琐忆，“文革”拾遗（5）

十二

1966年我们小学毕业后就是“停课闹革命”，整个国家疯狂地追随着每一项“最高指示”折腾。到1969年后，按“继续革命”战略部署，我们小学文革中毕业的三届同学就填进广州近郊工业区里的一间文革前归为三类的中学的初中一到三年级里“复课闹革命”。我们分配去的广州第44中学，同学中多是来自附近工厂职工和菜农家庭，当年，他们是被归为社会中的“红五类”，指定为共产党“红色基因”的携带者。不过到目前为止，好像这种人家出身的人要进入权力阶层作“共产主义接班人”似乎仍然是遥遥无期之数。

其实按就近入学的原则，我们小学的毕业生去华师附中（当时叫61中学）是距离最近的，但当政者显然是有忌讳的，因为华师附中附近有好几间的院校，如果就近安排进中学，一大帮来自当局极其排斥的家庭背景的“狗崽子”和准狗崽子可能去到同一学校，用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立场来审视，这可能会形成潜在的威胁，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所以我们就得去那间更远的中学里混日子。

那种入学安排只是一种过渡性的措施，就是让这一辈未成年人等到15岁后就够标准可以送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为了实施这种不可言喻的部署，当局还是迫不及待地将六年制的中学改为四年制。按全国学解放军的要求，每个年级称为连，每个班级称为排。比方初中三年级第2班就叫三连二排。

那时的学校里并不传授文化知识，我初中的数学知识是知道了正数和负数，物理学了杠杆原理，化学是知道了水的分子式，英语会说“Long Live Chairman Mao”，但拼写不出Chairman这个英文单词。当局倒不在乎知识和文明的断层，而只需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学校就是为加工生产这种“人民群众”的而设立的流水线。

我们小学同学被分到不同的班里，因为家庭背景是显得颇为另类。在我那个班里，有一个文革前读书老是留级的，我们戏称之为“逢二进一”的“革命干部子女”是学生干部，很赏脸地把我们几个来自“臭知识份子”家庭的同学贴上“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标签。和纳粹一样，在一个社会中划分出政治贱民最能让统制者享受到社会地位提升的优越感和可以欺凌人的快感。

那时来了一批“手把文书口称敕”的要“领导一切”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每天都安排各种政治洗脑活动。“忆苦思甜”就是一种他们很趁手的用于制造和煽动仇恨的工具。像现在娱乐选秀节目一样，让表演者编织难辨真伪的 “卖惨”博取同情，然后收获对政敌的愤怒，引导民众对现政权的感恩。当然，对现政权时期那些无休止地残害苍生的“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三年饥荒和正在进行的“文革”是不能包括进“忆”和“思”的范畴里的。

一次，我们被安排去学校礼堂里听一重量级的“忆苦”。礼堂在经过“革命造反”的洗礼后是没有椅子的，窗户是没有玻璃的。一般去开会就是席地而坐的，一开完会站起来就是一片拍裤子尘土的声音。但这回请来的主讲听说以苦大仇深感人而名振一方，而且这苦好像不是一，两节课的时间里可以诉完，坐两小时地板不是谁都能熬得住的。所以我们得带着凳子去礼堂受教育。

主讲人披着外衣上台，姓王。我看了一眼就赶紧在椅子把身子往下缩了缩。我认识他：父亲单位里的一个食堂职工，前国军士兵，被俘后成为解放军士兵，受伤后退役。文革前不是在总务科就是食堂打杂，看见人老笑嘻嘻的，一只还没浑浊的眼总是带着红色的血丝，却能一眼就认出我们这些小孩的父母是谁。文革开始后，对“牛鬼蛇神”呵斥和动手的，这姓王的身影是从不缺席的。

开讲了，大概是说他在河南老家时都受了什么苦，为了有渲染效果，他还得带着哭腔来倾诉。我敢肯定，表演了这么多场后，他的眼睛是不会真有眼泪的。听着一中年男人拿腔拿调高声喊话，就有种滑稽感。老实说，演讲者那口河南土话的意思能猜出两三成就不错了。听不听得懂另说，现场已经有女生开始也趴在前排的椅子背上，看见肩膀一抽一抽的。很快就听到抽泣声和擤鼻子的声音此起彼伏。一个前排的女生在地上已经能看到不知道是眼泪还是鼻涕的一摊水了。

我们几个来自同一小学的男同学凑巧坐在一排，也先后脸朝下地趴在前排的椅背上。对这种“忆苦”毫无共鸣是肯定的，脸部表情是不能落人把柄的。记得刚入学不久就让那个有一双阴冷蛇一样眼睛的年级负责人（那时他的职称是“连长”）盯上了，屡屡在年级大会上影射挑拨“一些同学看不起工农子弟，没有阶级感情，跟他们家庭一样，不投身到用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的运动”。

这种场合，需要表现出同情，悲哀和愤怒。过了很多年以后我们才知道做学术答题有一种叫“Multiple Choice”的选择方式。我们当时偏偏是做了最“错误”的选择。听着台上表演者用做作的腔调讲很难听懂的故事，而台下的听众很悲切地认可他们其实并不明白的情节，我们都糟糕地感到想笑，并且这种感觉居然在我们几个人之间不可收拾地传递着。拼命想忍住笑，结果还是没成功。恐怕这也是公共认知：要把笑在公众场合之间隐藏起来绝非易事。更要命的是如果被人检举，我们“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身份可能因此骤变为仇视革命的敌对阶级的“孝子贤孙”。幸亏我们也像其他人一样脸向下地趴在前排的椅背上，用咳嗽来掩盖憋着的笑意，用手巾捂着下死劲才没咧开嘴笑的脸。顺带说说，那时纸巾的发明者可能还没问世，人们都用手巾或报纸擤鼻子。就这样，在一大片趴在椅背的后脑勺中，在一大片仿佛都在抽动的肩膀中，监视者和告密者无从分辨悲喜的个体。

会后，我们几个没心没肺地站在礼堂外聊着看到的各色大会观感，一个女同学走过来，看起来她在刚刚受教育时哭得挺像那么回事的，找我们搭话：“挺惨的？” 我们都很同情地看着她手上那条可能含有眼睛和鼻子分泌液的湿手绢，异口同声地赞同她的看法。前些年在小学同学微信群里了解到，这位女同学初中毕业时主动申请去接受“再教育”，而且她认定那是一段“青春无悔”的激情岁月。

想想《皇帝的新衣》那个寓言，我们不难悟到：有些人的社会存在是需要仰赖谎言和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