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五 章 一 宁慎于 1957 年 5 月作为共产党员参加党的整风运动。其实他脑子里挂记的是亭亭，她还有一个来月就回大堡了，回来他们就准备结婚，组建自己的小家庭，这当然是宁慎心上最甜美的事，是他人生最大的事。 至于“整风文件”的学习，说实话他并没有多大兴趣；但文件中的一些很重要的“说明和指示”倒引起了他的注意。“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客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宁慎在心里说，中央知道党的现实形象，这确实是相当明智的，就是这几句话让他很感动，并且再一次认识到党就是英明。再看：“ 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 还特别强 调这次整风“ 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 ”。而对民主党派也有原则指示：“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 虽然有这些有关整风的原则和指示，人们好像曾受过什么惊吓似的，在会上人们的发言既不踊跃也不热烈，这似乎很是出人意外；宁慎对这种“不踊跃不热烈”感到很陌生也很不理解。他根本不了解这是普遍现象，因为他是新来乍到，还没有机会了解、更谈不到体验这种现象的生成过程。对这种现象，伟大领袖当然很敏感，同时他绝对有办法让你踊跃地热烈“鸣放”。不管你是不是对运动仍然心有余悸，也不管批判俞平伯给人心里造成多大的压力，更不考虑反胡风的镇压风暴，曾让人怎样地胆战心惊，也尽管这两次具有全国规模的运动刚刚过去不到两年，甚至有些来自延安的老同志对 1942 年的“延安整风”记忆犹新，这一切都不会影响整風运動的各項部署。总之，绝对是让你怎样你就得怎样！ 伟大领袖绝对有办法打消人们对运动的疑虑，让人们相信党的整风就是整党。然而舆论界没有紧紧跟上，对党的整风不仅缺乏热情还表现出不能容忍的冷漠。而且在这之前，因有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被权威人士认为：“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毛泽东是注意到这点的。 一些很有资格的老党员都接受不了整風中的“鳴放”，竟敢发表另类文章从中作梗，于是毛泽东质问：“《人民日报》到底是谁家的报纸？是《人民日报》还是《国民日报》？”这一质问当然震撼了整个舆论界，特别是震撼了《人民日报》，它匆忙地发表了一篇社论：“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党的任务是要继续放手，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人们根据过去经验，总怕运动在中途转轨，看样子这次不会。 知识分子不必怕了，因为既有了《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又有《全党必须认真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文件要求；民主党派更不必怕了，因为有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会谈。人们还看到一些大报的社论：《我们赞成“放”》；《只能“放”不能“收”》。有的报纸对“放”给予了精彩地注释：“只是因为我们在‘放’这个问题上还没有很多经验，还没有在各方面吃到‘放’的甜头，‘放’的劲头也就没有那么足。……只有‘放’只有在‘放’的过程中，谦虚谨慎，勤勤恳恳，我们才能受到锻炼，学到处理新问题的经验。” 人们似信非信，暗中悄悄说，领袖的辩证法，神秘莫测、变化多端，谁能说得准“鸣放”的内涵究竟有多少非属初衷的东西。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有一个很令人吃惊的事发生了：伟大领袖居然肯定了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他说：“这次对电影的批评，很有益。但是电影局开门不够，他们的文章有肯定一切的倾向。”其实这篇文章早在提出“鸣放”之前的 1956 年 12 月 15 日 就在《文汇报》和《文艺报》同时发表了。当时大家觉得文章讲出了真话，让人挺佩服的，认为此公有胆有识，但还是有很多人替他捏把汗。 毛泽东对此文的欣赏，对那些有话不敢说的人等于给壮了胆子，“鸣放”的高潮很快地掀起来了。自然，《电影的锣鼓》成了发动“鸣放”的“由头”，而毛泽东又补充说：“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加上对“说话无罪”的认知，近则有《电影的锣鼓》的鼓励；也趁舆论界的高温和毛泽东关于整党的每次讲话，都让人能感到其诚其真，自然没人会想到“其思有反”。在这当口，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发表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其实，人们估计错了，真正激励费教授写出《早春天气》的，不是毛泽东信誓旦旦地讲话，而是他被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受到极大的鼓舞，不写出他的感想就觉得对不起总理对知识分子的关爱。而若干年以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位世纪领袖早都辞世了）的上世纪 80 年代，我们才有幸读到周总理对《早春天气》的评价：“有一次我来杭州，回去时在飞机上看了费孝通先生的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把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一些想法都说出来了。共产党内也有不少写文章的知识分子，但这样的文章我看是写不出的，就是有这种想法也是不写的。”对知识分子这样地赤诚相待，在中共领导人中周恩来公认是第一人。 在整风初始阶段，也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注意，不要说大企业机关，就是文化、艺术、教育界也没多少人就知道整风的“风”是多少“级”，甚至一向惯于“看风使舵”的某些中层领导人也不见得就知道“风向”。可以想见，宁慎所在的大型机械厂的“鸣放”会上自然有点冷清。但架不住“鸣放”文件一个劲地发到各级党委，到后来的文件中，明晃晃地提出“大鸣大放”，而且加以注释： 有话就说，不打棍子，不揪辫子 。更何况有那么多《社论》一再交代政策，看样子这次党的整风是真的整党，人们没有任何顾虑了，谁真想帮助党整风，谁就该“大鸣大放”，以表示你真正关心党的整风。 不知从什么地方得到的经验，要想“大鸣大放”最好邀请些党外人士参加。宁慎在“鸣放”会上看到曾是佟正平的两个助手，共青团员肖方毅和李大年。李大年鸣放说，我觉得佟工程师曾表示党委不重视知识分子，我想这方面的情况宁慎同志比我们更了解佟工。 宁慎倍感突然，既不明白李大年点他有什么意思，也没想到“鸣放”会上从佟工问题开始。宁慎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佟工另一个助手肖方毅马上说，有一次我去办公室偶尔听到佟工和宁慎在谈论关于哪个国家月亮圆的问题，我觉得那话里有崇洋媚外的意思，同时让我感到他们都认为厂领导外行，在那里瞎指挥。 李大年和肖方毅的发言一下子语惊四座，宁慎刚想答辩，一位厂领导一边看了看宁慎一边说，“小宁，你是党员，得锻炼自己什么话都能听下去，‘鸣放’会嘛，特别是对党外群众的发言，我们不仅要好好听取还应给以尊重，畅所欲言嘛，咱们还是先‘放’，有不同意见不同看法，以后有的是时间，什么问题都能说清楚。” 宁慎说，“我什么都没说呀，只是觉得虽说是‘大鸣大放’，总得实事求是吧，畅所欲言不是信口开河吧？” “小宁同志，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党外同志的积极发言，怎么能说成是信口开河呢？我们应该重视党外同志帮助党整风的积极性，小宁同志，你需要好好端正态度。” 宁慎气得脸都白了，让他十分不解的是领导的这种立场和态度，究竟意味着什么？是爱护自己呢，还是别有用心地庇护什么人？或许更恶劣地在掩盖什么？他也在警告自己，先冷冷，得警惕意外。这时候他特别希望亭亭能马上回来，他知道亭亭在应对这方面，远远胜过自己。他还想到，春节时在家曾和亭亭一同跟父亲谈了很多关于知识分子的话题，父亲还很诚挚地让他们谈谈他的迂腐；父亲的迂腐的特点是以为自己一向洁身自好，行为端正，又在地下党的关怀下，毅然决然地去了东北解放区，有了这些，就决不会有一天会落到俞平伯的悲惨境地；父亲没有认识到，难道俞平伯就有什么行为的不轨才有那份非人的遭遇？换句话说，历来被整、被批的知识分子，都是因为他们有什么过错或是历史上有什么肮脏吗？ 现在似乎轮到宁慎开始“迂腐”了，不过他还是坚信，我又没碍着谁，整我什么，何况我还是共产党员！党整风的目的非常明确，根本不是整普通党员，而是整那些说话管事的党的各级官员。我又没脱离群众，我的机械设计那必须按科学要求，设计一项工程能在图纸上随意乱画吗？宁慎这样一想就觉得自己有何惧哉！ 其实，别说你一个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宁慎，就是那些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你问问他们谁具有认识各种运动的能力？毛泽东是以战争思维来运筹帷幄政治运动的，自然是决胜当下！小小的宁慎你不就是一个大学生的那点认知水平！应该说，在理论上、在引经据典上还可能说个 A 、 B 、 C ，但在现实的“风”刮过来时，一切一切都被“风”所旋转，让其飘零则飘零，让其落地则落地，让其陷入泥沟则泥沟，没有换位的任何余地。再经过人们的践踏之后，给予轻蔑的一瞥，于是命运也就旋转进不可知不能识的归宿。 遗憾的是，宁慎在“风”面前，依然是天真，依然是一脸无所谓的幼稚，依然是太嫩而无所察觉，因而不仅不可能有什么作为，连自己的位置也很难找到。更糟糕的是，宁慎对李大年和肖方毅在会上的发言已经忍无可忍，内心决定，对得势小人一定给以还击！他竟气愤地表示，在我们的新社会怎么能容忍势利小人发威发狂！如果小人得势，这个社会还能有真理的声音吗？他却根本不知道中国的小人历来在其背后有强大的后盾；小人是最现实的功利主义者，一有号令，眼前就仿佛有一堆黄金，诱惑他们展转腾挪大显不凡身手。 二 其实宁慎也是让真理弄迷糊了。 他不懂得社会也是离不开荒谬的；有些人的命运或可说有些人的成败也常有小人所起的作用。因此必须认识到所有的活动中都有真真假假的东西，看谁需要什么就到其中去选择，有时尽管你并不情愿，但有极高明的政治手段会驱使你不得不按别人的需要，去选择你根本不需要的东西。这样，所谓理想呀，真理呀等等大概很难没有虚假和欺骗。当然宁慎还未从现实过程认识到，政治就是最大功利的占有。这样看政治，也不应认为是对政治不恭不敬，平心静气一点儿，就应该承认政治窝藏着“真真假假”，而且“真真假假”一有行动便在需要的时间真变假、假变真；这样，在政治包装后，没人还能准确地认识谁是君子谁是小人。换句话说，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得由政治说了算。 当“鸣放”进入 57 年的 6 月，一位叫林希翎的女大学生在大学生集会上发表演讲：“胡风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党现在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胡风所提的基本一致。”她还说，“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把这个社会叫做封建主义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 宁慎的一个在北京工作的同学，把林希翎的《讲话》寄给了他，宁慎读后很是激动，竟觉得这才是知识分子说的真心话，他才明白，这才叫真正的“鸣放”。于是，他在厂一次的“鸣放”会上第一次发言，他站着说，在 5 月时的“鸣放”会上，我曾对别人的发言表示过不满，现在我向李大年和肖方毅道歉，是我没懂“鸣放”的方针政策。我作为一个刚刚入党的青年人，今后一定好好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现在就党是否重视知识分子的问题提出我的看法。他一口气说下去。 我不知道佟工程师是否对这个问题有过什么看法，我的看法是，党对知识分子是重视不够的，我的根据是：“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重视，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我想如果党对知识分子很重视了，周恩来总理就决不可能讲我引用的那些话，而且还讲了另外两点。只是我不便全部引用。我想，就咱们厂来说，我同样认为党委也不够重视知识分子。 厂党委負責人很认真地听宁慎发言。和蔼可亲的样子，对宁慎说，“小宁，我希望你能稍微具体点儿，也就是最好举几个例子，这能让党委更好地了解实际，也便于改进工作嘛。比如，你觉得自己受到党的重视没有？” 党委负责人的这一问，让宁慎感到冷不防挨了一闷棍，一时还真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而且一屋子人的眼睛好像都盯着自己。宁慎从小到大还从没有这么多眼睛盯着自己。宁慎立时有个疑问：负责人这样问自己是有意的安排，还是属于会上的即兴发言？他这样想的瞬间里，觉得脊梁一股冷气从下往上直冲后脑，但他得回答，这不是装聋作哑的会。 宁慎回答说，“我觉得厂党委对我非常重视，我刚来厂不久就培养我入党，满打满算我来厂才两年，这就说明厂党委对我的培养和重视。” “可是你刚刚还说‘我认为党对知识分子重视的不够’，还引用周恩来总理的讲话，就厂党委说，这是否意味除了对你这个知识分子重视而对其他知识分子重视不够呢？” “我没这样想过，我是看了报纸上有很多这类说法，在‘鸣放’会上什么也不说又觉得与党的步调不一致，所以我是根据报上登载的，做了上面的发言。” 宁慎的解释就看这位负责人怎样理解了，如果真的就事论事，报上怎么说咱就怎么说，这应看做是人们的普遍心态，而且长时间以来，就在领导层也认为是很有价值的经验；如果认为别有所指，说宁慎的发言是“言不由衷”、是某种搪塞，那宁慎也就没能力说清楚了。 让人佩服的是领导就是不一般，负责人放下对宁慎的追问，他依然温文尔雅的样子，说，“请大家对佟正平的不辞而别谈谈看法。”负责人提出这个问题，让人们感到有点意外，觉得人都走了好几个月了，走得对也好、不对也罢，再论个是非没啥意思。当然这是书呆子的看法。也出一些人的意外，对这个问题的发言莫名其妙地特别热烈。 有的质问，党委为什么让这个与祖国貌合神离的知识分子当上厂标兵？佟正平从到厂第一天起就看不起工人群众，说这也不合标准那也违反科学，总之，在他眼里咱们厂一无是处。有的竟问，我怀疑佟正平的回国有什么政治背景没有？ 这些发言极大地激怒了宁慎，他不能容忍对祖国非常热爱的佟正平的中伤和诬蔑，作为他的挚爱朋友，他必须义无反顾地捍卫佟正平的人格尊严；在这种情况下，再不站出来，怎么对得起朋友，怎么对得起朋友给他留下的那封每一行都能看见泪痕的长信！宁慎先屏息了一下呼吸，站起来，无所畏惧地质问： “我请问党委，咱们这是为党整风的‘鸣放’会，还是带有声讨意味的批判佟工程师的批判会？这也算帮助党整风吗？他有没有所谓什么政治背景是我们这里每个人都需要知道的吗？这种直接关系到党的政策的原则大事，能允许我们随便猜测、随意高谈阔论的吗？我认为允许并且支持这样的发言，就不能算是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正相反，是名副其实地人身攻击；这与我们党的整风的精神和方向，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我觉得通过佟工程师的不辞而别，谈谈厂党委是否对他不够重视，这也涉及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我认为也是‘鸣放’的内容，倒是小宁同志把问题说大了，提到上纲的高度，其效果是不让人们‘鸣放’，这是很不妥的，也让我们的党外群众不好接受。” 果然，领导的话音未落，两位非党青年有态度了：既然这样，我和小李退出“鸣放”会。肖方毅说罢和李大年同时站起来准备离会。一时与会者中有些人茫然不知所措，怎么刚“鸣放”出一个问题就要掐起来，“鸣放”不是这个意思吧？那就看领导什么态度了。这一屋子人，不管是党员还是非党群众，遇到什么事儿一般说，都没有主见，一切看领导，没错！ 负责人既冷静又深思的样子，不紧不慢地说，“请同志们遵守会议秩序，我要批评两位共青团员，小肖和小李，怎么能以这种态度对待这么严肃的‘鸣放’会？别忘了这是厂党委请你们来参加‘鸣放’会的；党委再三表明，在会上不仅谁都可以畅所欲言、还鼓励发表不同意见；我现在再次强调，不能听到自己的意见被反驳了就沉不住气了，就感情用事了，甚至要求离会，这是很不严肃的，是非常情绪化的做法。好，小李、小肖回到座位上。请大家继续发言，我明确表示，希望大家把意见即使是很尖锐的意见都摆到桌面上，我们一向反对当面不说背后乱说的坏毛病、坏习气，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态都健康些，正常些。” 负责人的几句刚柔结合的话，似乎给会场注入了活力，人们有种更加意气风发的神态，这就激活了整个会场。从人们的表情看，也都准备好要发言的样子。不过宁慎好像在琢磨负责人那几句“刚柔结合”的话，觉得表面看是在批评小李、小肖，实际上让宁慎感觉是对自己旁敲侧击。但他还是想再沉沉，再听听是否还有对佟工的中伤，得知道这个葫芦里还有什么。等一切都清清楚楚了，再为朋友一搏也不晚。古时还有为朋友两肋插刀，我宁慎难道面对自己的朋友受到诬蔑而无所作为吗？宁慎知道这时候谁讲理，谁就受到惩罚；而很多很多说假话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他想到这里，等待会上还会出现甚样的花絮。其实，花絮中藏着人们对他的嘲笑；稍微聪明一点儿，就能感觉到，这个说为社会主义，那个说为共产主义，在面对是非的时候，竟让人看不到一点道义！你就是热血沸腾了，那就自我燃烧吧，干嘛为朋友鸣不平而去赴汤蹈火？现在不时兴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故事了。 他很谨慎地看了几眼小李、小肖，发现他们的眉宇间藏着某种得意，而负责人倒更沉着的样子，给人的感觉，他是在耐心地等待他所希望的足以溶进鸣放内涵的言论。但负责人忽然灵机一动，好像很随便的样子。目光在每个人脸上扫视了一遍，最后在宁慎的脸上停住。 以很平和的口气问宁慎：“我记得还是你向党委推荐佟正平为标兵的，我没记错吧？” 宁慎当即回答：“您没记错，是我推荐的。当时党委是要把标兵的荣誉给我的，因为我有病住院一个来月，按规定，不是全勤的就没有资格当标兵，而让一个不够条件的我来当标兵，群众会怎么说？至少会说那标兵是给党员准备的，同时会让群众感到当标兵的条件是虚设的，是一种冠冕堂皇的摆设，谁当标兵并不以条件来定，就看领导一句话。我担心的就是这个，所以我为了维护这件事情的严肃性，才向党委表明了我的态度。” “小宁，咱们就事说事，当时你推荐的理由，一是他全勤，二是他工作认真，三是他任劳任怨，四是他联系群众，五是他谦虚谨慎等等。你现在怎么看？” “不变！我仍然认为佟工程师就具有那些优秀品质。” “可是他来找党委几乎是质问，说厂党委关于评定标兵，是非常不民主的，是不应该脱离群众的，他和你说过吗？” “说过。” “还记得他怎么说的？” “记得。” “能向大家说说吗？” “能。” “你说吧，也好让大家能够了解清楚。” 宁慎没有马上回答。他不明白为什么党的整风“鸣放”会的话题，倒围绕起佟工说事了；这有点某种韬略的味道，是意在言外 ?! 但话说到此停住，显然不行，索性说下去，到底看看能飞出什么鸟来。宁慎说出自己的看法：关于标兵这件事，他认为党委有责任下发指示，即制定当标兵的条件，也应该把各车间和科室的标兵分配数额讲清楚，以及时间要求等等，但党委不应指定谁是标兵！佟工对自己当标兵十分恼火，对我也很不客气，他说，你能代表群众吗？你的推荐党委就点头，这是体制决定的、还是我们的领导人习惯于自己说了算？特别是他的两个助手也当了标兵，他认为这不仅不可思议，这也是很少见的荒唐。佟工认为，让我的两个助手当标兵，至少也得听听我的意见吧，但没有。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他认为，标兵，顾名思义，应该是群众认为他们是作榜样的人，具体说，工作有成绩，学习有进步和生活正派；更重要的一点是，必须是大到全厂、中到车间、小到科室的绝大多数人所认可的模范或先进人物。做这种事必须公平、必须民主才能让群众信服，才能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才能达到树立标兵的目的，既保护群众的工作热情，也能进一步调动为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积极性。而现在指定谁是标兵的做法，只会走到愿望的反面。 “小宁，他的这些看法你认为怎样？” “我认为完全正确！” “那么，他的‘不辞而别’是否与这些看法有关系？” “这是我不能回答的问题。按说，像他这样有很好教养的人是不应该‘不辞而别’的，我也不大相信他怎么会这样，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了，不可理喻！” 三 看来鸣放会要继续开下去。但让宁慎不明白，为什么鸣放中心就是谈佟正平。对这点，那位党委负责人解释说，就是想通过佟正平的一些看法，来审视我们党委这方面的思想工作还有哪些差距。还表示对宁慎的发言很欣赏，说对党委有很多启发，使党委认识到过去对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做得还不够细致，今后一定有所改进。同时，号召大家都能像宁慎同志那样坦率地谈出自己的观点，毫无顾忌地讲心里话，认为这是完全合乎“鸣放”的精神。 会议室里稍稍静了一会，肖方毅发言了，“我想谈谈佟工在技校给我们讲课时常常谈到的一个观点，看看是否需要大家认识。佟工说，‘我们国家要想改变落后状况，必须掌握先进技术，必须加快学习科学；不能有一点进步就沾沾自喜，要有忧患意识，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比欧、美国家落后至少 30 年’。他还说，‘时间给每一个人或是给每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任何一个有追求的人或是任何一个有追求的国家，都会把时间当作他们的最爱，而我们这里似乎浪费了太多太多的时间。这方面我觉得应该学习欧、美’。什么叫忧患意识？我理解，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应该想到会有挫折、会有灾难！不让我们想有美好前景。” 有一个宁慎想不起名字的、也在技校听过课的青年人开始发言，令他颇感不快的是那种发言，几乎就是通常所说的无中生有地揭发，而且完全歪曲原意。 到现在宁慎才咂出味来了。他疑惑了，怎么都在谈佟工？是否要把佟工当作导火索，以引爆出更大的烟火便于从中猎取？ 那位年轻人的脸上露出气愤的情绪，这让宁慎真就不明白了，佟工究竟怎么了？他听过佟工的讲课，讲得深入浅出，唯恐怕学生听不懂，有关术语的解读从不夹杂外语，处处都照顾到学生的实际水平，各种公式他都想尽办法做到最通俗地解释。是佟工把学生教错了？还是他在什么地方得罪了学生？宁慎注视着第一位发言的年轻人，想听听他到底还要说什么。这时宁慎已然意识到这种情况是事先安排好了的，一时拿不定自己该如何面对。 那位年轻人说，“当我听到佟正平要我们学习欧、美时，我简直气炸肺了！我问，您一方面说我们落后于欧、美 30 年，一方面又让我们学习欧、美，这不就是说我们不如欧、美吗？也就是你们这类知识分子常说的：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这不是典型的崇洋媚外的洋奴思想？”说到这儿，他在描写当时的场景时，这位年轻人既有几分义愤又有几分颠狂，接着他这样说，“没想到佟工听到这儿几乎要发火了，他居然打断我的话，并说：‘若按你的逻辑，如果谁要不想当洋奴就得认为中国的月亮才是最圆的，是不是这样？’我当即提出另一个问题，您说，‘不管是我们每个人还是我们国家，凡有所追求必然珍惜时间’。孤立看，这句话当然没错，可是您接下来说的是，‘我们中国浪费了太多太多的时间，这就等于说我们没有追求’。这是中国的现实吗？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我们一天等于 20 年’！” 党委负责人很有兴趣地问年轻人，“听了你的答辩，佟工有什么反应？” “佟工看了看我，还摇了摇头，好像叹了口气，他说，‘我很惭愧，我对祖国了解的太少了，真对不起各位，浪费了你们很多宝贵时间来听我胡说八道，我向你们道歉。然后他说了一声‘再见’就走了，再以后，他没有再来技校。” 党委负责人说，“佟工找过我，只说他太忙了，没有备课时间，坚决辞去兼职技校授课工作。原来还有这么一个过节。” 年轻人有点不摸底，看着党委负责人问，“我对佟工的反驳错了吗？” “请大家表表态，就对他们各自的说法发表你们的意见。” 情绪“一边倒”意见也“一边倒”。给宁慎的印象类似“缺席审判”。也把他逼进这样一种心境：“是可忍，孰不可忍！”在这个节骨眼儿，李大年一招火上浇油，更加激怒了宁慎。 李说，“佟正平老是说我们没有技术、没有科学我们就会永远落后，我们繁荣富强的理想就可能落空，老百姓想摆脱贫困也就非常困难了。你们听听，多么骇人听闻！多么恶毒诋毁！小孩子都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他从来不说‘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全靠毛主席’，很明显，他所说的国家大事，与我们党，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关系，这岂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一个细节似乎没人注意到，那就是在几位年轻人发言过程中，负责人以不被察觉的目光审视宁慎，当宁慎完全被激怒了，负责人却声色温和的样子，问宁慎：“你怎么看？” 宁慎压了压心头怒火，只长叹一声：“有点拨弄是非了，我们不该如此恶劣地对待佟工啊！他若知道该多么寒心哪！做人得正派，做事得公正，说话得讲良心。这是做人的最基本的道德操守。哪能为投其所好而颠倒是非！” “这么说，宁慎同志，你觉得几位年轻人，对佟工的看法和意见是偏激了，还是不正确了？”负责人好像有点惊诧地注视着宁慎。 “您觉得呢？” 宁慎这一问是出乎党委负责人的意外，不过，让人相信，凡当领导的几乎都有非同寻常的本事，只是各自火候的不同，或说各领风骚的手法有所差异。 “我当然有我的看法，不过现在不是我表态的时候。上级党委明确地指示我们，在发动鸣放期间，领导不要表态，要充分发扬民主，要耐下心来听群众发言。我想，宁慎同志，这样你该了解我为什么只听意见而不发表意见了吧？” 看来我必须回答了。宁慎心想，党委花这么长时间来主持对佟正平的批判会，显然别有用心，自己和佟工共事一年多，有责任谈出我的看法，尽管非常可能遭到非议，但为了公正也为了良知，我必须为佟工说几句公道话！宁慎刚要说出心里话，立时又告诫自己，不可莽撞！于是说：“我想再考虑考虑，既然党委如此重视佟工的言论，我不能轻率地表态。” “还是你有顾虑了，”党委负责人依然坦诚说。“这次党的整风，首要的就是让大家畅所欲言。这不是我要求的，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贯的要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方针政策如此明确，如若再有什么顾虑，我看很不必要了。”负责人的这次煽动，很有效，哪怕“明知山有虎、也得虎山行”，宁慎非说不可了，他终于走上了某些人所希望的路上来。此时宁慎心里对佟工还有点埋怨：你干嘛要回来表示你爱国呀，看看，现在惹出多少是非，让所有的势利小人都有所作为了，让人们丧心病狂地随便污蔑和鄙视，也让我的良心跟着受煎熬。这是何苦啊！ 宁慎站起来发言。他说，“我从几位年轻同志对佟工的发言中，最直接的感觉是歪曲了佟工所讲的话的本意，从根本上把原意颠倒了；譬如，一个国家要发展、要改变落后的面貌，就必须掌握先进技术，就必须发展现代科学，这不仅是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共识，也是他们现实社会取得的发展和进步的印证，中国能例外吗？这怎么能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联系起来？他的人生经验也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早不回来、晚不回来，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他就放弃了在德国优越的工作条件，毅然决然地回到祖国，不就是为奉献自己的一点才学么！对佟工此举，我的解释就是热爱新中国，我认为没有任何别的解释！这还有什么必要猜疑呢？再譬如，佟工说我们浪费了太多的时间，这有什么呀，实事求是地扪心自问，咱们珍惜时间了么？再则说，就说一句浪费了时间，怎么和‘别有用心’扯到一块了？我们自己不也常常说，把很多宝贵的时间都浪费在各种大小会议上了？怎么佟工一说就等于否定‘一天等于 20 年’？” 宁慎竟有不吐不快的感觉，因而就有破釜沉舟的气势，不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嘛，既走了第一步，就得走到最后；人，只要问心无愧了，就该勇往直前。他继续说： “佟工的每句话，几乎都被认为有严重的政治问题。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从何说起，让我很不懂，甚至让我感到莫名其妙！从另一个角度看，很可能我们和他在‘时间概念’的理解上有所不同，佟工认为每个小时都要有工作质量，如果读书，那就每个小时都要有心得。如果我们真的是实事求是，佟工的时间观念有什么值得我们如此气急败坏的呢？即使我们从没有浪费时间，而他以他的‘时间观念’错误地解释了我们的时间现实，我们有必要把一盆脏水泼给佟工吗？至于他说我国与欧美国家相比落后有 30 年，这个估计是否准确，我没资格作出判断，但我相信一点，佟工不可能信口胡说。他去过欧、美很多国家，只要是真正的科学家，看某一个机械构件、或是看某一工程的科学含量，就能初步判断一个国家在这个领域所达到的水平。从一个理性视角，即便把我们落后方面说得不准确了，和欧、美的差距不是 30 年而是 20 年，或是 10 年，或根本没差距，我们有必要对佟工如此兴师问罪么？我们的正确态度，也应该是心平气和地反思自己，多做一些‘知己知彼’地调查了解，而不应颐指气使地说人家‘心术不正’，无中生有地诋毁人家；最后我想说，做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做人，要‘将心比心’！” 没想到宁慎发完言，一屋子人都陷于无作为状态，好像要反驳，也想要回击，可是，一时又没有杀伤力很强的词语；说一些不咸不淡的话，又怕领导怀疑你是否和宁慎是一个战壕的战友。这好像棋局上的搏杀，一方举棋不定了。大家不约而同地看着领导。 党委负责人也没想到会出现这种尴尬局面。他曾相信自己发动“鸣放”是轻而易举的事，特别是那次“三反五反”自己被打成大老虎，对“运动”有了常人没有的悟性。通过“运动”才能显现领导水平的高低。他现在下定决心转变角色——领导曾把我打成大老虎，我今天就能把谁谁打成什么什么，也就是“运动”要什么我就能给什么。 按说，这位厂党委负责人应该回忆在“三反五反”自己遭遇死神恫吓的悲惨经历，应该在这次党的整风中，尽可能地让同志们避免当年自己的遭遇。但他有个独到的见解：自己被整那是极左的结果，是错误的；错就错了，没人为整错了人来负什么责任。现在他领导厂的整风，他将怎样整人他不明确。就紧跟毛主席的指示，让怎么整就得怎么整，这是不允许有半点含糊的，从大局来看必须如此。而他自己的内心还有一个隐秘的角落，他亲眼所见，平素很不起眼的人，在运动期间忽然变成出类拔萃的人物，既然是出类拔萃，理所当然地被提拔被重用。而自己呢？厂党委书记因病一直住院，全厂党内外一切都由自己处理，可是连个副书记的名份都没有，给个党委负责人称号，称号是什么级？厂党委任何一位委员都有资格得到这个称号，他心里当然为此感到上级疏于对他的发现，也许认为自己政绩平平，于是他本人好象也有几分自怨自艾。他认为运动有坏事的同时自然也有好事，这就不难理解，他对这次“运动”有所期待。 他心里也斗争过，但扛不住向上爬的欲望。他对“运动”有过亲身体验，之后，他曾对老朋友偷偷说过：过去有句话是，对事不对人，运动一来就变成了对人，尔后没事儿找事儿，那事儿呢，也就要多少就有多少；所以他认为运动的本质就是整人。 应该说这位负责人对“运动”还是有见地的。但他有另一套逻辑，过去被整，现在整别人这是辩证法所阐明的“质量突变”；当领导是干什么吃的？一言以蔽之，就是按毛主席要求办，粗俗一点说，让你做事你做事，让你整人你整人，哪怕让你挨整你也得接受，最后给你一句，这是对你的考验。对这一整个“程序”，别看每一个当领导的嘴上都不说，却是烂熟于胸的。让你确信：标志领导才能的，就是有坚定地领导运动的经验，面对任何局面，都能驾驭得可谓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尽管这个厂党委负责人还不一定很老辣，但也会千方百计地用心思把“鸣放”搞得有点声色。他心里说：就是整错了人，你们也怨不得我；因为我必须遵照号令：指哪儿打哪儿！否则，别说想当副书记了，就是保住党员的称号也不易。 宁慎发完言一下子鸣放不起来了，大家都在看他的颜色，这位负责人居然有种喜上眉梢的样子，他说，今天的鸣放会，大家的发言都很热烈，这证明同志们对“鸣放”都有了深刻地认识。只是我觉得时间很长了，大家回去再多想问题，大事小情和领导应注意的事情都说出来，这会帮助领导能看清问题的本质。好，今天的“鸣放”就到这里。散会！ 四 在走到门口时，有人拍了一下宁慎的肩膀，宁慎侧脸一看，竟是主持会议的负责人，两人四目瞬间一碰，宁慎看到负责人向他微笑。 负责人既拍宁慎的肩膀又向他微笑，这让宁慎感到有点不寻常了，而且往常的鸣放会没有这么早结束的，今儿个突然结束了，为什么？宁慎毕竟不是笨脑瓜子，事儿在脑子转了几圈儿也就明白了个大概其；明白的同时，他又不得不佩服负责人绵里藏针的功夫。他之所以提前结束鸣放会，他一定是担心，如果人们万一同意宁慎的观点，就等于支持宁慎，就等于“鸣放”未到终点就回到了起点，那，下一次会“鸣放”什么？ 宁慎对负责人会上的言谈及会下的举止当然非常敏感，竟觉得有些暧昧。他忽然感到这位党委负责人在玩弄手段，他有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这样的共产党人能为革命做什么呢？如果党员是一个旗号，嘴里喊出动人心魄的口号，而心里全是自我设计，这样的共产党员能为共产主义走多远呢？ 其实，从一个特定角度，各级领导人大都经过“政治运动”的洗礼，而其中深得要领或是卓有突出建树者被提拔当了领导，他们再领导运动自然是轻车熟路，所以这样的领导，一有运动，他们就必须而且一定要抓住几个知识分子作为鸣锣开道的先锋（从没见文盲或文化浅陋者成为重点人物），然后才可能把运动向广度扩展、向深度开掘，这就是历来的政治运动给予后人的历史回顾；这自然是纲，“纲举目张”，这正是给予现实的当政者最有价值的经验和原则启示。 宁慎倒吸了一口凉气，似乎他突然大彻大悟了，但已骑虎难下！不过他倒觉得人生既然充满各式各样的搏斗，你总得在搏斗中作出正确地选择，选择的要旨，在于其价值的质量；因而搏胜搏败就无所谓了。宁慎不能容忍人们，对一位爱国者几乎丧心病狂地攻击和诬陷，这实质上恰恰是对党的政策极严重的破坏，甚至是直接背离了整风的正确方向。固然，“人难得一辈子做好事”，宁慎则说，“人一辈子总得做几件好事”，那就让历史作证吧，为佟正平正名，就是我的人生中做的第一件好事。他这样决定了，自然也就义无反顾了。 但是，宁慎作为一个年轻党员，经过几次“鸣放”一下子变得十分迂腐了。他竟完全忘记，政治运动是不讲什么道义呀，良心呀，情操呀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反动人性论；几乎就在昨天，他还提醒自己的父亲在政治风云中不可天真迂腐，而今天他自己却在眨眼功夫就变得愚不可及了。与其说几代知识分子因其有文化有良知，而毫不设防地受到政治的偷袭和残忍的虐待，不如说政治的导演家们的政治手段，实在是无与伦比的高超而又十分巧妙的把你变成迂腐卑微的可怜虫。 就在这时有聪明者说了，毛泽东“不费吹灰之力诱敌深入”了。这不单是聪明者这样说，国内外各种派别的政治代表人物都毫不掩饰地说，毛泽东政治上的诱敌深入像他在军事战略上一样运用的得心应手。后来（在几十年后）人们才知道在 1957 年的 5 月，毛泽东已张开口袋静候右派进入。也许是因为还有很多很多应该定为右派的还未走到口袋边儿上，所以尚需等待时日，方可下达反右总攻击令。就在 6 月 8 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与社论发表的同时，仅仅几天，毛泽东的“口袋”就装进了几十万所谓猖狂进攻党中央的右派。 还是毛泽东自己说得明白：“我们主张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毛泽东如此直言不讳，让党内外各级官员乃至普通干部都大惊失色！因为党的整风宗旨不搞“反脱离群众、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已变为对资产阶级右派的全面反击！”这不得不让人深信不疑，所有的忠诚、正直、道德、信仰、憨厚、朴实等等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在中国大地上被扫荡得不留半点痕迹了。其来势之凶猛犹如千军万马驰骋敌阵，谁能想到一个“匈牙利事件”，一个波兰“波兹南骚动”，经由领袖的大手一挥，就转变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灭顶之灾！和风细雨的整风精神没有了，这才让人认识到策略的最佳形态就是欺骗！世界上从来没有不变的策略。调动起工人群众和左派人士的大联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对右派和右派嫌疑者群体进行空前大围剿；无疑等于汪洋大海滚滚而来，知识分子的生死被无情地扔进怒吼的波涛之中了。 可以想见，宁慎所在的机械厂呼啦啦地响起打倒右派的怒吼声。而厂党委出人意外地公布了首批右派分子的名单，这份名单所有的名字上都“打叉”，这就等于另类了。在名字上打叉的有宁慎，还有两个曾认为是积极分子的、自己感觉良好的肖方毅和李大年的名字也打上叉了，当然还有其他人，不过，这让那两位积极分子太伤感了，像被五雷轰着了，觉得事儿怎么会是这样呢，不是党委安排我们从宁慎身上打开突破口吗？我们听党的话了，每次会都是我们先发言呀，而且言之所及都在宁慎身上啊，难道我们对领导的意图领会错了吗？ 毕竟他们太浅薄，不懂得“卸磨杀驴”也是某种要求的必然。 宁慎感到定他为右派是他的耻辱，这个耻辱是一种政治暴力对善良人的凌虐。历史迟早会有回应的，这个耻辱被一只大手扣在头上，会有另一只大手把这个耻辱给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他确信，唯有这样才合乎“唯物辩证法”，否则，就是“主观唯心论”；他更相信历史是最有耐心等候各种“客观实在”进入它的篇章的。而在新中国发生的所有运动，总有一天会被认为是这个时代的耻辱、野蛮和残忍，都证明我们的文明已丧失殆尽了。所以，宁慎认为这决不是自己做人的失败，正相反，是在理性完全迷失的时代悍卫了朋友和自己的人格尊严。 因此种种，他的精神状态好像比往常更好，而肖方毅、李大年、郭明远（当时宁慎没想起他的名字）三个右派，他们的精神可以说完全垮了，主要特征是他们谁都不认识了，别人也想不起他们曾经是什么样子。显然他们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不过在监督劳动中，宁慎看到他们时，并没有对他们表示仇恨，倒是觉得他们似乎比自己更可怜些，看来任何时代都有奴才的角色，奴才的悲剧在于：绝对得不到包括其主子在内的任何人的丝毫尊重，因为他们毫无做人的境界。宁慎为他们的未来感到几分担忧，一旦被厂子扔出去了，他们还能干什么！有谁还会要他们！论文化，他们连初中都没念好，家长的愿望，无非是让他们学点手艺争取将来能养活自己，看来，家长的非常朴实的愿望很难实现了。他们不知道，佟工在国外的助手，其最低学位得是硕士，他身边的助手有博士学位的并不少见，而我们这里只派给他两个没念好中专的年轻人，说是请他带徒弟，帮助厂子培养人才。难怪佟工报怨，莫非我从德国回来就是为机械厂带徒弟吗？ 宁慎这样想时，自己也难以解脱悲哀，自己命运的一切也是他的亭亭的一切呀，自己命运未卜，亭亭怎么办？不是吃饭问题而是他俩的幸福生活还能否存在？如果存在，那将在哪里开始？到现在，他之所以依然相信有未来，就因为亭亭在他的心中依然亭亭玉立！他绝对相信亭亭不会因他是右派而与他分手，甚至正因为当了右派，更证明了他心中一片阳光下的忠诚、正直、坚持正义等优秀品质，她会更爱自己。 在宁慎被定为右派并参加被监督劳动的半月后，即 1957 年 7 月上旬，亭亭实习完毕，带着毕业证和安置意向的建议等材料匆匆回到大堡。回到家后，看到老人的忧郁眼神，亭亭倒先问起，“是小宁出事了吧？爸，妈，没必要瞒着，在北京有太多太多敢于提意见、提建议、指出党在某些方面的方针政策有瑕疵的人，都一律打成右派。”亭亭说到这儿，稍稍犹豫一下，小声说，“小宁的父亲也打成右派了。” “什么？他不是副部级吗？他不是一个民主党派的副主席吗？”母亲大吃一惊，连连问女儿，父亲一下子愣在那里，喃喃自语，又是一次大灾难降临了，从“延安整风”直到现在，还没有让我们党认识到，每一次运动都是对民生的摧残和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不要说有多少热爱祖国的知识分子蒙受屈辱或无谓死去，就是党内高级干部甚至是一个时期的领导人，不明不白的罢职、驱逐乃至被迫抹脖子上吊的，那是一个不便说清的数字啊。 亭亭知道父亲又联系到过去了，怕老人伤感，便问，“爸，您不是厂党组成员么，在定小宁右派的会上，他们征求您的意见了吗？定谁右派不能抛开党组的意见吧？” “那当然，党组和党委同时举手表决的。有权表决的都举手了，如果我不举，不但改变不了小宁的命运，而且还会给他们一个机会，质疑我和小宁的关系；到现在厂子党内外还没人知道小宁和咱家的关系，现在小宁随全厂 30 多人一块监督劳动，其中有右派 10 人，另外 20 人是坏分子和国民党时期的几个留用人员，理由是他们有交代不清的海外关系，这不算处理，处理将在运动的后期，怎么处理现在不清楚，我估计厂子是不让呆下去了。” “爸，我有两件事要尽快定下来，一是和小宁的结婚，二是我的工作定在哪里。” “乖，妈想听听你的打算，你爸自从小宁打成右派一直就担心你这两件事。” “爸，您不必太惦记，我爱小宁这绝不变，妈，您也别不放心，当右派怎么啦，中央各民主党派的正副主席几乎都打成右派，没听说章罗联盟么？惨极了！此外，很多著名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成千上万都是右派，连老资格的一群群共产党员也打成右派。当右派就当右派吧，我想还不至于丢了命。有命在就行，大概还能饿死不成？再说，这是国家定你是右派，那是躲不过的，这是中国现代史很重要一章。我们没必要想得太多，爸的革命经历不也是差点儿成了革命的敌人，中国的情况特殊，有时爱国也有危险！这样也好，我们对社会也没什么责任了，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让顾炎武复活吧！与我何干！” 亭亭妈说：“时代和社会爱怎么变就随它怎么变吧，不对它抱期望，倒也利索。只是妈心疼呐，我闺女的命也要跟妈一样，为自己的男人受煎熬！” “妈，别说这个！天又塌不了，我比妈那时候好多了，妈那时是九死一生，我和小宁仅仅是换个活法。妈，不说别的了，您和爸商量，我和小宁什么时候结婚，婚礼举不举办？” “这总得和小宁商量呀，”看得出亭亭爸有些惆怅了，他说，“现在小宁在哪儿劳动都不清楚，真愁人！听说窑厂和郊区来厂联系，希望这类人去他们那里劳动，因为那里既不用管饭也不用付给工钱。他们表示，至于这些人表现好坏，我们负责写出鉴定材料。” “愁啥呢！小宁就是改造 10 年，他不过才 34 岁，不老吧，完全可以预言，将来，只要有能耐的人，绝对会站在生活的前面！因为从长远观点，社会的进步不是靠什么所谓政治觉悟，而是靠技术手段，靠科学手段；再说，我是外科大夫，我的手术刀会让我过不好日子 ?! ” 亭亭爸心里说，理是这个理，可是眼下—— “我只问一声，爸爸妈妈要认为小宁人品恶劣，女儿马上和小宁分手；若不是，仅仅因为被打成右派，女儿绝不背叛婚约，女儿决不做趁人之危而落井下石的卑鄙勾当！” “要论小宁的人品那是没挑的，乖，你做的对，什么时候对你爱的人，都不能三心二意！妈和你爸支持你的决定。做人嘛，就该这样！” “女儿谢谢爸爸妈妈，只是我求爸爸妈妈，脸上别愁得像过不了日子的样子，您要是在北京就知道了，有很多念了一辈子书，在讲台上认认真真给大学生讲课的老教授，都六七十岁了，他们想到自己用一辈子的勤奋换来一顶右派帽子么 ?! 所以我说我们的情况不是最糟糕的！现在谈我的第二件事。原本我打算就在爸的小医院工作，然而厂党委却把小宁打成了右派，我还有什么必要为它奉献我的才能呢！但我也不回北京，我不能离开大堡，因为我的亲人都在大堡。而且我在大堡守候小宁也方便些。” “这也好，咱们这个家，团聚的日子实在太少了，又赶上小宁的事儿，咱不能离他远了。乖，妈还真是怕你有别的想法呢。”又对亭亭爸说，“咱得先想办法把孩子的婚事办了。” 五 宁慎和亭亭的婚事还真是不怎么好办，总得有结婚证吧，宁慎的右派身份，怎么能领下来，自然是关键。苏敬山决定先不用闺女出面，万一说崩了下一步就难走了。他觉得厂党委负责人万魁元把宁慎打成右派，现在还要去找他想办法给开出结婚证，心里有点别扭。别扭是别扭，还得求他给办，因为苏敬山认为万魁元办这事有把握。他对万魁元是太了解了，无论从哪面讲，他万魁元也得给面子。 回溯往事。老书记武志峰住院养病期间，市委组织部部长让苏敬山代理书记，他不想干，建议当时是党委委员的万魁元来当书记。部长说他行吗？苏说先看看，不行再说；部长还是没答应他当书记，连副书记也不让他当，可能是部长对他有看法。最后还是部长接受了苏的建议，让他暂时负责党委工作，他也就成为党委负责人。后来，万魁元不知怎么听到的，知道没有苏敬山的建议，他万魁元肯定还是党委委员。这件事让万魁元很是感动，他还当面向苏表示感谢。万魁元就是想当官，他觉得当官能管人，而管人心里舒服。他现在搞“运动”如此卖力，很可能就是想当书记。这是一点，第二点，苏对他还有救命之情，“三反五反”时，他那条命是苏给抢救回来的，他不能忘吧？此外，苏敬山对家人说，我为他保守一个可怕的秘密，他心知肚明。我有求于他，他不可能默然不动，万魁元会知道该怎样做。 “我想找他先给小宁放几天假，然后说明闺女和小宁的婚事，接着就是让他答应给开个证明，明白地告诉他咱闺女要结婚。我估计万魁元可能给个顺水人情，他很敏感，就在一般情况他也不敢轻易得罪我，何况我若是让他不自在的话，他再想当官，这辈子怕是没啥指望了。他这一说让母女一时懵懵愣愣的，竟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他冷笑一声，不过我不那么做就是了。只是我想，这一来他岂不也知道宁慎是咱女婿了，他怎么面对咱们呢？” “那就更没必要为他过去的破事儿遮着盖着的了，你那吞吞吐吐有半句没一句的，好像是怕我们娘俩知道饶不了他似的。这时候你还是敬神呀还是怕鬼呀？他有什么把柄你得说说呀，你看他把小宁祸害成什么样了，你还为他人道主义呀，犯不着！” “不是不是。情况比较复杂。去年的事儿了，他把车间副主任的老婆给祸害了，女人不到 30 岁，她原想忍，他害怕事儿若闹起来，后果谁也难以预料；这事儿一旦扬开了，她丈夫绝对敢杀死万魁元，那样女人还能活得了？她丈夫还不得去杀人偿命！但是没想到女人怀孕了，她都快要吓死了，才偷偷地来找我，把经过原原本本地讲了：这个万魁元早就看中她了，她也不敢不答应，因为她丈夫还在车间当副主任，没准万魁元一怒把她丈夫弄到翻砂车间当翻砂工人，这不是万魁元的一句话吗？没过多久，她丈夫当上了车间主任。就这样，万魁元这事儿就不了了之。” “那，女人的孩子呢？” “我为保护这个女人，我给她吃了打胎的药，并给她开出患子宫炎、卵巢炎需要治疗的证明。这样，这个女人一家避免了一场灾难。当然万魁元也就依然“人五人六”地当他的党委负责人。我就是看不得女人受可怜、受欺负，可我只能医她病，只能为她保密，我做不了别的，不过还是保住了她的家；若不的，后果就没法收拾了。” “我爸做的太对了，特别是这种事，首先就得保护弱者，弄不好肯定出大事。对万魁元咱也不能揭发告官，那是他自己的事，尽管品质恶劣、道德败坏、行为无耻、以权诱奸的龌龊卑鄙，但这不是我们所应管的事。不过从他把小宁打成右派这点来看，我也是有一口气憋的慌，看情况吧，他若能给点方便，咱也不必把打成右派的这笔账算在他身上。如果他没有一丝同情，那就要看我当时的心情了。” 那以后没几天，苏敬山几个回合的言来语去就把万魁元说服了。 他允许宁慎以养病的名义住进职工医院，结婚证明信也已开出了，还再三为把宁慎打成右派表示 100 个对不起。可没办法挽回了，名单已经报上去了，据说所有单位报来的右派名单，汇拢在市委三人反右领导小组的特别保险柜里封存。 夜深人静时，苏敬山一家四口密商计议。宁慎总觉得没法面对，但亭亭依然叫他二哥，而且语气更温柔更甜蜜。她说，“二哥，你不要有任何精神负担，你我第一次见面后你就借元好问的词说，‘问人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怎么，当右派就不知情是何物了？当右派与生死毫无关系！现在我当着我的父母之面，真真实实地告诉你，二哥，你必须娶我，我这辈子认定了，只有二哥配当我的丈夫！而且，我的父母完全赞同。不许你胡思乱想，什么耽误了我的青春，拖累了我的父母等等，这都是废话！” “可是——” “没有可是！”亭亭一把抓住宁慎的肩膀，热烈地说，“咱俩能在这种情况下喜结良缘，这就是惊天动地，让人们刮目相看，让人们随意品评，让人们茶余饭后有说有道。这就是咱俩最大的胜利！岁月的每一天，历史都有记录。让后人赞美我俩吧，在反右的高潮中苏雨亭和宁慎迎来自己的洞房花烛，让他们把反右斗争进行到底吧，而让我俩欢度蜜月！” “闺女，你得让小宁说说呀！毕竟，他的处境让他心烦，究竟对右派往哪儿打发现在谁也不知道，有什么话说说，别憋在心里。咳，这运动的样儿五花八门，其实就是整人呗！” “乖，你爸说的对，是得听小宁说说，还得听听小宁有什么要求，结婚是大事。” “我没有要求，只是我想他们要是把我发配了，亭亭和爸妈，你们的日子多窝心啊！我什么都不能干了，只能去赎罪！我说心里话，我一看到亭亭立马就想到我这不是把亭亭毁了吗？亭亭会因我是右派一定会受到牵连，亭亭的前程肯定会受到严重影响。现在还有人相信我们的时代不搞株连吗？” “谁想株连？我还什么也不干了，我叫他们株连，怎么啦，在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是什么派？——右派？左派？反革命派？退一万步说，他们有千百种伎俩，尽管使出来，株连是有传统的。但没犯死罪吧，我倒希望我的生活能增加几分壮烈呢！没听说过么，没有磨难的经历，脑子会生锈的！二哥，我也说心里话，正因为你是右派了，我必须马上嫁给你，我决不让你孤单！政治无情人有情；怎么啦，这碍社会主义啦，还是碍‘赶超英美’啦？二哥，咱们得学会自我欣赏，自我接纳，用政治的观点，咱得自己统治自己。面对任何暴力都要更深刻地展示你的人格魅力！你无罪！谁有罪？老天有眼看不见吗？” 苏敬山怕出万一，连忙给他们的结婚证领下来。亭亭妈希望他俩到北京家里办，反正有了结婚证，谁也无权禁止右派结婚，谁也无权把跟右派结婚的人也打成右派。何况北京人见的右派多了，他们的心里未必都鄙视右派，没准还可能赢得意外的赞誉——瞧人家不在乎什么右派不右派的，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无所谓！甚至还会给人们一个深刻的记忆。 但，亭亭到现在还没有把宁慎的父亲也打成右派的事告诉宁慎，这婚怎么能到北京去结？她也清楚宁慎早晚也会知道，但亭亭决不让自己说出，就想一直瞒着宁慎。所以她坚持就在大堡办。就婚俗来看，确实有点反常，但也没办法。亭亭既不想让宁慎的父亲不好面对，也不想让宁慎家的周围四邻看热闹传笑话。 苏敬山两口子见女儿执意不去北京办，经女儿反复说，两个老人终算醒过闷儿来，觉得亲家那边也不知道他们决定结婚的事儿，当然，也不可能有任何准备；再则，老亲家又受到那么大的打击，一家人的心都为老亲家的命运悬着，怎么能高兴起来呢？这是一方面，宁慎这方面呢，他这时候回北京结婚，万一让人们知道，没准还以为小宁逃跑了呢！索性，就在咱这儿，咱也不请任何人，既不张灯结彩也不敲锣打鼓，这叫什么？这叫没有中国气派但有时代特色的独创的成婚大典。 就这样，宁慎和苏雨亭洞房花烛了，蜜月十天刚过，想不到万魁元登门祝贺来了。刚坐下万魁元就说，“我也是让杂事缠得脱不开身，还不知小宁、小苏俩人办事没有？可是，我一想到宁慎，我真的有种犯罪感，心里非常不是滋味，觉得太对不住老领导对我的恩情。我直骂自己昏了头，对你们这种关系一点都不知道，若是哪怕知道一点儿，我说什么也不能让宁慎落到这种地步。没办法挽救了。我忘恩负义了。” “就是我们也不知道闺女早和宁慎相爱了，还是这次闺女回来，才把他们的关系和我们讲了。事儿出了也怨不得你。原来宁慎的妹妹宁馨和闺女是在协和医院的同学，又是住一个宿舍，由宁馨介绍，就成了，我和闺女妈也是一直蒙在鼓里。若根本没有这个运动，你能定谁是右派！你就别放在心上了，女婿将来会怎样，就看他个人的运气和造化了。” “我不知该说不该说，以亭亭的人品和才貌，又是协和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干嘛非得要嫁给右派呢？”万魁元也是想在这种时候讨个好，就顺嘴说出来。但他的话音未落，门咣的一声猛地被撞开，进来的正是苏雨亭。 她父亲一看顿觉要出麻烦，但也不好阻拦。一进屋亭亭气咻咻地说，“本来我们不想跟你说什么，总算你给我们的婚事还帮了大忙，小宁成了右派，我们也不和你计较，可是你偏偏说出我干嘛嫁给右派？你有什么资格说！你以为没有你我们就不能结婚了？没有你，宁慎打不成右派这倒是真的。你是谁？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我告诉你，尽管你是大左派，你知不知道你的灵魂有多么肮脏！你还想往上爬，你还想爬多高？你知道不知道你应该进监狱？我对你的无耻行径都难以说出口，你还觉得自己高举红旗了！明明白白告诉你，我们不愿看到任何人有难堪的下场，自然也包括你。我爸一再教育我，什么时候也不告状！也就是你说了几百次的揭发。这么说吧，不要因为我们，而让你倒霉！” 万魁元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这一场，脸色一会儿白一会儿又紫了，走也不是、坐也不是，他心里一个劲儿打鼓，他知道亭亭不是吓唬更不是诈唬；一旦暴露，不管是官方还是私方，对他都是灾难。他一时语塞，心想，她怎么知道的？心又想，自己怎么就鬼使神差地把宁慎打成右派呢？他已经意识到这个娄子捅大了。在这种情况，类似万魁元之辈一旦捅了娄子，一般说都六神无主。万魁元现在想到的，绝对不是什么时候能当上副书记，而是千万不能进监狱，真要撤职查办，万魁元的全部希望，必然是流水落花春去也。他好像觉得自己的命运在苏雨亭手里，他的希望在苏敬山的眼神里。现在的万魁元只有求助苏敬山了。 但是亭亭没容爸爸说，她看了看万魁元说，“宁慎不怕当右派，所以我们也不计较在运动中你玩儿的什么鬼把戏，我爸对你是很宽宏的，说没有‘运动’，你也不敢整人。这话说的没错，但我让你心里明白，在运动中我的丈夫依然五官端正，大义凛然，这点你亲眼所见，照样不亢不卑，照样不愧不怍，照样敢直面任何人！而你这位厂党委负责人几乎挖尽心思，蝇营狗苟，唯恐整不出右派而影响你的前程。” 亭亭憋在心里的气虽说也撒出点了，但还是觉得胸闷，接着又说了不少。 “尽管你的作为有这个时代的特点，可以不必大惊小怪，但，我还是为你设身处地想过，因为运动的领导者在运动中必然调动或变化各种手段。而所谓人性，所谓良心，那都是运动的障碍。事情已经有了结果，我还说这些有什么意思呢？我是想请你回忆某些是非，以便医治自己的灵魂。你说我丈夫怎么就当上了右派，他不就是为佟正平工程师想找回公道么？你再重新想一想佟工程师的形象，这样一位品格高尚、学识渊博、热爱祖国、从海外归来参加建设的爱国者，你瞧瞧你和你的同伙把他污蔑成了什么样子了，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几乎忍辱求全地工作了 7 年，我丈夫就是为证明中国还是有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人，才在所谓“鸣放”会上，义正辞严地大鸣大放。你和我丈夫站在一起，你拍拍你的胸脯，你说你们谁高尚，谁才算得上真正的中国人？谁才是真正有党性的共产党员？然而你却跑到我父亲这儿，说什么我干嘛非嫁给右派！我挑明了说，你若没这句话，我凭什么生这么大的气，还给你讲这一堆大道理！我可没有闲情逸致，只是出于某种不平，说这些让你心里非常不痛快的话！” 亭亭的一番话，不仅使万魁元又惊又怕，连她老爸都觉得话锋太尖刻、太让“来客”挂不住脸了。万魁元总算还是良知未泯，往日的身段不见了，倒像是一个犯了错误接受训斥的人。亭亭看出他的这种心理状态，自己的语势也就缓下来，她说，“其实从我爸这方面我也不该这样不恭不敬地冒犯您，还应该叫您一声万叔，就是有口气，要为我丈夫和佟工鸣放不平而说些过头话。我们往日无怨无仇，我何必让您过不去！这不都是运动闹的么。现在我的气也消了，我向万叔保证，不管我和丈夫今后有多大灾难，我们一家谁都不会伤害您，这一点请您放心；另一点，我请您善待被你伤害过的人，这点非常重要，您不能认为弱者永远是弱者。共产党员应该深明大义，我还得说一句：早早晚晚，人们一定会厌恶名义上是整风，而实际上是整人的政治运动。我说的是心里话，但多有得罪，请万叔原谅。”说罢走出。 六 万魁元真的是被感动了，抓住老领导的手，一脸愧色，说，“谢谢，谢谢！亭亭给我上了一堂做人的课。开头我还后悔不该来，现在我庆幸我来对了，不怕老领导笑话，不是小苏的这堂课，我今后指不定要栽多大跟头！是小苏及时警告，让我才有机会反省自己，否则，倚官仗势下去，迟早会身败名裂，太可怕了！真是小苏的警告，震我猛醒：亡羊补牢吧，只是对宁慎我追悔莫及呀！人若一利令智昏，就绝对看不清什么是非了。对上，就剩下唯上是听；对下，就会发号施令，重要时刻就会导致对无辜者的严重伤害。真的，我还怎么面对宁慎呢！” “老万，你不必为这件事觉得思想压力太大，当然你也有一定责任。客观看，假定是另外一个人管这个事儿，宁慎也未必就打不成右派；运动方向越来越清楚是对准知识分子的，而知识分子在漫长的革命征程中常常被视为异己分子，因为其阶级属性被认为是属于资产阶级。技术科里都是知识分子，显而易见，就是要在知识分子群里找其拔尖的代表人物当右派，你想想看，在技术科里谁优秀呢？” “当然是宁慎，而最有影响的当然是佟工程师。” “这就准确无误了。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这次都难逃一劫，这么说吧，不管是县、市级的，省部级的乃至国家级的，凡是名声和影响越大的知识分子，会有很多人必得被斗垮搞臭，这是既定方针。今天不搞明天搞，今年不搞明年必搞，因为顾炎武（知识分子）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儒家经典，被当代领导者认为，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不稳定因素。所以小宁当右派我们不能完全推罪于你，你也不必过于内疚。只是我们都有很多教训是不该忘记的，我不说自己了，你有过的亲身经历也能帮助你认识‘运动’的”。 也许，万魁元现在才认识到苏敬山的境界，过去仅仅把苏敬山当作一位“老革命”，今天在他面前，才感到自己太无知了，对社会的各种现象的了解和认识真是太肤浅了，才发现自己原来想的、说的都是属于上级的指示，自己的主体意识早就不存在了。现在才真明白，就以最普通的常识看，“整人”这不是人身侵害么，在一个国家里，特别在一个倡导文明的国度里，谁有这么大的权力一纸令下，就要把好端端的人整得死去活来！一个人的有罪、无罪不是由法律来裁定的么，那我国的法呢，如果有哪一个大胆狂徒敢说中国无法，仅此就可定成大罪，那么搞“运动”这是合法的吗？党员确实违反了党纪，那当然可以根据党章规定给予处罚；国家干部犯了行政法规，而且屡教不改的当然可以记过甚至开除。但，没有经由任何法律程序的裁定，便剥夺国家干部的行动自由、监督改造或软禁或人身伤害，这就证明，这个社会不保障任何个人应有的权利和必有的自由，这也证明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真正保护人民的法律。虽然有《宪法》，它只让人们高兴了一阵子，现在还有谁相信那曾经魅力四射、现在已变成苍白谎言的《宪法》 ? 其实万魁元也是亲身有所体验的。“三反五反”时，他以厂党委委员的身份对全厂的基建项目负总则，运动一来人们忽然想到，掌握基建大权的万魁元，他的手脚能干净？这是人们经过运动养成的惯性思维。其实关于运动，毛泽东就很明确地说过，不管有没有 , 都要先“反”起来！于是，“运动”就冲他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把他当大老虎折腾了好几个月，总算战果辉煌，万魁元“贪污”的款数竟是全厂三年的总收入。当即把他一撸到底，押进小屋里给反锁上了，就等公安局抓和法院判了。万万没想到真就把他逮捕了，任凭他寻死觅活地喊冤叫屈，招来的是更惨烈的“逼、供、信”。后来，中央可能发现“运动”出偏了，下令组织工作组认真复查，并强调“实事求是”和严禁“逼、供、信”。这就有了转机，上级工作组对万魁元复查的结果，才见真相的水落石出，随后，万魁元的“贪污案”定为纯属冤假错案。工作组负责人对厂党委一把手说，运动怎么能这种搞法呢？万魁元有多大的神通，能把厂子三年的总收入据为己有，你们厂这三年是怎么活的？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中央三令五申不许搞“逼、供、信”，你们可倒好，不搞“逼、供、信”就找不到“老虎”似的。 厂党委书记武志峰是从延安来到大堡的，不仅在延河边看到中央领导人漫步的情景，还亲自听到毛主席关于“延安整风”的报告， 1935 年入党的，就这个资历，谁不看重、谁不羡慕，工作组的负责人还想奚落奚落他！他接待工作组负责人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当真是听你指手画脚！武志峰说，“你说的对，我无能，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厂的‘老虎’在哪儿？哪场运动离开了‘逼、供、信’？你参加过‘延安整风’么？你要有兴趣我给你讲讲。我的意思，错就错了，有个平反就够了，在延安时就是这样子的。” 工作组复查的工作结束了，也就是完成了使命。没必要再说什么。谁都知道所谓工作组都是临时抽调一些干部组织起来的，事情完了就又各回各的单位，因此工作组的权威是很短暂的。尽管如此，在工作组撤走时，武志峰还热情地说，欢迎你们常来指导工作。 这之前，知道工作组要来厂子了解所谓打老虎的情况，加之很多单位把打出来的“老虎”都放了。一个打虎队的大头目就有点沉不住气，怕被追查他凶恶打人的事，便没好脸子地对一群小打手埋怨个没完没了，小头目们更是什么也不摸底，都是大眼对小眼，一个个目瞪口呆，有的还磨磨叽叽，怪得着我们么？我们只管打，我们知道谁是老虎？还不是由上边定！真难为了，小打手说的是实情。这戏唱好唱坏还真不能怪跑龙套的不是！ 最冤的就是万魁元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老婆孩子一见他都认不出来了，全身都是伤，要再耽搁半月二十天的，说不定命就没啦。好在万魁元“无罪释放”了。工作组负责人对他说，万魁元同志，没事儿啦，你上班吧，原来干什么现在还干什么。万魁元好像要问，就这么啦？负责人看出了他的心思，怎么？你想问，就白整啦？是呀，差点没整死我，我身体给打成了这个样子，将近一年的工资就这么也给打没啦？身体有伤到医院好好治治，你们有职工医院嘛，职工医院治不了就到市医院，也可跟你们武书记谈谈，多休息些日子；至于补发工资问题我们没得到政策，有或没有最好去问问武书记。受些委屈也不应该埋怨组织，希望你还得振作起来，你是共产党员，难道让党还给你赔礼道歉！ 万魁元回想自己在“三反五反”的遭遇，又听老领导苏敬山和他女儿深明大义的讲话，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让他不得不审视未来的路该怎么走。他不糊涂，他知道人的意志也常常被功利吞噬得干干净净。真正的强者就在于从不追逐功利。看来万魁元还必须慎重选择。但，临走时他这样说，“先让小两口踏踏实实地过好蜜月，没有我的打招呼就让小宁在你这里住着，厂子那边我想办法对付。我说过，上边怎么统一处理我只能听从，但没处理之前我尽力对小宁做出补偿。这点请老领导放心，也请转告小两口，我做错了，请他们宽恕。” 万魁元正起身要走时，门推开了，小宁和亭亭进来，宁慎激动地给万魁元鞠了一躬，亭亭跟过来诚心诚意地说了好几声谢谢。原来他俩在门外听清了万魁元的每句话，一个当领导的，能真诚地反省自己，并且还要做些努力来弥补，这让他们有些感动了，人家毕竟是领导，能知错就改，应该得到谅解，缠住别人的短处不放也算不得是君子。 没想到万魁元抱住小宁，“真是没脸见你呀小宁，什么都晚了，只说两句 , 祝你们小两口永远幸福、永远恩爱，我会永远记住小苏的话，也请小宁谨防外人看见。” 万魁元走后，苏敬山在家人面前叹了口气，让妻子和两个孩子有点摸不清。他说，“我是想到，做人难，认识人也难。就说万魁元吧，闺女那时候恨不得把他痛斥得体无完肤，因为他的品质让人讨厌，让人觉得他可恶，其实这只是他的一面，我最了解他，你们应该相信他的许诺，他是说到哪儿就会做到哪儿，在诚信方面从不打折扣；在领导岗位上他是公认最廉洁的，那么多的基建项目，有那么多的钱从他手上过，是分分角角清清楚楚，其账目可谓一目了然，仅这一点也让人敬佩。还有一点，心里老挂着厂子，‘三反五反’期间，先是让他交代，他说我一分也没拿过公家的钱，打虎队长说，那好，你在里屋当间儿站着，也不知站了几天几夜，两腿肿得像小桶似的。后来为了保命，按照要求的贪污数字他都承认了。你们没见他当时的惨相，有人说这人还能活吗？真的，万魁元差一点没被心黑手狠的打虎队打死，还是我把他的命给抢回来啦。就在身体刚刚好一点儿就躺不住了，说什么也要出院，他说，这么大的厂子我能不牵挂么？要是出点事儿，咱算是干什么的！是我硬让他好好养病，又养了四五个月我才让他出院。你们看这个人有点复杂吧，要我说，这‘运动’就是把好人往坏了整，把人整得半疯、半傻、半呆、半苶了，人们都修练到无我境界了，‘运动’也就没啥名堂搞下去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