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曾在校园里逛了一圈,迷路了,找不到原来熟悉的小道和教室。到处都是楼房和人,从前通透惬意的安静读书环境已经是昨日的秋水伊人。离开时带走的是一片惆怅。
最近,有报道说我读书时曾经住过几年的宿舍被列为市的传统风貌建筑。上网看了看,几十年过去了,好像变化不大,只是朝北的那边原来的篮球场和小礼堂,现在让别的楼房和停车场给占了。可是这幢楼好歹是硕果仅存的几幢能唤起我们回忆的建筑,记得有一次为了改善居住的条件还捣腾了一场小风波,我们班男生宿舍也因此“奢侈”了一把。
当年读书时住的宿舍基本是按专业安排的,一般都是每间房八人四张上下铺的床,挺挤的。我们班20个男生,有三间。其中有一间在长廊的最东面,比较小且因只有三个面东的窗户,因此只住六人。别的房虽说有两扇南窗,房里八人加桌椅,外地来的同学行李多,周围都塞得没什么多余的空间。
在亚热带,伟大的太阳能尽情地挥洒它对唯一有生命行星的偏爱,特别是夏季,让它晒着可是毫无诗意可言的。估计,创造出那道广东名菜“烤乳猪”的灵感多半与此情景有关。因在太阳下,那实在叫”烤“比叫”晒“更合适。夜里,在30多摄氏度,加上湿度高达80%的天气里睡觉,那可是有点档次的技术活。通常先得去冲个痛快的凉水澡,然后给宿舍里发烫的地面重重地洒上水,再抡起葵扇,就是像齐天大圣的大嫂秘藏的那种扇子,猛摇一阵,才能入睡。幸亏那岁数不知道失眠为何物,一觉到天亮后,那凉席上常能看到一个被汗浸透的人形。那时别说空调,连电风扇都是奢侈品。记得要是运气好家里有侨汇,存到一定数量的侨汇券才能到友谊商店里花上一两百块买到一台。
这又挤又热的环境让人有图变之意。
一年之后,机会来了。隔壁有毕业班的房间腾出来了,准备给新生住。可是如何多占一间房还要名正言顺,也就是合法地占领,是有讲究的。学校的宿舍不是谁想搬进去就可以搬进去的。
计划经济时代,一萝卜一个坑什么都按“组织”的安排早就定下来了。像我们学生入学时就是按四年以后的需求定下来的,包括专业和人数。所以那时高考过了分数线后,上什么大学选什么专业是一门颇为深奥的对策运筹学,多半要花点心思建立一个将来可能的选择矩阵,平衡优劣才能最后定下来。比方说那时部属院校是要比市属院校要高一档次的,但毕业有全国和市内的分配的不同,所以高分的考生宁可报考市属院校也不往高档部属院校里奔。因为那时一旦“组织”在毕业时把你发落出去,基本上就要在某个地方,某个机构,一辈子从事某种工作。
虽说在文革后,人们对那个至高无上的,无所不能的,无所不在的,无所不知的“组织”已经失去了认同感,但那仍然是个难以抗拒的体系,我们以后的一生的命运都捏在“组织”的手里,等闲人是不敢随便造次。比如这种非分的想弄多一间宿舍的想法就是公然向“组织”叫板,谁想试试,不用等到秋后,那笔账就能算得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可是我们班里有不怕秋后算账的,那就是几个来自港澳的同窗,他们都是要特加呵护的“统战对象”,毕竟“统战”是很有来头的国家大政。而且那时不单没有“国安法”连“基本法”都没有问世。“组织”的法力还施展不到香港同胞身上。党和国家领导每天还忙着给同胞们发“马照跑,舞照跳”的定心丸。
老人家当年有一精辟的论断: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夺取政权的三大法宝。可见这“统战”的地位之尊。我们多年受他老人家的思想熏陶,也讲究活学活用,分析一下,这“法宝”既然可以用于夺取政权,那用来改善一下我们局促的空间未尝不可。
世人和神仙的德行都一样,君不见孙行者盗得金角和银角大王的法宝后,他老哥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试一试。我们也一样,领悟到老人家的思想精髓以后,就有点技痒,权当就是牛刀小试的革命实践吧。
我们认定了“组织”法力是没法施展到港澳学生的身上的,他们也不像国内同学那样有诸多一辈子生活在体制中的顾忌和约束。而且因为“统战”的关系,组织对他们会很通融照顾的。再说在那个环境里,先造成事实让人认可比费唇舌让人认可你的需求更有可行性。
于是,按预定的计划,几个来自港澳的同学先搬进了隔壁一空房子,接着几个国内的同学也很“无辜”地被“境外势力蒙蔽”着跟着搬了进去。骤然得一豁亮空间,挺高兴的,几个平时挺懒的居然还捎带把“新居”打扫干净。不过,这是一个没有通知官方,当然也没有官方认可的行动。
我周末回家,星期天夜里回校。那时的信息载体是面对面的语言,而不是手机,微信,网络之类的工具。只是回来听班里同学报道好像事闹大了。
因非法占房而来的问罪之师的阵容不小,至少我听到的名字有学院的院长,系主任,教授,学生秘书,班的政治辅导员,估计硕士答辩的阵容也不过如此。顺带解释一下,八十年代初,中国还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列里,读大学就不多,硕士更没几个的,不会像现在那么辉煌厉害凡是当个官都带博士光环,最不济也是党校在读博士生。
像原先估计的一样,领导们很有风度地,委婉地谴责这种非组织行为,并且话中有话地敲打其中的国内的同学,当然就包括提示将来的毕业分配时会有的某种影响。结果这几个哥们很技巧地回话说他们是不了解内情地跟着搬,顺带投诉那间像蒸笼一样的东房也确实令人生畏,建议让不同的专业去轮着住一下。领头的香港同窗也出来扛事了,说老房里挤得行李箱都要摆到床尾没法伸脚,有一人还因条件艰苦而得了病。几个回合下来,领导松了口,在另一楼里安排了一房给三个香港学生。我们原来的居住空间松动了,那个一晚上热得能把唐僧师徒四人一屉给蒸熟的东房只安排住四人。我搬了进去,住了两年。后来我们根据热力学的转导和辐射原理做了一点可以降温的改善,不过那是后话了。
这结果皆大欢喜,大家都找到台阶。这场房事风波起于青萍之末,止于草莽之间。也幸亏那时的人想像力还没有面向世界的宏大气概,不像现在凡是组织不喜欢的事皆可归咎于“境外势力” 或“阴谋”,还捎上个“虽远必诛”的特色礼品。
改变处境,化解难堪还是需要一点智慧的,不是吗?
备注:写完了,有校友提醒,图一照片中的宿舍是和我们宿舍结构相同,但我们学院的宿舍是坐落在另一院子里,好像还没拆。奇怪,风貌建筑的牌没挂上我们的老宿舍,厚此薄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