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鸣
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纪实性作品，也有社会评论。
9 遭遇北京的暴徒
文博： 到了北京，上访告状，已经没有门路——监察院、中央文革接待站、海淀区革委会……我都跑了，谁都不管，怎么办呢？
大哥的信中嘱咐我，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犯罪犯法的事一律不干。到了这种地步，究竟干什么才不致于犯罪犯法呢？我苦思瞑想，觉得很难找到什么出路。因为当时不像现在，那时是计划经济，卖劳力都找不到地方。
“卖报卖报，请看十六中的惨案……”我看不少人掏钱去买报。
我灵机一动——我是不是也可以去卖报？于是我买了一张，还递了一只烟给卖报的小贩。我有意和他东拉西扯，这个小青年他也没保密，就把报纸从哪里买，价钱是多少，卖一份报纸的利润是多少，都一五一十告诉我了。当时北京城里有各种各样的造反派办的小报，什么“湘江风雷”、“二七公社”、“八一五兵团战报”等等，我决定卖几天试试。
我朝二姐借了五块钱，说是吃饭用，瞒着二姐，去印刷出报纸的地方，买了一些报纸，开始走街串巷当报贩……
开始，我一个人在北京火车站、永定门火车站卖。当时全国搞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号召中国人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所以，全国各地来北京串联，或是到北京来出差的，都喜欢买点小报，从小报上了解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的进展情况。小报上经常登的是：这个省打倒了一个什么走资派，那个省又出了什么镇压造反派的惨案，还有两派武斗的消息……
总之，小报的内容也挺吸引人的，就像现在那些地摊上花里忽哨的报刊杂志一样。南来北往的旅客差不多都喜欢买这种小报看。所以，卖了几天，发现收入还算可以，除了吃喝，还有一定剩余。我想，四妹风琴十几岁，在北京呆着也是呆着，干脆也让她跟着我卖报，两个人赚的总比一个人多。如果这样卖下去，每月给家里寄三十五十，家里的困境也可以缓解不少……
但是，我没想到，当时社会上不仅有造反派和保皇派，以及走资派，各派斗来斗去，而且还有一批地痞流氓和社会渣滓，在社会上为非作歹。这些人十七八二十来岁，他们成群结伙，专门在社会上干些伤天害理的勾当。
那天，我正在卖报，忽然一个年轻人走到我身边，他叼着烟瞅着我，斜着眼，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哥们，借两钱花……”
我记得，那是在王府井大街路口。
“我凭什么借钱给你？！”我瞪了他一眼。
“丫挺的，你敢跟老子瞪眼？！”说着就捋胳膊挽袖子，这时从身后又围过三四个，都带着黄军帽，穿黄军装，只是没带红卫兵袖章，肯定他们都是一伙的。从他们的目光里可以看得出，他们想动手……
“各位兄弟，”我心想，俗语讲，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虽然个子不矮，身上也有力气，一个对一个，我也不怕；可是他们四五个，看样子都不是善茬，我终究寡不敌众，只好向他们讲好话，我说：“我是个教师，受资反路线迫害来京上访，接待站都撤了，为了求生活……”
“少罗嗦，借不借？！”有一个捏紧了拳头，瞪着我。
“你恐怕是个黑五类？”另一个也眼冒凶光。
“打丫挺的！”上来一个揪住我的衣服。
“好，好，我拿钱给你们……”我掏出五块钱交给他们：“各位兄弟凑合买包烟。”
“他妈的，真抠！……”
“抽丫挺的——”说着皮带就抡过来。
我只好又数五块钱给他们。这帮地痞流氓抢走我10块钱，骂骂咧咧地走了。这就是在首都北京，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竟敢公开抢人……我当时就想，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把我们这些奉公守法的人哄出北京，而把这些地痞流氓留在北京？这些人才真正应该让他们去穷乡僻壤改造思想，让他们去自食其力干活。这个社会说是不唯成分，可现实生活中，处处都是唯成分……总之，越想越想不通。
没过几天，这帮家伙又来找我。我记得是在北京火车站附近，他们围上来，又朝我要钱。我卖一份报纸也就是赚两分钱，一天从早到晚马不停蹄，累得口干舌燥，腰酸腿软，最多也就是挣四五块钱。我除了自己吃饭，还有父母弟弟妹妹在老家等着我寄钱买口粮，我一气，就豁出去了：“你们要钱，到派出所去要！”
“好小子，你投机倒把，还敢跟老子来硬的，揍丫挺的！”
这帮家伙忽的围上来，一个把我手中的报刊抢过去扔在地上，其他人这个一拳，那个一脚，我捂着肚子，护着胸，他们打得我头晕眼花，在地上团团转。当时我唯一的念头是求生。在我弯腰转身想找个人缝往外钻时，一个流氓一脚踹到我的屁股上，这冷不防一脚，使我失去了重心，一下子爬在地上。这帮流氓就用脚踢我，踢得我满地打滚……就在我滚来滚去时，我看见有条人缝，就爬起来往外钻，就在这时，我突然觉得头一热，我一摸，粘乎乎的，由于我被他们打懵了，也不知道是流的血。他们用刀扎了我，一看到血，也怕了，就给我闪出一条缝来。我拔腿就往东长安街方向跑。在跑的时候，我觉得脸上也是热乎乎的；往后看，他们还在后边追。这时，我觉得眼前发花，腿一软，一下子就栽倒了……
是谁把我送到医院，我也不知道。
我苏醒过来一看，是在医院里。我觉得头不对劲，一摸，裹的是纱布，再一照镜子，发现自己的头发都剪掉了，衣领上也是血……我的鼻子一酸，忍不住哭起来了……
医生和护士走过来，问我哭什么，我就把自己的受伤过程讲了讲，他们很同情我，就给派出所打了个电话。过了一会儿，来了两个警察，把我叫到东交民巷派出所。问我受伤的经过，打我的那伙人是几个，年龄、外貌特征等等，边上一个女警察把我讲的一一记录在案。然后又问我个人的情况，我一一如实对他们讲了。
过去我认为，公安局派出所是抓人整人的机关，个个心狠手辣。实际上，他们听了我的诉说，也很同情。办公室里好像是一个负责人，他对我说，你先回去吧，现在问题不好解决。等局势稍微稳定点，你再回来找政府的有关部门……
我从派出所出来，肚子感到饿，那帮流氓打得我浑身伤痛，身上的钱也被那伙流氓抢光，没办法，我只好去麻烦二姐。我就沿着前门大街往二姐家住的方向慢慢走，沿路人们都用好奇的眼光看我。我知道，自己头上裹着纱布，脸上也是伤痕累累，走路也是步伐不稳，已经沦落到很悲惨的境地。可是，我没想到死，我觉得自己还年青，我应该挣扎着活下去。……
走了个把小时，离二姐家还有二十多公尺的时候，我见二姐正从家中走出来，我就喊：“二姐！”
只见二姐站在那里，两眼瞅着我，一下子愣了，好像不认识我了。我想我的样子一定十分可怕。
“二姐，我是潘文博……”
“你这是咋搞的？”她瞪大了双眼，满脸惊恐地问。
“是一伙流氓……”说着我自己也落下眼泪。
二姐听了，扑到我身上，把我抱住，哭起来了：
“你哪也别去了，二姐养你，我养得起你……”
那天二姐是去上夜班，她看我这样，就找地方给厂里打了个电话，回来赶紧给我弄饭吃。她看我吃饭时呲牙咧嘴，知道是我头上的伤口疼，忍不住又掉泪:“文博，只要我有口饭吃，就有你吃的……”
我被二姐这种手足情深深感动。可是，我知道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二姐和二姐夫都是工人，他们起早贪黑上班，每个月那点工资也仅仅够养家活口，没什么富裕，我怎么能给他们添麻烦呢？所以，吃了饭，我让二姐去上班，我说去大姐家看看，就从二姐家出来了。在大姐家找到四妹凤琴，我才放下心来……
不久，根据中央文革的指示精神，北京市各种派别小报一律停办，卖报不成，我只好另找出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