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六 章 一 随着“深入挖掘”，右派人数急剧猛增，若按现在运动的发展速度和定性标准，到年底将有可能达到百万，这样，战果辉煌是辉煌了，可是知识分子阶层从一个角度看，可能出现瘫痪迹象。当然逃过这一劫的知识分子，侥幸之余，心惊肉跳的情绪怕还很难短时间消除；知识分子曾把知识看得跟生命一样重要，现在他们才明白生命比知识重要，因为，保尔·柯察金说过“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可是这么一个常识之见，中国知识分子经历政治运动才有所感悟，没有命，包括知识在内的一切 , 都等于零！所以，知识分子暗中发誓：什么也不说，而且必须放弃追求和奋斗。他们也是实在太愚蠢，还不知道什么都晚了。 据说，国外有评论，中国知识分子大军全军覆没了。对此历史沉默了很久很久。重要的是，这对人民共和国的形象是否会有所伤害？似乎没人关注；倒是知识分子的存在，不大让人放心，虽然他们的头面人物纷纷在报上发表《认罪书》、《投降书》、《检讨书》等等，但他们的骨子里未必心悦诚服，让他们夹尾巴做人未必就心甘情愿。 因此，反右运动在取得辉煌战果的同时，必须“宜将胜勇追穷寇”。只是有小道消息，又有文件规定说：“深入挖掘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当百八十万右派已进入毛泽东张开的大“口袋”时，如果这个小道消息是真的，人们也不会感激涕零，只不过感到这又是一个“深挖”的策略，只是这个策略会让人欲哭无泪。“反右派斗争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事实，讲道理。而且事实要的是准确的事实，不是虚构的‘事实’，讲道理要讲得使大多数人心服，切不可强词夺理。”这当然是特制的障眼法！而这决不是什么小道消息，仅就说辞的语言铺排，一听就知道是谁说的，目的是让人们知道反右是有章法的，不是随随便便的。然而依然是让人感到稀寡无味，因为这类香饵，人们吃过了，吃够了。有人说的好，对有些书，从反面看就看懂了；对有些话，从反面听就明白了。 如果说与过去的文件有什么新鲜的，恐怕就是“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的界限”一定要划清，“以免泛滥无归，陷入被动，丧失同情。” 这真是让人无可奈何了，说它是“好经”让小和尚念歪了，小和尚未必心服口服；把它和实际情况对照，几乎会让稍微有点良知者觉得是南辕北辙；对当事者一定会认为：不要再说讲理了，更不要再玩弄什么实事求是了。一言以蔽之，在中国的现实体制，若允许讲理，若真的要讲实事求是，中国知识分子还有当右派的吗？如果说一次运动人们犯糊涂，两次运动人们犯疑乎，三次、四次呢？不是说“听其言、见其行”么，言，听得多了，行，也见得不少了，一个个结局都摆在那儿了，人们既明白其用心，也大略了解其目的。似乎有一个悖论，任何善意，必要时就变成恶毒攻击，任何为国分忧的举动，眨眼间就变成居心叵测。 中国没理可讲，因为，与人斗其乐无穷！ 有一个小插曲，它是一个真事，反胡风运动中，某文化单位打成一个胡风反革命三人小集团。一位是和胡风的画家朋友有一两次关于出版年画的联系，一位是和胡风的诗人朋友有过一次通信，另一位是在上海听过胡风在一次文化集会上的讲话，“反胡风运动”一来，此三人就成了“胡风反革命反子”。 经过半年多的机关临时审判，见证了三人领导小组的确是苦心孤诣，然而打谁是胡风分子毕竟不是划成分那样简单——爷爷是地主，他儿子、孙子自然就是地主出身。总不能某某偶然和×××坏人碰过面、点过头就认定某某也是坏人。没有点真凭实据，不着边际的生拉硬扯，就定谁是胡风反革命分子，这也太超前了，这当然不是革命的要求，加之《文件》也有原则规定和具体指示，于是这个机关打成的胡风分子的三个人最终又坐到办公室的椅子上。其中有一位去市委要求给予正式平反，一位领导很幽默说，你们又从机关大门出来进去，这不就是给你们平反了？另一位终归年轻无知，居然对当时三人小组的一个成员表示不满。他完全忘了，不管大小单位，凡领导运动的都是大左派，你一个任嘛不懂的毛孩子，竟给人家以颜色，岂不是太不知天高地厚，居然不知道敢和他们叫板，那叫玩火！难怪对方把一牙咬说，“你等着，下次运动见！”果然让人等着了。他万万没想到，反右运动一来，人家又是三人小组成员，这就是说，他的手可以随时扼住你的喉咙。 凡称为知识分子的，特别是大大小小都有点成就的知识分子，都有两大致命伤：一是个性，二是见解。个性的表现是率真和坦诚，见解的表现是既独到又较深刻。两大致命伤的同一形态就是习惯于“推心置腹”。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必然是特定时代悲剧的扮演者，因为这个特定时代对个性和个人见解不仅是“深恶痛绝”的，而且认定其中就有“反”的东西。有批判者说那是反骨。 万魁元去听《文件》的传达，散会后，他发现很多人都各走各的路，不像往常散会后，人们有说有笑的；他自己也是走自己的路，但心里觉得堵得慌，竟觉得文件好像是风雨一阵，迷雾一片，让你一身湿透，双眼迷蒙，瞬间，又有一堆乱麻一缕一缕地缠过来，总之，心乱如麻，什么也理不清，什么也不明白。 其实不仅他万魁元心上像被糨子糊了厚厚一层，参加听传达《文件》的也有不少晕晕糊糊的，因为直到现在上边还要求“深挖”，策略还是“诱敌、鸣放”还是“引蛇出洞”。《文件》依然是人们早已熟知的属于整人的有效策略。什么“必须坚持辩论方式”呀，“摆事实”呀，“讲道理”呀，据一些参加过“延安整风”的老同志讲，当时的整风文件也是这么反复说的，不过，在整风过程那些指示根本没用，后来不知怎么就变成“抢救运动”了！天哪，这一抢救不要紧，革命圣地的延安几乎人人既检举也被检举，很多单位都有了特务，有特务就得上刑，于是没有一个能扛得住的，自杀的，还有枪决的，细情细节却随着岁月不是消逝就是尘封了。 整人、整知识分子干嘛还要这样安排呢？没必要摆出冠冕堂皇的政策。人们倒是有了太多的体验，所谓运动的政策，都被不断变化的策略随意更改、随意衍生更随意的策略运作。所以什么“摆事实”、“讲道理”呀等等，仅仅是表明“君子治人不出恶言”而已；真要是“摆事实”、“讲道理”，政治运动就根本丧失了运动条件，也就无法进行！更谈不到在什么地方挖出多少右派！“摆事实”“讲道理”是某种政治真实需要的掩盖，是欺世盗名之谈”！其实中国政治的真实早被埋葬了。 应该看到，人们虽然不敢游离《文件》丝毫，但人们的良知还没彻底泯灭。当领导也有难处！难在没人敢说真话，更谈不到仗义执言！泱泱大国的《宪法》都患了失语症，其子民说什么都可能被当作反党。为什么《宪法》无作为？权大于法！而这一点，在人类世界唯独我们这样颠倒！所以民主呀、自由呀、人权呀、理想呀等等等等，摆在那儿，仅供让人们知道这一切我们国家都有，尽管这类似“痴人说梦”，但也必须如此看、如此说。 也许正是这种情况，从政者讨厌别人说真话，自己对真话又噤若寒蝉；从政者都非常聪明，知道什么叫“飞蛾投火”！人们才想起更现实更实在的民间一个经典谚语：“好汉不吃眼前亏”。 万魁元刚回到厂，连口水还没喝，市医院重病科来电话，说武志峰急需转院，目前市医院没把握进行开颅手术等等。 他当然得向市委汇报。武书记论级别与市委书记同级，转院的大事自然得由市委作出决定，所以他又骑上自己的那辆破自行车匆匆赶到市委。市委书记马上指示，转北京抢救！在抢救期间不用向市委请示，一切听从医院安排。 万魁元为难了，他知道北京的医院也决不是你一去医院就收下，特别是大医院能不能挂上号都没有任何把握，他一时乱了方寸。在屋里转悠了老半天，还是一脑子黑乎乎，没一丝阳光，忽然想到苏敬山的女儿苏雨亭，她刚刚毕业又在协和医院实习了一年，她门口熟，人脸热；能请她帮帮忙或许行，但她若要说我干不了这个差事儿，能怪得着人家么？不过万魁元倒是相信老领导苏敬山，因为他和武书记在延安就是知心朋友，还同时被“抢救”过，这个时候他绝不会袖手旁观。于是他马不停蹄地来到职工医院。 他把情况和老领导说完，苏敬山立时感到这事十万火急，而且只有他女儿才有可能办这件事，于是打发一个护士把女儿找来。亭亭了解了情况当即表示，“救人要紧！万叔，您马上做好各种准备工作，越快越好。” 万魁元忽然想到市委书记的嘱咐，他心头一震，说，光小苏一个人也不方便，就让小宁也跟着去，市医院也要去人，一旦武书记住进协和医院，市医院的人又不熟悉北京，办什么事儿也会找不着门径，于是这位厂党委负责人决定，让小苏小宁一块留在北京一些时候，小宁陪床，小苏上下联络。他自己又不能离厂，再说医院总得有人和自己联系啊。 苏敬山一听让小宁也去，觉得很不妥，他看了看女儿，不知道女儿要说什么。她说，“万叔，咱不作交易，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我的仇人病在我的面前，我照码会千方百计地尽力去做，而武书记和我爸在延安时就是战友，现在理所当然地去请协和医院最棒的医生给武书记治好病，别忘了我也是个医生，我有责任！如果主治医生需要我，我当然会尽全力配合。只是我丈夫去，怕不合适，他的身份怎么有资格给武书记陪床？那很可能给您招致很多意想不到的麻烦和抖落不掉的是非。我们不能再把好事弄得一塌糊涂。如果万叔执意让宁慎去，不怕任何风险，我无权拒绝。现在的关键是必须抓紧时间，分秒必争！只要到北京，所有的事都由我办，我求我的导师抢救武书记。” 亭亭父母倒是希望小宁陪着女儿一块去北京，他们知道女儿已经怀孕了，她身边得有人照顾，可是也不好说什么，万一去了，有人发现了，举报了，怪罪下来了，也是了不得的大事，不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么 ?! 但万魁元自有他的理由，而且认为理由很充分。他解释说，“我决定让小宁去，决不是为了自己良心得到某种补偿，而确实是小宁去最合适，如果小宁不去，势必还得派一个女同志去，有合适的么，能跑里跑外操劳么，要她去这儿去那儿，她能分辨东西南北么；再说，小苏若有个身体不适，不是小宁在她身边最方便么。” “老万，你说的也在理，闺女去北京也确实身边需要有个人照顾——” “我知道老领导要说什么，不就是小宁的事儿么？这你放心，市委书记嘱咐我，关于老书记治病的事一律不需要再请示，只有一条，只要能治好老书记的病，一切让我安排。即便没有这把‘尚方宝剑’，我也有权这样做。如果真有不测，我也能顶得住，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老书记，我的责任我担承，我不怕有什么意外的后果，即便有人无缝也下蛆，也无所谓；不怕老领导笑话，近些日子我好像才真正懂得：做任何事不能与自己的良心背道而驰，受良心的责备常常是致命的；所以我想开了，大不了开除党籍，再大不了我也当右派，把我撵回家去种地；我现在才体会到追求名利实在是人生最大的危险。人不能老‘假’活着，尽管‘真’活着不易，也该真活几年呀。” 万魁元这么一解释，苏家父女也就同意了万魁元的安排，立刻准备好一切。这样，给小苏小宁婚后的最初生活平添了几分喜剧色彩。但对亭亭来说，这份责任给她的压力也是很大的。她父亲却反复嘱咐：“你们一定要谨慎，所有花费一定要一笔一笔清清楚楚，更要多照顾病人，除非医生允许，你们一定自始至终守在武书记身边。” 二 到了北京之后，还别说，若不是苏雨亭人熟脸熟，还真是连号也挂不上。来协和医院挂号的患者，几乎都是天还没亮就在医院大门外排起长队了，若真是排队挨个儿，按护送来的医生说，武书记的命，真是没救了。抢救这种病人必须抢到时间，否则，只有一个结果。护送来的医生握着亭亭的手激动地说，老书记的命是你给抢回来的，我回去一定向上级建议，请上级把你调到我们医院，我们医院太需要有大本事的外科医生了。 苏雨亭到协和医院找的是脑外科专家、协和医学院教授、她实习的导师岳剑。岳剑教授马上让人给安排病房，亲自给武书记检查，并抽血化验。检验结果是良性肿瘤，但还不能马上手术，因为病人身体太弱，得恢复几天，暂时用药控制。这样，几个人才松了口气。 而岳剑教授就有了时间想起第一次见到亭亭的情景。一晃儿就是 12 年前的事了，那时她妈陪着一位母亲来院为自己儿子景小毛做手术，那时，才十岁的苏雨亭叫林燕，每次见到她，岳教授就摸摸她的小脑袋。时间快的真是让人不可思议，转眼工夫（过了七年）亭亭考上了协和医院，入学的第一堂课就是岳教授讲的，教授看着她面熟，下课时教授突然叫了一声林燕，亭亭本能地说声：到！岳教授非常高兴地拍拍她的肩膀，往窗外一看，自言自语的，时光太快了，好像你昨天还是个小毛丫头，今天就成了大学生了，厉害厉害，没人能挡住时间的飞逝啊。亭亭把和母亲的经历简单地说了说，岳教授长叹一声说，我们祖国的灾难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亭亭曾说一位教授到清华找他的教哲学的老朋友，聊完后老朋友送他上车，再三嘱咐他“一定要夹着尾巴做人”，那个表示“一定一定”的就是岳教授。他最喜欢亭亭的勤奋和聪明，其实不光是岳教授，凡教过亭亭的教授就没有不喜欢她的，在她毕业实习期间，岳教授主动当亭亭的实习导师。不到一年时间，她参加三十多次开颅手术，而且都当岳教授的助手。岳教授在亭亭毕业前，曾建议：一是留校当他的助教，二是到医院外科当他的助医。 她都婉拒了，她当时很委婉地解释，“我舍不得在我们第二故乡生活的父亲母亲，他们那代人不是舍生忘死就是东躲西藏，根本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和夫妻的恩爱；我的父母结婚十四年，竟有十三年在万水千山的阻隔中相互守望，这真是中国独有的婚姻宿命，从我生下来直到十三年后才见到我的父亲。您想我能离开他们么，何况我的丈夫就是为我才来到大堡。真的，我并不觉得自己如何优秀，再说啦，就是真的优秀也未必就是好事，就像一个人一旦被人们欣赏了，往往倒霉的事儿也就跟上来了。我没有那么高的觉悟，我得守住家、我得守住爱人。我觉得在这世界上没有自己必有的保留，也是很悲哀的。”亭亭说了这么多，就没敢说丈夫的遭遇。 正是亭亭与岳教授那种师生情谊甚笃的关系，才使得武志峰一到协和医院就立刻住院，而且经过会诊，很快就决定了手术日期，而且主刀的正是亭亭的导师，导师居然让亭亭做他助手。在手术前一天，万魁元来到北京，在手术通知单上签了“同意手术”。那天一大早，万魁元看到小宁直盯盯地看着手术室的两扇门。他对宁慎连说“谢谢，谢谢！你们太辛苦了。”这时才发现小苏没在他身边，有点儿惊诧，小声问，“小苏出去啦？”“没有，她参加武书记的手术，是她的导师岳剑教授指名要她当助手的。” 万魁元噢、噢、噢了几声，紧紧握住了小宁的手，但似乎没敢看小宁的脸，只是让小宁听到了很轻微的叹息。大约五个小时，手术室的门敞开了，先出来的护士带着笑意告诉他们，手术完全成功。接着，武书记被推出来，万魁元刚要去看，被护士拦住了，示意不要惊扰。随后是亭亭由一位护士搀扶着缓慢地走出，宁慎和万魁元几乎同时疾步迎去，岳教授对他们说，“这次手术的主刀不是我而是苏亭亭，我是她的助手。” “什么？亭亭主刀？”宁慎和万魁元一下子愣住了；岳教授很不高兴地甚至有点责问地对宁慎说，“你是亭亭的爱人吧？” “我是她爱人。”此时他才发现亭亭快站不住了。 “你妻子怀孕了，你应该告诉我！怎么瞒着我？”脸色煞白的亭亭，摇摇头，费力地说，“他也不知道”。岳教授语气才缓和些，说，“小苏主要是太累了，你们想吧，怀孕的身子一站就是五个钟头，好在没动胎气，只要好好休息，不会有大碍，但一定要营养跟得上，这么说吧，什么也别干，就是休息，让心完全静下来，能这样就不会有影响；但要切忌，不能坐火车，车的启动和骤停对胎儿有影响。”岳教授最后问：“北京有亲戚吗？” 万魁元当即说，“小苏的婆婆家就在北京。” “那好，我让救护车送去。” 亭亭有气无力地摇摇头。宁慎说，“武书记这儿得有人陪床。” “陪床的事儿不用你们操心了，我们有办法。” “要不我陪几天，行吗？”万魁元说。宁慎介绍：“他是我们厂党委负责人。” 岳剑想了想，“您一定很忙，再则，也不是几天的事儿，一个大厂的负责人怎么可以扔下厂子来陪床！先由我们解决陪床问题吧。”一回头看到宁慎，“当然宁慎同志能来陪床，最好了，也方便联系。”岳教授又对万魁元说，“顺便拜托，您可以向市委汇报，苏亭亭这次对武志峰同志的开颅手术做的相当成功！我很早就认为亭亭是个难得的人才。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留住她。如果大堡不好安排，请对亭亭放行。” “好的，我会向市委书记汇报，至于他能否放行那绝对不在我了。” 当时协和医院好像没设置特殊的高干病房，要说有特殊，那就是一人间的病房，而且大都根据病情的需要。大概协和医院认为病人都是平等的。武志峰在单人间病房。万魁元走在软木地板又铺着特质地毯的楼道上，没有半点脚步声，他深有感触，医院的全部设置和全部所为，必须从病人出发，即，有利于病人恢复健康。相比之下，我们那边的医院就有很大的差距了。过些日子，万魁元再次来到医院想看武书记，走到病房前，一位很年轻的女护士很有礼貌地问，同志，您想看的是哪位病人？ “武志峰同志，他是我们厂的党委书记，我是贵院岳剑教授允许我来的。”万魁元说到这儿，有一位外国中年女人向护士问询什么，护士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回答那位外国女人，对方非常满意的但很生硬地说出一句中国话：谢谢！这让万魁元十分惊讶，似乎让他知道这里的护士必须具有外语能力，而大堡的护士有个“卫校”毕业就很不错了。 在没进病房前，那位护士对他说，“您有什么话可以说，但不要要求病人回答什么。” 万魁元小声问护士，“怕他激动吗？” “怕。最好什么也别说。这样吧，我去看看，如果他在睡，您就不必看了。”护士进屋看了一眼，出来对万魁元说他睡了，待他什么时候清醒了，我可以转告说你来看过了。” 武志峰在“三反五反”后，身体状况还是相当不错的，批判俞平伯的时候，按说这个批判与他毫无关系，他只是觉得不应该让所有的学术观点都必须一致，什么都一致了，也就没有学者了，何况学术的进步必须在不同观点相互碰撞中才有可能，他真不清楚一部《红楼梦》就掀起那么一场大风暴！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在这同时，竟联系到延安时期的王实味。如若俞平伯在延安，很难估计他会有怎样的命运。武志峰是在“ 12 · 9 运动”后与好几位同学走出清华园来到延安的。 12 年后即 1947 年，他在行军途中听说在同一行军队列的王实味被杀害了，他不大相信，没听说在他们的队伍里有王实味，不过，后来他知道王实味确实被杀害了。这给武志峰极大的震撼！但他不会忘记自己也险些“说不清楚”。革命怎么会是这样啊？由一本《野百合花》的深挖和开掘，居然论定王实味是反革命奸细和托洛茨基分子。他 16 岁就进入北京大学，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马列著作，在抗战前夕去了延安，谁敢想、谁能相信他竟是革命的敌人！竟然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奸细分子！他竟会死得这样不明不白！武志峰非常怀疑：我们真的认识托洛茨基是什么人吗？人的生命可以如此随意杀掉吗？而且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居然以革命名义杀人！ 武志峰在清华学的是土木工程，但从参加革命就与“土木”没有关系了，延安时期各类书籍奇缺，苏联小说还是有一些，也就是苏联的小说让他喜欢上文学；进城后由于他是学“土木”出身，便当上那个大型国营机械厂的党委书记，还是市委委员。当然，他有好几次机会可以提升，都因自己感到心力不足，不能胜任高职。来工厂相对宽松些，市委书记告诉他，能看文件就行，别的事不管，闲心不操，到车间看看，到家属院走走，和小青年聊聊，了解了解老工人的生活有什么困难。一切一切必须量力而行！ 但他的整个业余生活却是读文学和欣赏艺术。也许正是文学保卫了他的良知，坚守了道德伦常，为俞平伯教授飞来的横祸，既有几分同情也有几分不平，但他无可奈何，心里难过了一阵子就过去了（后来有消息，俞平伯老先生没被批判死，风平浪静之后，还得以升职晋级，万幸）；没过多久，“反胡风运动”突然暴发，几乎一开始就定性胡风是反革命。这让关注文化界的武志峰更百思不得其解。尽管他没读过胡风的多少著作和诗文，但在清华大学时就知道胡风，因为胡风早年就是清华的学生。当时人们都认为他是最关心民族命运的诗人、文艺理论家，是清华一个口碑很好的校友；政治上没有任何劣迹，就清华人来说，他是崇拜鲁迅的第一人。武志峰几乎被这个“大案”吓得傻乎乎的了，这让他不得不在内心发问：如果这样的运动一直搞下去，用不了 10 年 20 年，至少在建国前的作家和艺术家都可能打成反革命！不过还是保住了共产主义者鲁迅！（毛泽东赠予的称号） 凡与胡风认识的、有点来往的、读过他的著作表示赞赏的，这都认为是有了瓜葛，于是全国性的大搜查轰轰烈烈地开始了：迫于无法抗拒的政治镇压，胡风的朋友不少为了活命而“背叛”了，良心难在，道德堪存！《七月诗人》肝胆俱裂了，就这样，绝大多数的志同道合者，自然在劫难逃。一位在北京工作的清华老同学、老战友写信告诉他，受胡风一案而吃“挂落儿”的人数多达两千余人！谁信在共和国天空之下，竟出现如此惊天大案！冤案！ 武志峰有了疑问，这让人们拍手称快呢，还是把人们向往民主自由的冲动给震慑住了？牢狱中的胡风是否还记得自己，从 1945 年重返上海后，致力于革命文学活动的日日夜夜！大概知情者只能哑言藏匿于世，或许海外朋友等待时机写出真相。 尽管“三反五反”前后，武志峰偶尔也觉得身体不适，住几天医院也就好了。可是从胡风判了重刑之后不久，武志峰在当年的秋末冬初感觉身体特疲乏，有懒洋洋的样子，而且读书看报也看不在心上，好像迷迷糊糊的，偶尔还见他神思恍惚。但没人敢设想武书记的这种病灶，是受了“反胡风运动”的刺激。 显然，武书记得住院了。没想到一住就住了一年半，身上不疼不痒，有时精神还不错，和病友们还能谈点记忆中的事儿；大夫也告诉他，如果你能把最小的事情从记忆中挖出来，你就完全健康了。于是他真的试着在大脑里搜寻起来了，但不灵。 后来医院发现有点不对劲，他老愣神儿，连动也不想动一下，老是昏昏欲睡的样子，可五脏六腑又没有问题，那可能就是脑子里有毛病了。这就非得去北京了。 手术后的武志峰虽然清廋些，精神却相当好，宁慎陪床也已两个多月，因亭亭怀孕之后，行走多有不便，偶尔亭亭由婆婆陪着也来过几次，多是向岳教授打听武书记手术后的恢复情况，或是想了解还要住多久才能出院。而宁慎一直陪护着武书记。武书记有时催宁慎回家看看，可是协和医院在东城，自己家却在西城，一个来回至少也得一个多钟头，宁慎很怕在离开的这个时间里，武书记有什么情况发生，自己就不好交代了。他非常清楚，这个时候若有什么差错，绝对是政治事件，其后果那比当右派还要惨重。 所以来京两月回家两次，亭亭也让他把心思放在书记身上，把责任尽到了，对大家都好。亭亭还告诉他，她每天都能充分地休息，只在院里由母亲陪着散散步或做些轻微活动，母亲对我那算是无微不至啊，把我当个小孩子呵护呀，叮嘱呀，该躺一会去啦，该到院子里散步啦，她的心让我和胎儿给占满了。饮食方面那就更不用说了，自然是着重有丰富营养的，所以咱的小东西发育良好，就等一朝分娩啦。 亭亭和丈夫说的这些自然是实情，但宁慎也只说，宝宝能健健康康地来到世上，这是咱家唯一的希望、唯一的福份了。亭亭了解丈夫心里的痛楚，一句话，宁家被运动摧垮了。哥哥离婚了，姐姐和男友分手，侥幸的是，小妹宁馨和男友小提琴家吕聪利用出国演出机会不回来了。若不，也就是右派帽子等着呐。按说，亭亭与宁馨那不用说了，亭亭与吕聪那也是情同兄妹呀，而且现在都成了亲戚。亭亭还是在协和医学院学习时曾在假日或节日去拜望过吕家一家人，那时吕灵姐姐已留学美国，今年春吕聪也走了（宁馨通过关系作为随团医生跟着走了）。吕家的爷爷奶奶还都健在，吕爷爷不能坐诊了，诊所由侄辈吕大有和他媳妇高秀云操劳，收入不错，街面上的口碑依然非常之好。可现在宁慎和宁家的这种情况，亭亭和丈夫怎么去！不要说他们自己缺少勇气，就是吕家看此情景，那不是把清静的小院给搅合的太烦心了！运动，把一切都肢解了。更严重的是吕家还出了一个“叛国分子”，亲家还出了两个右派，这种情况，两家还敢有来往么？ 宁慎的父亲宁庄之定右派之后，还算得到关照，虽说丢官罢职降级，总算还没给流放边陲，不但允许留在家里，每月还有 2 、 3 百来元的薪水；他的精神似乎毫无消沉迹象，正在编修旧稿。对亭亭说，宁家的希望就指望你了。说罢老泪纵横。 亭亭语出惊人，“爸，咱不要希望，咱就要命！希望，是靠施舍的，命，是靠自己支撑的。只要活着，我们不要别的了。”亭亭抱住父亲，“明年您就当爷爷了，您该高兴，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不是吗？”此时的宁庄之，居然找不出一句适当的话，来表示对儿媳妇的赞赏。亭亭不忍看公公擦眼泪，安慰着说，“爸，如果您还迷信我们这个国度有什么民主呀、自由呀，您就会痛苦得难以自拔，怎么办呢？我想只能顺其自然，爱咋咋的！活该它！您什么都没少，硬要说少，倒也有，那就是：没资格与共产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长期共存’、‘相互监督’。” “可我是替你们年轻人悬着心哪，你都看见了，老的，就这样了，也确实无所谓；再则，也不是我一个人落难，在我们那群人里对我还是够客气的了，我是想开了，不把你当人看，你还要什么人格尊严？所以，后来我不再费心思和他们辩驳了，请随便吧，我就一个想法，国无法，必无天，我们百十万书呆子从来是对他老人家毕恭毕敬呀，没招惹什么呀。人有旦夕祸福，这我信，但总得先有不测风云吧？可是你和宁慎今后怎办呢？” “爸，您千万别为我们操心，我们毕竟很年轻，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一辈子倒运！请爸放心，我和宁慎生死相依，我非常赞赏他在会上为佟正平义正辞严地大鸣大放！”。 在一旁的婆婆掉眼泪，亭亭又劝婆婆，“妈，您甭伤心，用不着伤心，受大苦大难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计其数，政治运动就是清洗，我父亲告诉我，这是跟斯大林学的！非常残酷，有很多人扛不住了，以各种方式了断自己的不在少数。其实毫无价值！咱们不做蠢事，大不了受点罪，咱们只要往宽了想，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更重要的是咱不要什么信仰和理想，对什么都木然了，大家也就都放心了。再说，没人把绞刑架立在家门口吧，这就行，咱们活咱们的！” “多亏你有这些话，让我听得好痛快。前些日子，我们一天连吃什么、做什么都不想了，好像有一院子霉气吹不掉！” 三 有一次亭亭来看武书记，武书记还问她是谁。亭亭让他再好好看看，笑笑说，“我是苏敬山的独生女苏雨亭。” “谁的女儿？”武志峰怕听错了。 “就是担任职工医院院长的苏敬山。” “你是苏敬山的女儿？” “是啊，这还能错吗？” 武书记闭上眼睛，沉思片刻，连连说了好几句，“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记得清清楚楚，是 1940 年我得了伤寒，还是你父亲给治好的；那时你父亲在延安中央医院，院长傅连暲称赞你父亲是他得力的助手。后来，在 1942 年冬我和你爸给扔进破窑洞，等候‘抢救’——你懂得什么叫‘抢救’吗？” “不懂。大概像您刚来协和医院岳教授抢救您一样吧？” “不是不是！抢救就是已定你是特务或是反革命，把你从特务或反革命的罪恶中抢救出来，给你重新做人的机会；若不抢救，就是死路一条啦。” “这是说，您和我爸都因抢救才活下来了？” “是，抢救过来了。” “有没有没抢救过来的？” “多了去了。那时你爸爸没少鼓励我。在延安，你爸爸的口碑最好。医道好，人性好，对上不奉承，对下不小瞧，这么说吧，是难得的大好人。你父亲今年多大岁数啦？” “四十九岁。” “噢，比我大八岁。没想到进城不久我们又碰面了，你父亲这个人有句口头禅，能治好一个病人就积一分德。他最不想干的就是所谓当官。你父亲的性格也是常人不好理解的，你让他回家种地他没意见，但让他当市长当什么官的，他会和组织部门吵起来；有一次我俩下相棋，我问过他，你为什么不想当官？你猜你父亲怎么回答（亭亭没说话，但很专注）。你父亲这样说，当医生的是最珍爱生命，所以不忘病人。他这句话我这辈子是忘不了了。论级别你父亲大概比我至少高两级吧，不，可能高三级，可他就是心甘情愿在那个小医院为病人尽心尽情，他从没有闪过所谓高官厚禄的念头。这样的老党员、老革命才是人们所敬佩的。说到这儿我问你，你知道你爸爸什么时候入党的？你绝对想不到！” “我光知道我爸很早就入党了，但不确切知道什么时候，因为他从不谈这件事。” “告给你吧， 1932 年 12 月末就入党了，介绍你爸入党的是刘志丹部队一个叫熊云阁的团长。地点就在你姥爷的‘同济堂’药铺。” 武书记说到这儿，岳教授走进来。看见亭亭在，他急问：“这么远的路你跑什么呀，身体行么？跟你说几次了，老是不当回事！” “不碍的，我坐三轮来的。” 岳教授示意宁慎得管着点亭亭。 随后他看了看武书记的气色，对武书记说，“恢复得很好，我放心了。” “这是说我可以出院了？”武书记非常高兴地问了一句。 “那是你说的，我可没说你可以出院。”岳教授一脸调侃后的微笑，又说，“你什么时候不想问题了，就可以出院了，因为一想问题就要找答案，而任何答案必须有逻辑、有推敲、有理论、有其无可辩驳性；你想想为某个答案的成立有多少脑细胞牺牲了，现在可告诉你，你这个开颅手术是个大手术（亭亭用手势告诉教授别说是她主刀），你不知道你脑子里长了多少瘤子，反正多得让我们震惊。因此对健康的恢复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对！你可以想些有趣的往事，聊聊开心的话题。总之，聊些能让你轻松让你快活的‘琐事’而绝不是‘大事’。一句话：养病不需要政治更不需要哲学；要心静如水。好，我和你聊点别的。” “你认识她吗？”岳教授指着亭亭。武书记说，“方才她告诉我了。” “你了解她是学什么的么？” 武书记摇摇头。 岳教授笑呵呵地说，“你这个书记官僚啦，苏雨亭跟我学了四年跟我实习了一年，她是我们协和医院的高材生，是她找到我，你才住了院；她为我当助手给你做了开颅大手术。”岳教授说到这儿，觉得老说手术事儿怕露了馅儿，便把话头一调，“就我个人来说，能认识你这位在‘ 12 · 9 ’运动后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我很光荣，这也是缘分。只是现在，我是从你身体健康的长远考虑——” “怎么，让我练太极拳，还是让我无所事事成一个二流子。”武志峰的急性子没变。 “不是不是！我想建议你最好暂时放弃那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鸿图大志；具体说，作为医生我不能不建议，你最好请辞你这个书记职位。” “什么？不让我革命到底啦？在延安‘抢救运动’时有过不干革命的想法，也只是一闪念。我刚过不惑之年就让我当甩手掌柜的，你不要说了，这办不到！” “你这个老革命呀，我怎么是让你不革命呢？让你有健康就是让你能革命。再说，你得容我把话说完，这里不是你的办公室，你可以尽情发挥，这是医院，我是你的主治医生，你就得听我的。” “对对对，我忘了自己的角色变了，我是病人，病人就得听大夫的！对不起，岳教授，下不为例！” “武书记，我非常尊敬你，我对你没有半点轻慢的意思，我是担心你的急性子对你的健康不利，你不能以为手术非常成功就万事大吉，这让我非常担心。先放下沉重的政治责任，譬如，到田园或乡间过清闲的生活，你的大脑再也经受不住各种事务无尽无休地缠绕，更不要说某种冲撞。过一种‘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的生活，你将万寿无疆。武书记，我说的可不是笑谈。” 武书记竟爽朗地笑了，很惬意的样子，“我何尝不想呀，早想过了，跟你说点心里话，身不由己啊，我总不能不打个招呼就走吧，领导会说，你才 41 岁，怎么要告老还家！” “这不是告老还家！这仅仅是为了你能继续革命，但没有恢复健康的这个过程，所谓为革命奉献就绝对是一句空话。” “你说的太好了，我打算出院后先回厂子看看，自己心力、体力究竟能适应多少工作，我总不能一回厂就提出休养报告吧，那绝对不行！譬如，市委书记说了，老武啊，你一天到厂子走一趟，也就是打个照面，你说我能说什么？我能说不行么？我能说我什么也干不了，就得马上去疗养院？” 岳教授很同情地说，“也是的，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官差不由己啊。但不管怎么说，当医生的对病人的忠告那是责任，你提到疗养院，我倒觉得你既然有这个资格，可千万别浪费了！只是现在你还得听我的，也就是我认为你什么时候出院你才能出院，当医生的也就是有这点权威。” 武书记连同宁慎和亭亭都大笑了。岳教授改变了话题，先笑后说，开口叫了一声武书记，这一叫，倒把武志峰叫愣了，“你有什么话说？” 岳教授一下子好像把要说的话咽回去了。武书记提醒他，“别着急，慢慢想、慢慢说，我听着呐。”岳教授说，“我的意思趁你有权说了算，能给小苏的父亲递个话，请他允许他女儿回协和医院，我们太需要小苏了。” 武书记当即回答，“我先告诉你，就是苏敬山给我这个面子，你问问小苏她愿意不？他们一家是太怕分离了，你想想，一家人居然十三年没见面，而且，是死是活谁都不知道，谁的心里能承受住这种思念的沉重！我告诉你实底儿吧，他们宁可死，也不再天各一方了。这是其一，其二，你已经知道为我陪床的宁慎是小苏的丈夫。说实话，他要不说我还真不知道他是我们厂技术科的，我们厂你见过的那个万魁元告诉我，说小宁 1955 年毕业后分到我们厂的，是厂子的技术骨干，给我陪床这些日子让我觉得宁慎这个小年轻太好了，认真负责，让我非常感动的是，我一睁眼，他绝对就在我床旁的马扎上。我回去就和党委沟通，发展宁慎入党。教授同志，我卡住了宁慎，你还能要走小苏么？你还能让小两口两地分居呀，不行吧？当医生的，更得讲人道主义。” “武书记，你说的我都明白了，我是太爱才了，而且像小苏这样的青年人，在大医院几年工夫就可以成为心胸外科专家；在市级医院就不好说了，因为那里临床实验几乎是零。” 武志峰直截了当地对岳教授说：“我们市委书记若听到你这一说，苏雨亭就是插翅也飞不出大堡了。所以说，就是苏敬山同意他女儿来北京，市委书记会对苏敬山说，老领导呀，从打大堡解放您就来啦，您也知道要让大堡有个好模样，就得有各行各业的拔尖人才，您不能光疼闺女，就不疼咱大堡了，老领导，您支持支持我，行不行？把闺女留给大堡。” 一直没说话的亭亭，因为谈到她，她总得有个态度，她说，“我先感谢我的导师岳教授对我的厚爱，我还要说声对导师的对不起，我已经决定就在大堡了，武书记说得对，我们家不能在这个世界上再流离失所了。” “我还要说一句，总得学有所用吧，且不说你的学医成绩，就是你的英、西（西班牙）、俄三种外语的修养，在大堡能有用场么？” “请导师原谅，有没有用场对我不重要了，何况，我们国家不太需要你会多少东西，这个话题我不想再说什么。对我们一家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在一起过日子；我父亲曾在阎锡山的土牢里，就幻想有一天能过上平安无事的日子，那是 1935 年的幻想，迄今已过去 22 年，我当女儿的应该让老爸的幻想变成现实。所以我的理想、希望和用场都在这里了，更何况我的丈夫所以放弃留在复旦和在上海工作，就是为帮助我实现老爸的幻想才来到大堡的，我怎么可以把丈夫留在大堡一个人去到别处呢！” 在一旁的宁慎保持沉默，他不能表示什么，因为武书记和岳教授还不知道他已经打成右派，所以他还必须保持平素的样子，亭亭叮嘱过他，赶走右派的影子，一切都要正常！ 岳剑教授一听宁慎是复旦大学的毕业生，不由得亲切地打量宁慎，“在复旦学什么 ? ” “机械。”宁慎有些腼腆地回答。 “北方的生活过得惯么？我有机会去上海几次讲学，觉得不怎么习惯，太繁华了。” “的确是这样，而大堡倒是谈不上繁华，可是风沙很厉害，而且城市太脏太乱，相对说，城市的文化结构似乎还需要调整和完善；就整体文化程度看，我觉得还是比较低些，这对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会有影响。不过，我都能适应，我喜欢过简朴的生活，那里，不管是干部还是市民都非常朴实，不像在上海，哪一个角落都能看到奢华。” 宁慎的几句话几乎同时引起武书记和岳教授的注意。好像出他们意外，不怎么爱说的宁慎，居然简短地几句话中，既有建议、批评和赞赏，还把一个最大城市和一个中等偏小的城市，给予恰当的比较，这太可爱了，这样的人，心里一定是很干净的。 武书记当面说，“等我出院回到大堡，我领你去见市委书记，你先好好准备准备，把你对城市建设的设想和应该怎样建设的具体意见，直接向市委书记谈出，我陪着你，你不要有顾虑，能坦诚相告，这是好品质。” “我既欣赏小宁对城市建设的热爱和执著，也赞赏武书记的伯乐情怀，能彼此这样，什么事情都不会太难办了。我什么也不说了，大堡有你们这三位，大堡也可爱了。” “让我也坦诚说几句。”还担心丈夫说走嘴的亭亭，这会儿也想说几句对应一下，“我听到武书记和我的导师对我丈夫的称赞，我真是很感谢也非常感动。可是，现在的大环境正在深挖右派，已经被公布的右派，他们昨天还是同志同志的，怎么现在就成了右派？只举一例：被定为右派的漫画家李滨声，不就是画了一副《无嘴奖》吗？很多被打成右派的无一例外地不都是祸从口出吗？反右运动进一步让人们明白，话是万万说不得的，可是不说话，那需要多么强的意志力，多么大的自我控制力！但人们也尽量争取做到有个叫雷海宗说的那样：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在这样的现实环境，能自食其力地生活也就心安了，我们不敢奢望有什么贡献，或者说我们也根本没想过自己有多么出色。” 武书记在沉思，岳教授却觉得亭亭的话有点不可思议，几乎没加思考就问，“我怎么觉得现在的苏雨亭和那时候完全不一样了？有什么不开心的事了？”岳教授疑疑乎乎地。 “没事儿，我爸抛家弃业地干革命，也算是老革命了，能有啥事儿。真的，我倒挺替您担心的，您想啊，您方才让武书记‘卸甲归田’，万一有哪位大人揭发您别有用心…” “什么？我别有用心！我用心在哪儿，岂有此理！我是根据病人的健康状况，建议他走进田园，避免政务的操心费力。站在那里指手画脚，既误了自己的健康也耽误了正事儿！”岳教授说的没错。 亭亭轻轻呼出一口气，稍稍摇摇头、轻轻点点头，“请两位长辈别误会，我下面的话是胡说八道：马寅初校长的《新人口论》错了么？快八十高龄的老人，不就是担心咱们的穷家底儿，迎接不了人口高峰的到来！不为名也不是为利吧，结果呢？不也领了一顶右派帽子？仅就理论之说，爱对、爱错，也不属于我这个小辈应该说三道四的。但若把很多事儿很多话儿，放进反右派的大环境，恕我大胆，听起来或看起来都是无可非议的话，都可以使它面目皆非，进而会得出吓人的结论。”亭亭在讲这些时，没有半点情绪化地流露。好象很随意的样子。她意犹未尽，又对岳教授说，“大概您早忘了，我给您提个‘台词’吧，您有一次去清华，可能是在批判俞平伯以后，您和在清华教哲学的老朋友聊了几个钟头的唯心论和唯物论——” “小苏，你还记得这事儿？我完全想起来了，咱不谈了不谈了，现在的情况比那时严峻得多了，谢谢你，小苏，对、对、对，好话也不能多说啊。” 你们师徒在说什么哪，让人迷了马虎的，怎么好话也不能说，什么意思？谁规定的？武志峰不解地问 “我规定的，你得听我的，不许参加任何讨论！要心静如水，健康是你的唯一。” “我也该走了，再晚了，婆婆就急得不得了，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火急火燎的。”亭亭羞赧一笑。 四 亭亭走后，武志峰的病房又归于平静了。依然是宁慎陪着武书记，让人担心的是，一旦武书记知道宁慎已经是右派了，他会怎样？宁慎一家为此悬着心。 武志峰是一位知识分子型的老革命，是从清华走出的共产党员，似乎他总能让人感到有种亲和的气质，即便在脾气不怎么好的时候，也很少见到他盛气凌人，他从来没有粗暴地批评任何人，更不要说惩处谁。他总认为大家真的是来自五湖四海，都是想为自己的祖国出份力，能为祖国做些贡献谁都觉得是光荣的。而一旦觉得自己有用，生活就踏实，心里就舒服。人们又提到反右，他立时明白又开始整人了，但他依然不明白，中国知识分子隔个几年就挨整，怎么啦？好象不对知识分子用点手段，无产阶级政权就会受到威胁。可是我们毕竟要建设社会主义，毫无疑义，建设得有人才，这是我们应有的最基本的认识；但我们做什么了呢？我们既不保护人才，也不培养人才，反而通过频繁运动造就奴才！这样，国家还能发展么！我们正事不做，总疑神疑鬼地觉得有人要颠覆政权。为此我们浪费了多少时间，我们真的前进了么？从江西到延安，从延安到北京， 20 多年我们丧失了多少好同志、好朋友和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 苏敬山劝过他，多次说革命不喜欢你这种性格。武志峰承认，说了，有时也后悔，可是一遇到事儿就拿捏不住自己。真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 一次，上边派来一个工作组，而工作组成员大都有优越感，觉得自己使命神圣，到什么单位都有盛气凌人的态势，而武志峰一见心就烦。他认为我们这里有党委，长年累月地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这里的人、这里的物，我们都了如指掌，我们什么问题解决不了！你工作组来个十天半月，那种金刚怒目的架势，那种不苟言笑的气氛，那种让人必须毕恭毕敬的眼神儿，真让人不由的想到什么时候我们又有了封建王朝的钦定钦差呢。特别是“三反五反”时来厂的那个工作组，把他烦得去找苏敬山“大放厥词”。他说，“工作组的能耐就是党的真传？他们一来一切都能迎刃而解？而我们就是在那儿摆摆样子，好像我们当一天和尚连钟都撞不响了，我们岂不成了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废物！” 苏敬山听完老战友的这番话，觉得让武志峰当顺民是根本做不到的。他甚至想武志峰当年就不该去延安，留在清华毕业，当个工程师不也能立业么！进而他觉得中国知识分子的那种强烈的正义感和正直的本性，是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这就说明儒家学说中的“侠义观”对老武类的知识分子影响太大了。就人性观点，老武太可爱了，就现实观点，他也确实迂腐透顶了。苏敬山知道，这种性体是长就的，更可悲的是，有这种性体的人，认为做人就该这样，正义和正直就是“性本善”的基本内涵。他们完全忘记了，无产阶级革命纲领恰恰没有“性本善”这一条！ 人们不由得想，革命是人干的，人若不善了，革命的正义还有吗？ 苏敬山当然不可能把这些东西讲给老朋友，但也不能对老朋友的“牢骚”无动于衷，规劝规劝，老朋友还是能听上去的。于是苏敬山语气温和地说了他：从医学观点说，老武啊，气大伤身呀，毛主席怎么说了？噢“牢骚太盛防肠断”，说得好啊。我是觉得你我干革命都 20 多年了，风浪经过，冤情熬过，却养成一种很不好的心态，就是太强调自己的存在。 我们有时候不顺心、有时候看不惯，心里就不痛快甚至生气或发脾气，没想到受到伤害的却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所以，你我要活明白，抗日时期，你我被“抢救”过来，那等于我们拣条命，咱们亲眼看到有的给“抢救”死了，我们能去控告，去打抱不平么？ 那时咱们还是只要革命，生死置之度外。 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咱还要什么？咱只要这样一种心境，即这世界上，你、我，可有可无！咱就没必要对人、对事较真了，有个“咱不行”“咱没用”什么都过去了。比如说，觉得你这个书记当的不称职，那就很坦然地让位，领导相中谁就让谁来替你。你我 20 多年的经历还看不透这点，那就真是太没水平了。就说我吧，我不说肚皮外的话，一旦我感到或我发现，真的干得没劲了，真不被需要了，真被认为是障碍了，我绝对高高兴兴地走开，这才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呀。老伙计，你知道我从不说虚妄的话，一旦病人不需要我了，我一定离开，干嘛要死乞白赖呢？自问无愧于人，无疚于己，这才敢说咱活得心安理得！真的，咱们应该学会放弃，这种意识我女儿比我鲜明，争长论短这是做人的软肋啊。 应该承认，苏敬山提出这个“软肋概念”还是值得人们去思考的。其实，人都有软肋，软肋无论从生理学的观点还是从抽象的哲学观点，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就是说软肋的存在是必然的，是绝对的；但从政治观点，它的存在无疑是一种危险的存在。有例为证：武志峰的软肋就是爱摆事实，爱讲道理，说死他也不相信我们的现实社会既无“道”也无“理”；而武志峰没成为右派自然是他的侥幸。正是这次对他的开颅手术，让他堂而皇之地躲开了反右！ 苏敬山的肺腑之言，武志峰自然心存感激，这勿庸置疑，因为他们平素也是推心置腹，何况他们共过患难！ 从建国以来的所有运动，武志峰只参加过两次“肃反”和“三反五反”，而且常因身体原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不能出勤。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到这位武书记根本不了解为什么反右。尽管早在 15 年前被抢救时曾认为“整风类似死亡之旅”，但今天的反右对百万知识分子的围剿，他还没认识到同样是“死亡之旅”。 因其开颅，他需要充分地休息，像政论文章、大块的评论以及国内外热点、焦点的时政要闻，都不允许他看。当然所有见报的“攻击党的大鸣大放”和下令“对右派总反击”后所取得的辉煌战果，武志峰一概不知。现在倒是允许他看点安徒生童话、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诗。有时候护士看他情绪很好时，给他低声诵读冰心的《寄小读者》。宁慎找来一本《天方夜谭》，挑着给他念，如果他自己想看，那也有限制，看二十分钟，就必须休息二十分钟，而且一天只允许看三次。可是窗外世界是桃花绽放，还是雨骤风狂，他无从知晓。 那以后好些天，他琢磨着那天亭亭给岳教授说的话，话的中心意思是，现在这个反右大环境只要政治需要什么话都可能被扭曲，是非颠倒也就没什么奇怪了。武志峰这个老革命只是叹了口气，好象只要联系到“延安整风”，从政治运动角度，他也能意识到反右的暴力性和残忍性。只是无奈而已。客观看，他也只能无奈，他太认识运动所使用的各种招数，可谓千方百计让你低头认罪，加在你身上的“犯罪事实”要多少就有多少，谁能逃得出去！铁案如山！尽管如此，武志峰还不能想象，当今反右斗争的广度和深度；他甚至不敢相信 , 毛主席真把知识分子当敌人了 ? 毛主席多次说过，知识分子是国家的财富，没有知识分子我们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现在的知识分子是变坏了，还是反对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是吧，举世公认中国知识分子是最爱国的！武志峰的猜想，构成了对现实社会最大的错觉。 人们不敢想，就在 7 、 8 年前，当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时，人们的幸福感是多么强烈啊，怎么这么快就成了昨日黄花？ 武志峰还想起亭亭说到岳教授在批判俞平伯之后去清华的事，但是说得含含糊糊，也许是对我这个老党员有所防范吧，若真是这样也难怪了，运动一来谁不胆战心惊！但如果要把像岳教授这样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这个社会的所有理想都会自生自灭了。但现实是多么嘲笑这个老革命！因为远比岳教授更有才能更有声誉的知识分子，已经给推进炼狱中了，还有很多很多知识分子在指定地点排队等候处理，有小道消息，据说，发配边陲或流放原始森林的处理措施，已经分步骤、分批地开始了。 现实的中国，可以说没有任何人敢站出来主持正义！而且只要给谁定性了，那就没人能救得了，不过根据历史经验，几乎每次政治运动之后的若干时候，也有冤假错案得到甄别、得到平反的实例；尽管可能给留点尾巴或是某些结论尚有出入，但这也让人们表示感恩戴德。对此还有一个很形象的形容：母亲打错了孩子，孩子就不认母亲了？ 对这种比喻，武志峰却非常反感，他认为谁有罪、谁犯法，就该由法院审理，有罪的，就判；无罪的，就放！干嘛要把全国弄得人喊马嘶、鸡犬不宁的？社会秩序经常处于动荡和混乱，这个社会还能稳定发展么？只要运动一来，不管机关、学校、厂矿、企业，眨眼工夫好像就变成了公、检、法的派出机构，甚至还动用刑具。嫌疑人当即受审，对不招不认者，当然不像在旧时的日本宪兵队那里——上老虎凳、灌辣椒水，但棍棒加身那就很平常了。至于熬鹰般地轮番审讯和威胁恫吓，不过是“逼供信”中惯用的手段。让武志峰非常担心的是，长久地这样搞下去，长久地人心惶惶，国家是往哪儿走呢？有一点值得怀疑：长期搞运动，人心呢？是越来越团结了，还是越来越四分五裂了？社会是文明了还是进步了？国家是繁荣了还是富强了？最根本的是人民的生活是不是越来越好了？ 武志峰有点郁闷了，竟责备自己，我想什么哪，犯得着“先天下之忧而忧么”？我是什么？我曾是长满了一脑子瘤子的差点没死的病人，没有岳剑教授这个知识分子的抢救，不就是一个骨灰盒吗！不是说过要尊重知识、要爱护人才，怎么说变就变呢？说忘就忘呢？我们把这一切留给历史，让后人怎样评说呢？难道这就是我们必须走的路？ 宁慎看出武书记的情绪有点不对，笑微微地说，“武书记，岳教授嘱咐过了，您千万不能想得太多，心一定静下来，您的脑血管不太理想，您也知道呀，不能脑子疲劳，您一郁闷，我心里特别难受，就跟我自己犯了错误似的。” “我倒是有点犯了错误的感觉，有很多话，咱们回厂再说。咱们不能去阳台了吧？” “不能去了，国庆节早就过了，十一月也快过去了，现在是初冬季节。” “岳教授没谈到我什么时候出院？也该出院了，是吧？老这么住下去，会变成养尊处优的官僚啦，岂不是要乐不思蜀了？” “您别这么想，脑子里的病不像别处，真得认真将养，不能大意，听医生的吧，不急，也不该急。好利索了，您能长寿，大家也高兴呀。再则，看岳教授的意思，目前不可能同意您出院，也就是他不会在出院单上签字——” “为什么？能出院不让出院，有这样的道理么？” “就是因为您很重视‘道理’，岳教授才不放您出院的。” “我不懂，我不知道协和医院还有这样的道理！小宁，岳教授和你说我什么了？” 五 宁慎心里很矛盾，不知道该不该把岳教授说的话告诉武书记。他很为难，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最后决定，泛泛地说说吧。于是宁慎说，“现在社会上的反右运动正处在全面‘收网’的关键时期，这么说吧，凡有知识分子的单位几乎都有右派分子，岳教授希望您不要想反右运动，因为您的脑子不能再受任何刺激，不操分外的心，不要老琢磨是非问题，与您有关系的就是自己的健康！一旦失去了健康，大家的所有努力都毫无意义了。” “谢谢岳教授，想得周到啊。” “既然这样，您就当作自己不是书记而是正在恢复健康的人，把自己完全放松，要想什么，就想美好的惬意的，我还会给您讲《天方夜谭》。” “你先别讲了，我给你随便聊聊清华吧。不谈清华学堂怎么成为清华大学，就从我现在还有印象的聊点儿吧。我先问一声，你去过清华吗？” “没有，我有机会去的，那时我姐在燕京大学，两校离得很近，她曾要陪我去清华看看，而我偶尔回北京就想在家陪母亲，没几天就又回上海了。” “清华园是很让人留恋的，我留恋那座拱形罗马建筑风格的大礼堂，那座像张开双臂的大图书馆，留恋水木清华周围的一些典雅的楼堂馆舍，还有最北边的东西排列的红砖楼房，还有大广场和它西边的医务室和体育馆。就是生物馆的那群白鸽、灰鸽，有时想起来就在眼前的天空飞来飞去。更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是静斋（女生宿舍）后面的那片森林，月光飘进来，就会让人明白什么是光怪陆离，好像平添了一些审美情趣，原来明暗参差，才有曲径通幽之美。想起来好像那里每一株树干都认识我，而我对那里的落叶也很熟悉。” “老书记，不知该不该问，当年是您一个人在森林里欣赏月光么？” “我正要告诉你，你倒先问起了。看来你们年轻人对那样的环境总有几分‘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的兴致。好，我回答你。我和女友一起在斑斑驳驳的树影中，倾吐心灵的爱，但，分手了；那以后我又经历一次，如果说前次是生离，后一次当真是死别了。我不敢再爱了，我无权再爱了，所以我发誓独身到底。” 老书记说时，泪花在眼里转着，好像有种沉重的追念，似乎他的青春和他的爱情都有过伤害。宁慎估计到了，老书记的青春只闪了几下就不闪了，不闪之后的青春，伤痕累累。这是因为，差不多将近一年时间，青春在交代和批斗中被完全摧垮了，而留在记忆中的爱，让你不敢去碰它，心里流血啊…… “请您不要伤感，我不希望您再讲了。” “我得讲！讲讲，我心里舒服点儿。在单位我能和谁讲？现成的两顶帽子摆在那儿了：一是资产阶级小情调，一是资产阶级意识根深蒂固，最后找补一句：还当书记呢！” “只要您心里痛快、心里舒服、心里亮堂，您就讲！” “我只能跟你讲我的初恋，而且你要答应回厂不和任何人说，但小苏例外。” “绝对！我虽非君子，但掷地有声。” “好，我相信你，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武书记高兴地拍着宁慎的肩膀，“你成了我的战友啦”，调侃地说了这么一句，随后说，“下面要说的是关于我的初恋。” 是在 1935 年春天，是“大一”后半年开始不久，在图书馆遇到物理系一年级的邱韵，开头只是碰面点点头，还有几分不太自然的笑，没多久就想和邱韵能散散步或是说点什么，但我丝毫不了解邱韵的心思。那时候，几乎每一个男生都绝对不敢在女生面前唐突，万一女生对你没有一点感觉，你却不知深浅地穷追不舍，她会撂给你一句警告：请你放尊重点儿！就这么一句话，能让你无地自容。 可是我好像真的得了相思病，见不着她就有百无聊赖的感觉。也是天助之，那天图书馆座无虚席，里面又没见邱韵，估计她有事没来，我刚要走开，忽然来了灵感：万一她也来晚了呢，我运筹帷幄了几秒钟，决定在图书馆的台阶上等她！果然她姗姗来迟，一见我站在台阶上，有点惊讶地问，“是不是等谁哪？” “我等谁呀？” “不等谁，咱们进去吧。” “没座位了。” 没座位了？扫兴！邱韵刚说完，忽地又一笑，若不，咱们去燕京大学遛达遛达，看看石塔和未名湖，燕大的楼堂馆所给人一种很典雅的印象，真是古香古色，但它又很现代，你参加过燕大的周末舞会没有？邱韵的声音像歌唱。 没有。我觉得清华就够漂亮的了。清华漂亮，它的魅力在于宏伟和壮丽，从另一个角度，清华出名人，出天才，让人高山仰止。武志峰讲到这儿像孩子似地笑了起来。 宁慎听得挺着迷，眼神里好像在问：老书记，您别笑话我，我想刨根问底，您们去燕京了么？我很想了解您那代人的爱情过程。 武志峰当然熟悉年轻人的这种眼神，于是他讲了，去燕京了，还体验到浪漫的滋味：从燕京回清华，一进西校门她就说，“我想周末你陪我再去燕京跳舞，阁下心意如何？” “邱韵，你怎么文绉绉的了？” “逗你高兴呗，你怎么对女大学生这么陌生？你知道么，如果你能说邱韵，你周末陪我去燕京跳舞，我会多么激动，我会感到极大的欣慰和愉悦！” “真对不起，你一定要原谅了，我很谨慎是怕我的语无伦次伤害了你，其实我是在寻寻觅觅一扇透明的窗户，能让我看清自己能不能打开这扇窗户。” “现在你寻觅到了么？” “寻觅到了。” “你有勇气打开这扇窗户么？” “邱韵问得好，老书记，您有勇气么？” “小伙子，你都快当爸爸了，你怎么也学会穷追不舍了。每个男人在那样的氛围里，都是有所作为的。人生难以割舍的怕就是初恋的甜蜜和幸福。” “老书记，您们那么好，为什么不结婚？” “因为有比结婚更重要的事，再说我们还是个学生。” “非得分手吗？不是很好的么。” “好也得分手。”武志峰叹口气，好像有很多话可以说，但不知哪些话可以说明白。 “老书记，我觉得这个故事太沉重了，到此为止吧。” “话说到此，‘止’不了呀，人常常在某种悖论中挣扎，尤其在年轻的时候。” 老书记微微闭上眼睛，回忆着二十二年前的分手。那是在一九三五年的秋天，他和邱韵都上大二了，两人的爱情正向成熟迈进，也许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他们在恋爱，隔三岔五地去燕京牵手踱步，几乎是用诗的语言倾吐彼此心中的爱慕，坐在未明湖岸边的厚厚落叶上，欣赏湖中他俩相偎相依的倒影，情深意浓的《献给爱丽丝》的钢琴曲，从不远的琴房飘过来，他们吻罢，邱韵甜甜地在武志峰耳边说，爱情就是艺术。 武却说，“伟大的贝多芬却在爱情上始终没有得到厮守终生的伴侣。” “你有所暗示么？” 武的一丝苦笑挂在嘴边，“你看我是个会暗示的人么？” “你若是，我能让你吻我吗？”邱韵紧紧抱住武，她的头发有些蓬乱，武细心地为她梳理。也不知为什么一向乐观的邱韵竟流出眼泪，好像有些委屈，她说，“作家们写道，爱情有三部曲，我不知道咱们俩的爱情是在哪一曲上。” “咱不是说好了么，毕业就结婚，而且咱俩同时毕业呀，今后是留在北平还是去你老家广州，一切随你，这就是我俩爱情的首要主题。” 六 在“ 12 · 9 ”运动爆发前的十一月，武志峰被批准为共产党员，介绍他入党的是蒋南翔，蒋是清华大学的党支部书记。当时党的最严厉地规定就是保守秘密，只能与联系你的或被你联系的接触，当然不能让其他人知道你是共产党员。没过几天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爱国的“ 12 · 9 ”运动。运动过后敌伪相互勾结，反动势力异常嚣张，上级党组织决定，让一些共产党员和爱国进步的大、中学生奔赴陕北，参加刘志丹和高岗组织的工农红军，在那里迎接毛主席和他的长征队伍。 武志峰真真是举步维艰了，他绝对不能说我不能去陕北，又不能告诉邱韵自己决定去，更不敢告诉组织，他想带邱韵一块去；即便组织同意，他还不知道邱韵是不是想去，更何况她的中产阶级出身能被革命接受吗？但他总不能悄悄就走了呀，他对邱韵总得有个交待吧。踌躇再三，还是冒着受处分的危险对邱韵说了。 邱韵当即就蒙了，好半天才意识到他俩之间有变故了，而且谁也没能力把这种变故改变一丝一毫。邱韵是太爱武志峰了，可以说打从第一天见到就爱上了，她现在看到自己心上人，此刻因无法抉择而深深痛苦的样子，她的心都快碎了；但她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她俩的爱情走到终点了。她不忍折磨她曾拥有的爱。 邱韵很理性地说，“你奔赴你的理想去吧，这时候的爱情是非常脆弱的，打补丁的爱情会让人心酸一辈子，我接受不了；但我俩真的是爱过，这在我俩青春的记忆里是永恒的。你走吧，我永远祝福你。 ” “ 你有什么打算么？ “还没有，不过你可以放心地走，因我不可能知道你们走的时间和怎样地走法，更不能让你的同志和领导知道你曾有一个出身不好的恋人；所以我不能送你了。你可能走进战场，而战争对人来说，只有胜利和失败或者生与死；而这是在瞬间就见分晓的！我将为你——我深深爱着的人祈祷胜利、平安。” 武志峰抱住邱韵，眼泪簌簌地流出来，邱韵的手有些颤抖地抚摸着武的脸颊，邱韵喃喃说，天若有情，也许即便天各一方，你我的心上也会托着曾经的拥有。 “邱韵，你真的不想告诉我你是怎么打算的么？” “不是！我有什么不能告诉你的，你难道不知道我已准备好嫁给你么！我怎么会对我爱着的人藏着掖着呢！只是我怕你扫兴，现在我真得说了。对共产党我不认识，对国民党我不了解，我就知道我应该勤奋学习，我还认识一点，不管社会如何天翻地覆地变化，也不管黎民百姓命运的大印由谁掌握，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会抛弃科学。所以我不愁没前途。 至于我是否也想去延安，说真话，我曾想随你去，但是太匆忙了，这么大事儿不和家里商量怎么行！再说我身体柔弱，从小就娇生惯养，我怕吃苦，更怕生活的不舒服，这样一个小姐身份，去了，不是给革命现眼么？如果别人对我这也看不惯，那也是一堆不堪造就地指责，你将怎样和我划清界线，我岂不是成了你的累赘！而那时我却没有退路了。” “我也这样为你想过，就说行军走路吧，你能走多远？在北平，走哪儿走累了，很简单，歇会儿，实在不想走了，坐三轮、坐电车，在那儿，可真就是个大问题了。” “咱俩也是有情无缘呐，没办法，很明显，你我将在两条不同的路上打发着青春岁月，如果历史真给作证，那就让你我各自奋斗吧。” 就这样，邱韵在清华实在忍受不了看不见恋人的日子，还没等武志峰等一群革命大学生启程，多情的邱韵已经悄悄离校南下了。她委托“静斋”（女生宿舍）的一位女看门人，把一封短信转给武志峰。他现在还记得信中的大意： 今后，我在清华因为没有你一天也呆不下去了，我俩曾经走过的每一条小径，我都不敢再去走，我的痛苦是我没理由阻挡你去革命。你我的分手不是你我的背叛，是你我理想内容的不同，不容你我从容协调；你为公，我为私，这就是你我的宿命。你的走，几乎让我都没有勇气在祖国呆下去，幸好父亲同意我去美国，究竟在美国能学习多久，我现在不清楚，但，你一定要相信爱过你的邱韵，学无成就决不回国！你一定要多多保重，尽可能地不要勉强自己，也不要为难自己，既去革命了，一切就在现实中了。亲爱的，在梦中拥抱你，灵魂也在提醒我，该吻你了。 你的韵，于匆匆别离清华园前夕。 武志峰回忆到这儿，宁慎见他侧过脸，像怕被宁慎看见泪水盈眶的样子，其实宁慎也是趁老书记侧过脸时，他自己很快擦完了眼泪。宁慎想到亭亭，想到自己给她的伤害。同时他猛地想到那位多情的邱韵，她现在在哪儿？如果她当初也去了延安，命运赏赐给她的会是幸福还是灾难？宁慎给老书记送来一杯水，老书记笑笑，我还真是口渴了，接过杯子一边喝一边还在回忆邱韵。宁慎很小声地说，“有消息么？” “没有，一点也没有！但她决不会恨我，主要是我俩谁都不知道谁在哪儿，不过偶尔我也闪过一个念头，不会是缘份尽了吧？” 屋里顿时静了。宁慎走到窗前，看见漫天大雪飞舞，心头不由一惊，原来 1958 年开始了，他还无法估计这个 1958 年他将在哪儿。 他当然不知道万魁元此刻正在他的家里，正在告诉他的父母妻子，宁慎要回厂等候最后的处理，而且一两天就得回去。出万魁元的意外，一家人听到这个通告相当镇静，好像他们已经等候多时了。更让他感到惊诧的是苏雨亭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早在一个月前，亭亭背着人找到她的导师岳剑教授，把宁慎父子都打成右派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导师。岳教授狠狠地拍着桌子，“这是为什么？为什么绞杀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老鼠么？非得人人喊打，才让全世界了解我们的革命无往而不胜！”岳剑怒气冲冲地。 请导师谅解我的不敬，我知道您只读书不看报，大概还有一个消息您可能不知道，我告诉您吧，您在清华的老朋友—— “你说冯友兰？他怎么啦？莫非——” “对，是哲学家冯友兰教授，还有他的女儿作家宗璞都打成右派了。” 岳教授不可遏制地挥着拳头。怒视亭亭，好像是亭亭把冯友兰父女打成右派似的。 “老师，您别气着了，搞运动这是专政的需要，这是社会主义强大的体现。而其它，那是后话了，错就错了，冤就冤了，押就押了，杀就杀了。谁敢翻案？翻案就是造反，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那还能活得了么？好在这是在今天，尽管它有时也常阴雨连绵，但毕竟阳光有时也很灿烂。历史告诉我们，若在当年江西苏维埃，一个区委书记就可以把所谓嫌犯活埋！比较起来，光让当个右派，幸运多了！我常说，有命就行！” “老师，我今儿来是有事儿的，宁慎厂子来了人，要宁慎回厂等候处理，对这个我们都有思想准备，无所谓，人得绝症，必死；人冒犯了时政至少脱层皮！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武书记，您一定让他再住下去，等宁慎处理完了我告诉您。我是担心武书记闹起来。因为他和宁慎有了感情，您没听到武书记回厂还要介绍宁慎入党呢，他一点也不知道宁慎 56 年 2 月入党， 57 年 2 月转正， 57 年 7 又给开除了，现在还不知道把宁慎往哪儿打发呢。” “这一切你都清楚吗？” “清楚，清楚之后，我才决定马上和宁慎结婚。” “你的父母同意你这个决定吗？” “非常同意。我父亲有过亲身经历，他认为别说把你打成右派了，打成反革命也根本不需要有什么证据，只有一个政治需要就足够了。至于结局，得看你的造化。” “这么说来，我真得小心了。” “什么也不说是最好办法，装傻装得跟真傻一样就能比较安全了。还得说说陪床的事。” “我派人陪床没问题，怕武书记不让小宁走，而且他肯定不让！” “我和厂党委的万魁元定好了，就说我父亲身体不适，我又腆个大肚子，急需宁慎回去照应和守护。老书记一听我父亲身体不适，他绝对放行，他们是患难至交。” 果然一切顺利，亭亭随着丈夫一起回到大堡。夜里，宁慎听妻子肚子里的动静，辨别不出是胎儿的腿动还是手动，他的几滴眼泪落下来，也许胎儿觉察到有人偷听了。 在 1958 年 1 月 31 日清晨 ，宁慎在妻子的陪同下，迎着寒风向公安局走去。起初一家人都不同意亭亭陪着丈夫去，可是亭亭说，你们都怎么了？这个场景还有第二次吗？像河水一样，这波过去了，再也看不到它了，亭亭认为，在这个寒冷的清晨，一定要留下妻子为丈夫壮行的纪念，也是为这个城市的未来留下历史的风景。 当宁慎上了大卡车，亭亭向丈夫笑着挥挥手，还轻轻拍着肚子，最后向丈夫伸出大拇指。但青春深处，猎猎朔风凶恶地扑过来！ 宁慎走后一个月，武志峰很健康地回到厂子，回厂后第一次党委会的议题是他提出宁慎入党问题。还向苏敬山老战友眯眯笑了几眼，其他党委委员才知道武书记还不了解宁慎的情况。万魁元不得不和盘托出。 武志峰一下子猛地站起，一边使劲拍桌子，一边连声大吼：你们还是共产党员吗？连个好赖人都看不出，把好人往地狱里推！你们还配建设共产主义！又吼了几声，武志峰突然栽倒……脑溢血抢救无效，逝世了…… 有 23 年党龄的武志峰就这样死在党委会上。他的死如何评定？是为正义、公正、理想还是真理？至少苏敬山这样估断：大概没人认为武志峰是为社会主义奋斗而死！不过历史也有它冷静的时候，也许若干年后，将重新评价共产党员武志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