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科菲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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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普罗科菲耶夫的音乐。
尼古拉·梅特纳:
如果说这就是音乐,那么,我就不是音乐家。
尼古拉·米亚科夫斯基:
只要谱写这样的音乐,就值得活在这个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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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普罗科菲耶夫的印象是矛盾的。他对我来说,既非常熟悉又极为陌生。普罗科菲耶夫可能是我最早聆听过的俄罗斯音乐家,原因当然是他的那部《彼得和狼》。这可能是儿童音乐世界中最伟大的古典音乐了,而给孩子写交响乐恐怕也只有俄罗斯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收音机中听到过《彼得和狼》。 “清晨,少先队员彼得打开后门,来到空旷的绿草地上。在一颗高高的树上,有一只小鸟。……”当然是伴随着成人给孩子讲故事的那种装腔作势的生动的讲解。如果有人把你当成孩子,这意味着把你傻瓜了。说实话,我小时候对于《彼得和狼》一点也不感兴趣。中学时,我又听到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二小提琴协奏曲,这次我一下子爱上了这部作品,它成为我的最爱之一。后来又听到了他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三个橙子的爱情》,《老祖母的故事》,大提琴、小提琴、长笛的作品,还有许多钢琴曲,他的钢琴曲是当今年轻钢琴家最常演奏的作品,这些都成为了我的最爱之一。可尽管如此,这么多年来我对普罗科菲耶夫的了解却为零。现在要写关于他的评论,才意识到一片茫然。他对于我是如此模糊,甚至连误解都谈不上。于是我先去网上找了些中文资料,然后又找英文,最后又去淘宝买他的传记,先买了一本,然后,又买了一本,最后,全都买下来了。幸好一共只有三本。当然,我并不是想说我小的时候早慧,而今天生活得严肃认真。相反我是一个智力非常平庸的孩子,所以很多当时的动画片比如《大闹天宫》以及后来风行的日本电视剧《阿童木》对我都有着强烈的吸引力,现在我还能愚蠢的哼唱出铁臂阿童木的主题歌的旋律和开头几句:“越过辽阔天空,啦啦啦飞向遥远群星, 来吧,阿童木,爱科学的好少年。”。所以,把孩子当成傻瓜和把傻瓜当成孩子都是有道理的。但是,纳塔利亚·萨茨回忆《彼得和狼》的创作过程说:“我一直认为,新的交响乐应当为儿童而作。我希望孩子从上学的第一天,就培养音乐品味,热爱音乐,理解音乐……我决定去说服普罗科菲耶夫接受我的想法,让他成为首部交响童话的作者。……。四天后,普罗科菲耶夫带来《彼得和狼》的钢琴谱。隔壁屋子里有一群孩子,于是我让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去那里,将他的新作演奏给孩子们听。小朋友们全过程没有走神。在他们的要求下,普罗科菲耶夫将结尾部分的进行曲演奏了三遍。”这些简直让我难以相信。这位纳塔利亚·萨茨的隔壁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里的俄罗斯的孩子对古典音乐的理解和兴趣,让我感到吃惊。不过,我想当时如果我也坐在其中,发现大人们的眼光中带着期待着我喜欢《彼得和狼》,那么,我也会变得非常喜欢《彼得和狼》,使劲的鼓掌,当我们中有一个小孩子要求再把最后的进行曲演奏一遍时,我也会大喊着要求再演奏一遍。可惜当年听收音机时,我多半是一个人,总是有些孤单。普罗科菲耶夫回忆,1936年5月2日,《彼得和狼》在莫斯科爱乐乐团的日场音乐会首演,“效果相当糟糕,并未引起太多关注。”今天为了写普罗科菲耶夫而聆听一套他的有几十张CD的选集时,我甚至没有想去重听一下《彼得和狼》。但是,我想今天很多成人听到《彼得和狼》一定会表现出天真的喜悦,认为这部作品生动有趣,而原因或许只是因为今天《彼得和狼》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童话交响乐。而这些成年人,我相信,生活在我的和几乎每个人的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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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普罗科菲耶夫有许多这样的不同的评论。可能是预感到了这样的情况的发生,而这是普罗科菲耶夫最不喜欢的,所以他21岁时就决定开始写自传。因为,他认为如果别人写他必定是不准确的。普罗科菲耶夫是国际象棋的高手,曾在表演赛中击败过国际象棋的世界冠军,他追求精确。
谢尔盖·谢尔盖维奇·普罗科菲耶夫:
我出生于1891年。亚历山大·鲍罗丁已去世4年,佛朗茨·李斯特于5年前离世,威廉·理查德·瓦格纳逝世已8年,捷斯特·彼德洛维奇·穆索尔斯基在10年前永别人间。柴可夫斯基的寿命还有两年半,他已经完成了《第五交响曲》,还未开始《第六交响曲》的创作。
俄罗斯帝国由亚历山大三世统治。列宁21岁,斯大林11岁。
我出生于4月11日(旧历)周三下午五点。刚好是那年的第100天。
切列普宁:
你没有指挥的天赋,不过我相信你的作曲才能,日后你将在各种场合演奏你自己的作品,所以我还是教你指挥。
斯特拉文斯基:
普罗科菲耶夫只能在下象棋时释放最深层次的自我。
佳吉列夫(或斯特拉文斯基):
(普罗科菲耶夫)是绝对的愚蠢。
尤里·图林:
他在家里换衣服时,接到一个电话,我听见他回答:“是的。是的,一定要来。音乐会照常举办。你知道圣彼得堡的臭鸡蛋和烂苹果涨价了吗?他们肯定会朝我扔过来的。”
他在回忆录里写道,交响乐团妨碍了他工作。实际情况则更糟糕——交响乐团公开表达敌意,让他备受折磨。由于乐池内空间有限,两位竖琴师坐在舞台上,恼怒地问他问题,没完没了。他们在自己演奏的间隙用衣服上的宽令(当时流行)捂着耳朵,但是普罗科菲耶夫若无其事,继续耐心专注地与乐队沟通。彩排结束。他一本正经却心满意足地离开了。我焦虑地询问情况,他答道:“一切顺利。”你不得不佩服他的镇定自若。
《彼得堡是公报》:
台上出现了一位青涩的少年,看上去是圣彼得堡国立音乐学院的学生。他就是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他坐在钢琴前干巴巴地敲击键盘,发出尖锐的声响。他的动作像是在给键盘除尘,或是给钢琴试音。观众迷惑不已,有的人甚至怒火中烧,一对夫妇站起来冲到出口出大喊:“听这样的音乐足够让你疯掉!”“他在做什么?取笑我们吗?”音乐厅各个区域都有人愤然离席。
马雅可夫斯基:
现在只有普罗科菲耶夫的音乐能让我亢奋。每当第一个音符响起,立刻生机勃勃——不是艺术形式,而是生命本身,就如山间的潺潺小溪,水流湍急,不禁想一跃入水,大声喊道:“太美好了!再来些,更多些!”
普罗科菲耶夫:
有一天我在房间里写《赌徒》,母亲进来绝望地大叫:“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在钢琴上砸些什么?”
弗洛朗·施米特:
《古典交响乐》(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一首交响乐)让人着魔:它像莫扎特未经出版的作品,优雅流畅,风格鲜明,具有神性的完美;管弦乐好像从水晶喷嘴中流淌而出。作品巧夺天工,精准科学,后人难以逾越。对于普罗科菲耶夫先生这样一位无所不能的艺术家,知识和想象力同等重要。
普罗科菲耶夫:
1918年11月20日,我举行了首场纽约钢琴独奏会。……至于我的演奏,他们说:层次不够鲜明,不过我“有钢铁一般的手指和手腕,发达的肱二头肌和肱三头肌”。
弗朗西斯·普朗克:
我们在巴黎夏沃音乐厅彩排,从1932年6月开始……单穿一件衬衫……后来我们把衣服脱了……最后我们光着膀子,……就像在多维尔一样.
排练结束后,我们走出夏沃音乐厅。谢尔盖上了公交车,用法语跟我说:“一会儿见。”他朝着我挥了挥手。我大声喊道:“给我写信……“但我从未收到过他的来信……他回到苏联,我们从此断了联系。我曾经托朋友给他带了两三次口信,以表善意,但是我再也没有收到过有关他的任何消息。一位苏联的音乐领导曾有一次来到布鲁塞尔,我碰巧见到了他,我告诉他:“听我说,你对我不吝好意,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替我找到普罗科菲耶夫,告诉他我依然喜欢他、仰慕他。”他是否将信息送达?我无从得知……
尼古拉·博纳科夫:
就音乐作品的纯语法而言,普罗科菲耶夫比起我认识的任意一个作曲家都更加小心谨慎。他的手稿字迹自然不如斯特拉文斯基那样完美无瑕(斯特拉文斯基的乐谱就像装饰华丽的手稿),但是出版商对其手稿的评价总是精准无误。普罗科菲耶夫在节拍标记、作品号和创作日期都不会犯丝毫的错误。他的务实习惯不仅渗透在音乐里,也体现在记谱体系中。
我尤其记得,20世纪30年代时,我们一行12人在普罗科菲耶夫那拥挤不堪、烟雾缭绕的公寓里过了整整14天。当时是5月,我们从下午开始打桥牌,一直打到凌晨……
尼古拉·博纳科夫:
在另一场音乐会上,一位著名歌唱家刚刚演唱完几首他的曲目,普罗科菲耶夫指出,她对于他的音乐一无所知,最好不要丢人现眼。他的语言非常粗鲁,让现场的一大群旁观者目瞪口呆,可怜的胖女士不禁落泪。“你看看,”他变本加厉地说:“你们女人,只知道用哭来逃避,却学不会采纳别人的观点,改正自己的错误。”普罗科菲耶夫的直率行为,伤害了周围敏感的职业音乐家、评论家和作曲家,也破坏了他自己的良好名声。结果是普罗科菲耶夫陷入没完没了的争执、宿怨和官司当中,成为树敌最多的作曲家之一。
尼古拉·博纳科夫:
活动冗长且累人,部分部分原因是我们的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点菜、进食和消食上,而且普罗科菲耶夫一家几乎每过一个小时就要为后续安排吵一次架,最后往往以眼泪收场。丽娜想在每个村庄都停下来逛逛,不想错过任何一间教堂、城堡和博物馆,而普罗克非耶夫则只想按照计划走,从一家三星餐厅吃到另一家……他对参观教堂、城堡和博物馆毫无兴趣,称其为“虚假的挖墓游戏”,当他不得不加入我们时,脸上写满了厌恶和沮丧。他参观沙特尔大教堂时,唯一感兴趣的是:“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把雕塑修得这么高,却不会砸下来。”不过,当他手上拿着菜单,得以品尝多种精美菜肴时,他的态度大变,立刻愉悦起来,为我们每个人点当日推荐或本店特色菜,再配上优良的地区餐酒。
普罗科菲耶夫的开车技术拙劣,令我的旅途更加疲惫不堪。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是他第一次开长途车。他过于谨慎,开得非常慢,每次换挡或停车时车子都摇摇晃晃。所以我们坐在新的迷你四座车上,以20英里的时速,沿着法国的道路缓缓前行。他已经按照行车速度计算好每段路程所需的时间,并提前计划好所有的停靠点。我们必须整点到达每个地点,再整点离开……
尼古拉·博纳科夫:
普罗科菲耶夫为人粗鲁无礼,性格暴躁,但好处是他因此而获得了真挚长久的友谊。普罗科菲耶夫的天性决定不会撒谎,他甚至说不出最常见不过的客套话,如果他不欣赏一部作品,他根本不会昧着良心说:“这首曲子真动人。”如果有人给他听一部新作品,他也不会缄默不言,甩脱评论的责任。恰恰相反,他会真实表达自己的全部想法,大谈特谈作品的缺陷和特点,给出改进作品的宝贵建议。如果人们能够包容他偶尔粗暴的行事风格,并愿意接纳他的坦率之言,他们也就收获了一段无价的友情。
普罗科菲耶夫:
在一个偏远小镇上,在场的300名社团成员想和我们握手。接下来的仪式是这样的:每一名社团成员来到干事面前,说:“我是史密斯先生。”主席对着我说:“向你介绍史密斯先生。”接着我握住他的手,:“很高兴见到你,史密斯先生。”然后史密斯会说:“很高兴见到你,普罗克非耶夫先生!”接着轮到我的妻子。这时,琼斯先生再走上台来。如此往复,重复300遍!
米亚科夫斯基:
1934年4月11日14日,交响歌在莫斯科的首演是一场显而易见的灾难,据米亚科夫斯基回忆:“毫不夸张地说,大厅里只响起了三声鼓掌。”苏联音乐杂志警告说,苏联观众永远也无法接受这样忧郁的抽象音乐。
加林娜·乌兰若娃:
我记不得第一次见普罗科菲耶夫是什么时候了,只是有个印象,在《罗密欧与朱丽叶》排练中途,我看到大厅里有一个高高大大,看似严厉的男人,他对于自己所见的任何事情都表达出强烈的不满,尤其是对艺术家们。他就是普罗科菲耶夫。我听说,在作品刚刚开始制作时,拉夫罗夫斯基和普罗科菲耶夫就音乐本身有过激烈的争吵。拉夫罗夫斯基认为,芭蕾舞剧中的音乐内容不够,撑不起整首作品,作曲者必须添加内容。而普罗克非耶夫倔强的回答道:“我写的音乐恰恰好够用,我不会增加一个音符。芭蕾舞剧本身就是完整的,你爱演不演?
里赫特:
普罗科菲耶夫希望由我来演奏他的新奏鸣曲。他才刚回莫斯科,还待在国家大饭店。我去找他排练。他孤身一人,房间里有一架钢琴,但一开始我们就发现踏板坏了。普罗科菲耶夫说:“那又怎样,修一修……”我们钻到钢琴下,鼓捣了一会儿,还不小心撞到了彼此的脑袋,眼冒金星。普罗科菲耶夫后来回忆称:“至少踏板修好了,不是吗?”这首奏鸣曲的首演在工会大厦十月大厅举行,由我担任首位演奏家,演出大获成功。
斯特拉文斯基:
普罗科菲耶夫同音乐思想家相反,他在音乐创作中表现得令人吃惊的天真、质朴,头脑简单,他对音乐的判断大多局限于空洞的套话,而且错误不少。
肖斯塔科维奇:
普罗科菲耶夫和我从来没有变成朋友,原因大概是他并不爱保持友善关系。他是一个冷酷的人,对除自身和音乐之外的任何事物都不感兴趣。我讨厌别人拍我的头,普罗科菲耶夫也不喜欢,但是他纵容自己在他人面前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他最常将两句话挂在嘴边:第一句是“真有意思”,用于评价身边的一切事物,从人物、事件到音乐,无一幸免。在他看来,《沃采克》从头到尾都是“真有意思”。第二句话是“听懂了吗”,他用这句话来确认自己的表达是清楚的。而我却被他的两句口头禅惹得生气……
我和普罗科菲耶夫从未面对面坦诚沟通,但是我感觉自己懂他,而且我也可以想象他这个欧洲佬为何更愿意回到俄国。普罗科菲耶夫是一位顽固不化的赌徒,但是从长远来看,他总能赢得筹码。普罗科菲耶夫算尽利弊,这回也是赢家。在约15年的时间里,普罗科菲耶夫一直占尽两头的好处——西方听众认为他是苏联人,而俄国民众将他捧为西方贵客,以礼相待。
但是,随着时局变迁,掌管文化事物的官僚开始鄙视普罗科菲耶夫:“这个巴黎老是谁?”普罗科菲耶夫认为,回到苏联是更有利的选择。此举提升了他在西方的名誉,毕竟苏联标签在当时刚刚变得流行起来,苏联人民也不再把他当成外国人,于是普罗科菲耶夫在海内外名声大振。
顺便一提,普罗科菲菲耶夫爱好打牌,还赌债成了他回国的最终动力。他在海外期间债台高筑,不得不尽快筹集资金,他希望回到苏联后能够有财力还款。就这样,普罗科菲耶夫恰如其时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就像“汤里的鸡”。他来到莫斯科教课,同时也接受当局的教导。他和其他人一样,也得背诵《真理报》里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章《混乱而非音乐》。不过,他浏览了我的《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总谱,评论道:“真有意思。”
肖斯塔科维奇:
亲爱的谢尔盖·谢尔盖维奇
不久前,我听斯塔谢维奇表演了你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优美乐段层出不穷,不过整体而言我并不喜欢这首作品。我感觉它打破了某种艺术规范,有太多嘈杂和说明性质的音乐,尤其是很多乐段还没开始就戛然而止。冰湖之战的开头以及女低音的整首歌都为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剩下的部分我并不能给出同等评价。无论如何,如果作品荣获“斯大林奖金”,我会非常开心。因为除去瑕疵不看,它还是胜过许多其他的候选作品……
和你热烈击掌
肖斯塔科维奇
米拉·门德尔松:
普罗科菲耶夫晚年几乎每天都提到他多么渴望《战争与和平》公演。这个想法无时无刻不占据着他的全部思绪。
卡巴列夫斯基:
普罗科菲耶夫一动不动的躺在那里。有时连周围人都认不出来,还偶尔失去意识……就好像他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了。
里赫特:
他独自一人待在那里,看起来很柔弱,听起来很生气。他说:”他们不准我作曲……医生不准我作曲……“米拉缓缓地柔声安慰他,就像在哄一个生病的孩子:”谢尔盖耶维奇……谢尔盖耶维奇。”他抱怨说他们总是拿走他的纸张,但他还是成功地把曲子写在小片面巾纸上,藏在枕头底下……
托马斯·曼:
昨天,布鲁诺·瓦尔特还对我说,小提琴演奏家斯西盖蒂申请国籍的事遭到了拒绝。因为他在1944年通过俄国大使馆从普罗科菲耶夫那里拿到一首他本来要创作的小提琴奏鸣曲的乐谱资料。这是不是患了精神病?
普罗科菲耶夫:
我从来没有在美国的犹他州首府盐湖城住过,或在那里举办过音乐会,那里的居民也同世界上随处可见的一样,都非常热爱音乐,不过我很快就了解到,在那个城市发生的事情,据美联社报道,那里的管弦乐交响乐团的指挥,毛里斯阿伯拉凡纳尔先生向警察局报告,有人告发他并威胁他说。如果他指挥演奏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五交响曲,这件事只要在音乐会节目单一出现,不是把他杀掉,便是使他残废,该报导还附加一句,尽管受到威胁,音乐会的演出节目。
卡巴列夫斯基:
米拉·亚历山大罗夫娜接了电话,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告诉我,谢尔盖·谢尔盖维奇死了。
Serge Prokofiev - Concerto for violin and orchestra No.2 Op.63-I
Serge Prokofiev - Concerto for violin and orchestra No.2 Op.63-II
Serge Prokofiev - Concerto for violin and orchestra No.2 Op.63-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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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相似性可能都是错觉。当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差别也可能都是错觉。
有一些相似是可能的。拉和普都是旋律大师。拉的旋律更容易被大众接受,有时缺乏节制,也可以说有些煽情媚俗。就像普嘲讽的那种作曲家和听众眉来眼去。但普有些过于节制,听他的旋律就像小时候捉蜻蜓,总是抓不住。那么听拉的音乐就像嚼泡泡糖,总在嘴里还不时吹个大泡泡。
谢谢。你们的留言都美妙无比价值千金。如果没有这样的留言,人生又有什么意思呢。西班牙的音乐非常有特色,整个西班牙的文化是东西融合的一朵奇葩。所以它的历史是非常奇异而混乱的。我之所以稍有了解,是因为之前在写画家委拉斯桂枝的文章。后来因为这个音乐系列而停下来。我之所以跟您说这么多,我对于西班牙的音乐一直不是很喜欢,而更喜欢纯欧洲的音乐。
我还是明年争取把西班牙绘画的文字写出来。
谢谢你的留言。看来这一篇是威士忌。你大灌一口,终于发出美妙的声音。我博客里还有很多美食,它们热量很高,但不增加体重。请尽情享用。
影云网友,立在上面的恢复已经说了,即便这样写也未必能写出一个更真实得普罗科菲耶夫。只要喜欢就好。不要太相信真实。
我完全同意您的说法。早餐吃了一个煎鸡蛋味道挺好,没有必要去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这算不上忘恩负义。但请您记住,您在鸡蛋篮子里发现了一枚金蛋,那你一定要去寻找那只母鸡了。
普实际上蛮复杂的,不太好写。以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观点,对他更是不敢轻易定论。所以我用了一种特殊的写法。把不同人包括他自己的不同描述放在一起,再介绍一下背景,也就仅此而已,谈不上更真实。
Toby 的妈妈你好啊,希望你能喜欢。这个系列写了将近一年,我已经有些厌倦,希望你一直喜欢。我的要求太多了。但你会一直喜欢的,是吧?
谢谢你的分享。我也去听。
普罗科菲耶夫的回国主要还是想在作曲上取得更高的成就。这些他在西方难以达至,因为为生计的奔忙占去太多时间。加上祖国和祖国文化对艺术家心灵的激励。听听他回国那年(1936)写的《俄罗斯序曲》,多么的温暖,豪迈,自在,当是那时的心理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