绞肉机中的挣扎和脱险（5）

8、我的检查和交代

    1970年8月31日周一，全连早读后，由刘培华主持对我的第二次批斗会。

在这次批斗会召开之前，刘培华已经多次在背对背的会上向群众宣讲，说潘文鸣的思想反动是一贯的，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不满情绪是和他的家庭出身有密切联系的，主张喊“打倒共产党”的思想也绝非偶然等等。

    这次批判会开始，刘培华仍然是先定调子，说大量事实证明，潘文鸣的问题非常严重，我们必须擦亮眼睛，不要被他的假象所迷惑。今天，我们先让潘文鸣自己做个检查交代，希望他珍惜这个机会。

    由于刘培华是领导班子成员，又是审查我的专案主要负责人，大家听了他一次又一次的煽动，以为他看了我的档案，掌握大量材料，所以大家心里都期待我的检查交代，看看我到底是个什么货色？是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阶级敌人？那天，原省文化局五六十人坐在大会议室里，都聚精会神，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

    我当时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向过去几乎所有被审查对象一样，按领导意图，对自己的问题上纲上线，把自己骂得狗屎不如，争取领导的宽大处理;再一个就是坚持实事求是，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绝不按领导的意图来冤枉自己。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几年磨练，我非常清楚自己到底有没有问题，而且心中明白，娄广华和刘培华等少数人就是想利用这场运动踏着别人的尸体向上爬，我不能让他们的卑劣用心得逞。

   我的检查交代第一部分谈我的出身和经历。

我说，我出身在内蒙宁城县一个富农家庭，父亲从小务农，后做生意致富，发展成富农。1945年日本投降后，父亲参加了共产党的区政府工作，1946年区政府被地主武装包围袭击，父亲突围负伤逃出，到了国统区，设法把家眷接出，靠赶大车为生，先是到锦州，后流落到北京南苑。

    由于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兄弟姐妹众多，我在1949年北京解放后才上学读书，当时已经10岁出头。1957年初中毕业，因品学兼优获金质奖章，按当时北京市教育部门规定，我可以免试选择北京市任何一所中学读高中，我选择了北京101中学。

    101中学原是高干子弟学校，49年从延安迁到北京，57年才对外招生。该校校风良好，始终保持着部队作风和在延安的革命精神。所以，高中三年我深受101中学优良校风和革命精神的影响，一直追求进步，并担任班干部。

    1960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一进校就担任班干部。由于当时国家经济情况不好，农村发生大饥荒，1962年7月份，在和同班同学高玉升的个别接触中，发现他的思想有些问题。他说，他的志向是要扭转乾坤，建立一个理想的制度。并说，当时中国的经济困难是制度和政策造成的，目前农民、工人和市民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精神上，都非常痛苦，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广大老百姓都会欢迎；还说，苏联赫鲁晓夫搞的不一定是修正主义等等。他问我的志向是什么？我说，我想搞艺术。他说，艺术都是为政治服务的……

    我听了他这些话，觉得很突然，也很意外，心想他是不是开玩笑？但从他的神情和眼神上看，又不像是开玩笑。就在我感到困惑难解时，我觉得应该严肃对待，当晚就专门写了一篇日记，题目叫《晚饭后与高玉升的谈话》，时间是1962年7月13日晚。经过两三次谈话，高玉升发现我对他的志向不感兴趣，就不再和我来往。

   我当时虽然不知道高玉升在秘密组建《真理革命党》，并在校内外寻找发展对象，但我感觉高玉升与我的个别谈话的确有问题，应该向组织汇报。特别是我当时正在争取入团，决心做党的文艺工作者。所以，我于1962年7月27日晚，把高玉升与我的几次接触和谈话内容，向班上的团支部书记王明堂做了汇报，王明堂是班上两个共产党员之一，他听了以后，表扬我说，看来你的阶级警惕性还是比较高的；咱们班上的郭春堂经常和高玉升来往，他听了这些话，就不向组织汇报。

   1964年高玉升的《真理革命党》被公安机关破获，我恍然大悟，知道两年前高玉升和我个别交谈，目的是试探我，拉拢我，但我没有上当，说明我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站稳了立场，经住了考验。同时也知道高玉升在戏文系一共对7个同学进行过试探，在这7个同学里果然郭春堂被发展成高玉升的党员。

   下面再谈谈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和问题，大家在一个单位，都非常清楚，我在这里不再多谈。对于大家在这次运动揭发出的几个问题，我是这样认识的：

   首先，我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中，没有很好地放在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上，而是用毛主席的话为自己的奇谈怪论做理论根据。如娄广华同志揭发我的问题，喊反动口号本来是不允许的，这是一个常识，连小孩子都知道；而我却违背常识，竟然做出可以喊的回答，因此造成误解。还有，刘培华同志揭发我的关于超级大国问题。我们的报刊杂志上明确地指出，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当前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而我却标新立异地说，中国才是真正的超级大国，理由又是用毛主席的关于人和武器相比，人是决定性的因素来为自己辩护。第二，关于为自己的富农家庭翻案问题。当时在湄江搞“忆比查”，要求每个人要检查自己的出身和经历。我最近问过当时的组长邹祖义和副组长花云龙二位同志，他们都说没有这个印象。另外，当时的发言有记录，如果记录还存在，可以查阅。第三，关于运动初期在小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说某同志又扯起所谓“出身好”的破旗。这篇文章是“117战斗队”集体研究，由我执笔完成。虽然出身好前有“所谓”二字，并且对出身好三个字打上引号，但却引起了误解，我应该承担责任。第四，关于说“向老百姓示威”的问题。用游行示威来表达中国人民支持美国黑人的抗暴斗争，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政治行动。我却嬉皮笑脸地胡言乱语，拿这样一个政治事件开玩笑，显然非常不妥当。

   从以上一些错误言行来看，说明我成了造反派以后，不像过去那样严格要求自己，忘记自己出身不好，应该时刻保持谦虚谨慎，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夹着尾巴做人。

              

               9、“群众”的批判

   听了我的检查交代以后，主持会议的刘培华说，潘文鸣今天的检查交代，态度十分不端正，根本没有触及自己的灵魂！下面大家可以帮助他认识一下他的问题的本质，以及他的一系列错误思想的阶级根源。

   第一个发言人叫谢林，他似乎也是从部队下来，在艺术处是一般干部，和刘培华关系比较密切，他个子不高，40岁左右，长相和声音容易让人联想到太监。他说，潘文鸣今天是在做检查和交代吗？有这样做检查交代的吗？我看他完全是在给自己评功摆好，说什么在初中毕业品学兼优获金质奖章，在高中又如何追求进步；在大学里又阶级警惕性多么高；文化大革命又是如何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等等。你这样为自己评功摆好，莫非我们今天是选五好干部？说明你潘文鸣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性。另外，伟大导师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剥削阶级人还在，心不死，他们时刻希望帝修反回来，希望蒋介石回来，这其中也包括一批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思想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我看高玉升对潘文鸣的揭发，并没有冤枉他，他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

    第二个发言的是毛奇峰，他可能对我那天在四连办公室对他的批评仍然怀恨在心，他说，潘文鸣在他的日记中说高玉升是既狂妄又愚蠢，我看你潘文鸣和他也是一丘之貉。你和高玉升称兄道弟，相谈甚欢，说明你和反革命分子是臭味相投。文化大革命你起来造反，把自己打扮成响当当的造反派，但骨子里仍然是反动家庭给你的深刻影响。你说夏贵新扯起出身好的破旗，那么你潘文鸣扯的什么旗?我看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美帝国主义的星条旗。难道不是吗？告诉你，潘文鸣，你只有深刻检查自己的反动思想，彻底交代你的问题，才有可能得到组织的宽大处理，否则你的下场也比高玉升好不了多少！

   周晓山开始发言。他说，你潘文鸣我多次满腔热情和苦口婆心帮助你，希望你回头是岸，而且我多次提醒你，现在是运动后期，要为自己和老婆孩子的前途命运着想。可是，你今天的检查交代，仍然是站在原来反动的立场，顽固不化。你说，你今天的检查交代给自己涂了多少脂？抹了多少粉?我看起码有二寸厚，简直成了白脸曹操，难道不是吗？

   指导员周晓山的讽刺和挖苦刚结束，原来参加我们“117战斗队”的李淑秀突然站起来揭发我，她的老公贾冀洲已经解脱，由原来的“走资派”，又官复原职，成了省歌舞团团长。她说，我忽然想起来，潘文鸣曾经说，毛主席也有几个右派朋友。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

   周晓山听了马上转过脸来问我，你讲过没有？

   我说，讲过。

   周晓山说，你这是不是对伟大导师毛主席的造谣和污蔑？！

   我说，这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小报上的文章中讲的，说在一次中央召开各大区负责人的会上，李雪峰提到造反派中有些右派，毛主席说，那有什么？我都有几个右派朋友，如张治中，周谷城等。这次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了。

   李淑秀揭发我的这条新罪状，就这样化解了。我心想，省文化局的干部怎么和农村生产队的农民差不多？他们对毛主席的在运动初期这些讲话怎么一点都不了解？

   批斗会结束以后，在回家的路上我不禁突然想：周晓山是领导班子里一把手，他几次提醒我要为后半生的前途着想；毛奇峰是目前领导班子中的二把手，他发言中则说我的下场可能比高玉升好不了多少。他们莫非要把我送去劳改？或是劳教？或是下放农村劳动？……

   看来，他们已经在考虑如何处理我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