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鸣
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纪实性作品，也有社会评论。
乱世中的高人（下）
7
一天，晚饭后魏然和我一起散步，我们两个人沿着乡间小路边走边聊。当时，我已经把他看成是一个可以说知心话的朋友。在散步中，由于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我鼓了鼓勇气，对他说，最近在学习老三篇中，我有些想法和问题，想向你请教。于是我就把对老三篇学习中形式主义做法的意见，以及对老三篇中弄不明白的问题，一一讲出来……
开始，老魏见我正儿八经地要向他请教，就停住脚步，双眼注视着我，准备认真倾听，当我把自己内心那些想法和问题讲出来，老魏的目光逐渐由专注变成奇怪，好像在瞅一个陌生人。
他说，我看你读书的确读成了书呆子！现在大家学习老三篇，你就跟着学，要求背诵，你就背诵；你不要挑任何毛病；另外，你更不要咬文嚼字，钻牛角尖，胡思乱想，你这些想法如果让那些投机分子听到，汇报上去，你不是要犯大错误，倒大霉吗？
我说，将来要搞文艺创作，要塑造先进人物，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应该认真细读。
魏然听了，叹了一口气说，你呀，还没有看清形势。俗话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未来是什么状况，你我能知道吗？又说，你现在不是又找到新的女朋友了吗？你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所以，目前你要考虑的实际问题是：贵阳住房这么紧张，你结婚住在什么地方？怎么安家等等……至于我们将来干什么工作，搞不搞文艺创作，暂时就没必要去考虑那么多了……
魏然说完，就不再讲话。
过了一段时间，已经进入秋初，一天晚饭后，我和魏然迎着晚霞，又一起在田野小路散步。
那天他好像心情不错，说话也不像平日那样谨慎。他说，你们分来这批大学生里，看得出来，你和你的同学吴桐琪不一样，他很世故，城府很深，善于见风转舵；你比较单纯，喜欢思考，有上进心，在和你接触中，我知道你想搞文艺创作，有自己的志向。
我说，学的专业和分配的工作都是文字创作，我不能不考虑下一步自己该如何走。我心想，我从小就喜欢文学，逐渐对作家的光环产生了向往之情，走上了这条道路。
魏然瞅了我一眼说，一个年轻人有理想，有追求，有热情，应该说很可贵。但是，你的致命弱点是对社会了解太肤浅，这可能是你今后人生路上最大的一个问题。
我说，我是个农家子弟，父母也没什么文化，在学校里，只懂得钻图书馆，对人情世故一直不屑一顾，成了一个书呆子……
魏然说，在我们这个社会，你知道搞文艺创作意味着什么吗？
我瞅着魏然，不知道他想说什么。
他说，意味着风险，非常大的风险。你知道不知道，延安整风期间，北大才子王实味的遭遇？
我说，了解一些。五七年反右运动期间出了一本小书，题目叫《再批判》。前面是批判文章，附录里面有王实味、丁玲、艾青、罗军等文艺工作者在延安写的东西，其中就有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
魏然问，王实味这篇文章你读过吧？有什么问题？
我说，印象中，好像王实味写前方将士在流血，延安却歌舞升平，等级森严，对延安这些社会现象进行了针砭批评。
魏然问，结果如何？
我说，受到批判，后来王实味被杀害。
魏然补充说，王实味在北大读书期间，二十岁出头就发表文章，还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很有才气。后来满腔热情投奔革命到了延安，1942年延安整风，因为发表了《野百合花》受到批判，他又不肯认错写检查，结果死的时候刚刚41岁。
停了一会，魏然又问我，还有，吴晗你也知道吧？
我说，他是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写了历史剧《海瑞罢官》，文革初期遭批斗。
魏然问，他为什么写《海瑞罢官》？
我说，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以后，发现全国上下，干部都不敢讲真话，对上都是唯唯诺诺，言听计从，不敢给上级提意见，因此提出向明朝的海瑞学习——要像海瑞那样，敢于犯上提意见。
是呵，老魏说，毛主席还说，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说着瞅着我笑起来。你说王实味和吴晗是不是太天真？
我心里已经知道魏然的意思。
魏然又说，再拿咱们省文化局创作室的俞百巍来说，头几年他响应党的号召，写黔剧剧本《奢香夫人》，说这个戏的主题是歌颂民族团结。又是实地考察，又是查阅资料，费尽心血，写出剧本以后如何？运动一来，说他写的《奢香夫人》是给彝族的奴隶主树碑立传，成了一大罪状，把他揪出来，还说他是“阶级异己分子”，现在和“走资派”一起，成了审查对象。你看到了吧？这就发生在咱们身边。
我知道魏然说的风险是什么了，但未来我不搞文艺创作，又搞什么呢？
魏然见我陷入沉默之中，知道我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进一步说，你把王实味、吴晗和眼前的俞百巍这些人的遭遇联系起来，就知道文艺创作的道路是不是像你所想的那么好走……。
魏然的话，的确打中了我的要害，我感到前景一片迷茫。
停了一会，他又说，还有一些问题，可能你也不太了解——就是你绞尽脑汁和费尽心思写出一个剧本，过审查关，你知道这个关怎么过吗？
我茫然地注视着魏然。
他说，你把剧本写出来，先打印若干份给各级领导和剧团导演看。这些人看了以后，进行讨论，提意见，结果这个领导是这个意见，那个领导是那个意见，这些人是从党的方针政策的角度来审查把关；导演又从专业的角度提出看法……有时候许多意见是对立的，弄得你无所适从。如果把剧本搬上舞台，试演以后，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往往也是意见一大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运动一来，有人把剧本中反派人物讲的话拿出来，硬说是你的真实思想，你说得清楚吗？你想，你运动初期刚刚执笔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小报上，而且是代表战斗队写的，人家就鸡蛋里挑骨头，揪住你不放，你如果写了一个剧本，人家不是更有靶子？
魏然这一番话，让我的心情马上低落下来，感到自己的前景的确是非常黯淡，充满风险，加上自己出身成分不好，这就更加大了职业的风险……
最后，老魏说，那天你提到学习老三篇时产生的几个问题，我就觉得你太天真，缺乏社会经验。人们常说，对一个人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对一个社会也是同样，光看书上和报上写的东西不行，还要看社会生活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毛主席不是也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你明白吧？
8
和魏然的两次谈话，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后来林彪事件的发生，特别是在下发的批判林彪的文件中，看到林立果等写的《五七一工程纪要》，简直是石破天惊和如雷贯耳！加上干校四连在“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对我的审查和政治陷害，使我对魏然的话，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因此下定决心改行。
林彪事件发生以后，干校里所搞的“一打三反”和“清队”运动不得不迅速扫尾结束，干校的人陆续进行分配。干校的军代表征求我对分配的意见，我非常明确地提出，我希望到中学教书，而且最好是教英语。因为英语远离政治，只要有教材，照本宣科，犯不了什么错误。结果我如愿以偿，分到省艺术专科学校，由于没设英语课程，改教京剧班的文化课，两年后又调到一家文艺期刊当编辑，直到调入一所高校，依然从事学术期刊的编辑工作。
80年代，经过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以及思想解放运动，整个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以说全民族都焕发出蓬勃向上的活力。在这种形势下，我除了关心老婆孩子以外，整个精力都放在工作和业余文文艺评论写作上，忙于给报刊杂志投稿和发表文章，忘记了去看望和拜访已经退休的魏然。印象中似乎去过他家一次，当时他身体似乎有些不舒服，正躺在床上，小马守在床边，显然他和小马已经在一起过日子。
到了晚年，魏然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并且逐渐认识到：文革十年中，魏然寄情于奇花异草，并非是“玩物丧志”，更不是什么“革命意志衰退”，我当时之所以产生这些想法，说明我在学校里被成功洗脑以后是何等愚蠢。实际上，在我的人生路上，魏然是我遇到体制内的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一个有思想深度的人，一个超越了世俗庸人思想境界的人，而且他还是一个有同情心的热心人。而我当时如同芸芸众生那样患有左倾幼稚病，所以，对魏然才有那些幼稚和愚蠢的看法。
另外，想到当年在文革乱世中，魏然是单位里唯一真正关心我的人，而在他的暮年，我却没有在过年过节之时，带些礼物去看望他，向他表达我的感恩之情。想起来，觉得十分后悔……
附注：
（1）在1999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对“高人”的解释是：“1、高士；2、学术、技能、地位高的人。”何为高士？该《词典》又解释为：“志趣、品行高尚的人，多指隐士。”
（2）文中提到的王实味（1906——1947），根据多伦多中文报纸《大纪元》玉清新《北大才子》一文介绍，王实味出生在河南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清朝举人，幼年王实味便熟读四书五经，19岁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期间，便开始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学作品，并受到当时文学界一些名人的重视；同时他还翻译过不少西方社会的文学作品。抗日战争期间，他31岁时投奔延安，在中央研究院开始从事马列主义著作翻译工作。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他发表《野百合花》一文，对延安存在的一些不正之风提出批评，结果成为被批斗对象。由于他拒绝写检查承认错误，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并逮捕关押。1947年由康生和李克农批准，在山西兴县被秘密处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