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一 章 一 在囚车里的文笑寒意识到自己是“囚犯”了。尽管囚车不是古时候那种马拉的“木笼子”，但囚犯的“罪行”是一致的。在古时是对朝廷王法的冒犯，在今天自然是对时政的冒犯。最易解的就是一个“反”字。古时候，犯了“反”自当问斩，偶而得以开脱的也必流放于几千里外没有人烟的荒野绝塞。如此联想，文笑寒认为自己是个被“开脱”了的，也就是未获死罪！大卡车究竟走了多长时间或走了多长的路，似乎没人关心。车里的胡凯（拿文笑寒档案的人）迷迷糊糊地随着车的颠簸而摆动着脑袋。文笑寒归纳自己的“罪行”： 一、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政治标准第一”有异议； 二、反对“肃反扩大化是难免论”； 三、污蔑市委书记不懂文艺； 四、欣赏右派的诗特别是欣赏王蒙的小说。 重点是《讲话》。毛主席在《讲话》中要求评价艺术作品要遵照“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文笑寒对“这个原则”仅仅觉得有些不妥，根本没有任何反对！他觉得不妥是因为那可能导致作品的公式化和概念化。事实上这类作品人物形象大都不够丰满，只要我们认真一些，只要我们与一些经典作品做个参照就会清楚。仅以小说为例，它们中的人物或事件的所有纠葛和冲突，所有矛盾的解决都是党的官员，所有的错误都属于单位的非党副手，或是知识分子或是背景不大好的群众，作品一律要有“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因此必须要有一个或几个反动透顶的阶级敌人在捣乱在破坏。鉴于此，他提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标准来衡量艺术作品。有人责问说，若作品中没有了政治，还谈什么作品的思想性？ 文笑寒的灾难正式开始了，他带有诘问的口气说，可是作品的思想性不等于政治呀，对艺术作品的鉴赏和评判，是审情、审美过程，而不是“政审”过程。在特殊时代，比如在抗战和国内战争时期，通过艺术去鼓舞人们团结一致地为我们最后胜利而战斗，艺术家自然要为此而全力以赴，这是责无旁贷的。但就艺术本质来说，它不是政治的股肱。在中外古今的经典著作中，就譬如中国的四大名著，我确实孤陋寡闻，知识浅薄，个中看不出什么是政治标准。中外文学史告诉我们：“情是所有艺术形态的根本，艺术是人的情感世界最忠诚的载体，它深刻地富有人性地反映人的心灵所承载的境遇和命运。” 回忆自己对诸多“罪行”的答辩。如，文笑寒对市委书记说的“肃反扩大化是难免论”所持的反对态度。他说，如果我们国家没有《宪法》，如果我们宣布任何时候不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整人”就是政治运动的根本。那么，我们没话说；但我们知道“肃反”就是肃清反革命，把人定成反革命，这是多么严重的事情！一个冤案就可能毁掉一个家庭！因此，“肃反”理所当然地要遵循法律程序，就是应该先有材料和证据才可以立案而不是相反。要知道，这个《难免论》必然导致冤假错案的更加扩大化！《难免论》的确认，等于“肃反”的随意性。其危险在于谁都可能在没有任何证据情况下被打成反革命！ 文笑寒还有一个罪名是说过“市委书记不懂文艺”。不管批斗时怎样上纲上线，文笑寒还是说，这有什么呢？我就是觉得他不懂文艺，怎么了？即便他懂文艺，我说错了，就因为他是市委书记，就要治我的罪吗？更何况他就是不懂文艺！我何罪之有！ 更有让他哭笑不得的罪名，他觉得那些打手几乎黔驴技穷，连他喜欢看什么人的什么样的作品也能罗织出罪名，竟让文笑寒感到那些批判者居然毫无文化素养。文笑寒欣赏《草木篇》、《电影的锣鼓》和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有什么可非议的？文笑寒说，我不明白，欣赏作家的作品也是犯罪吗？如果说凡是欣赏右派作品的就是右派，按这个逻辑，岂不是欣赏胡风早年的理论著作，就成了反革命？而如果要欣赏被斯大林批判过的苏联诗人叶赛宁的作品，那是不是就成为通敌犯了？要读《我的奋斗》呢，就变成纳粹分子啦？ 文笑寒回忆到这儿，心里倒轻松了，似乎还有几分得意。因为经过一整个夏天的数十次批斗，他文笑寒孤军奋战，其意志具有某种和生命同在的顽强性。他无所畏惧地著文抗辩！ 这个城市的有关党政领导，还有各个文化口，参与数十次批斗一个 27 岁的青年，就人的总数大约万人次，时间长达四个月，就为了打倒文笑寒，这个成本是不是太大了？ 当大卡车疲惫地停下来，人们好像从恶梦中醒过来，也疲惫不堪地跳下车，虽然腿脚都麻木了，一个陌生的所在不得不让他们打起精神，瞪大眼睛，似乎要好好看看它的轮廓。他们都清楚，不管它是什么样，也都是他们即将开始而又无从知道何年何月才能最终离开的家园。不过有一点还是清晰的，文学点说，这里定然类似但丁写的炼狱，只是历史彼岸在哪儿就没人清楚了。 二 胡凯们被领进另一个小院，之前没和文笑寒再说什么，在和他分手时也没有握手，他明白，在大庭广众之下，若握手，就非常可能被怀疑没有划清界限；若那样，万一有哪位以告密得宠之徒真的告密了，胡凯也照样会有麻烦。因为，运动中最活跃的就是告密分子！ 这个高墙大院的大门旁有一个写着“新生农场”的大牌子，还没来得及换掉。文笑寒一下子就明白了，这里曾是劳改队，腾出这里，让右派分子在依然满是劳改气氛里各就各位；从节约观点，劳改队留在这里的防范设备，如大院四角矗立的监视楼和大院墙上的电网，足够对付右派们的了。 院里东西两面有一排排平房，墙是砖的，顶子是灰泥的。北面有一排房子，是大伙房，南面也有一排房子，只看到后墙，后墙的东边有一条过道，过道上有一个大铁门。每排房子的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圆木桶，为夜里小便用，在西面房的最北边有一排厕所。 女右派的住处比男右派的好些，因为以前没有女犯，也就没有现成的房子，为给女右派一个住处，这里把原是干部家属的伙房腾出来了，现砌了一堵墙与家属院隔开。就大院说，虽然房子很多很多，文笑寒盘算，充其量能容纳七、八百人。于是他断定，在大堡市管辖区，象这样的院子至少还得有五六处，因为地、富、反、坏、右太多了；尤其是右派。 第一步是把几百号人分队分班。文笑寒们都进了被编了号码的房子。一间十五平米，住 14 个人。镰刀把形的木板铺，铺上铺了一层稻草 , 这层稻草可视为人道待遇。屋当间有一砖砌的土炉子，屋角戳着好几节新旧炉筒子，还有几个“拐脖”，还有劈材，这时候人们才感到屋里冷冰冰的，才知道现如今的寒冬腊月，还有半个来月就过大年了。一看对面墙根堆着煤，很麻利地弄好了炉子，生着了火，添好了煤，顿时屋里暖和了，趁热乎劲，人们纷纷铺好了床铺，人们你看我我看你，也许是共同命运，让他们有种“海内存知己”的感觉。 有通知下来：可以好好休息，但不准“串房”，晚六点开饭，各班派人准备打饭。 夜里 9 点熄灯。炉火依然，隆冬数九，能有如此暖融融之夜，是出人们意外的。有几个已经打出了酣声，但文笑寒，脑子里翻江倒海，心头涌出了声音：“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莫非当今还不如北宋开明吗？我文笑寒不就是以言语获罪的吗？而自己在 6 、 7 年里还递过三次入党申请，这是谁在嘲笑谁呢？他突然想起苏格拉底的一句话：“与其做一个受害者还不如作恶。”文笑寒心底说，不管我被害得通体鲜血淋漓，乃至死亡，我也不会作恶！无非是精神的奴役，灵魂的洗劫！ 凡来到这里的“牛鬼蛇神”，都是经过了对人格尊严的轮番扫荡；来这里，自然不能奢望做人的任何权利，尽管“劳动教养”是行政最高处分。别忘了，我们的政治话语都具有阳谋色彩。只要看看那高墙、电网、高墙四角圆形监视楼持枪来回巡看的警察，以及夜里每排房顶上警察的来回走动，让人立马联想到电影中恐怖森严的集中营。 文笑寒不寒而栗。古人说有理走遍天下，那是古代士大夫的一厢情愿。而今天的知识分子，要是自己训练有素，尽快地使自己成为斯大林所倡导的驯服工具。同时尽快地掌握活命的技巧。古时，孙膑如不以“猪屎泥块取之而进”，他还能有机会活下来么？“留得青山在”这才是最有价值的信念。学会装孙子，也可能是一种智慧！ 他出去尿尿，重新躺进被窝，他觉得生活有点魔化：早晨还在大堡，白天刚过，夜里就进这屋了，不由得回想早晨和早晨所联想到的一切。 三 文笑寒指的早晨是公历 1958 年 1 月 31 日 的凌晨四点多钟，他从噩梦中惊醒。他慌忙下地，很快穿好衣服，整理了要带的东西，他知道今天开始上路了。他来到这个城市时新中国还没诞生，他才 19 岁。他是自愿来的，他和组织要求要到最穷困的地方。当时热血沸腾，自觉重任在肩。现在他 27 岁，戴着右派帽子要离开这个城市。他没想到会有今天这样的早晨，竟觉得一切都好像是胡闹！ 他还清楚 1945 年 8 月 9 日早上 ，人们一天的生活刚开始的时候，齐齐哈尔上空出现苏联的轰炸机，在隆隆巨大的轰炸声中，到处是一片火海，硝烟遮天蔽日。文笑寒随着逃难的人群，告别了他童年时代的故土，开始了他的漂泊生活。没有目标，没有归属，也没有未来，因为脚下的大地，没给他准备好他要走的路，或者说他真的是走投无路。不过有一把恩师送给他的小提琴（恩师教他拉琴整整 10 年）能帮助他暂时活命，可以到舞厅拉琴混几天。但得念书呀，小小的文笑寒决定：一边拉琴挣钱一边念书。他漂泊到北平，考上了一所中学，生活费和学杂费依然来自他的拉琴。但他不愿意让任何人知道他在北平舞厅拉琴，因为国人无不认为舞厅是下三烂的地方，他非常怕人耻笑；但为了吃饭还得念书，没钱不行呀。于是他每个星期六一放学就坐火车赶去天津，在劝业商场对面的“凤凰”舞厅拉琴，第二天再拉一个日场，不等太阳落就又回到北平了。 后来发生一件事让他终生不忘，而且常常追念；每次追念都让他十分伤感，不由得潸然泪下。他记得清清楚楚，地点是在天津的舞厅，时间是舞厅夜场结束。一个有 25 、 6 岁的舞女请他去吃夜宵，可是这位舞女并不吃，让他自己吃，他吃了一碗牛肉面两个“火烧”。舞女看他吃饱了，才亲切地说：我不希望你再来舞厅拉琴了，这不是好地界儿，天长日久会毁了你的！小提琴能拉到这个程度，太不容易了，你是有前途的呀，至于吃饭念书你不用发愁，我这里有 100 块银元，够你念完高中。她说到这儿，从食指上捋下很晶亮的蓝色钻戒，像姐姐心疼小弟弟，把钻戒交到文笑寒手里，她深情地说，这个留你准备特殊用场，如果能保存下来就留作纪念吧。然后她说，跟我来。文笑寒跟她走到街上，她喊一声“胶皮”（当时人力车在天津称呼胶皮），过来一辆人力车，说声“去东站”，她给车夫车费，在车夫抬起车把时，她最后对他说：“好好念书，考上大学来天津告我一声。”文笑寒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他完全蒙了，他不明白这位舞女为什么要这样，不给他说话的机会，但他明白一点：不能再到舞厅拉琴了，可是这位舞女大姐，“您总得让我知道您的名字吧？我怎样报答您呢？”到北平走出前门车站后，他心里还在问，还在怀疑在这个世道怎么还有这种大善人呢？她是舞女啊，社会是鄙视她们的呀。他觉得十分不可思议。不过舞女为他送别时说的话，让他感到是她对生活的一份寄望，而这份寄望对她是多么大的安慰！文笑寒忽然醒过闷儿来，觉得这位大姐一定很孤独，一定是没有爱情也没有幸福的婚姻，被迫接受现实的折磨，没有作为一个女人所应有的正常生活，她没有奢望，仅仅希望不要把她看作是个坏女人；然而这一点社会也不肯赠予，她彻底绝望了。他胡思乱想一通，文笑寒心里说，那好吧，等我考上大学再来天津，看望您这位大慈大善的恩人。 他高中快毕业那年，因写“学生运动是新社会的前奏，是旧社会的丧钟”，校当局给他两条路：一是自动离校，不宣布开除；二是宣布开除，送华北剿匪总部（在学校东边 500 米处）。文笑寒很无奈，选择了自动离校。当然他有小提琴，不存在吃饭问题，但他说什么也不能再去舞厅拉琴，他不能忘恩负义，背叛那位心灵高尚的大姐。更何况他有了莫名其妙的“共匪”身份，危险随时存在。他找到华北学联，经研究他转到清华，又经朱自清教授和冯友兰教授同意，文笑寒进了中文系。可是有关同学告诉他不要轻易外出，他也就没有机会再到天津了，去看望那位在社会糜烂的角落坚守自己人格尊严的大姐。 那以后，清华同学还是担心他出事，经周密安排，文笑寒去了东北解放区， 1949 年 6 月，他进关后还特意去了天津，经再三打听，那位大姐已在两年前跳海河自杀了。原因是：她的丈夫经常逼迫她在家卖淫，她从舞厅回来已是午夜过后，已经是筋疲力尽，但她丈夫已招来两个嫖客在家等她，并且已经把钱交给了丈夫，嫖客一见到她，不容分说就把她剥光了。她丈夫要求她，每周必须接客三次，如不答应，就对她百般摧残…… 又听说，她是先杀死她的丈夫（谁都不知道她是怎样杀死他的）尔后投河的。又据说是她雇了两个人杀了她的丈夫，不过这种说法又被现场情况推翻了，说是现场看到男的是赤裸裸趴在床上，锋利的匕首是从左肩刺进去的，连刺了四、五下，死者身旁有几件溅着血的衣服，那正是死者妻子穿的衣服。这就不难推断，妻子脱下满身溅血的衣服，清洗了身子，换上她平素喜爱的衣服。可以想见，她很认真地地对镜梳妆，似乎她觉得自己的仇恨已解，报仇的心愿已得到满足，她该对这个世界作最后交代了。能以自己柔弱的手，刺死蹂躏她的恶魔，她的委屈和不幸，最终还是得到补偿，所以某种无名的快意让她反复地看着镜中的自己，当她发现自己还很漂亮的时候，才关上了房门，悄悄地款款地走进海河…… 文笑寒又来到那个舞厅，也许是天津解放不久，整体的社会改革还没有开始，舞厅还照样营业，只是在舞厅门口立一告示牌，上写着：“国家干部和军人以及未成年的少男少女不得入内。”文笑寒在那条街上徘徊了很长时间，回想自己还不到 16 岁就为了吃饭更为了念书而在这里卖艺的情景，当然也想到对他恩情深重的大姐，他非常后悔自己竟然没和大姐说一句话，自己小是原因，但小，也该知道个好坏吧。他在回想，当时也许这位大姐的慈善举动让自己惊慌失措，他回答不了这位大姐究竟为了什么。现在他也许真的明白了：她没有亲人，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能了解她是在绝望挣扎，她不能再忍受蹂躏和摧残，生活无路，生命也就到了尽头，让一个有前程的小弟弟来思念吧…… 文笑寒缓缓地向海河走去，向已经走了的大姐忏悔，凭吊不幸的大姐…… 四 第一次漂泊的终点，文笑寒投奔革命，在参加革命 10 年之后，却被革命抛弃了。不期然地又走投无路了。第一次漂泊有时也感到很凄凉，但自由依然属于自己；那么这次呢？决然不是什么漂泊，而是名符其实的流放，尽管“流放”早已是尘封历史的词汇，但活学活用于今天还是有它的价值，试想，百八十万右派不能都血溅荒野吧，但能让右派白白鸣放么？（在政治范畴鸣放就是反党）新中国不讲人道主义，对右派，不施仁政，只有惩处，所以重新启用流放也就没必要大惊小怪，何况新中国新或不新不在于有没有流放。 他没想到在他要离开这个城市的前一天，他的助理编辑韩冬偷偷来看他，这让文笑寒非常感动，觉得这个时候韩冬还珍重往日的情谊，真是人生有一知已足矣。他想起在批斗会上有人声色俱厉地问韩冬：你是文笑寒的助理编辑，你当然最了解他的反动言论，你应该站稳立场，可是你几乎一言不发，更谈不到揭发，你应该向那位业余作者高中学生马贵学习，尽管文笑寒帮助他修改和发表作品，马贵得了稿费交了伙食费、学杂费，马贵还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批判文笑寒，说这是文笑寒拉拢青年的手段，为他反党寻找同盟。而你呐，就真没得说？就真忘了你们家世代受地主阶级的盘剥和压迫？ 韩冬终于发言了，他说，在座的，有不知道文笑寒以自己有学问而看不起人的么？大概没有吧？是，我是他的助理编辑，但他从来不和我闲扯蛋，一说就是俄国的托尔斯泰、英国的莎士比亚、法国的巴尔扎克等等一串串记不住的名字，他反党，还需要我这个半文盲帮他反么？你们说他能告诉我什么？就我这点水平能成为他的反党同盟？ 文笑寒紧紧握住韩冬的手，哽咽着。韩冬说，我只能在这儿和你说几句，事情弄到这一步，谁都没想到。可是已经这样了，什么样的路也得走啊，心得往明处想，往开了想，就当自己赴汤蹈火了，你知道吗？人们暗中说你是这个城市真正的男子汉，是文化艺术界骨头最硬的人。就我个人看，你的答辩文章很精彩。好好活着，你年轻啊，这就是本钱，你不是说过么，没有坎坷就没有人生。我还记得你说，漂泊有漂泊的风景，那好让我接着说，趁你青春依在，我确信，你在流放岁月肯定也有风景。有时候我总觉得我们的政策有了毛病。政策一旦有变，没准这个城市的未来，你照样还能歌唱！ 文笑寒一脸苦笑，点点头，我谢谢你，真是千金有价，友情无价。让我接着漂泊的话题说几句，美丽的风景可以赏心悦目，衰败的风景能让人记住衰败的历史，或者说衰败会给人思考。韩冬的送别，给他极大的鼓励和勇气。 在走向囚车的路上，他想到自己已要求与妻子离婚，三岁的女儿自然由妻子抚养。好像这个事情一解决，他就一无所有，也就一无牵挂。至于对反右过程的那些大左派如何栽赃陷害、颠倒黑白、落井下石等等卑劣恶毒行径，他不怀恨了，因为他们是被造就出来的！如果他们不卑鄙，也可能是右派。 他意识到自己走的可能是末路，他突然觉得自己还不如阿 Q ，阿 Q 在临死前还有几句“豪言壮语”，自己呢？正是风华正茂的青春时期，好像一下子就成了一片枯萎的落叶，被猎猎劲风席卷它去，落在社会主义大路旁的沟渠里。他当然非常沮丧，他觉得自己还不如一只受伤的鸟儿。因为它周围的同类还能真情地为它觅食，乃至为它梳理羽毛，监护她不再受到伤害，耐心地等候她重新和同伴在蓝天一块自由飞翔。 他对自己的鸣放曾非常后悔，其实，不鸣不放也逃不掉，因为机关有右派指标的。后来的事实印证了一种宿命观，命中注定的，在劫者难逃，你就是拍马屁的老手，你的劫数到了，也得让你戴上右派帽子。这已经让很多很多人认为不是迷信，也不仅仅看作是经验谈，应该看成是“认识论”中的一句经典。 五 走着走着，此时的文笑寒有种生命的背叛、而自己全身血淋淋的感觉，似乎生命的墓地离自己并不遥远，他没再回头，茫然地向被指定的地点走去。 虽说是寒风刺骨，在接近公安局的路段旁，街两旁站满了人，其人数可比旧时的庙会；但没有庙会人群中的那种拥挤、推推搡搡、相互叫喊、相互逗乐等等情趣，更没有打把式、卖大力丸、拉洋片和卖糖葫芦等等喜庆气氛。而这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异乎寻常地一脸凝重，注视着这里将要出现的一切。让人感到这些将被押走的群体中或许也有他们的亲人。而“牛鬼蛇神”们也出人意外地表现出有教养的神态。当然，还是有几个表示要顽抗到底的态度。要在这群人里做个比较的话，倒还是右派们循规蹈矩，按次序一个一个的签名画押，完成了“报到的手续”。几个不听话的当众给带上了手铐。 “囚犯”们陆陆续续上了大卡车，车里有男有女，他们之间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但此时谁都不认识谁。文笑寒和身旁的胡凯有过一面之识。胡凯进城后就在公安局工作，文笑寒认识胡凯是在职工乒乓球联赛上，有过几个回合的乒乓球的来往。因文可能是个大右派，特由老党员胡凯拿他的档案，好亲自把档案交给收留他的单位。文看出，胡凯和押车的两个警察很熟悉，不知他给他们递上什么眼神，只见两个警察向胡点点头，胡凯神秘地捅了文一下，小声说，别灰心，你这么年轻，又有文化，没什么可怕的，我看过你的档案，全是几次运动的资料和检查，包括三查、肃反、文艺整风、反胡风和反右派。你历史上就是个学生，又早早地投奔解放区，政治上没有污点，只是这场运动让你赶上了，也没想到动静弄得这么大。所以，今后你可不能掉以轻心，你应该有认识了，阶级斗争是翻脸不认人的！你要特别关注社会的风向，千万别转了向，一转向，有多大本事也会把自己弄得一塌糊涂。他看了看周围，又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有一个认识你的老领导让我转告你：任何时候决不放弃生命！他说你很有才华。文笑寒猛地一愣，向胡凯点点头，转过头去，擦了擦眼泪，小声说，谢谢！我不知道有没有报答他的机会了，但，我想天不会绝我之路吧 ?! 这个时候能听到这么深情的话，文笑寒的心灵像被春风吹过，泪眼蒙蒙了。当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这时候还能有老领导以这样的叮嘱来为自己送行，是谁呢？想了半路，终于想到中共地委一位部长。那还是 1951 年元月从大同调来以后，在那年的秋天，到坝上的张北县采集民歌，察北地委就在张北县。部长和他的秘书梁启顺要他去欣赏当地的“二人台”，并将风靡整个坝上的民间艺人、笛子演奏家冯子存介绍给他，而关于冯子存的演奏水平，他们一时不好表态，希望文笑寒给他个评价。因为部长知道他是负责察哈尔全省音乐工作的，对音乐定然是行家，如果得到赞赏，部长想让冯子存去地区宣传队。冯子存演奏了几只曲子后，文笑寒是赞不绝口。 部长说，“冯子存的绰号叫‘吹破天’，小文同志，你看呢？” 他很郑重地回答：“名副其实。” 自那以后，冯子存果真去了宣传队，再以后，他成了全国闻名的笛子演奏家。而文笑寒每次去张北，部长都让他的秘书梁启顺陪着他去坝上 5 县，深入民间生活和采集民歌。也许是文笑寒太年轻，性情活泼又有文化，也许是部长向地委的其他领导介绍了他，所以不管是哪位领导，一见到他就先问一声：这回去哪个县、哪个乡呀？有什么困难没有？有什么要求没有？可以想见，当时的地委领导都很喜爱文笑寒。当部长知道他还不是党员时，还告诉他，别放松这方面的努力，争取早点解决组织问题。 察哈尔省撤销后，察北地委改为大堡地委后回到大堡。 1954 年著名作家丁玲和她的丈夫陈明来到大堡，由地委接待。部长让他去和丁玲见面，意思是让他当面向丁玲请教。他后来把丁玲的话讲给业余作者以及本单位的同志。丁玲说，“搞创作是件很不容易做好的事，创作是一种很艰苦的劳动，要有丰厚的生活积累，要有文化的坚实准备；得耐得住寂寞，不要急于求成，要对读者负责，不求数量而重视质量；哪怕你只写一本书，也一定要把这本书写好！” 丁玲的这个“质量要求”在两三年后被文化总管解读为“一本书主义”。 可是在当时文笑寒向业余作者传达时，所有的业余作者一致认为丁玲说的非常好，非常合乎实际，都同声赞赏，还对文笑寒表示感谢。可是风云突变，到了 1957 年的 8 月，北京揪出“丁玲、陈企霞反党联盟”，这把火瞬间烧到大堡时，已经成为反右斗争众矢之的的文笑寒有了一个新罪名：为反党分子丁玲宣扬“一本书主义”，毒害青年作者。于是 3 年前为丁玲讲话而拍手称赞的那群人，齐刷刷地举起批判的武器，再次对文笑寒吼声阵阵，对他怒气冲天：文笑寒，你用心何其毒也！ 文笑寒实在是忍无可忍了，针尖对麦芒地吼起来：曹雪芹一生只写了一本《红楼梦》，他的一本书是不是“一本书主义”！毒了你们谁啦？正是曹雪芹让中国的文学走向世界。 文笑寒如此乖张，自然又是犯了众怒，除了加班加点地批判，报纸上第一次出现了丑化他的漫画：一个胖乎乎的老太太端坐在上方，前面有一张供桌，桌上香炉里插着一根香，香头的烟袅袅隐隐可见，供桌前文笑寒跪在地上，扛着一支大笔，笔尖上挂着一条像“孝子幡”的飘带，上写着“一本书主义”，为了形象更加丑化，更让人恶心，在文笑寒的大脚趾上画了一只苍蝇，一只拖鞋甩在一旁。标题是《丁玲的孝子贤孙》。 文笑寒看到这张漫画反而笑了，他毫不胆怯地说，我能为一位在 1932 年就入党的前辈当孝子贤孙感到光荣；能与这位老作家同当右派感到很踏实。但是，他冷静下来却觉得人心怎么会变成这么恶劣！这么可恨！莫非真的是好心没好报，好人更没有好报？ 大卡车在不平坦的路上颠簸着，一车心思都是灾难的内容，大都回想或是问自己怎么坐进这辆车里？文笑寒反复问自己：我疯了还是傻了？我偷了还是抢了？可是耳边听到文联主席念报，是《大堡日报》的社论。“…彻底打倒文笑寒是我市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我们希望所有的右派分子洗心革面，彻底改变反动立场，否则，决没有任何出路。”念了几段社论，文联主席说了几句类似“送别辞”：报上的社论已经讲得很透彻了。我也不想说什么了，不过咱们在一起工作了这么多年，回想起来，还是我对你帮助的不够，特别是没有严格地督促你好好改造思想，这是我的失职啊，是我对不住你。 今后，你一定要牢记教训，全身心地脱胎换骨，特别是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再不好好改造，的的确确是非常危险的。事实不已经证明了吗？ 别担心吃饭问题，社会主义不会饿着你，改造好了重新做人、重新革命那还是可能的。有一句“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的话，那是有道理的。拒绝改造，确实未来渺茫啊！ 这就是当年热血沸腾的选择！文笑寒呼出一口气，连连说，晚了，太晚了！ 六 在戊戌年（狗年）除夕的上午八点半，终于被告知，要召开劳教人员全体大会，这是他们来这里半个多月第一次开大会。天可怜见，这个上午竟是从进入腊月以来首次有如此灿烂的阳光，这让人们的心多少有被抚慰的感觉。 曾是国家干部、曾是大中学校的学者和教师、还有曾是工程师、作家、画家、音乐家、歌唱家、各类戏剧的表演艺术家还有编辑、记者和曾是被团结、利用、改造的各民主党派有影响的一些人物，大概总有五、六百人，一脸冷漠或是一脸无奈，但还是规规距距地站在这个非常陌生、能把人们的呼吸锁住的院子里。 一位浓眉大眼、身材魁梧穿着军大衣的中年人站在他们面前。他第一句话是：“我先要说明”。这让人们可能有点紧张。他说，“我是大老粗，没文化，但我是按毛主席的讲话精神讲的。所以，你们听下去最好，说句你们不爱听的话，不愿听也得听！因为这与你们今后一切有密切关系。重点是：你们是有罪的，不认识这点改造就无从谈起。我告诉你们，你们属于中国人的 5 ％。这个 5 ，就是牛鬼蛇神。在你们中间地、富、反、坏并不多，绝大多数是右派。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右派就是资产阶级反动派。毛主席指示我们，出于宽大为怀，对你们不予办罪。而且，在真心改造中和在重新做人方面有表现积极、表现进步的，我们不仅继续给予帮助，还要根据具体情况给予一定的奖励。我要提醒你们，你们万万不能以为自己是知识分子，就采取抵触改造的态度。那样，的确是、绝对是没有出路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曾多次警告过你们：‘知识分子是最没有知识的。’你们嘴上不说，但你们心里不服气，这我知道。 我年轻时，给地主当长工当了十多年，脚上几乎天天有牛屎，但我能认出韭菜和麦子，毛主席说你们不行，行不行咱们地里见！话说得有点糙，就说到这儿。” 正在等大队长说散会，一个女右派尖声问，我们还不知道大队长姓氏名谁呢，今后有事见您光叫大队长成吗？ “哦，你问得好，我说过了，我是大老粗，也包括粗心大意。我姓郜，名叫三娃，平素就叫我郜队长，把‘大’字去了！” 女队里不知谁先笑了，弄得不少人也跟着笑起来。没想到这位郜大队长自个也笑了。他忙说，“我又忘了，告诉你们两个好消息，过除夕就得有过除夕的样子，晚饭吃饺子，但各班把馅儿拿回去，包好后送到大伙房去；另一个是，饭后可以自由联欢，相互认识认识，允许你们彼此再‘鸣放鸣放’，但女队不许进大院，这是必须遵守的清规戒律。你们自个儿在前院热闹热闹吧。最后还有一点，趁着你们这阵子有点时间，给你们家里写封信，报个平安，免得家里人挂记。告诉他们，你们会决心改造自己，这里的领导也非常关心你们，让家里人放心，你们在这里一切一切都很好。信写好了，送小队部，但不要封口。又罗嗦了半天，让大家受冻了，好吧，散会！” 奇怪的是，大队长的话音落下，没有掌声迎接。其实，这里的人们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鼓掌的资格，万一鼓错了，岂不又有了是非？岂不又是路线和立场问题？还是小心为是。若问起来，可以回答，我们已经是敌人，敢给管敌人的人鼓掌吗？若允许，今后保证一定鼓就是了。 在大院里的人群中，能看到在外面看不到的场景。听到晚饭吃饺子而兴高采烈的人，大都是所谓地、富、反、坏，他们的哲学是：即使只吃一顿饺子，总比吃不上好，而且饺子总比窝头好。所以他们就有了关于吃的豪言壮语。而对吃饺子表现出情绪索然的，一看就知道是右派群体了。好像他们的心境没有对吃饺子的关注，此时的他们，心境如此沮丧，近乎绝望。哪里有心思为吃顿饺子就忘却了现实是何等的残酷！饺子固然好吃，可好消化吗？能把被揉碎的灵魂用饺子拼凑或重新整合起来吗？再说，过除夕吃饺子，自古以来，不管你是达官贵人，街头小贩乃至流浪汉乃至监牢囚犯，都是要吃饺子的，因为这是在中国！ 对文笑寒来说，走到这步，他没怨言。脚上泡是自己走的，也就是说，是自己一步步走到这里的。但应该给这“一步步”一个注释，一步是：错把“阳谋”当作幽默；一步是：坚信事物总会回复原有的面目；一步是：影影忽忽觉得上当受骗还坚信未必是；一步是：不相信，坚持真理必上绞架；一步是：特别相信，马克思没有说过政党领袖的一字一言都是真理；最后一步是：对时政只能说好，只能歌功颂德，这是最不能商量的中国特色。 文笑寒偶尔也后悔，在当年漂泊的最后时刻，干嘛非得念书？在舞厅里拉琴就一定堕落吗？就算是堕落，让人骂你是小瘪三，无非是让人看不起，但没人因为你没出息给送到集中营吧？我革命了，出息了么？你和人家辩呀辩呀，辩得领导对你咬牙切齿，小小的年纪给你戴上一顶极右分子的大帽子，这比在舞厅拉琴出息了？ 在这 14 人中，包括文笑寒在内 7 、 8 个人上过报纸。当然，上报纸最多的是文笑寒。所以，他们的大多数都知道他，这自然是舆论的强大功能所起的作用。人们还记得，那时候几乎每天，文笑寒的名字都在报纸上出现，有冒牌的专业评论家和造谣生事者的批判，也有孤军奋战的文笑寒亲自反驳的，把个平素不太被人重视的《市报》，居然发行量和零售量都空前地猛增。一时有点“洛阳纸贵”。所以，文笑寒真的是臭名昭著了。不过有时候想起来，虽还有惊心动魄的一幕幕，却让自己也让别人不会轻易忘却！不能忘却的东西历史自然会忠实地收藏。全屋 10 几个人几乎都说他这个右派当的值，因为他敢于抗争，敢于反驳！ 而在偏远县城的“鸣放”中被打成右派的，相比之下难免就有些窝囊。 七 有两个右派就来自偏远县城，与文笑寒同室，他们是朱瑞祥和费德福。朱在村里小学当老师，这个小学就他一个老师，他一个人教四个年级，在一个房子里有十几个学生，他兼管上下课摇铃，还管采购，不仅管学生吃，还管接送学生。村里老百姓称他是圣人。说他每时每刻都在积德行善。费德福是县教育局局长，是教育局党总支书记。他们被打成右派的过程，具有历史的经典性。在吃饺子时，班长耿介民开玩笑说，大队长让咱们联欢还可以“鸣放”，咱们把它提前，一边吃一边联欢、鸣放。老朱，你先说说你的故事，然后老费你接着鸣放。经大伙一哄，两位高高兴兴地答应了。 朱先咳嗽一声，他的故事开讲了：大鸣大放开始不久，不知什么原因，教育局派人到朱的村子里找到他，说是让他到县上开会，传达一个重要文件。朱说，我去不了，我若去，这十几个孩子怎么办？来人说，让孩子们回家。老朱一想觉得也是的，人家大老远来通知咱，这说明县里还没忘了咱，再则说，去听重要文件的传达，这是对咱老朱的信任。这样，他觉得不去，实在是说不过去了，于是老朱上县了。 在会上有人笑呵呵地问他，老朱，现在得参加鸣放，你鸣放点什么？“鸣放”就是随便说，也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说了，就等于帮助党整风。 老朱问，不说不行么？ 不行！你不想帮助党整风吗？村支书说你递上入党申请了，这是说对党的整风你得有个正确态度。老朱考虑到已经写了入党申请，再不鸣放人家会说你对党没感情。那能不能入党可就两说了。既然鸣放是对党忠诚的表现，那就鸣放吧。于是，老朱先说，就说一点吧，我们村里大人孩子都吃不饱，孩子听课都没有精神。看看这算不算鸣放？ 一个人问：“你能吃饱吗？” 朱答：“一样样的，吃不饱。” “你们村吃不饱的人多吗？” “一样样的，都吃不饱。” 散会后，老朱心里可痛快了，觉得自己帮助党了，加快了脚步回到村里，想挨门挨户给他的学生补补课去。没过几天，老朱又得到通知，让他把学生都送回家，带上行李和日用品按时到县里集合。老朱想，可能是要培训农村教师啥的，要培训的话，总得十天半月的，老朱先买了一条新毛巾和牙膏牙刷，他是怕住集体宿舍自己脏拉巴叽地让人笑话。老朱是兴冲冲地走上去县之路。到县里才知道自己被定为右派，他不明不白地问，右派是什么？在它身边的教育局局长费德福告诉他，右派是资产阶级反动派，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费局长看老朱犯迷糊，一下子像得了痴呆症似的。他对老朱说：“别奇怪，我也是。” “你？” “嗯！” “这是为什么？老费拍拍老朱的肩膀，冷冷说，这是政治需要。” 老朱此时好像才明白点，磨磨叽叽在嘟囔：“我鸣放了吃不饱，政治需要这个干什么？” “对！你应该说吃得很饱，粮食多得没地方放，右派就没你的事了。” “那不是扯蛋么？俺村里有的老人饿得都直不起腰了，有的饿得就剩那口气了。” “扯蛋也得扯，就是不能说吃不饱！” “为什么？” “政治需要。” “什么？可那是撒谎呀！” “撒谎也是政治需要。” “这么说，你也政治需要了？” “没有！我的良心，我的党性不允许我撒谎。” “我明白了，撒谎是政治需要，那你说什么真话了？” “我说朱瑞祥说的是真话。” “对呀！毛主席不是让人们讲真话么？” “记不清了；现在可以说，谁说真话，谁就是右派！” 朱瑞祥和费德福这一问一答，虽说大家都是过来人，听起来依然有毛骨悚然的感觉。 费德福对老朱扼要地介绍了自己当右派的过程。他说，“我和他们辩论，老朱怎么是右派了？我们还讲不讲点良心，还要不要实事求是？想没想到若把老朱打成右派全村会有什么反映？他们要到县上质问你们，你们谁能说明白？你们就不怕老百姓骂你们陷害好人？你们能不能派个人到村里打听打听老朱的口碑？我为老朱的辩护突然被一种很蛮横的声音打断了：‘你在包庇右派分子朱瑞祥，你费德福就是右派。我现在就宣布，经反右三人领导小组决定，决定如下：对费德福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公职。’我说了几句公道话，就当上了右派，我没想到当右派是如此地容易。” 老朱和老费就这样都成了右派，而且当右派的过程就这么简单。就是最胆小怕事的人，也想问一声，这种可以说是最野蛮的做法，或则说是让人心里流血的做法，还能把人心收拢么？已经有人饿死了，而老朱仅仅说吃不饱就要领罪，他若实话实说是有人饿死了，岂不要老朱的人头落地么？老百姓常说，欺负老实人是有罪的，如果全社会把欺骗当作正经事做，再漂亮的建设社会主义宏伟蓝图怕也没多大用场了！ 而老朱觉得这辈子也没办法对得起费德福书记了。 虽然在座的都是右派，但与其说大多数赤胆忠心者被定为右派具有残酷性，老朱老费的被定为右派，不仅有传奇色彩，更多的是太多的荒唐，甚至是更为残酷。 屋里是一片唏嘘，饺子是咽不下去了。似乎每个人都想起自己被打成右派的过程。他们真的是不明白，不就是搞阶级斗争么？阶级斗争不会把一个老实巴交的人也要打翻在地吧？不是提倡革命同志要闻过则喜吗？是这样了么？就是不喜也罢、也不该恼怒吧，不能把好端端的人治成罪人呐！再说，曾几何时，好像就担心人们什么也不说，《红头文件》反复絮叨着：大胆鸣放，不要有任何顾虑，要相信政策，即便说错了，也不打棍子，不揪辫子，党一贯主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为鸣放者壮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表明领导的胸怀大度），畅所欲言，决不打击报复（地地道道的弥天大谎）。 正这时，走进两个人，来人自我介绍，我叫彭光磊，是这里的所长。我叫孙大同，是劳教所的管教科长。这饺子吃了半截，进来两位这里的高官，一时弄得人们手足无措，既吃不得，也不知怎样让得。班长耿介民虽然不卑不亢，但也是毕恭毕敬地问了一声：我是这里的班长，你们来了，我真不知道该怎样表示，说老实话，我和大家都还不清楚这里的礼仪，请领导告诉我们。 彭所长看了看身边的孙科长笑了笑，“你们吃你们的饺子，继续说你们的，有时回忆往事，往事也有值得留住的东西。你们觉得有我们在，会影响你们畅所欲言，若这样我们可以退出。”彭所长拿眼神问耿介民。 “哪里哪里，在除夕之夜能和领导在一起，我们真是感到太荣幸了。” “别这么说！见着我们算什么荣幸，过年了嘛，我们来看看大家是应该的。” “可是这里总有个界限，刺耳一点说，我们已是资产阶级右派了。” “那就先把这个放到一边。你们放心，我和孙科长就是想看看你们，没有任何别的意思。过年了，心情还是轻松一点儿好。若干年后，回忆起今天的除夕，也许会有些感慨，也许会有很多很多联想。我和孙科长来呢，既想认识认识你们，也希望你们认识认识我们。彼此都认识了，会方便以后的交谈。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一件事，第二呢，过年、过节时你们不要老背着那个处分，应当把自己当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不要随便丢掉做人的尊严；接受现实，劳动就是了。 ” 彭所长突然说，“文笑寒你能说说么？” “我？”文笑寒一愣，心生疑窦。 “是。我认识你，我听你讲过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说实话，当时我很佩服你，一百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你不到两个小时就给介绍完了，真的，挺不简单。还有一次市里为招待在飞机场工作的波兰女专家，特意举办规格较高的舞会，你拉小提琴，人们在你的琴声中跳得很尽兴。我记得很清楚在舞会中场休息时，波兰女专家还去和你握手、最后还拥抱你。那时让很多人羡慕你。这些你还记得不？” “让人批斗光了。”文笑寒想了想说，“所长既然点到我了，那我就再鸣放一次！我后悔我根本不应该来大堡，既给这个城市添乱，也给自己带来了灾难。彭所长孙科长，我本来可以留在北京工作，北京那地儿还需要我鸣放么？显得着我么？当初就是热血沸腾呗。主动要求到最穷的地方做些贡献。方才您还提到那两件事，那已经是太遥远的事了，没有任何意义了，可是很多事就是忘不干净； 1952 年领导若准许我去音乐学院工作（调函已经来了），我今天会在哪儿？也许不一定选上右派。也不知道是哪步走差了。” 彭所长说，“过去的事就过去吧，说起来心里挺不是滋味的。我给大家一个建议，一定要面对现实，你们都是受过很好教育的人，你们会明白我说的意思。你们中有些人在过去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美好的经历，把它藏在记忆里吧。我要补充一点，面对现实，并不是要求你们只看眼皮底下，重要的是把目光往远了看，才能更清楚如何面对现实。是是非非是个很顽固的存在，只有历史地关照才能认识是是非非的真面目。我曾看过文笑寒一篇散文，里面有一句话给我深刻印象，他说：‘知识才能拯救你的灵魂’，现在修改一下吧：只有劳动才能拯救大家的灵魂。你们切记，不管别人在大会小会上说什么，你们认真听就行了，千万不要说三道四。” 孙科长这时才插话，“我觉得彭所长在这个除夕给大家说的话，大家好好想想，所长是希望大家放下包袱，有勇气面对现实；怨天尤人或憋着一肚子冤屈，一点用都没有。美好的东西不存在了，那就让苦涩的东西来吧。丢掉幻想，换一个自己，会更现实些。彭所长说往长远了看，就是希望大家都奋力走出一个追悔莫及的圈子——不要问怎么会是这样？又为什么是这样？你们这个班有四位曾是中共党员，有三位曾申请入党，这在一些机关里占的比例也是大的。你们会问这还有什么用？当然有用。我不好具体说究竟有什么用，但我至少相信你们知道自己该如何面对现实。我有个很宿命的观念，不该来的不期然地来了，就善待它吧，也许呆久了，有一天没有踪影了；要相信，事情既已开始了，就会有结束的时候。” 彭所长向孙科长笑了笑，“我们本来是和大家凑个热闹，听听你们聊点过大年的事儿，可倒好让我和孙科长给搅和了，还耽误你们吃饺子。这样吧，你们若是希望我们在，你们就边吃边聊你们的。我们旁听，有感触了就说几句。说真话，我和孙科长是想认识认识你们，你们不要有顾虑，我们希望能听到真情实感的心里话。能这样，对我们每个人，这个除夕就可以永远留住了。” 文笑寒说，“二位领导跟我们一块吃吧。” “我们吃过了才来看你们。” “那让我们先给您们拜年吧，”文笑寒开口说：“祝彭所长和孙科长过年好。”大家跟着重说一遍。 两位领导笑笑说：“希望你们心情愉快，过个好年！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