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二 章 一 班长耿介民的意思，是想趁领导来，又是除夕，大家也难得有这么好的心情，向领导介绍介绍几个人的简历，这可能给领导一个初步印象，多少也能了解我们这些人怎么就成了右派；再说，很明显地，两位领导也有了解大家的意图。尽管介绍简历对大家来说难免有些心酸，但是总比听郜大队长的训话轻松些。于是他对领导说：“我们也不知道该说点什么，说心里话，好像有很多话就是不知从何说起；可是，我们又觉得能在除夕之夜和领导说上几句心里话，确实是很难得的机会，也实在是感到特荣幸。这样吧，我们有几个人介绍自己的简历，我们有谁说得不恰当的，让领导心烦，或是让领导不高兴，就请领导批评吧。” 彭光磊马上说，“我们怎么能心烦呢？若那样我们就不来了，是不是？好好好，我先来介绍，我身旁的孙大同科长原是我们局的科长，领导让我来这里，我第一次向领导‘讨价’，就是让他一块跟我来到这儿。这么一说你们就明白了，尽管身份不同，坦率说，这里，对我们来说也是人地两生。” 孙大同科长点点头，很随和地。 耿介民说：“我先自我介绍吧，我叫耿介民，出身贫农，成分学生，大专学历， 1949 年 7 月参加革命——” “我打断一下，”彭所长接着问，“你在哪儿参加的革命？” “在北平。” “在北平的什么地方？” “华北大学。” “华北大学在北平的什么地方？” “过北平的海淀、过燕京大学，迎面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马路，东起清华大学的西校门，西至颐和园止。在马路偏中的路南就是华北大学。” “你原来就叫耿介民吗？” 耿介民刚要回答，彭所长抢着说，“你在华北大学的名字是不是叫耿建平？” 耿介民一惊，随着愣了好一会，脑子里大事小情相互碰撞起来，带着泪说，“是。”他想继续说却又被彭所长拦住。他呆呆地看着所长，不知道他还要问什么。 “你是阜平人，你家里很穷，你跑到保定，在一个技工学校半工半读， 49 年 2 月，你听到解放军进了北平，你就跑到北平；但是，到了北平你一时不知道到哪里找共产党，为了吃饭，你又不得不跑到前门车站的货场给人扛活，直到听说有了华北大学你才去报名，不久，你表示想加入共产党。我说的是不是你？” “是。”耿介民已经快哭出声来，真想抱住老领导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 ! 但是，他有这个权利吗？再则，在这里那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他终于克制了自己。 屋里的 14 个人几乎都热泪盈眶，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对话？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尽管人们的经历不尽相同，但都为新中国流过大汗，奉献过青春。 彭所长轻轻地不让人察觉地吁了一口气，他接着说：“其实，这太偶然了，那就再说几句吧。那时候华北局指示，在华北大学建立党的组织，你们知道那时候党组织还没有公开，我被调进华北大学党委组织部，安排在组织科，负责学生的档案工作。我就是在那里知道今天的耿介民。他人生中第一次填的履历表，就是我第一个先看到的，表上有一张非常年轻的照片，那张照片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很有思想的小青年。我就是记住了这张照片才觉得对你有点面熟。当时组织科一个干事和我说了，有不少学员想要申请入党，但当时领导指示，学员中暂时不发展党员。主要任务是，要学生们认识在中国的历史各个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作用，要认识为人民服务的前提是：让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个根本的转变，即，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人民和工农兵。这样一来，我就没有找他谈话。这事儿一晃儿过去七八年了。后来华北大学停办了，学生们都分到各处，我也调离了北京。” 每个人像屏住了呼吸似的，极认真地听所长的讲述。 后来，耿介民理了理思绪，说，“组织上说，这个地区落后，也艰苦些，你们年轻，到艰苦地方锻炼锻炼，对你们有好处，希望你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组织上相信你们，一定能在艰苦环境中作出成绩并接受考验。” 彭所长说，“那时候都是这样子的。”接着出乎意外地问了一句：“你怎么改了名字，耿建平不是很好的名字吗？” 耿解释说，“是在旧社会起的名字，口气也太大，我是能建设和平或是能建设公平？我改成现在的名字是——” “想表达你为人民耿介直言。”孙科长给了一个解释。 “好啦，原是听你们说，结果又让我把时间全占了。孙科长，咱们到别的班里看看。我们走了，你们说你们的，就这样，”最后他郑重地嘱咐一句：“凡有害健康的一切，都避而远之！” 人们非常敏感：彭所长和郜三娃大队长的讲话，可以说，有本质的不同，不同点就是：彭所长从人性观点出发，认为右派也是人，而人在任何地方其人格必须得到尊重，所以在彭所长的全部讲话中，没有一句说到改造，更没有说你们必须脱胎换骨；更让他们感到惊异的是，彭所长竟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耿介民走向革命的过程。在这个地方讲这个，如不是亲自听见，有人相信么？这是除夕之夜一缕暖心的春风啊！这若是在“鸣放”会上，岂不也是“右派言论”吗？至少会把彭所长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但在耿介民这个班看来，彭所长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心里有正义感、有善心的共产党员，这让文笑寒又联系到自己，他说，从他被批斗的第一天起，直到最后把他扔出革命，除了那位部长让胡凯给他捎来“任何时候决不放弃生命”的话之外，再没有一个领导人给他一句暖心的话。而这个彭所长他以何等的胆识何等的仁慈，给人们几乎绝望的心上，带来了坚持活下来的希望。而那个大队长郜三娃呢，那气焰，那仇视的目光，都在证明他就是代表无产阶级专政，或者说，他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代表。 二 耿介民他们吃完了饺子，一切也都收拾完了，耿介民觉得该提醒提醒大家，于是他说：“咱们既然都感到彭所长和孙科长在这除夕之夜对咱们的关心，就得设身处地为他们想想。咱们都有切身的体会，这个时代‘说好话、表善心和讲真话’具有普遍的危险性；何况他们的身份，又何况咱们的身份！若被别有用心的人了解到，非常可能当作‘右派言论’密报。彭所长就有口难辩了。因为新中国从不提人性，从不讲人道主义！其实这种情况，在我们身边早就出现了，只是我们总觉得与自己没关系。尤其是我，在党校天天讲课，竟没有真正认识革命学说的实质，比如，列宁在很多著作中一再讲，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殊死的决战’，‘我们坚决地同一切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直到反右之前，联系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我才猛然明白：在阶级斗争的年代，人性和感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大障碍。我希望咱们谁也不要再提领导在咱们这儿说的话，千万千万！”耿介民的这番话打动了每一个人，都表示“守口如瓶 ”! 他们陆陆续续地走出去。 大院里足有三百人，看来更多的人没心思出来，让人感到惊诧的是女右派也突然被允许进了大院；刚才郜大队长在讲话中还特别强调女队不许进大院，说“这是必须遵守的清规戒律！”谁能改变大队长的决定？耿介民们心里都明白。不管怎样，大院有了女人，大院的角角落落顿时也有了生气。于是有了一个很粗俗看法：在任何环境里，有男人有女人才有生活气息。仔细看去，在大院子的人，看不到有谁垂头丧气的，倒是从批斗以来直到放逐到这儿第一次有说有笑了，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似乎都想开了，大过年的，“政治”给你无形的枷锁，你自己再和自己过不去，不找点儿乐子，不想开心的，愁呀愁呀，愁到“载不动，许多愁”，你愁死了，谁能为你掉一滴泪？谁敢为你掉一滴泪？不能忘了，自己还年轻！ 不知接到谁的指示，在院中间垒砌有一米多高、直径七八十公分圆形空心的小煤塔，正有几个人把已经烧着的劈材往塔心里放。不一会儿工夫，小煤塔火光熊熊了，满院子火星子飞溅，红光闪烁了。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呼喊起来，在屋里的人也随着呼喊声跑出来了，大家为这堆篝火的出现，心里一下子也亮了，这是终生难以忘怀的篝火！人们情不自禁地扭起了秧歌，拥抱在一起，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因为彼此身份都一样了，似乎彼此的“心道”也就能够直通了。 文笑寒颇有感触，就是这堆篝火，给人们多大的欢乐？他们不是很容易满足吗？难怪高尔基说，“在巨大的悲苦中，一点点快乐也是伟大的”；贝多芬说，“最优秀的人物通过痛苦才得到欢乐”；谢谢贝多芬，我们的痛苦，不是因为我们“最优秀”才得到的呀，我们正处在“内心的隐痛比外界的灾难更残酷”的现实之中，尽管我们几乎都明白，“没有哪一个聪明人会否定痛苦与忧愁的锻炼价值”，我们既懂得“忧虑攻心，足以使人致死”，也懂得“没有忧虑，算什么人生沧桑 ” ！世圣先贤的经典箴言，能拯就我们的灵魂吗？ 文笑寒不经意地望望各个房顶，他发现没有警察的身影了。也是的，大年除夕的，让他们在寒冷中执行监视任务，在房顶上还要放出一点眼神去欣赏少见的篝火，说实话，这绝对是太苦的差事，何况高处不胜寒呐！他们也应该有自己的除夕，如果有家室，老人和妻子儿女不也是期盼着一家人，过一个欢欢喜喜、和和美美的大年吗？这是每一个中国人永恒的情结，因为它象征幸福、和谐、吉祥。值得思索的是，这能是谁命令他们下房的呢？大概不会是郜大队长吧，非常可能是彭所长的命令；另一点，也许是人们被篝火吸引过去了，竟没有发现那在高处的探照灯，不知什么时候停止不亮了，而由两盏气灯代替了它。也许只有耿介民这个班的人，能准确地估计那是出于谁的允许。 天空飘起了雪花，在篝火上它盘旋得有种无奈的样子，它飘不下来，一片片雪花被篝火融化了，但，雪花还是从高空飘下来，宁可被融化，也是执著地飘，飘。无非是被融化，无非是被蒸发，一旦朔风袭来，就又变成雪花让人欣赏它那婀娜多姿的美。雪不大不小地飘，没有停下来的迹象，这给人们的心带来清新的感觉，似乎这时候有了雪花的陪伴也就等于得到了意外的祝福。 耿介民、文笑寒、费德福、朱瑞祥 4 人，搓着手，边走边随意地东看看西瞧瞧，也随意地说点儿无关紧要的闲话。在一面山墙上有一块很陈旧的黑板上，写了一个通知：除夕夜不熄灯；愿熬年的熬年，大年初一早十点开饭；初一到初三休息，初四到初五，全天讨论郜大队长的讲话；注意炉火，严防火灾的发生。最后有一个补充：篝火最后熄灭时，女教养人员一律走出大院，回到自己的寝室。这个通知和任何单位的类似通知几乎完全一样，虽然事情如此简单，却让人感到有点匪夷所思。因为，它没有使用专政系统所特有的语言来表达它的命令要求。仅仅十几天的工夫，人们对朴实无华、简单明了的文字就有了亲切感。 文笑寒对此表达自己的看法时这样说，“看起来这里专政与列宁的‘专政观’有些不同，列宁说，专政就是 ‘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 ’ 我们今天能有如此待遇，应该看成是个意外，文雅一点说，这对我们很客气了。”在他身边的耿介民抽冷子问了一句，“你对列宁的著作很有兴趣？”“谈不到，”他回应说，“还是在反右高潮时，我想认识认识，无产阶级革命的列宁老人对阶级斗争、对无产阶级专政如何说——” “于是，你找来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耿介民接过文笑寒的话继续说，“我读过、我也讲过，但经过几次运动特别是这次反右，读过几十本他老人家的著作，现在留下的印象，最深的也就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他老人家的全部著作中贯穿一个主旨： 无产阶级必须消灭其它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而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殊死的决战，同时认定‘还有当前的敌人，是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还有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切华丽的外表和堂而皇之谎言，必须揭穿并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 。这里不难看出，我们是按照列宁的脚步紧紧跟过去了。这让我突然有悟 ” ——耿介民往周围扫了几眼，然后小声说：“ 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就是阶级斗争 。” “你说得很对！阶级斗争把我们变成右派，但是否能把中国变成强大 ? 我等鼠目寸光，就等预言家宣告吧！还是让我们欣赏这堆篝火吧！” 三 正在文、耿二人“你有上言、我有下语”的时候，身旁的朱瑞祥眼泪簌簌地流下来。连他的老局长费德福也莫明其妙了。一问他，他说：“看到山墙上的这块黑板，想到我那十多个小孩子，谁来教他们？大过年的觉得孩子可怜，我这儿又不知哪辈子能回去，孩子们一点文化没有，长大能干什么？” “老朱，你还犯傻呐？没文化，保准当不了右派，一辈子种地也比当一天右派好。你没看到是咋的，咱们屋里一伙人，哪一个没文化？不都给拾掇到这儿了！”费德福似乎还是以当局长时的语气说了朱瑞祥。 “其实我也懂，可不由人哪，不是‘每逢佳节倍思亲’么！人哪，其实都挺可怜的，有时我也想，还不如象小栓那样，死就死了，不是一死百了吗？何苦受这个罪！” 他们觉得不应该在外面再聊下去了，一是身上有些冷了，一是敏感地感到，小栓的话题可能涉及重大问题，所以，耿介民说：“咱们回屋暖和暖和。”他们回头又看看燃炽很旺的篝火，火花变成亮晶晶的火点在夜空下自由飘落，竟把雪花驱赶得四处飞旋。 他们回到屋后，耿介民捅了捅砖砌的炉子，看了看，还有几个人在外面拼凑自己的诗情画意，他心里说，人们舍不得今夜的火花、雪花…… 话题是从朱瑞祥的义子小栓谈起的。小栓是个吃百家饭活下来的，先是他父亲被拉去当了壮丁，已经十几多年没有半点音信，可能是早死了，当然没人知道死在什么地方，后是他母亲被土匪抢去，活活给糟蹋个半死，她投河自尽了，那时小栓才 3 岁。小栓 3 岁以后的日子究竟是怎么过的，细节说不清，反正是谁家有能力就由谁家养，也就是李家有能力去李家，王家有能力了就到王家，总之，那个村不但没抛弃他，反而成了全村都挂记的孩子，没爹没妈呀，还有比这更可怜的么？到他长到 13 、 4 上，给乡亲们放牛放羊，身上也有点儿力气了，差不多地里活儿也能顶多半个人，就是不认一个字，这点让老朱挂心上了。乡亲们也都挺心疼小栓的，又考虑到老朱单身，一个人支撑着村小学，还种了半亩菜地，又养猪又喂鸡，深更半夜还得准备讲课，他哪里忙得过来 ? 于是打算让小栓给老朱当义子，彼此也好都有个照顾， . 小栓帮老朱干点活儿，老朱教小栓学点文化，就这样，小栓就跟着义父老朱一起过日子了。他有了大名：朱小栓。现在他在老朱的关爱下已经长成 20 岁的大小伙子了。小栓万万没想到，一个心里只装着百家千户从没有为自己打算半点儿的父亲，怎么就成了反党的右派了 ?! 他不服，他要亲自去县里问个明白，他决不相信老天爷的眼睛全瞎了！ 朱小栓找到县委组织部，闯进办公室，正碰上费德福和一个大头头激烈地辩论，费德福回头一看是小栓，立马让他悬起心来，觉得事情要复杂了。他多少了解点儿小栓，他不是小时候的那个放牛娃，经过老朱的精心培养，又加上他的聪明和刻苦，他的文化水平可以说在初中以上，这是指他在语文、历史和政治常识方面。村里有不少人还挺认真地说他是小秀才呢，还有人张罗着给他娶个媳妇哪。小栓跑来当然是有话要说，有理要辩，看气势，他有一种豁出去的决心。费德福惊异地问：“小栓，你来干啥？”这时组织部长高喜贵一脸怒气地问：“你是谁呀你？干什么？这里是反右领导办公室，是不是你也想当右派？” “是。” “再问你一句，你是谁？” “他叫朱小栓，是朱瑞祥的儿子。”费德福替小栓回答。 “我明白了，你是为你父亲喊冤叫屈来的，但是已经定了，他们已经上了卡车，马上就送去改造。” “那，我也去！” “你不是右派。” “你可以把我像费局长一样充个数，你不就完成反右的指标了么 ! ” “你忒也放肆了，你当是在你们村里，这是党委机关，怎么，你敢造反？” “敢！你要再逼我、再不接受我的要求，你看我敢不敢宰了你！你们既然敢拿别人的命玩儿，你的命我还不敢玩儿吗？告诉你，我既来啦，就是打算和你玩儿命的，信不信由你。我就求两件事：一是放我爹回去，一是定我右派。要不，咱俩就来个你死我活，怎么样？” “小栓，你冷静冷静。你是个很聪明的孩子，千万别做傻事，你好好活下来，总有孝敬你父亲的时候。这是潮流，别说你我一介草民，就是多么大的官也无可奈何，谁也挡不住这个潮流。公正说，组织部高部长也有难处，完不成任务，他确实交代不了；你别看他对你对我霸气十足，挺原则的，他不这样，还怕上边定他是右派呢，所以你也不要太难为他。你父亲有我陪着，你应该放心。快回村去，别幻想，别迷信公道！” 没想到朱小栓扑咚一声，给高喜贵跪下了。苦苦哀求，说，“您就让我凑个数吧，让我去吧，不是我舍不得父亲，是父亲舍不得我呀，没有我的陪伴，他在那里会想死我的，他死了，我还能活下去吗？” 正这时有人喊费德福，“快去上车 , 就等你一个了，还摆什么臭谱呐？说话间跑进三四个人，连拉带搡地把费德福推出去了。这一幕简直把朱小栓惊呆了，他忽地站起来，牙咬的咯咯响，手关节也爆出嘎巴嘎巴的响声，小栓真想抄起椅子砸向那位高喜贵，可是他没有时间了，他要去追汽车，他砰地一声摔上门，飞快地去追已经开动的汽车，他看到父亲和费局长向他使劲不断地摆手，还大声喊叫：“回去、回去！我们会回来的，向乡亲们问好，请他们别惦记，我们死不了，老天爷会讲理的……” 朱小栓猛地一跃抓住了卡车的后槽帮，再一用劲，就能跳进槽帮里。可是押车的两个警察竟以为小栓是“劫车分子”。三把两下就把朱小栓踹下车了。小栓正要爬起来，没想到后面飞驰而来的第二辆囚车，风驰电掣地从朱小栓的身上碾过去了。就这样好不容易长大的一个小伙子，一瞬间就死在装满右派的囚车轮下。 朱瑞祥和费德福是否看见？大概有两种可能。他们是看到小栓被踹下，也估计会摔得半死不活，他们没有看到后面来车。到了这里才有人告诉他们小栓已经死了。而他们到现在还是以为小栓是摔死的，没人能让他们知道，小栓是被囚车碾死的。谁能忍心让他们再接受一次死神的暴虐 ? 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因为没有人对他负责，人们也只能相信命，何况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大概很久很久以后，有消息说，那位高喜贵亲自给小栓埋了；同样的意外也发生了，小栓的村子真的是“反”了，足有百八十号人义无反顾地聚在县委会的大门口，要求高喜贵出来接受群众的询问：朱小栓是怎么死的？顺便质问为什么把朱瑞祥打成右派 ? 他不就是被你们诱惑地说了一句“吃不饱”么？我们这回上县，就是要告诉高喜贵，我们全村绝大多数人就是吃不饱，请高喜贵把我们都定成右派，帮助县上好超额完成右派指标的任务，我们也有个吃住的地方。 应该指出，当时县委县政府的一二把手都觉得事态严重了，既不敢向上极汇报，也不能再刺激群众，唯恐引发骚乱。再详细的情况不清楚了，只了解到高喜贵以歪曲党的反右政策，玩忽职守，没有耐心地向朱小栓讲清党的有关政策，导致后来朱小栓的不幸死亡等等已构成刑事犯罪，经检察院批准现已逮捕。再后来就听说高喜贵死了，只是有说是自杀的，也有说是被杀的，总之，高喜贵不死就不足以平全村之愤！不过有人为此还做了一个补充：高喜贵不死也平不了领导的心头之患。他不死，谁来承担这一切的责任？死了，一了百了！ 四 毕竟是人命关天，高喜贵自然逃不了干系。但以为只是老百姓饶不了他吗？不对了，他的顶头上司就敢不了了之？这一点，高喜贵还是清醒了，尽管他不想死，但他知道不死绝对不行，要么，自己了断；要么，被人了断。究竟是怎么了断的，只能留给历史裁决。 费德福叹了一口气，高喜贵死了，其实也是他的个人悲剧，他被一种无形的东西扭曲了，一个悖论是：他情愿！而且尽可能地全面再扭曲，我还是比较了解他的。费德福在师范学校当校长时，高喜贵读二年级，给人的印象是个不苟言笑的后生，学习还算努力。在费德福调任县教育局任局长的第二年，高喜贵毕业了，分配到小学当老师。因要对全县小学老师进行一次评议，教育局缺人手，费德福想到高喜贵，就把他借调来协助工作。后来，费德福介绍他入党，又正式把他调入教育局。 高喜贵又意外地得到一次好机会：组织部老部长因结核病住了院，把高喜贵借调到组织部协助工作，他表现得相当出色，不管有多少工作，他都认真做好，加班加点那是家常便饭，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他不管怎么忙，都要天天去医院看望老部长，老部长大便板结，他不喊护士而自己用手轻轻的、一点一点的抠出来，这不仅让老部长难以忘怀，连其家属也十分感动，就是组织部的其他同志对他也有很好的口碑，就是这“难以忘怀”、“感动”、“好口碑”等褒嘉之词，在老部长弥留之际，向县委书记举荐了高喜贵；老部长逝世后，高喜贵当上了组织部长。接着是更精彩的机遇，高喜贵打动了县妇联办公室文秘董月秋的芳心，她和他很快就成了夫妻，而且董月秋很快提拔为办公室主任，又很快有了一个漂亮的女儿。而现在，丈夫在妻子毫无知情的情况下就死了，她不懂政治，但她周围有头有脸、有身份、有地位的一大帮人，前前后后、不辞辛苦、诲人不倦地给她讲了很多很多她听不进也得听的软硬道理，甚至让她从大局看，并向她解释，也是小高一时解不开疙瘩；刑，当然是要判的，但，那能判几年？年轻啊，唉！董月秋终于明白一点：决不能再想问个水落石出了，现实看，接受灾难也是出路。 董月秋获得了这个要领，证明她真是位聪明的女子，后来人们说董月秋成了预备党员，不久又当上了县妇联副主任。据说当天晚上董月秋为自己当上副主任，喝了很多酒，哭了大半夜，对着睡熟的女儿说，乖，你爹对得起娘，没有你爹的死，哪有娘的副主任？接着又是大哭不止，直到把女儿哭醒…… 但是，人毕竟没了。他们结婚不满三年，年轻轻的董月秋和一个不满周岁的女儿，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呢？当然她还有较好的政治条件和现在的职位，一定有年轻人向她求婚，然而人们特别是女人往往对“第二次”怀有恐惧感。董月秋如何选择这个第二次，没谁能说得准，但人们相信，她决不会再为一个男人的外表所迷惑了，她一定留意站在她面前的人的内心世界和内在品质。尽管这非常困难，但，等待比轻率好，因为匆忙的婚姻潜藏着危险。了解董月秋的人有个估计，她可能要等她女儿戴上红领巾再说，那时有些事也能向孩子交代了。一次盲目的爱，一场出于虚荣的婚姻，不知让董月秋在很难摆脱的厄运中还要挣扎多久！ 这仅仅是高喜贵的悲剧吗？ 其实，当初的高喜贵，本质上并没有多少可以指责的地方，是一种仕途的强烈欲望引着他一步步走到这的。费德福说到这儿看看大家伙儿，好像希望听听他们的意见。 文笑寒很细心地听费德福的讲述，觉得无论是朱小栓还是高喜贵他们都是这个时代的殉葬品；原本这个悲剧完全可以避免。朱瑞祥“鸣放”中鸣放了一句“吃不饱”，就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派，无论怎么强词夺理都与犯罪是不沾边的！咳，我这也是瞎说，咱们当右派沾什么边啦？至于高喜贵想往上爬，正常！想往上爬的人既有高招，也有损招。这种人太多太多了，只是高喜贵爬是爬上去了，很快摔下来，而且摔得太惨了！ 至于，朱小栓的死当然也是可以避免的。然而高喜贵对小栓的出现没有任何感觉，也没有任何触动。朱小栓确实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平头小百姓，但他是全村公认的最有灵性、最有感情、最是尊敬长辈、最是孝敬义父的好后生。小栓深知，自己的这条命是全村人给捡回来的，是义父朱瑞祥七年如一日地教他怎样做人的，他的血肉、他的灵魂都是在这个村子里受到滋养受到保护的，所以这个村子的一切他都绝不能割舍，更何况他的义父仅仅说了一句真话就定为反党的右派，他——朱小栓能够容忍吗？他豁出去了，他不能让义父就这样走了，他的决心是：坐牢一块坐，死要一块死。因此他给高喜贵跪下，请求他让自己也成为右派，仅仅是为陪伴义父共同打发酸辛的日子。这里至少表明了小栓高尚的情操和感恩尽孝的优秀品质，但这一切，高喜贵却毫无感觉；还不止这样，他板起森严面孔，连唬带吓，一口官腔，正是在这样的气势下，小栓才要抄起椅子砸死他；他声泪俱下地说，“让我去陪父亲吧，若不，父亲会想死我的。”如果此时的高喜贵能有半点人性，能够设身处地的为这个小百姓想想，不去激化矛盾，小栓的悲剧不可能会发生。 五 人们的心情实在是太沉重了。班长耿介民提了一个建议，趁三天休息，什么年不年的，咱们索性把自己成为右派的经历都相互介绍介绍，也让我了解大家的情况，万一有哪位队长问起，我编个瞎话也有个底数。如果能成为故事，再能把它记下来，有可能保住了这段惨绝人寰的历史，这是很有意义的。 我同意，如果能让后人了解右派真相，这就是历史文献。现在我要说了：我是民盟的，我一直认为共产党搞什么运动与我没关系，但是我错了，斗我的理由是，说我对党三心二意，我说没有，他们说你就是三心二意，而且几个盟员也跟着这么喊。就这样我也成了右派；我答辩说，我怎么就是右派呢？总得有点什么事做错了吧？有什么话说错了吧？领导小组的人非常严肃地质问我，章伯钧和罗隆基经过调查已经证明是“章、罗反党联盟”，自然都是右派，你能不是吗？你和他们的来往还少吗？因为章、罗是右派，我就必须是右派！于是我明白了，凡整人的运动，都有它独特的逻辑。 “你是民盟的？”宁慎问钟谦。 “是啊。你呢？” “我是共产党的，不过是个新党员，去年的三月才转正；只过了一个夏天就被开除了。到这儿我们大家都一样了，平等了，有了共同符号。” “那，你就先介绍介绍你的，你是党员么，你先开个头。”耿介民对宁慎说。 “你不也是党员么，还是你先说。”宁慎推给耿介民。 “彭所长那次已经介绍不少了，还是你宁慎说吧。” 宁慎开始介绍自己。 在这个城市最大的工业区里有一座大型的国营机械制造厂，有几千名工人，有上百名的工程技术人员，其中仅工程师一级的就不下 30 名，而宁慎是这 30 名中的佼佼者。他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机械系。他是上海人，从出生到高中毕业一直就在上海，连长江都没过过。为什么他毕业后跑到这座城市？这当然是有一个重要的甚至是神圣的情由。 宁慎的父亲早年从美国留学回来，在杭州一所大学当教授，和诗人闻一多有过诗文来往。 1946 年的 5 、 6 月全国反内战的呼声高潮迭起，他父亲觉得国民党无可救药了，便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携一双儿女先到了香港，后转道经朝鲜去了东北解放区，在哈尔滨工作不到一年，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来到辽宁省的辽北地区，在那里一所临时性的学院担任一个系的系主任—— “他还是那个省的教育厅长 , 还兼任那个学院的副院长，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宁慎十分惊讶，目光直在文笑寒的脸上转，好像太突兀了。 “我从大学跑到解放区就是在那所学院里的文艺系接受革命教育的。” “你再说一次你的名字，文笑寒，是吗？” “是呀，文化的文，哭笑的笑，寒冷的寒。莫非是你对我有印象还是你父亲对我有印象？”文笑寒也感到有些突兀。不过他马上问：“你是宁教授的儿子？” “嗯，好像父亲说到过你的名字，只是我没太留意。 ” “宁教授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难说，母亲来信说，父亲一次从章伯钧家里回来，情绪一直很低落，看样子有帽子可戴了，不过他们那代的学者教授，没帽子的也没几个，彼此彼此，没人笑话。” 一屋子人都在叹气。也许是同病命相怜。只是宁慎似乎没有勇气再讲下去。文笑寒想了想，说，“宁慎你先歇会儿，你父亲的情况我还能介绍一些，怎么样？” 宁慎不同意！坚持自己讲。 父亲在东北的情况我真的是不怎么清楚，我又很少回北平，大概 1949 年 3 、 4 月份吧，父亲和姐姐才从东北回到北平。母亲告诉我说，父亲回北平是应周恩来的邀请，参加将要召开的中国人民政协委员会筹备会议。那时我和母亲还有小妹都在上海。那年我 16 岁，下半年该上高中，从高中到大学毕业我一直在上海， 1950 年母亲和小妹去北京与父亲团圆，我留在上海一个人住校，我是想念完大学，再和父亲商量我是去国外留学还是直接参加工作。所以这期间，有两个暑假我回北京和家人团聚。 1955 年我在上海复旦大学毕业。我回到北京，跟父亲、母亲、大哥、姐姐和小妹商量我的选择。那时姐姐已成为北京师大教育系的助教，大哥在北大的法学院当讲师，小妹是协和医学院大三学生。就我一个似乎一时还不好抉择。我希望听听父亲的意见，父亲这样说：咱们的国家正是百业待兴亟需人才的时候，你又是学机械制造的，自然大有用武之地；如果，你想到国外再深造深造也未为不可。无非是这两个中间必有一个，你自己定。这时小妹宁馨的心里就是不想让她二哥去国外，在父亲去解放区的那几年，正是二哥护着她、哄着她、陪着她，兄妹感情很深，她舍不得二哥走也是情理之中。其实宁馨还有一个理由能留住二哥，她是想起了与她同岁的外科胸脑系的苏雨亭，俩人住同屋，俩人像亲姐妹，无话不说，属于青春话题的彼此也是敞开心扉悄悄细语诚挚交流。宁馨曾经闪过一个念头，要苏雨亭成为她的二嫂，那就太好不过，可是正在念大学，谈这事儿好像早了一点儿，也就搁在心底了。现在二哥一旦去了国外，她原有的打算就全完了，但她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一天宁馨竟把苏雨亭领来家里，也正好父亲和母亲去西城达智营拜访翻译家汝龙，大哥大姐平素也是很少在家，就是二哥宁慎一个人看家，宁馨心里说，巧就巧在二哥一个人在！在屋外宁馨就喊二哥，你出来迎接迎接我的客人。宁慎应声而出。宁慎一看，他眼睛顿时一亮，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位亦庄亦柔、亦典亦雅、亦魅亦隽、亦秀亦朗非常漂亮的姑娘，身材修长眉目清秀，短袖乳白色连衣裙衬出她婷婷玉立的身姿。宁馨向苏雨亭介绍，他是我二哥，叫宁慎，在复旦大学刚毕业，现在还拿不定主意去哪儿，她又忙着向二哥介绍苏雨亭。 后来宁馨问苏雨亭对她二哥的印象。她说，你二哥比较内向，还有点儿腼腆；看我时，连眼神似乎都很谨慎，唯恐怕给我留下轻浮的印象。这表明你二哥很尊重我，也表明他很有文化素养，也善于维护自己的形象。 “亭亭，能说点儿要害的不！我先问吧，急死我了，你觉得我二哥长得怎么样？” “好。典型的男子汉的体魄，而且身材高大，从他眼神里，能让你了解你二哥是位既不夸夸其谈也不喜欢张扬的人。” “这么说你爱上我二哥了？” “宁馨，你说什么哪，那是任性的事儿吗？”这时苏雨亭有些羞涩但透出庄重。 “你说我说什么了？把我二哥夸了半天，什么意思？当我眼睛不管事儿哪？” “你以前不是和我讨论过：在还不知道对方的心里是否有你的时候，爱的脚步就要放轻了，放慢了。怎么到你二哥这儿就忘了说过啥了？” “那你得想一个办法能看见我二哥心里有没有你呀。” “这回我得给你点教条了：世间所有的事最难做好、能做到一辈子都不后悔的就是爱情；因此也唯独“爱”万万不可操之过急。” “告给你吧，我妈问二哥了。” “我可以知道伯母问什么了吗？” “我妈问得很简单，你喜欢不喜欢亭亭？若喜欢就让你妹妹给人家一个准话；妈倒是特喜欢亭亭，小妹都急着要叫二嫂呢，要妈看，你也别打算到国外留学了，能和亭亭组织小家庭，把自己的专业做好，妈也没心可操了。后来我妈急了，逼问二哥，你倒是表态呀 ! ” “不是妈不停地说嘛，我一句也插不上，能怪我么？” “那你说，一个男子汉说个‘爱’字不难吧？” “你猜二哥怎么回答？” “我怎么能猜得出？” “二哥看着我妈十分郑重地说了四个字：一见钟情！” 没想到亭亭突然拥抱宁馨，喃喃说：“他知道我毕业后要回到我的家乡？他知道我的家乡在塞外的大堡市么？他知道大堡市偏僻、落后、荒凉么？他知道我不会跟他到别的地方去么？他能允许我为我的爹娘养老送终么？” “我既然要对你、对二哥负责，我和妈已经把你的一切一切都告诉了二哥，连你是家里的独生女都说了。哦，我倒忘了二哥让我给你带来几句话。” “你是真忘、还是假忘了，搞什么名堂？快给我呀。”亭亭连打带闹地搜宁馨的兜儿，宁馨却捂着兜儿满屋子躲闪，看亭亭脸都急得红了，快要急出泪来，忙跑过去抱住亭亭并把二哥写的字条交给亭亭。“你自个好好看看，看里面有我二哥的心没有。” 亭亭接连看了好几遍，却突然哭起来，这倒把宁馨惊呆了。“怎么啦 ? 二哥伤了亭亭的心啦？”宁馨半搂着亭亭，拿过她二哥的字条看：亭亭，我不善言辞，先借金代词家元好问的词表达我对你的真情。“问人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至于其它，我这样看：偏僻有偏僻之静，落后能激励意志，而荒凉正是有所作为的最大空间。我虽生在上海长在上海，我留恋的是那里教育的开放，我最厌烦的却是繁华的烟云。我已经决定，到大堡工作，两年后你毕业，我们就在你的家乡结婚，我们全家非常赞赏我的这个决定，特别是母亲和小妹再三说我们有缘分，特别相信我们会生活得非常幸福非常美满。 宁馨看罢，有几声惊叹：真出我意外，二哥挺文学的，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爱上文学的，他是学机械的呀。二哥真会抒发，而且抒发得如此情切如此浪漫。让人好生嫉妒，这样的抒情者在天涯何处？请抒发吧，但请别让我在此久久恭候。宁馨似乎在调侃自己，但也是内心的真情。 20 岁的大姑娘难免都有这样的渴望。 亭亭再次拥抱宁馨，连连说，“馨馨，谢谢，谢谢，你把你的二哥投到我的怀里了，我感到非常幸福，我的父母若见到他也会非常高兴的，他们一定会为自己的女儿千祝福万祝福的。有句老古话说，女人最幸福的是有个好男人，你二哥对我‘直教生死相许’，我与你二哥一定会终生相爱走完人生。再次谢谢你，我的最亲爱的小妹。” “还是你和我二哥有缘分。我和你同岁，只比你小三个月，不谦虚地说，我和你同样漂亮，我没气质么？我没高学历么？就是找不到缘分！” “馨馨，你还愁没缘分么 ?! ” 六 宁慎在告别北京的时候，并没有打扰他的心上人，只给她写了一封信。信里写道：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快乐，能在你的家乡认识到我的价值。亭亭，你知道这个两千多人的机械制造厂是多么需要我吗？亲爱的亭，人被需要是一种什么感觉，太美了，太舒服了。若不认识你苏亭亭，我有机会来到这里“安营扎寨”吗？非常非常感谢你——我的亭亭。你的几次来信我都反复读了很多遍，小妹来信也都有你的信息告我，我既放心又让我欣赏你的校园生活，只是一定要注意健康，学习是个长流水的过程，万万不可废寝忘食，要为我俩的美好明天互道珍重。还有一件事告诉你，厂技校的两个学生因恋爱给开除了，我认为学校非常野蛮…… 苏雨亭很快回信： 宁，亲爱的，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俩在恋爱，更不能让人们知道我俩已经定情，我俩不能例外，像别人一样恋爱就得先学会做“地下工作”。我俩的拥抱，只抚慰我俩的心灵，我俩的热吻只祝福我俩的灵魂。最后想告诉你，我不打算把咱俩的事现在就让我父母知道，细情等春节时再说。再次嘱咐你，亲爱的，对不合理的事情要置若罔闻！闲事管不得！ 祝你天天快乐！吻你。再次叮嘱：不管闲事，不管！不管！！ 你的亭 亭亭的信给宁慎极大的激励，觉得亭亭比自己成熟多了，自己把社会和人群看得太简单了，他现在觉得有了亭亭，就像心里有了主心骨，该说什么该做什么都有尺寸。宁慎在心中再次发誓：“直教生死相许。”忽然又一问，比自己年轻两岁的亭亭何以对社会人生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呢？她的人生历程不就是从小学到大学么？可以说她还没有走进社会呀，那一定是她的父辈的人生经历对她有影响了。 宁慎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尊敬，领导也越来越重视他，因为他从不张扬，更不炫耀，甚至没人知道他毕业于复旦，更不知道他父亲是副部级的高官。他就是埋头工作，给普通工人认真教文化，给技工们补习技术课；领导和群众几乎一致认为，宁慎没有知识分子臭架子，能与群众打成一片，工作极端负责 ，学习勤奋，生活俭朴，特别是作风正派 , 显然，他具备了入党的基本条件。 据说，已经让他去听党课了。 1956 年的寒假在 1 月上旬开始 ，到 2 月中旬结束，共有 40 来天，期间正好有猴年的春节。苏雨亭一反往常， 1 月中旬刚过就回大堡，与亲人过节团圆。而宁慎却告诉家里他不回北京了，宁慎母亲还巴望着儿子能和亭亭在一起过一个充满爱情喜庆的春节哩。 亭亭依然是不让人们知道她和宁慎的爱情关系。她每次回家，就协助所属机械制造厂的职工医院，原因是她父亲是这个医院的书记兼院长。她父亲是位老革命，级别 7 级，是副部级，但就是不想当官。他岁数并不大，他的战友曾和别人聊起过，慈禧死那年，苏敬山生于山西繁峙县岩头村，是 1908 年的 5 月初 1 出生。算起来还不到 50 。 就在亭亭回来没几天，有人向厂党委反映，宁慎的脑袋疼得厉害，也不发烧。领导很重视，马上派人把宁慎送到职工医院。苏敬山让女儿给看看，亭亭装出很认真的样子，对父亲说，这样的头疼在协和医院也有过病例，一般的病因多是工作压力过重，再加上理论研究，长期在图纸上设计、修改、反复推敲等等因素使脑神经受到损伤，再是脑中严重缺氧，就会出现这种症状。 亭亭给诊断的结果，宁慎需要静心修养。后来厂党委一位成员问老院长，宁慎同志的病情怎么样？不等老院长回答，来人接着说，厂党委一致认为宁慎同志是知识分子自觉改造的好典型，具体表现有很多很多，最重要的是能和工人群众打成一片，积极要求入党，以厂为家，生活朴素，作风正派；厂党委已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就等他病愈出院才能举行入党仪式。 老院长回答说，据我女儿说，这种病是用心和用脑过度造成的，棘手的是药物难于有效。这么吧，你到病房去看看，我女儿正在那儿，听听她怎么说。 苏雨亭是一脸的深沉，好像对病情、病理有种拿不准的表情，她说，“这种病的确诊，是要有高科技的仪器才有可能发现脑体结构的哪一个部位出了毛病；慢说是职工医院，就是市医院也没有这样的仪器。好在宁慎同志经过我父亲的针灸治疗和静养，好像头痛感稍有缓解。就是不够稳定，有时刚睡了，突然又疼醒了；总得有人守着，有时他又像个小孩子，我给他讲故事，讲着讲着他就睡着了。现在看任何药物都不敢给他用，简单说，一靠我父亲针灸，二靠我精心护理，三靠病人能心静如水，宁慎同志还是能恢复健康的。” “大约需要多长时间？”来人有些焦急的样子。 “这可不好说，苏雨亭的表情既是十分认真又是十拿九不稳的样子。若乐观估计怎么也得春节以后了，这还得是在病情没有反复的情况下，否则，那就得准备转到北京去治疗了。不过看现在的病势还不致于有那么严重。”亭亭说到这儿，宁慎醒了，他看到厂党委派人来看望自己，激动的要起来，来人和亭亭几乎同时扶住了他，不让他起来，宁慎只说了一句“谢谢”又躺下了。 厂党委决定，鉴于宁慎同志不能短期出院，他的工作找一个与他同样水平的同志暂时接过来；要保持与医院的联系，一旦宁慎好些，就在医院为他举行入党仪式。 在去年夏季的时候，厂党委收到通知，大意是，鉴于目前知识分子思想情况不够稳定，甚至还有不满情绪。对此各级党委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抓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在思想改造方面发现有进步典型的，可重点培养，成熟后可发展入党。这对推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有重要作用。 于是，宁慎被发现了，他成了重点培养对象，他成了仅参加工作半年的知识分子就入党的第一人。而宁慎浑然不觉，倒觉得自己和往日也没有什么不同。 整体来说，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渴望把自己的所学所得，毫无保留地原原本本地交给国家，他们认为这就是最有价值的为人民服务。从特定意义说，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几乎都非常自觉，从而也就无需怎样点拨。 苏雨亭为她未来的丈夫入了党，尽管很感意外，当然还是觉得挺幸福的，苏家就剩下她不是党员了。不过，她有信心，因为她毕业后肯定回到她父亲的医院，父亲是医院党政负责人，自己女儿放弃在大城市工作而回到一个小小职工医院，这就是爱家乡，就是心甘情愿为基层服务的具体表现；这颗心，这份情，还不能证明一个人的思想品质和为群众贡献才智的优秀境界吗？实际上，即使入不了，也并不影响做人的志向。医学院有些专家教授不想入党的事，他们大都是从国外回来的，有了海外关系，就意味着入党的可能性很小了。 七 春节过去 10 天宁慎出院了，随后亭亭也回到北京。宁慎向亭亭保证，一定做好对同事的团结工作，一定让群众感到自己虽然入了党绝对跟以前一样。亭亭向宁慎保证，所有的学分绝对完成，并记住 1000 个西班牙语单词。永远爱，直到人生的终结。 双方都保证，亭亭毕业之日，就是他俩结婚之时。 可是，到现在亭亭的老爸对女儿已有对象之事毫无知晓，尽管苏敬山偶而也感到亭亭对宁慎“护理”得很细心，却没想到女儿早已经爱上了宁慎。当然宁慎的厂里也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件事。就这样 1956 年全年一晃就过去了。 不过有一件事还是应该提到，厂部和厂党委决定评宁慎为标兵，宁慎既坚定又委婉地推辞了，理由是：我是党员我就应该把工作做好，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我觉得应该把表扬、鼓励和奖励等等给与非党员同志，在我们工程技术科就有好几位有成就的技术人员，比如佟正平，他在德国一所大学工作，各方面条件都很优越，但听到建立了新中国的消息，便带着妻子儿女毅然决然地回到祖国参加建设，而且从不计较，更无任何怨言。我认为佟工程师应该得此标兵称号。再说我的身体情况也不是太好，表扬过多对我的压力就越大，我就必须事事带头、处处谨慎，而我的生理和心理的承受能力却是有限的，一旦撑不住，我什么都做不了啦，只能住院医治，那，我这个党员还能为党做什么呢？与其那样，还不如本本分分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更好些。临出院时，老院长再三叮嘱，千万得让脑子负担小些，不可粗心大意，脑神经有毛病是很难调理好的。出于这些理由，我诚心诚意地请求党委接受我个人的请求和我的建议。 党委不仅接受了宁慎的请求和建议，还认为宁慎在入党以来无论是思想还是道德情操又进了一大步；党委同志私下也很佩服宁慎的谦虚和勤奋，都认为宁慎真是知识分子中的先进代表。但让宁慎感到自己的路非常可能越来越狭窄了。 在厂标兵栏上不仅出现了佟正平还有他的两个助手肖方毅和李大年的名字。这的确让工人群众有点惊异——怎么没有宁慎呢？宁慎本来不想去看标兵栏，但不去的话，马上就会有人念道，一定是宁慎出了问题，若不——能不是标兵么 ?! 在这方面，宁慎深知人们的神经非常敏感。从前是什么代表的，这次没他的戏了；原是到处风光的人物，骤然间哪也见不到他的踪影了，人们立马就下了断言：肯定是犯了错误啦，不是政治方面有了问题就是生活作风有了猫腻，反正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就什么也不是了。宁慎鉴于此，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宁慎去了，有几个人过来带有几分神秘地悄悄问他，“怎么没你呀，出事儿啦？”宁慎笑了，带有几分调侃地说，“怎么？我非当上标兵才算没出事？”几个人还是要刨根，“不对吧，啥问题没有，凭什么不让你当标兵？没这个道理是不是？”宁慎仍很从容地回答：“怎么就应该是我呢？” “这还非得挑明了说？你是党员呐，你还是咱厂的典型呀。” “可是应该知道，评标兵一个最不能缺少的极重要的条件就是必须保证全年全勤。我全勤了吗？你们都了解，你们在流大汗、加班加点的时候，我躺在医院静养呢。” 人们还不想结束追问，人吃五谷杂粮，还能保证不得病吗？ 话是这么说，但事怕颠倒，人家全勤又有贡献的评不上标兵，我这个在医院静养又有人侍候的人反倒是标兵，人家若问党委这样公正吗？我岂不是给党委添了麻烦？这岂不是让群众说“好事”、“好景”都让党员占了？那岂不是既让我对不起党委也对不起大家呀。 几个人这才不作声了，宁慎也觉得轻松了，悄悄离开了人群。 宁慎刚回到技术科，佟工程师把他拉到身旁，毫无铺垫地抽冷子张口就问，“宁慎，你这是何苦，你何必这样喧宾夺主？你又不是不了解我，我全部精力都放在工程上，我只管自己千万不能出差错，我怎么能作大家的楷模呢？ 10 本‘干部必读’我才读了半本，我这样一个不问政治的人，当标兵？这不是逼着我变成不是我了，你，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实话实说，党委一个同志问到我，你们技术科谁合乎当标兵的标准 ? 我提到了你，因为，你特别敬业，我说佟工程师白天工作 8 小时，夜里在办公室工作到 10 点才回家；而且不管酷夏还是严冬总是遵守自己的时间表。我有不实之词吗？您别把这太当回事，您还是您；走自己的路。大家都很尊敬您的。” “小宁，不管怎么说你也不该推荐我，我不习惯当楷模。” 宁慎却想，佟工从万里之外的德国来到这里，不就是为了奉献么 ?! 这种品质、这种境界，在我们的人群里有多少？ 宁慎凝视佟正平，心中升起无限的敬意。宁慎说，“这样吧，让你我成为忘年之交的朋友，行吗？我们今后相互提醒、相互帮助，把生活的感情色彩埋在心灵深处，更理性地过好每一天。我们一定会很快乐。” 两位忘年之交的中、青年知识分子拥抱在一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