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国号意为“战士国” 满蒙人一听就热血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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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教授欧立德（MARK C ELLIOTT）有关清史的讲座

如果满人后来也不说满语了，也不骑射了，那么他们靠什么来维持认同呢？

　欧立德：这就是关键问题。清末满洲人的认同还是很强，但是认同的基础好像没有了。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认同这个东西是很微妙的，而且它也一直在变，这个 道理大家应该都同意。如果看十八世纪的满洲人标准，你必须会说满语，会骑马射箭，生活要朴素，如果是男人就得有大男人的样子。这些都有历史记载，皇帝和官 员在管理旗人生活时常常会强调这些价值，坚持满洲人的旧道古风，用满语说就是他们的“fedoro”。如果不保持这些价值，就会倒霉。这是以金朝为鉴，乾隆把金朝世宗皇帝的话刻在碑上，放在全国每一个八旗驻防里，让他们知道如果不保留满洲特色的话会怎么样，作为一种警告。但这些价值最后还 是没有保留下来，留到最后的是八旗制度里的生活方式。住在驻防里，吃皇粮，旗人拿个一官半职很容易，不用参加科举，还有些满缺职位是专门给满人的，比如翻 译之类的工作对旗人就很容易。慢慢地这种生活方式就成了旗人的特征，他们有经济、法律上的特权，住宅区也跟汉人隔离，名字也不一样，没有姓氏，满人妇女不 缠小脚，发式也不同。如果看朝鲜人或者西方人到中国来的游记之类的资料，他们会注意到，如果四五个汉人坐在一起，这时一个旗人进来，气氛就会有变化，汉人 会觉得有点不自在。特权成了满族认同的一部分，老舍没写完的小说《正红旗下》里面就讲，清末当一个旗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向别人借钱很容易，不借钱就不是 旗人，听京戏遛鸟都是典型的旗人生活习俗。所以说认同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化，十八世纪初到二十世纪初定义一个旗人行为的变化是很大的。然而总有些行为定义 了你是一个旗人，你身边的人也都知道。各地的驻防到了清末都说汉语，但是北京腔的汉语。如果清末民初你在福州突然听到一口北京腔的汉语，那肯定是旗人。

　　近些年国内学界对满文档案的重视程度正在增加，甚至有些地方还专门成立了满文研究机构，您觉得他们这是受到了美国学界尤其是新清史学派的压力和启发么？

　 　欧立德：去年5月在人民大学清史所新成立了满文文献研究中心，这很让人高兴。但为什么到现在才有呢？有人跟我说了一个原因，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2010年8月清史所开了一次清史研究大会，我发言时用满语说了几句开场白，在场的没有多少人能听懂。据说有人感觉到了压力，老外能说满文，我们却不会， 所以决定要办满文文献中心。我不太相信这个故事，但如果我的发言对满文中心的成立有任何微小的影响，我会感到十分荣幸。新清史提供了一些新的角度和想法， 谁对谁错到最后也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共同探讨问题。像我这样研究清史的美国人，其实主要听众还是在中国，如果这里的人愿意花时间读我们的研究，实在是一 大幸事。

目前我们对满文档案的研究还处于学习阶段。清代档案的数目非常庞大，大概有一千万件，其中五分之一是满文的，也就是两百万件左右。有的很长，有的很短。能 读满文档案的人不多，所以要花很长时间的阅读和研究才能得出比较确切的结论。比如十九世纪的满文档案，我们还没有很多了解，但十七、十八世纪的档案已经给 了我们一些启发。康熙朝发明了一种新的信息交流体制，就是我们说的朱批奏折。奏折和题本的形式不一样，题本是走公道，奏折是走私道，奏折是向皇帝报告许多 未必是官方的信息，比如气候灾难，还有黑龙江金矿的消息，很多是与蒙古、准噶尔的关系和战事。康熙朝的一万多件朱批奏折当中，满文的比汉文的多，满文的朱 批奏折当时也没有汉文翻译，如果想知道康熙朝发生了什么事情，内地也好、边疆或朝廷也好，不去参考满文档案就会有缺失。现在历史档案馆的专家把康熙朝的满 文朱批奏折基本上都翻成了汉文，但是会引起另外一些问题，等会儿再说。雍正朝也有三万多件朱批奏折，五分之一左右是满文的。康熙、雍正的档案数目还没有那 么大，已经基本上能数清楚，乾隆朝的还没有完全数好，朱批奏折满文的有五万件左右，汉文的则更多。牵涉边疆、朝廷、八旗的问题都比较容易在满文档案中出 现。这当然只讲奏折类，还有很多不同种类的满文文献不是奏折。

那可不可以这样总结：皇帝和统治精英倾向于用满语讨论与中原以及汉人事务不太相干的事情。

　　欧立德：这个要看时代，因为当中有变 化。清朝早期，在外面当官的旗人，很多是不会汉语的，他们也不是通过科举升官，因为是旗人，他们不用考试就可以做很大的官，即便是满文，他们也不见得写得 很好。他们报告任何事情，都是使用满文。到了十八世纪中期以后，不会汉语的旗人高官越来越少，讨论内地的事情多半用汉文交流。讨论边疆事务用满文比较多， 但也不都是。所以我常跟学生说，你们要研究清史，首先还是要学好汉语，汉语还是基础，不学满文也可以做清史，但是不学汉语不行。恐怕有些人会误会，以为我 说只有学满文看满文资料才能搞清史。这完全不是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既然满语是清王朝的国语，如果是清史专家，不妨学点儿满语，这会使得你的研究更充分 更全面；而且会很有趣，因为满语跟汉语完全不一样。

那您觉得满汉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会产生什么问题？

欧立德：打个比方，你会英文，但是没什么特别理由你不会去看英文翻译的《红楼梦》吧？如果你想研究简·奥斯丁的话，肯定要看原版的《傲慢与偏见》吧？这跟 看史料是一个道理。我们做历史研究，最珍视的是原始资料，从方法论的角度说也不要依靠翻译，因为翻译毕竟是另外一个文本，会出问题。翻译的情况千差万别， 他们有时候会看心情选择这个用词而不是那个用词，或者他那天特别忙，就偷工减料漏了几句话，各种问题都会出现。这不是说原文本身就没有问题，但原文的问题一般来说你可以把握。如果你用的是译文，而且没有跟原文校对比照，就等于把控制权交到了别人手里，你也无法确定自己的结论有多少道理。

　　您比较过满文档案和汉文翻译，错误率高不高？最常见的错误有哪些？

　 　欧立德：其实错误率倒不见得很高，我仔细比较过康熙朝和雍正朝的满文朱批奏折的汉文全译，是第一历史档案馆搞满文研究的同行做的，很厚的两本。他们的水 平很高，我很敬佩他们的工作。但是汉文全译的奏折总数，要比我以前统计过的数目少一些。全译的序言里解释了这个现象，有些所谓的请安折没有翻译，因为译者 认为请安折的内容都差不多，是向皇帝问好之类，所以就决定将之略去。但问题是，有时候皇帝收到熟人的请安折，他会回复，比如说我最近身体很好，刚从热河回 来，我们去打猎了，打了几只鹿之类……会写一大堆话。所以请安折不见得没有历史价值，多数时候它的确没有太大价值，但有时候会有价值。不把请安折收入，就 不全了。

　　其实，错误率高不高也不是最关键的。我之所以强调原文，是它能够把我们带回当时的语境。有许多传教士用拉丁文写的关于中国的记 载，有人觉得看中文翻译就可以了。这个态度的背后，是认为中国的历史就是汉语记载的历史。但是中国不光有汉人，还有许多其他人，有许多其他语言，清朝是个 多民族的大帝国，如果要好好研究这段历史，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尽量使用这个帝国中存在的各种语言记载的各种史料。如果当时人认为用满语、蒙古语、察合台 语、藏语、苗语等等语言沟通是很正常的事儿，那我们也应该觉得是。

您提到过满文和汉文的风格差异，能具体谈谈吗？

欧立德：看原文和看译文的感觉肯定不一样，这种感觉很难用准确的语言来表达。我看满文资料和汉文资料的时候，它们给我的印象就是很不一样。我举个例子，乾 隆朝有个人叫法式善，他是个中层官员，但写了很多笔记类的书。他的名字来自满文的“Faxxan”，意思是用功努力。乾隆皇帝看他很用功，就赐给他这么个 名字。如果不懂满文，法式善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讲就没什么意义。还有个例子，大清国的“清”字，后人觉得明朝的“明”有日、月，属火，而“清”属水，水灭火。而且“清”听上去也很好听。如果看满文资料的话，会发现“大清国”的满文是“Daicinggurun”，“gurun”就是 国，“Daicing”是战士的意思，大清国就是战士国，这个词来自蒙语。汉人觉得“大清”好听、吉祥，但是满洲人和蒙古人一听“大清”，就会觉得热血沸 腾要打仗。如果不看满文资料，这些平时不会注意的细节就会积累得越来越多，慢慢地就无法看到清朝的另一个面貌。

　　满语的历史并不长，词汇量也有限，满文能够应付特别复杂的问题的讨论吗？

　 　欧立德：有办法可以讨论复杂的问题，当然满语的词汇不如汉语多，毕竟历史很短。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满人使用汉语变得越来越方便。但语言的 局限并没有妨碍他们组织管理这么大的政体，满文文献的词汇很接近白话，不像汉文的公文那么正式。我在哈佛开一门课，专门教学生怎么读汉文公文，这个是要受 专门训练才能看懂的。看满文资料则不需要特别训练，官方满文和非官方的满文区别没有文言白话那么明显。朱批奏折上的皇帝批语，有时候非常口语化，雍正尤其 如此。你读上去的感觉像在看书信私聊，很随便。这又回到了前面讲的翻译问题，翻译者常常因为是皇帝说的话，就会特意选择非常正式的词汇，没有反映满文原来 的面貌。这样的话就失去了一些信息，对史学家来说，我们要尽量避免这样的缺失。

　　到了清末，很多满族贵族都不会说满语了，是什么原因呢？

　 　欧立德：后来很多人可能只会读，但不会说，或者只会说几句话。十九世纪末的确有这样的情况，很多中外的记载都可以证明。这里面的原因很多，我想其中一个 原因是汉文化本身很有魅力，它的历史悠久，如果你要欣赏唐诗宋词明清小说这些文学作品，就必须掌握汉语。一旦进入了汉语文化圈以后，你就会想留在里面。我 自己也是如此，虽然我进入的层次还是非常肤浅，但能够感受到整个汉文化的吸引力。从满人的角度去考虑，他们肯定也想拥有这么丰富、悠久的文化，成为它的一 部分。自清代早期开始，就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汉文化令满人的生活更丰富、更美，令他们更满意。但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过程形容为“汉化”，这是另一个问 题。

举个例子，子弟书是满洲贵族和一般旗人在北京很喜欢的一种娱乐，绝大多数子弟书都是汉文的，极少是满文的。但根本上说它是一种旗人的艺术，对北京以外的汉 人来说不是那么容易理解。满洲人用汉人的鼓词，然后加入了很多自己的创造。我不喜欢“汉化”这个词的一个原因，是它好像把所有的东西都归纳为一体，好像文 化精髓始终如一没有变化。旗人虽然吸收了中国文化，但他们还是保留了特殊的自我认同，即便他们说汉语，用汉语唱歌，写书法，画画，听京戏，也不等于他们就 认为自己是汉人。他们没有这样想过，汉人也没有把他们看成汉人，旗人和民人之间的区分是很明显的，这种差异甚至持续到辛亥革命以后。

您是不是主张使用“涵化”这个概念代替“汉化”？

　　欧立德：“涵化” （Acculturation）是新发明的一个词，我以前读书的时候还没有，所以可能需要说明一下。“同化”和“汉化”表示完全变得跟汉人一样，如果用 “同化”，就谈不上满汉差异、旗民区别了。比如北魏的拓跋人，他们的确是被同化了，这个民族后来就渐渐消失了。孝文帝主张用汉名，穿汉服，把首都从大同迁 到洛阳，这是他有意识地采取的措施，为了强化北魏政权的合法性。结果就是拓跋人和他们之前讨厌的“汉儿”之间的区别慢慢消失了。清朝如果没有出现民族国家这样的概念，也可能会发生类似的现象。 但在民族国家观念的影响下，清末时候很多汉人觉得不应与满人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而且在满人入关时，汉人就觉得他们是夷狄，没有合法性。“涵化”的概念指我 可以吸收你的很多东西，但不代表我的认同也被你同化了。如果你问我家里人，他们肯定说我自己就被涵化了，老是看中文书，讲中文，炒中国菜，交中国朋友，老 往中国跑，但是他们不会说我被汉化或者同化了，我毕竟还是美国人，是个涵化了的美国人。

　　满人不与汉人通婚，是不是他们保留族群认同的一种方式？

　 　欧立德：我想可以这么说。这个问题比较奇特，因为到了慈禧太后的时候，她允许或者说鼓励旗人和民人通婚，有人据此推测，是不是这说明以前禁止旗民通婚。 但是我们找不到任何一条史料很明确地表示不能通婚。一般的旗人没有具体说法，但看起来异族通婚还是很罕见的情况。皇帝如果要娶汉族女子为妃，那肯定是在八 旗内的汉军里找，不可以娶民人。旗内婚娶都要通过正式的程序，需要得到佐领的批准。我记得好像看到过一条记载，皇帝说最好是满人与满人结婚，蒙古人与蒙古 人结婚，汉军和汉军结婚，免得有摩擦和冲突。而满族宗室的孩子往往与蒙古贵族通婚，这个问题很多人研究过。

如果满人后来也不说满语了，也不骑射了，那么他们靠什么来维持认同呢？

欧立德：这就是关键问题。清末满洲人的认同还是很强，但是认同的基础好像没有了。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认同这个东西是很微妙的，而且它也一直在变，这个道 理大家应该都同意。如果看十八世纪的满洲人标准，你必须会说满语，会骑马射箭，生活要朴素，如果是男人就得有大男人的样子。这些都有历史记载，皇帝和官员 在管理旗人生活时常常会强调这些价值，坚持满洲人的旧道古风，用满语说就是他们的“fedoro”。如果不保持这些价值，就会倒霉。这是以金朝为鉴，乾隆把金朝世宗皇帝的话刻在碑上，放在全国每一个八旗驻防里，让他们知道如果不保留满洲特色的话会怎么样，作为一种警告。但这些价值最后还 是没有保留下来，留到最后的是八旗制度里的生活方式。住在驻防里，吃皇粮，旗人拿个一官半职很容易，不用参加科举，还有些满缺职位是专门给满人的，比如翻 译之类的工作对旗人就很容易。慢慢地这种生活方式就成了旗人的特征，他们有经济、法律上的特权，住宅区也跟汉人隔离，名字也不一样，没有姓氏，满人妇女不 缠小脚，发式也不同。如果看朝鲜人或者西方人到中国来的游记之类的资料，他们会注意到，如果四五个汉人坐在一起，这时一个旗人进来，气氛就会有变化，汉人 会觉得有点不自在。特权成了满族认同的一部分，老舍没写完的小说《正红旗下》里面就讲，清末当一个旗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向别人借钱很容易，不借钱就不是 旗人，听京戏遛鸟都是典型的旗人生活习俗。所以说认同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化，十八世纪初到二十世纪初定义一个旗人行为的变化是很大的。然而总有些行为定义 了你是一个旗人，你身边的人也都知道。各地的驻防到了清末都说汉语，但是北京腔的汉语。如果清末民初你在福州突然听到一口北京腔的汉语，那肯定是旗人。

　　近些年国内学界对满文档案的重视程度正在增加，甚至有些地方还专门成立了满文研究机构，您觉得他们这是受到了美国学界尤其是新清史学派的压力和启发么？

　 　欧立德：去年5月在人民大学清史所新成立了满文文献研究中心，这很让人高兴。但为什么到现在才有呢？有人跟我说了一个原因，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2010年8月清史所开了一次清史研究大会，我发言时用满语说了几句开场白，在场的没有多少人能听懂。据说有人感觉到了压力，老外能说满文，我们却不会， 所以决定要办满文文献中心。我不太相信这个故事，但如果我的发言对满文中心的成立有任何微小的影响，我会感到十分荣幸。新清史提供了一些新的角度和想法， 谁对谁错到最后也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共同探讨问题。像我这样研究清史的美国人，其实主要听众还是在中国，如果这里的人愿意花时间读我们的研究，实在是一 大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