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鸣
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纪实性作品，也有社会评论。
一次没有结果的集体创作
1、领受任务
1974年，我已经从省艺术专科学校调到省群众艺术馆的《贵州演唱》（后改为《苗岭》月刊）工作。一天，刘馆长把我喊到馆领导办公室，说局里要你参加一个创作小组，小组成员有省歌舞团的导演周毅，还有他们团搞音乐创作的张宗孝，另外还有省文化局创作室的一个姓吴的，听说他和你是同学。局领导在电话中讲，你们要一起去深入生活，了解情况，然后搞戏剧创作，准备参加汇演。下去之前，局领导要向你们四个人当面做具体交代。刘馆长说完，就让我回家做准备。
当时文革已经进入后期，林彪事件以后，整个社会已经变得十分沉闷，人们的心思都放在老婆孩子和柴米油盐上，对运动都不再关心。刘馆长提到省文化局要建立创作小组的四个人，很快分别被通知到省文化局领导于加林的办公室，接受他的具体指示。
于加林是部队下来的干部，他属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态度端正，能够正确对待运动，历史清白，文革后期被安排到省文化局当一把手。于加林穿着一身军装，但没有领章，说明他已经专业到地方。看起来，他个子不高，但很胖，肥头大耳的脸上有一双大眼睛，他常常带着笑容，给人的印象是很随和。
于加林见了我们，满脸带着谦和的笑容，没有一点领导架子。他让我们四个人坐在沙发上，马上言归正传。他说，我们贵州德江县出了一个反单干的女英雄叫张羽花，她的材料报到中央，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国家领导人纪登奎亲自批示，说这是当前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一种集中表现，要我们抓住这个典型，大张旗鼓进行宣传。
他又说，你们四个同志都是党和国家培养的专门人才，又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政治思想和阶级觉悟都很高，所以，经局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派你们四个同志到德江县，由县文化馆配合，协助你们深入生活，了解情况，然后写一部歌剧。
你们四个同志中，吴桐琪和李印堂两位同志是专门学戏剧文学的，周毅同志是专门学导演的，你们三个人都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张宗孝同志是中央民族学院音乐作曲系毕业。你们四个同志都是党和国家宝贵的艺术人才，是我们省当前的文艺创作骨干力量。所以，希望你们四个人通力合作，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组织交给你们的光荣任务，创作出一部像《刘三姐》那样的歌剧，争取到北京参加全国汇演，能够在全国打响，为贵州争光……。
于加林讲完，带着微笑，用眼睛看了看我们四个人，问我们有没有信心？在部队和地方，领导布置任务以后，都要下级表态。下级一般都要讲，绝不辜负党组织的信任，要努力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等等。但我们四个人聚精会神听了他的讲话以后，都显得很平静，几乎没有什么激动兴奋的表情。
为什么？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翻云覆雨，特别是林彪事件，已经让我们对政治舞台上的演出看得更清楚了。具体来说，周毅和张宗孝本来是省歌舞团的造反派头头，周毅是革委会一把手，张宗孝是周毅的副手，但是1989年末，从广西带部队来的蓝亦农和张荣森到贵州取代了贵州一把手李再含后，各单位都实行了军管。军代表进驻省歌舞团以后，周毅和张宗孝两个人都失去了权力，成了歌舞团一般演职人员，这种政治上的大起大落，给两个人的精神打击不言而喻，因此在情绪低落中，一直想不通这种政治变幻的奥妙。我的情况是，运动开始是困惑不解，看清造反是大势所趋以后，成了真心实意的造反派，在造反队伍中应该算是一个积极分子；但在“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审查批斗，林彪事件发生后解脱，对政治也变得心灰意冷，结婚后妻子生育第一胎遇险差点丧命，现在生了第二胎，她身体情况欠佳，所以全部心思都用在养家活口和妻室儿女保平安上。对于当前参加创作组的任务，只能服从而已。当听了于佳林的一番话以后，周毅、张宗孝和我都显得很淡然，于佳林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三个都表示努力完成任务——实际上无非是应付而已；于加林在听到我们三个人的表态后，把目光转向吴桐琪，而吴桐琪则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他一向喜怒哀乐不形著于色，在文革中他见风使舵，不管哪一派掌权，都能和掌权的领导人搞好关系，受到信任和重用。吴桐琪此时也表示没什么其它想法。
于加林原以为我们会像部队里的战士一样，脸上会有兴奋和激动的表情，会兴高采烈地表示感谢领导的信任，努力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等等……没想到，我们四个人都显得十分平静，可能有点使他感到意外和失望。他可能不知道，周毅、张宗孝和我都经历了文革的变幻莫测，在运动中受到冲击，心灵留有创伤，处在理想幻灭，信念丧失的彷徨中；而一贯城府很深的吴桐琪，则看到我们三个人都淡然处之，她自然也随波逐流。
不过，于加林毕竟是有经验的部队政工干部，特别是经过几年文化大革命，他知道，人们对当官的已经没有敬畏的心理。所以，他扫了我们四个人一眼，仍然笑着说，好吧，你们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可以和我们联系。
就这样，我们四个人按省文化局领导安排，组成一个歌剧创作小组，各自把家里安排好，就踏上去德江县的路程。
2 、去德江县的路上
从贵阳到德江县，当时乘长途客车要走两天：第一天从贵阳出发，晚上住遵义；第二天早晨从遵义启程，大客车向东，然后再向北。从地图上看，德江县再往北，就是和四川临界的沿河县，所以，客车实际上是往四川方向行驶一天，到傍晚到达德江县城。
当时，正是初春季节。长途客车由贵阳向北的遵义方向行驶，路途相当平坦，不像到黔南或黔西南的公路那样在山上绕来绕去，让人提心吊胆。记得，那天风和日丽，清明节已过，天气渐暖。但沿途却很少有车辆来往，路旁的农田也几乎看不到农民下田干活。
望着公路两旁的土地，以及远处的青山，我心中不免想到创作歌剧的前景。我想，我们四个人都是走出校门就参加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一直没有进行专业训练的机会，而在文艺创作中，歌剧和戏曲一样，都是一种综合艺术，创作难度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我们四个人真能创作出一部能搬上舞台的歌剧？
到了遵义，我们四人吃了晚饭，在住地附近走了走。虽然遵义是历史名城，但房屋建筑陈旧破败，马路也多是土路，与文革初期红卫兵大串联的轰轰烈烈相比，当时城市显得十分冷清和毫无生气。
就在我们四个人散步时，有人提到张铁生事件，以及在辽宁主政的毛远新。我顺口说，毛远新是我的高中同学。张宗孝听了马上说，那你为什么不给他写封信，请他把你调到辽宁去？张宗孝像贵州所有的苗族青年一样，个子不高，瘦瘦的，但他作为县份上的苗族青年，能够考入中央民族学院音乐系，应该说是贵州苗家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才。从相貌上看，他显得非常精明，从性格上来说，给人的印象是热情坦率。省歌舞团造反派掌权时，他也是一个头头，是周毅的副手之一。
我说，高中三年，我和他只是一般同学关系，没有深交（也不可能有深交）；另外，我出身成分不好，又不是党员，他收到我的信，估计连信都不会回。
周毅和吴桐琪听了，没有作声。自古以来，知识分子攀附权贵，也是屡见不鲜的事。但由于我当时有点自知之明，也有些自尊自重的做人底线，所以没有提笔给毛远新写信。如果我真写这样一封信，两年后粉碎四人帮后的“清查运动”，我会再次陷入被审查的境地，人们会说我“积极投靠四人帮”，“准备上贼船”，“投机分子”……总之，又会陷入一劫，而且以后人们将把你看成一个政治投机分子，你在众人面前会抬不起头，日子将十分难过。
第二天一早，我们搭上从遵义开往德江县的客车，客车向东过了湄潭到凤冈，往北就是德江县。虽然路途依然比较平坦，但路况要差了，都是十分狭窄的土马路。在车上整整坐了8个多小时，傍晚我们才到了德江县，四个人住进县革委招待所。
晚饭后，我们照例在招待所附近走了走，这个坐落在黔北的县城很小，给我留下的印象就像北方的一个普通小镇。县城里的房屋建筑基本都是平房，或者是非常陈旧的两层小木楼，而且整个县城连一条像样的马路都没有。说贵州贫穷落后，只有亲自走走，亲眼看看，你才会有个具体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