少,只要去个外地的姑娘,一些小伙子就托媒人说亲。有些脸皮厚的,天天就到你跟前走来走去,造成影响,不成也得成。我四姐夫虽说是生产队长,也是一个穷光蛋。他和我四姐订婚时,家里只有8块钱!

    潘文博:你咋知道的?

    潘晓娟:他们自己说出来的呗!

风琴:他们当时一哄二嚷,说我要嫁给老吴家。其实当时我哪认识什么老吴家?再说,我当时还不到20岁,结婚也有点早。

    风珍:我们老婆婆与吴军家妈是干姐妹,从中搭桥撮合,说把风琴给她家吴军……

    风琴:我当时岁数小,刚满十九岁,也没主见。心里想:凡正家里父母吃不上穿不上,自己也老大不小了,书也没读多少,一辈子还有什么希望?嫁个人,能给父母兄弟找点财礼钱,自己有个地方吃饭,也就凑合了……

     潘文博:给多少财礼钱?

     风 琴:订婚时说给六百元。老吴家东借西借,才凑了450元,我拿着回家。到家里,给家里买了点粮食和一个小柜子,算是帮家里度过了几个月的难关。快到冬天,我才离开家,到通北去结婚。结婚时,老吴家又借了一百块钱,说是给我做衣服的钱。想到家里困难,我也没做衣服,就都给爸妈寄去了……

     第二年春天,我跟我老婆婆讲,我爸爸和我妈那儿挺困难,财礼钱也没给够,我们家还等着这点钱买米下锅呢……

     老婆婆心思,我讲得也有道理,卖了一个猪羔子,才把财礼钱给足,给家里寄去……

     老吴家是借钱娶媳妇,进到他们家,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是租人家对面炕住。那时候盖房子,是想都不敢想。生活困难到什么程度?平日里有菜,连盐都买不起,更谈不上淹咸菜。……   

      潘文博:听说结婚后,你经常和吴军干仗?

       风琴:可不是咋的。买卖婚姻,谁也不认识谁,谁也不了解谁。他花了财礼钱,想怎么对待你就怎么对待你。在他眼里,根本就没有把我当个人。

      有一次他说:“隔山买老牛,还能买到什么好玩意?……”

      有时他还说,他入不了党,就是因为和我结婚。还说我是埋在他身边的定时炸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他家带来灾难。

     我说,是你们家先提得亲,不是我要嫁给你的……人要出身成分不好,真是走到哪儿都受歧视。

      吴军有时候又说,我娶一个出身成分差的当老婆,也算是上了“双保险”。

      潘文博:怎么个“双保险”?

      风琴:意思就是共产党在,他出身好,可以保险家里没事;国民党回来,我出身不好,他家也保险。不过,从他内心来说,还是觉得划不来,觉得委屈。委屈啥?说是和成分不好的姑娘结婚,没能入党纳新。当时想入党,可是又舍不得离婚。不是舍不得人,是舍不得那几百块钱。因为他要离,我是退不出钱来的。所以,结婚以后,三天两头吵架生气,一直没断过……

       直到毛主席去世以后,直到落实政策来到北京,他那种吃亏上当的思想才慢慢有些变化。

     潘文博:农村人差不多都是这样,小算盘打得非常精,喜欢占便宜,占了便宜就眉开眼笑;要是吃点亏,心里老是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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