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芳草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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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作者：徐 方
引子：原以为那些发生在四十多年前的往事，早已为人们所淡忘。没想到昨天贴了《文革奇遇：认识顾准》一文，引起网友们的热烈反响，先后收到多条“悄悄话”。除了表示敬意外，还问起我母亲的情况，为此觉得有必要谈一谈。
母亲张纯音出身于书香门第，1943年考取上海交通大学财务管理系。1956年经郑振铎推荐，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时年29岁。
母亲与顾伯伯相识于一九六二年。顾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四年后摘掉帽子再次来到经济所。在此之前，母亲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驳斥顾准关于价值规律的修正主义观点》，批判顾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刊登在《经济研究》1957年第6期上。当时母亲很年轻，三十多岁，属于进步青年一类。文章是上面布置写的，写好之后，刘泽曾、桂世镛、张卓元等人还在后面署了名。
六二年的经济所办公地点在经委大楼，管理得相当好，整洁而有序。母亲所在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木制白色单人床，上面铺着雪白的床单，供研究人员午休用。顾在后勤人员的陪同下，到各办公室转转，跟大家见见面。他走进母亲的办公室，环视了一下房间，高兴地往床上一躺，说：“哈，没想到我这个穷小子一跤跌到了青云里！”当别人介绍说：“这位是张纯音同志”时，他说：“哦，你就是张纯音啊！告诉你，我还是坚持我那篇文章的观点。”母亲年轻好胜，回了一句：“我也坚持我那篇文章的观点”。不过，通过接触，她逐渐认识到顾伯伯这个人非同凡响，为他那渊博的学识所折服，跟他成为好友，直到他去世。从干校回来后，一次他们回忆起这段往事，顾说：“咱们真是不打不相识啊！”
母亲是个仗义豪侠的人。她交友只看重两条：一是德，二是才。绝不因朋友的荣辱升降而有所改变。文革期间，孙冶方、骆耕漠等德高望重的学者挨整，她曾多次暗中帮助过他们。文革初期，顾伯伯受到更大的冲击，被隔离审查，存款冻结，每月只发给二十元生活费。母亲想到他既要吃饭，又要抽烟，经济上一定非常拮据。于是趁没人的时候，偷偷在他办公桌上放了八十元钱。当时八十元不是一个小数目，接近她一个月的工资。从干校回来后，顾的经济状况略有好转。一次他拿出八十元，说：“这钱还给你。”母亲觉得奇怪：“你怎么知道那钱是我放的？”他说：“我当然知道，除了你不会有第二个人。”他还说：“这钱真是及时雨，须知当时我险些没钱吃饭了。”
69年底，经济所下干校，母亲继续暗中与顾伯伯来往，这在当时是非常危险的。她曾提到这样一件事：7１年林彪事件发生后，先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党内高级干部传达，然后是党内普通干部，最后到一般群众。但对“牛鬼蛇神”还是保密。一天母亲为送弟弟回京，须将一只箱子送到火车站托运。她自己弄不了，请所里派人帮忙，结果派来的人恰好是顾伯伯。顾拉着一辆架子车，把箱子放在上面。他们在路上边走边聊，母亲趁此机会把林彪事件跟他讲了。他说：“我对党内派系斗争的来龙去脉很清楚，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
顾伯伯生前和母亲是无话不谈的挚友，他的思想、学术观点、乃至人生观对母亲无不产生重大影响。
他们曾谈到对中、西医的看法。顾说：“尽管我父亲就是中医，但还是不相信中医能治病。”可是74年11月，顾伯伯被诊断为晚期肺癌，西医已束手无策。绝望之下，林里夫伯伯找到一位自称能治此病的老中医。那人架子很大，一定要有小汽车接送，否则不肯出诊。当时还没有出租车，更没有私人汽车，母亲他们都是平民百姓，不可能有公家配给的车。她说：“我当时真恨不得给那姓李的老中医跪下。”后来还是骆耕漠伯伯找他的老战友陈易，解决了车子问题。药煎好后，母亲端给顾伯伯说：“把这药喝了吧，对你的病有好处。”顾苦笑了一下，叹了口气：“唉，盛情难却！”接着便一饮而尽。尽管他根本不相信中药能治他的病，可是为了不拂逆老朋友的一片好心，不使他们过于失望，还是勉强把药喝光。
顾伯伯最后的日子是在协和医院度过的，同病房还住着人民艺术剧院著名导演焦菊隐。焦先生患的也是晚期肺癌，他是个乐观的人，时不时以自己的治疗过程为例，给顾伯伯打气。母亲也从旁安慰：“现代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说不定哪天就会有办法治你的病。”可伯伯却摇摇头说：“我心里很明白，这次得前门进，后门（指太平间）出了。人类征服疾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你看，《圣经》里面描述，耶稣摸了麻风病人，那人就好了。这故事说明，当时人们多么渴望有办法治愈麻风病。可是，两千年过去了，这种病还在危害人类健康。至于癌症……”母亲事后哀叹：“顾准这个人头脑太清楚了，连安慰他都很难。”
顾伯伯在病重期间曾对母亲说：“我们的友谊很纯啊，今生我是无法报答你了，日后定‘衔环结草’”。两年后，母亲把这事讲给我听。我不懂“衔环结草”是什么意思，她解释说：这是两个典故，意思是对生前有恩于自己的人，死后变成鬼去报答他。
从上述事情可以看出，母亲对顾准的认识、了解是有一个过程的。不过，早在“文革”前就能认识到顾准超人的才华、高尚的品格，并冒着受牵连的危险，跟这位两度戴上右派帽子、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倒霉蛋”做朋友。在精神上支持他，在生活上照顾他，这在当时可以说极其难能可贵。母亲与顾伯伯的友谊是建立在思想上高度理解、精神上高度沟通的基础上的，是不掺杂任何功利因素的。
母亲于1990年患癌症去世。
——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母亲张纯音出身于书香门第，1943年考取上海交通大学财务管理系。1956年经郑振铎推荐，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时年29岁。
母亲与顾伯伯相识于一九六二年。顾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四年后摘掉帽子再次来到经济所。在此之前，母亲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驳斥顾准关于价值规律的修正主义观点》，批判顾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刊登在《经济研究》1957年第6期上。当时母亲很年轻，三十多岁，属于进步青年一类。文章是上面布置写的，写好之后，刘泽曾、桂世镛、张卓元等人还在后面署了名。
六二年的经济所办公地点在经委大楼，管理得相当好，整洁而有序。母亲所在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木制白色单人床，上面铺着雪白的床单，供研究人员午休用。顾在后勤人员的陪同下，到各办公室转转，跟大家见见面。他走进母亲的办公室，环视了一下房间，高兴地往床上一躺，说：“哈，没想到我这个穷小子一跤跌到了青云里！”当别人介绍说：“这位是张纯音同志”时，他说：“哦，你就是张纯音啊！告诉你，我还是坚持我那篇文章的观点。”母亲年轻好胜，回了一句：“我也坚持我那篇文章的观点”。不过，通过接触，她逐渐认识到顾伯伯这个人非同凡响，为他那渊博的学识所折服，跟他成为好友，直到他去世。从干校回来后，一次他们回忆起这段往事，顾说：“咱们真是不打不相识啊！”
母亲是个仗义豪侠的人。她交友只看重两条：一是德，二是才。绝不因朋友的荣辱升降而有所改变。文革期间，孙冶方、骆耕漠等德高望重的学者挨整，她曾多次暗中帮助过他们。文革初期，顾伯伯受到更大的冲击，被隔离审查，存款冻结，每月只发给二十元生活费。母亲想到他既要吃饭，又要抽烟，经济上一定非常拮据。于是趁没人的时候，偷偷在他办公桌上放了八十元钱。当时八十元不是一个小数目，接近她一个月的工资。从干校回来后，顾的经济状况略有好转。一次他拿出八十元，说：“这钱还给你。”母亲觉得奇怪：“你怎么知道那钱是我放的？”他说：“我当然知道，除了你不会有第二个人。”他还说：“这钱真是及时雨，须知当时我险些没钱吃饭了。”
69年底，经济所下干校，母亲继续暗中与顾伯伯来往，这在当时是非常危险的。她曾提到这样一件事：7１年林彪事件发生后，先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党内高级干部传达，然后是党内普通干部，最后到一般群众。但对“牛鬼蛇神”还是保密。一天母亲为送弟弟回京，须将一只箱子送到火车站托运。她自己弄不了，请所里派人帮忙，结果派来的人恰好是顾伯伯。顾拉着一辆架子车，把箱子放在上面。他们在路上边走边聊，母亲趁此机会把林彪事件跟他讲了。他说：“我对党内派系斗争的来龙去脉很清楚，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
顾伯伯生前和母亲是无话不谈的挚友，他的思想、学术观点、乃至人生观对母亲无不产生重大影响。
他们曾谈到对中、西医的看法。顾说：“尽管我父亲就是中医，但还是不相信中医能治病。”可是74年11月，顾伯伯被诊断为晚期肺癌，西医已束手无策。绝望之下，林里夫伯伯找到一位自称能治此病的老中医。那人架子很大，一定要有小汽车接送，否则不肯出诊。当时还没有出租车，更没有私人汽车，母亲他们都是平民百姓，不可能有公家配给的车。她说：“我当时真恨不得给那姓李的老中医跪下。”后来还是骆耕漠伯伯找他的老战友陈易，解决了车子问题。药煎好后，母亲端给顾伯伯说：“把这药喝了吧，对你的病有好处。”顾苦笑了一下，叹了口气：“唉，盛情难却！”接着便一饮而尽。尽管他根本不相信中药能治他的病，可是为了不拂逆老朋友的一片好心，不使他们过于失望，还是勉强把药喝光。
顾伯伯最后的日子是在协和医院度过的，同病房还住着人民艺术剧院著名导演焦菊隐。焦先生患的也是晚期肺癌，他是个乐观的人，时不时以自己的治疗过程为例，给顾伯伯打气。母亲也从旁安慰：“现代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说不定哪天就会有办法治你的病。”可伯伯却摇摇头说：“我心里很明白，这次得前门进，后门（指太平间）出了。人类征服疾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你看，《圣经》里面描述，耶稣摸了麻风病人，那人就好了。这故事说明，当时人们多么渴望有办法治愈麻风病。可是，两千年过去了，这种病还在危害人类健康。至于癌症……”母亲事后哀叹：“顾准这个人头脑太清楚了，连安慰他都很难。”
顾伯伯在病重期间曾对母亲说：“我们的友谊很纯啊，今生我是无法报答你了，日后定‘衔环结草’”。两年后，母亲把这事讲给我听。我不懂“衔环结草”是什么意思，她解释说：这是两个典故，意思是对生前有恩于自己的人，死后变成鬼去报答他。
从上述事情可以看出，母亲对顾准的认识、了解是有一个过程的。不过，早在“文革”前就能认识到顾准超人的才华、高尚的品格，并冒着受牵连的危险，跟这位两度戴上右派帽子、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倒霉蛋”做朋友。在精神上支持他，在生活上照顾他，这在当时可以说极其难能可贵。母亲与顾伯伯的友谊是建立在思想上高度理解、精神上高度沟通的基础上的，是不掺杂任何功利因素的。
母亲于1990年患癌症去世。
——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评论
茅斌骚客
2013-09-03 06: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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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话
好故事，请继续。
中关村人
2013-09-02 17:5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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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话
在那个年代能这样,真不容易!赞你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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