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三 章 一 突然，佟正平在 1956 年 12 月 23 日 ，请假和妻子儿女去了北京，说是回大使馆过圣诞节。宁慎心里有点不快，还有些失落感，不管怎么说，咱们是忘年交的好朋友呀，哪能连个招呼也不打就走了！其实他根本不了解佟在德国已定居 10 多年了，不仅加入了德国国籍，而且在德国与一位德国姑娘结婚，现在有一儿一女。早在 1935 年他在燕京大学毕业后，就去了德国留学，并在德国安家落户，他自己在大学当教授，妻子在法兰克福音乐学院教钢琴。佟正平早想偕妻子儿女回来祖国，但是专制独裁者的希特勒，严禁外国人特别是有双重国籍的人出境，加之抗战胜利后，国内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一时难以决定何时回国，但他十分关注国内形势的发展。终于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佟正平回国效忠的机会到了。 但宁慎有一个疑问，他回国也有 7 个年头了，当然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在德国定居的事，似乎也没人知道他已经有了德国国籍；但他并不是每年都回北京过圣诞节，而且全家都走，走得干净利索，没和任何人说一声再见。这里是不是有些外在因素？宁慎猛一惊——他是否想到俞平伯和胡风的悲惨遭遇？于是，觉得有海外关系的人，被怀疑或是被指控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 尽管宁慎想到这儿，但又觉得不会吧；若真是这样，他全家此一去还能回来吗？他心中有某种不安，但莫衷一是。 使他捉摸不透的是，佟正平怎么会丝毫未有半点流露呐？我们曾有过约定要相互沟通、相互交流呀，真的就是这么头也不回地一走了之？不可能！他绝对不是那种冷漠人生、不珍惜人与人之间友情的高级知识分子；他是执著的爱国主义者，他既风尘仆仆地回来，为什么还要飘然离去？ 宁慎一脸绝望的情绪——他没办法走进佟正平的内心世界。经过反复思考，有一点渐渐清晰起来，他认定佟正平不会再回来，尽管他没有确凿的依据。他打算回北京，想想办法打听打听佟的走向。他需要深思熟虑的是，什么时候回北京？元旦只有一天假，时间太紧了，何况还可能引起注意：佟正平前脚走，宁慎后脚就跟上来，以此能伸展出各种枝枝杈杈，再采用《天方夜谭》的手法，让人先是眼花缭乱，接着让谁都真假难辨，岂不是一下子就闪进沟里了？ 宁慎决定春节回去。春节谁不回家？再说他也特想家，他已经有一年多没见到父亲母亲大哥大姐小妹了。他当然想家里人，但如果有人问他你最想谁？他会毫不隐讳地说，我最想的是亭亭。也许一家人都清楚他心里所想，他的父母也希望他能和女友在一起；如果女友愿意能一块在北京过年，那当然是最好了。许是宁慎也想到这一层，他去信告诉亭亭，说他马上回北京过年，让亭亭等他。 他心里依然因佟正平突然离去而怅然若失，若真的不回来了，那一定是让他感到他实在是忍受不了那个环境。如果这个认定解开了佟工离去的“结”，对宁慎来说既是一个提醒也是一个警告。对知识分子来自现实的沉重一击，那是随时可感、处处可见！宁慎只好把所有的疑问或是翻腾不定的情绪，都必须深深地压在心底，而不敢与任何人摆出自己的疑问，更不敢走进党委会企图问个明白。其实他非但不敢去党委，还真担心有一天党委某位领导问他：佟工来信了没有？他当然说没有，或许还会说，有信的话，他会寄给党委的。但问题是，如果真有人问他佟工有没有信的事，宁慎不得不想，他们还问别人了吗？而如果就是“信”，他们从任何渠道都能打听清楚，干嘛单单那么认真地问我？但愿所有疑问都子虚乌有。 宁慎有时也一再嘲笑自己，觉得有点庸人自扰，他问自己：是不是把简单的问题往复杂方面想了？这可能是一般知识分子的通病，只是这种思维习惯几乎伴随人的一生；何况我们的现实生活，经常曝出不仅让人始料不及的、涉及人的命运的种种实例，更严重的是直接有关人的生死的大问题也不鲜见。宁慎也明白，必须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到跟往常一样，万万不能让任何人觉察自己情绪的任何变化。 果然不出宁慎的判断，直到 1957 年 1 月 20 几号佟正平还没回来，这就是说他离厂已经 1 个月了。而让宁慎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谁也没有到技术科问问或是打听打听，好像佟正平已向厂部续了假似的，又好像超假不归对厂子来说是司空见惯的常事。宁慎却整理好要带的东西，在心里嘟囔几句，管它呢，爱咋咋的，我可不是千人昏睡唯我独醒的爱国忧民之士，我只能做到对得起良心，别的我什么也做不到！走人！回家过年。 二 过了正月初五，宁慎才把佟正平的情况说了一遍。书房立时陷入沉寂。宁慎和亭亭似乎屏住了呼吸，有些不安地等待。 宁庄之想了好一阵子，他说：“这事很棘手，因为必须去驻华大使馆才可能了解。如果真是像你想象的那样，这对海外华人会有很大影响，而我们绝不能向任何人讲这件事，也万万不能张扬出去，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涉外事件。让我想想。” 他在屋里来回走了几步，到橱柜翻找，找到一本记事簿，在一页上看到了他要找的人。他说，“有一位老同事，他的女儿在这个大使馆当翻译，看看他女儿能不能帮上这个忙。要顺利的话，很快就能有信。我马上去找他，你们在家等着。”说罢，他坐部里配备的汽车走了。这让宁慎和亭亭 既焦急又有一点希望，等待的时间忽然变得极其漫长。 正在他们等得心神不定时，宁慎父亲一下汽车就往家里跑，告诉儿子，“大使馆有你一封信，已经很长时间了，让你快去。坐我的车，让亭亭陪你。”俩人二话没说上了汽车，汽车向东城大使馆区疾驰。 一位会讲华语的德国人接待了他们，没怎么说话，看了看一张小卡上的照片，便把一封很厚的信连同那个小卡一块交给了宁慎，大使馆人对宁慎说，佟正平回德国去了，他回国的原因信里写得很清楚。我要告诉你的是，他在大堡市国营大型机械制造厂工作了 7 年，每月工资 130 多元，大概总共约有 10000 零几百块钱，他已经把这些钱，全部捐给你们厂的幼儿园。我问他为什么？他只说孩子太可爱了，希望孩子们都能健康成长。这件事他不让我告诉你，但他又说他最信任你，说你是他最值得信赖的好人；我一看到你跟佟正平的感觉一样，你很重情义的，所以我就全告诉你了。大使馆的人又想起一件事，接着说，那个小卡是你的借书证，就是为了让我们有机会认识你，他是怕把信给错了人。 宁慎和亭亭对他谢了又谢之后，走出大使馆。在车上宁慎直看自己的借书证，他想起一个多月前，佟正平问他有没有书要还图书馆的，宁慎正好刚看完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还没来得及归还，就让他代自己还去。宁慎对亭亭说，这事儿我早忘了，没想到他有这一番设计，这说明他早有离开的打算，他看到了什么，他有什么感受了？真的是回来得后悔了？所以一有机会就走。为什么非要走呢？太不可思议！ 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亭亭接过宁慎的话表示自己的看法。他的这番设计，恰恰说明他非常信任你，把你当为唯一的朋友；但他决不能把他一去不归的想法和计划告诉你。从一个角度看，他虽然把你当作他的知己，但他觉得你并不清楚他回国以来的全部感受，如若他告诉你他决定离开，他觉得你会劝他还是不要离开，他自然会举出很多事例表示他必须离开的理由；而一旦别人看见他和你长谈，万一引起意外事端，岂不节外生枝，后果便是走没走了还弄出不少麻烦。我以为他不和你说一声就走了，一是为了平安出走，一是怕万一不慎而伤害了你。这才是真正的君子！留下你的借书证就因为那上面有你的照片，现在我们才明白，这是你能把他给你的信取回来唯一的重要依据。 他们回到家立时把信交给他父亲，宁慎说，“爸，您先看吧，我现在心里特乱。” “给你的信，我看什么？” “我想，信里一定谈到有关国内某些方面的重大问题，爸爸看后可能会有些思考，或许有些联想，我和亭亭估计，这封信至少会对爸爸今后的工作应该注意什么会有所提醒。” “那好，你们去看小妹在不在，在的话让她约男朋友来家，你们都认识认识，再好好欣赏小提琴家的演奏。再者说，你们年轻人在一块儿有的是话题，谈着谈着，你们就走近了，也没有见外的事，你们会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宁慎和亭亭拉着手走出书房。 宁庄之凝神而细心地看信，越看越觉得有个很沉重的东西压在心上。 亲爱的小弟，我走了，我知道你一定怪我，因为我没有向你辞行；你会想到你我忘年之交竟这样分手还有什么情谊可谈？我有苦衷啊，我直言：我越来越适应不了我的工作环境，而所谓的大环境，却让我觉察到知识分子群体的奉献精神，出人意料地衰退了，远远不如建国初期的那种升腾景象，没有了，完全消失了。我发现 30 、 40 年代的知识分子都在担心俞平伯的命运离他们还有多远，更为胡风的下场时时提心吊胆。大家都小心翼翼，很怕招惹自己的顶头上司，担心在自己的灵魂引爆革命，认识到最安全的办法就是无所作为；事实表明，官方的要求十分明确：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必须先好好改造思想，尔后再必须和工农打成一片，最终才有知识分子的出路。显然若不这样，知识分子只能接受改造。太可怕了！而且论说一个人是好是坏，完全取决于领导的好恶！这当然没有公道。 一个有关民生的大问题必须摆上议事日程，即工农大众到如今的生活质量依然很低很低，物质生活处于艰难维持状态，精神生活几乎惊人的匮乏，在这种现实我无能为力，我发现我的所有毫无用场。 另有些事让我很头疼，我太太毕业于德国德累斯顿音乐学院钢琴系，毕业后在法兰克福任教。她随我来到大堡，让她在艺校教钢琴。但却多次让她带领学生到稻田去拔草，说是体验农民的生活，从而争取学生思想感情的大众化，可是学生每次回来好几天都不能弹琴了。 我太太实在接受不了这种体验，她说，这样不但教不出学钢琴的好学生，连自己有一天也弹不了钢琴了，我们不是责怪，是我们不能适应这里的工作方式。 亲爱的小弟，我回祖国多年了，我没听到人们谈论科学，而是整天学政治，这样我何不回德国读读马克思原著，而从苏联过来的马克思主义好像与马克思没多少关系。 这里就是天天搞运动，人们也是乐此不疲，为运动可以把社会一切都停下！我在祖国还有用吗？ 我不是预言家，但我想做一次推断：今后的祖国如果不断地经受各种“运动”的冲击，国家必然有明显的倒退，权力必然更集中，而权力一旦绝对化，不可避免地导致专制。民生问题就必然更无法解决，我们的所有希望就非常可能完全落空了。 亲爱的小弟，我写了这么多是因为这是我 7 年来，要说而未敢说的话都写在这封给你的信里，我敢如此大胆，实在是我既信任你又非常敬重你，但你看完后一定销毁，因为当政者会认为这里写的都是“反动言论”，因而，你也逃不掉里通外国的罪名；你万万不可大意，那不仅会毁了你也会牵连你的家人。 如你有机会去德国，一定去找我，若从波兰去德国，你直接到法兰克福大学找我；若从捷克去德国，你直接到德累斯顿大学找我。我实在是太想你了，因此我多么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在德国相见！我太太让我代她祝福你，她祝你事业有成，爱情和婚姻美满幸福。请你代我向你的父母和家人问好。我等待“他乡遇故知”，你一定要保重，谨防天公震怒，雷雨不期而至。有事可到大使馆联系，万万不可来信，以防“通敌”之嫌。 你的忘年之交 正平 谨拜 1956 · 12 · 25 圣诞节 三 宁庄之让宁慎和亭亭过来，他们一进书房就发现父亲眼里的眼泪还没擦干净。父亲说，你们先把信好好看看，然后咱们再谈谈，之前不要和小妹说什么，她知道又要义愤填膺了，她没有亭亭成熟，小妹眼前全是文艺复兴以来各种流派的风景画，耳边流动的是莫扎特和肖邦的音乐；她的所有幻想全是五彩斑斓的浪漫，她以为她向往什么就有什么。所以这封信别让她看，她绝对接受不了。对这封信我们不能无动于衷。应该从我们的现实角度联系信中所写的一切。 宁庄之说了这么几句之后，便到院中踱起步子来。他眉宇间隐现出类似郁闷的情绪，脸上又是一脸的沉思，他想这封信如果是任何一位中国人写的，将会有怎样的结局！这封信远比胡风的三十万言更有震撼性，因而罪名也会更大。他激灵一下，如果是自己写的，那就意味着这个家会很快毁灭。但，这封信写错什么了么？佟正平很尖锐地指出：一个人是好是坏不是这个人真的是好是坏，而是取决于领导的好恶。宁庄之摇摇头，自言自语，这还了得！“唯意志论”我们批判过了，可是在中国真正的“唯意志论”者是掌握大权的人；唯领导正确、“唯上”英名，这是“唯意志论”的一个基本表征。如此看来，提倡学习“辩证唯物论”原是虚晃一招。若按领导说好就好说坏就坏的逻辑，那么群众还有智慧么？向群众学习还有必要么？不是什么都得由领导圈定才算数么？ 宁庄之不禁大吃一惊，我们国家的“造神运动”真的是已经开始了？ 他回到书房，原打算和两个孩子交换些看法，见他们坐那里有些神魂不定的样子，他也不知该先说什么。 宁慎只是说，“爸，我们都看过了，心情挺沉重的。 ” “亭亭，你说说。” “伯父，佟工的这封信印证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问题，我说‘有问题’是我看到我们国家没有认识到知识分子是建设国家的人才，反而越来越认为是政权巩固方面的不稳定因素。这方面文化艺术界和教育界尤为明显。我是很关注这方面的情况的。我上高中时的文艺界就有了对文艺方面的批判，最先批判的是电影《关连长》，接着是电影《武训传》，又听说在高层对《清宫秘史》也发生了爱国或卖国的争论，规模并不大，看来也是考虑到环境和当时的条件。 1954 年以后运动规模突然扩大，表面上是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实质上却是阶级斗争以文化形态地激烈反映。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就连很多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却依然在云里雾里，觉得这种斗争与己无关，竟不知道自己也在局里，真是‘当局者迷’。 对《红楼梦》学术研究中的唯心思潮的批判，根本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可是很多知识分子的头脑几乎都没有发问，怎么一部《红楼梦》就掀起这么大的风浪？紧随其后就是所谓彻底清算‘胡风反革命集团 ’的斗争，正是这以后，针对知识分子的阶级斗争才正式以敌我的斗争形态开始了。就说《红楼梦》吧，你说是这样，他说是那样，至于把所有的正统的和非正统的评论家、哲学家、史学家等等学者专家发动起来对付一个俞平伯，好象俞平伯犯了弥天大罪！那是学术研究么？我觉得那是让人们相互种下仇恨，互相斗！相互掐！” “看来我们的亭亭确实旁观者清”。宁庄之不由得心中十分赞赏。 “这一切对佟工来讲都是很清楚的，因为他在 1950 年就来到中国，他虽然没亲历其中，但局外人有时比我们看得更清楚。因此他不可能没看法、没认识。我推断，佟工这里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环境（包括政治）乃至领导的一些方面，乃至知识分子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以及他们的地位待遇等等，我想他都会有个概略地了解。” 宁慎刚想接过亭亭的话，他父亲制止了他，“让亭亭说，她很有见解，”他问亭亭，“你认为佟工决定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亭亭想了想，“首要的在于厂领导不重视佟工程师，这与大环境的知识分子政策有直接关系。即使有开明的领导，即明知道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知识分子，他也不敢启用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必须首先接受改造。不光是这一个厂子，所有部门都一样，清一色的政治领导，政治领导的核心就是抓人的思想和政治觉悟，而且外行领导内行成为法定的规定。厂子没有主动地向人家请教，更谈不到关心和沟通，佟工自然觉得自己在那里可有可无，而知识分子最扫兴的就是无用武之地，也就是佟工没有施展他的才能的空间。” “但他已经在这里呆了 7 年， 7 年都过去了， 8 年不能开始吗？”宁庄之很严肃地问。 “伯父，恕我妄言，这是一个很无奈的量变过程，他再也忍不下去了。” “为什么？”亭亭的回答让她的伯父倍感兴趣，他认真听。 “因为他怕有一天自己也被打得落花流水。” “你对中国知识分子有什么评价？” “伯父，您让我太放肆了，我不敢。”亭亭看宁慎一眼，意思让他回答。 “不！宁慎没有资格回答，你比他认识深刻，我就听你的回答。” “那好，我就信口开河了，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有两个传统…”亭亭有些犹豫。 “你说，你说什么咱家都没有棍子。” “一个是爱国，一个是迂腐。”亭亭话语刚落，宁庄之竟站起来走到亭亭身边，以父辈的深情拍拍亭亭的肩膀，以敬佩的语气说，“你是个有胆有识、出类拔萃的好姑娘。” 这时候宁慎想和亭亭呼应一下，说道，“爸爸，我有发言权没有？兼听则明嘛。” “好好好，我也希望你说出真正是你自己的见解，像亭亭那样，对问题要有独见。” “那好，我来给亭亭指出的两个传统作一点注释。从先秦开始，文人的思想核心就是爱国，直到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他倡导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已成为知识分子道德、思想、行动的信条；只要为国为民，可以赴汤蹈火，可以粉身碎骨，至少可以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把‘责任’把‘义’看得重于泰山。从民国到现在，知识分子更是铁肩担道义，随先驱者们前赴后继地冲锋陷阵，在这个过程，他们个人的一切都置于身外，都义无反顾的奉献出去了。而另一点，亭亭说的真好——知识分子还相当迂腐。 与其说孔夫子周游列国，不如说他游说列国。他到处宣传自己的主张，让人家按他的治国方略治理国家，可是谁也不买他的账，最后还是回到自己的故里，带着几分郁闷走了。历朝历代都有深深爱国的知识分子，向朝廷、向皇上递上所谓‘文谏’，极少人能被赏识，大多数人的结局不妙，有很多很多人则未逃过‘文死谏’的宿命。知识分子的迂腐意识，主要表现在没从根本上认识自己是谁。总以为什么什么事不可以没有我，我的建议、我的意见是很重要的；弄不清在政权中自己的位置在哪儿，有句俗话叫‘别拿自己不当外人’，所谓‘团结改造’政策，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位置，但不要忘了，在风和日丽时‘团结’还是有的，一旦情况有变，‘改造’自然提升首位。更何况还有一个虽然不全是针对知识分子的，但也经常在知识分子范围使用，那就是‘限制’和‘利用’。而知识分子居然对这些不仅不敏感，甚至几乎木然，甚至认为这与自己毫无关系，实在太迂腐了，而迂腐的根源就是认为自己有知识；岂不知最高层最讨厌的就是你的知识；甚至羞辱知识分子最无知识。迂腐么，就是愚蠢、就是腐朽。一位哲学教授向他的老朋友保证，一定夹着尾巴做人！这就是智慧，有这个智慧，生活有可能给予青睐。” 四 宁庄之突然有种老而无用的感觉，他万万没想到两个年轻人，竟如此犀利地解读了“爱国”和“迂腐”的内涵，令他感到最欣慰的是孩子们给他一个定位，即，自己既爱国也迂腐。这就不得不好好想想了，他问自己：你承认自己迂腐吗？他想先听听孩子们如何评价，然后再联系自己。于是问：“你们对佟工有何评价？” 亭亭示意宁慎说，理由很简单，他和佟工在一个办公室共事一年多，俩人还是忘年交，对佟工的性格、脾性各个方面都比较了解。而她自己仅仅从这封长信中了解个大概。 其实宁慎不用亭亭示意也会说的，这很自然，宁慎开始了长话短说。 佟工是最敬业、最安分、最谦虚的高级知识分子，长时间没人知道他是德国的大学教授，他的夫人也从没有到厂子找过他，尽管有不少人知道他的夫人是德国人。他们一家 4 口，过的是非常朴素的生活。佟工几乎每天都在大食堂吃饭；谁也没见过他去公园、去山林休闲休闲。他和我说过，咱们国家进步太慢了，我没有理由去游山玩水，能做一点是一点，这也是我回国的目的。他的其它方面我不说什么了，还是说他不辞而别。佟工的走让我十分震动，我认为我国的政策有毛病，让这样一位一心想为祖国出力的爱国者，居然呆不下去，还怪人家过不了艰苦生活，甚至还可能指责回国的动机本来就不纯，如果是这样，就实在是太不能让人容忍，这是对人格尊严的蔑视。佟工曾悄悄对我说，我们国家视美国为敌国，这，不关你我，但有一点我认为非常重要，美国特别爱惜人才，不管你是哪国人，只要你有真才实学，就格外地赏识你，尊重你，还要给你优厚待遇；就在战时的德国，德国的科学家、艺术家，总之所有的专家学者跑到美国，没有一个受到歧视或冷遇。从一个特定角度看，美国的强大就在于全世界很多杰出的人才都被美国收拢去了。而我们呢？你来啦，总有眼光在怀疑、在猜你是否别有用心是否心怀叵测，佟工的走就证明了这一点。 宁庄之沉默不语，在想他的人生经历，他在美国呆了五年，拿了英国文学《莎士比亚戏剧论》和《中国先秦哲学论》的两个博士学位，他亲眼看到美国就是尊重知识。一个不可回避的疑问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若不尊重知识还有多大希望呢？想到这里，他的心上被某种东西死死压住了，竟至让他感到呼吸都有几分困难。他也想到自己在东北解放区的战争岁月，他没太注意周围，也不清楚别人怎样看自己，不怎么参加活动，依然是过去当教授的样子，在一间屋子里用英文打字机打他的稿子，偶而到院子里活动活动。他能看到空中的炮火硝烟，而他的房间也不时地被炸弹的爆炸冲击得几乎摇摇欲坠。他也随着队伍踏在茫茫千里的雪原，感到当一位战士的荣耀。他一直认为这是他人生最珍贵的一段经历。以至他后来面对国旗第一次升起时，内心有一种骄傲，或许还有可能面对新生活的那种主人翁的自豪感。但这些他都没有和孩子们说过，觉得孩子们的这代人，对那样的人生经历没有多大兴趣，充其量当作一个故事而已，他们可能认为那样的经历，作为个人的纪念，留在心里还是有必要的，但未必有多大价值。 “你们觉得我有哪些迂腐的表现 ? ”他这一问把亭亭和宁慎弄得手足无措，面面相觑。 “我来说，我是您儿子，我说错了您可以揍我——” “我什么时候揍过你？亭亭，你听听他把老子看成什么人了。” “他只是想幽默一下，哪里是真呢。”亭亭又对宁慎说，“你可别乱说一气，当心真的要挨揍呢。”她说罢，宁家父子都笑了。 “我认为爸的迂腐，就在于对别人的遭遇不仅不听不问，更不做任何分析，总觉得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没有任何联系，殊不知他们中有您、您也在他们之中——” “你说得具体点儿。” “我还是先笼统说一句，知识分子的命运有极大的共性。譬如您去了东北解放区，但这绝不意味您在政治上有了保票。我父亲说，很多同志在敌人刺刀底下出生入死，但若干年后被打成叛徒、告密分子，结局非常悲惨。几年前，您在燕京大学的几位同事怎么就不见了，您了解情况吗？连他们的学生也不清楚他们是否有变节、或是通敌、或是卖国？反正他们消失了。而近一年多，俞平伯怎样？胡风又怎样？左联时代有那么多卓有成就的艺术家，还有几位活跃于当今文坛？连在国外的一代宗师胡适，也要在他的灵魂里，插进几个罪名以示阶级斗争的不可调和性。好像还定他是战犯。您的迂腐在于自信一身清白，竟不相信任何罪名都是可以制造的。 宁庄之听到这里好像有很多在一起共过事的，一个个都聚在自己的眼前了，他的脑子随着嗡嗡响起来，难道我们的历史一点警示作用都没有吗？他心里说，宋太祖赵匡胤还诏告世人：“誓不杀士人”，但他又说，自古以来，“君疑臣，臣必死。”难道难道——他完全不清楚现实的路该怎么走了。对孩子们说，你们到外面走走吧，我想静静。 宁慎搂着亭亭的肩膀，双双走进西屋，一进屋亭亭就说宁慎，“你怎么说的那么尖刻，对长辈太不尊敬了，让老人多没面子，何况还有我在。” “你不了解我爸，只要他让你对人或对事提看法，他就要求你必须有自己的见解，你若是说的远离题旨又泛泛然，他当即禁止你继续说；他有时候还强调，立论立言‘对、错’在其次，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独见，他最反对人云亦云。你没发现我爸很欣赏你的讲话，原因就是因为有你自己的见解并且他认为你讲得深刻。” “我倒是觉得自己太信口开河了，真的，我表现的很没规矩。你父亲会不喜欢我呢。” “你可估计错了，他最喜欢的就是本色，做事做人都要表里一致，他最厌恶故作姿态。他是宁可喜欢你放肆也不喜欢你拘谨。” “这么说我表现的还可以喽？” “当然，老爸曾特喜欢小妹，现在自然是更喜欢你了。” “我在老人面前说的太多，我担心言多语失，而且也可能语无伦次，让老人感到特张扬，一想到这儿我就不踏实，有做错事的感觉。” “你真的是不了解，若不你现在就嫁给我，在家住久了，你就会认识咱爸了。” “说什么你？你脑子没别的啦，没出息，你没听人说，心里只装老婆的人不是真正的男子汉。我瞧你是越来越学坏了，我不理你——” “你们又辩论呐。”宁庄之边说边走进来，亭亭马上迎着，宁慎却说，“爸，是不是还需要深入地谈迂腐？”亭亭推了宁慎一下，说，“你太过分了，不能让爸清静清静？”亭亭张口说出“爸”字，一下子脸红红的了，宁慎趁机说，“爸，亭亭都改口了——” “你坦率说，你还想说什么？” “不用儿子说，当老家儿的应该知道做什么。”说话的是宁慎的母亲。她进屋来说了这么一句就抱住了亭亭。说，“孩子，我们一家都喜欢你，我们宁慎有你陪伴这是他的福份，也是我们宁家的福份。好吧，”她说罢，把一个长方形的装璜很精致的小盒子交给亭亭，并让宁慎给打开。宁慎非常高兴地打开盒子，一条金光闪闪的项链迎着亭亭羞涩的目光出现了。母亲命令儿子，给亭亭带上。宁慎的父母一脸笑意地端详着亭亭，宁慎母亲解释说，“结婚钻戒已经在上海请朋友选购。” 宁慎给亭亭戴上项链，亭亭抱住宁慎的母亲，亲亲热热地叫了几声妈，眼里流出激动的泪水。“妈妈，谢谢您，这礼物太重了，我没什么能力回报您啊，等我有点成绩再收下行不？我再有几个月实习就结束了，紧接着就是毕业，所以那时候我就有作出成绩的机会了，再说，现在女孩子谁敢戴项链？妈妈，我求您先给保存成不？” “不成！现在不能戴，这我知道，你自个保存行，那里面就有我这个当妈的心意了。” “亭亭，你也是的，先就这么戴着，别让妈为难好不？今后你好好孝顺妈不就行啦。”宁慎给了亭亭一点勇气，这让亭亭的脸更红了。 亭亭给两位老人深深地鞠了一躬，带着泪花说，“谢谢，谢谢！希望二老健康长寿。” “希望你和宁慎各个方面都非常优秀，你俩肯定会美满和幸福。这事就这样了。”宁庄之让夫人先回房去，“给小妹打个电话，问他们晚饭在哪儿，我想再和亭亭他们聊聊。”宁慎母亲再次拉着亭亭的手，笑里全是慈祥和喜悦，“你们随便聊，他有这个兴致话就多了，他今天非常高兴。”她又看了一眼丈夫，走出去了。 “爸，您想问什么？” “还是知识分子问题，关于我的迂腐方面宁慎说的都很实际；我是想，亭亭你虽然对我不甚了解，但你对知识分子的迂腐问题一定会有你的见解，我想听听，这个问题很重要。你敞开了说，要直言快语。我虽然当教授快有 30 年了，但有些时候也相当愚蠢。这愚蠢表现在思路中的条条框框太多，有时也感到某些方面不太合乎情理，可是思路老在不知不觉中好象还在维护那些限制。而你们的思路空间可以用海阔天空来形容。” “爸，我谈点儿感觉吧。我父亲的经历告诉我，我们的生命非常脆弱，因为它不在我们手中，还不单是活着的，就是死了百年千年的，他们曾有过的一切也有些没能成为历史定论。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一切一切，所有的是是非非都得按政治标准来盖棺论定。正因为如此，几乎所有知识分子特别是上世纪 30 、 40 年代的老知识分子，常常或明或暗地被追查是否爱革命，是否爱党；如果被怀疑不革命、不爱党，说你自己爱国就是政治欺骗了。 追查是否有政治方面的劣迹，这对革命党来说当然是非常重要；但心怀叵测的人非常巧妙地利用这种追查，来报复、来陷害在不同历史时期有过摩擦和过节的人。我认为这种人才是真正的异己分子，老百姓说他们是很坏的小人；而这种人无处不在。一有个风吹草动，他们的嗅觉就十分灵敏，身手也相当不凡；于是先下手为强，落井下石，胆大妄为，成为制造冤假错案的高手。这就是‘上有好之，下必甚焉。’我曾读过一篇文章，其中记述了海瑞的一段话：‘一仕于人，则制于人，制于人则不得以自由，制于人而望于人者惟禄焉。’可见古往今来通体皆然。” “亭亭，你说的这种小人无处不在？” “对，甚至就在您身边，甚至他们会表现出对您无微不至地关怀。” “你怎么说得这么肯定，你有切身体会吗？” “没有。” “让我感觉你好像很认识这些小人。”宁慎不是恰到好处地抢着说。亭亭只给他一个眼神，叹了一口气，回答宁庄之的问话。 “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父亲告诉我，对你表现特别亲热、特别让你感到有点莫名其妙的‘热心人’，一定要警惕，一定保持距离，一定不说心里话。我父亲说，这种‘热心人’差点儿没要了父亲的命。直到我考上协和医学院要去北京的头天夜里，父亲才详细的讲他九死一生的经历。我请爸原谅，我不想在大过年的时候讲这个，只说其时间背景吧，是在延安‘抢救运动’的时候。” “亭亭，我只想再问一句，你别驳我面子，行吗？” “爸，瞧您说的，亭亭没有任何隐瞒，只要爸想知道。” “你父亲肯定是位老革命，经历自然复杂，他对人际关系有什么自己的看法。” “他说，对国一定要忠诚，对人要学会逢场作戏。” 宁庄之几乎像被什么刺了一下，竟自言自语，老人一定是被严重摧残了。 “不过他看不起古时文人所津津乐道的所谓‘士可杀不可辱’。” “为什么？” “我父亲说，人最宝贵的不就是命吗？你面对敌人为保持民族气节死就死了，那叫青山埋忠骨；可是在面对另一种情况，说不清道不明的死啦，这算什么？这算‘士可杀不可辱？’父亲说在这种情况下，保住命就有历史的等待。司马迁伟大就伟大在‘士不可杀而可辱’。留住生命就有机会向民族、向世界申述你的情怀和你对这片土地的忠贞不二。若司马迁不接受汉武帝的条件，而铁骨铮铮地表示要杀要砍请便，后人对汉秦以前的历史就很难有知了。这里，司马迁接受了屈辱但丝毫不意味着他意志的屈服或是被死亡所吓倒；他感到他此刻的生命才真正重于泰山，而一旦被腰斩，他的死却真的轻如鸿毛了。人的生死观必须接受理性的调控而不受任何蛊惑。所以我父亲主张，在特殊条件下，忍辱求全是大智大勇的表现。 德国哲学家尼采有一句话说得让人玩味，‘一个人会在一种既不能胜任、又不能推卸的重负下毁灭吗？’尼采把生命看得高于一切，所以，他向导致生命死亡的任何宗教的、任何道德形态的发出强硬挑战。” “亭亭，我十分敬佩你的父亲。因为他也重视生命的存在。如果你父亲得闲，你一定陪他到家里来。” “这个任务就交个我吧，我和亭亭父亲还相处过一个来月呢。” 五 宁庄之一时不明究竟，眼神在两个年轻人的脸上扫了几下。 “去年这个时候他还没出院呢，是我陪着他的，我父亲也给他很多方便。爸，是我的主意让他住进医院的，因为厂子请假非常困难，年假也就五天，老让他作表率，把他调动得去趟厕所也得小跑，所以我就给它来个针锋相对，至少让他住院一个月。” “真没想到你还有这方面的才华。”宁庄之笑盈盈的样子，他形容说：“这大概就是很含蓄地报复：‘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 “爸，您的《礼记》能让我看看吗？就那么几个字，却证明古人聪明、智慧。” “我去给你找来。”宁慎跑进书房很快取来《礼记》，却说，“你有时间学这些老古董？” “想学就有时间，我不管古董不古董的，开卷有益嘛。” “亭亭的治学精神是正确的，宁慎你得向亭亭学习。我感兴趣的是，亭亭你怎么想出那个招儿让宁慎住院的。”他满脸带笑地等亭亭讲下去。 亭亭回忆当初。“其实我是灵机一动，我父亲是这个厂医院的院长，是厂党组成员、党委委员又是医院的支部书记，有这些优越条件，我干嘛不利用！我还能让二哥没完没了地让他们随意打发吗？我没能力冲撞这种根深蒂固的、鞭打快牛的用人办法，我只不过做点微调而已。有时想起来既让人气愤又让人啼笑皆非。所以我就让二哥以‘患了脑神经疼病’为名，住进了医院。这是逼出来的，也算是‘有来有往’吧。在厂里你越是能干越让你汗点子摔八瓣儿，还要求你更上一层楼，老百姓就管这叫鞭打快牛；你住院了什么也不干了，能得到慰问还有叮咛还有香蕉、苹果、大鸭梨放到小柜上，还要让你安心养病，别着急出院，要听大夫的话，健康是第一位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等等，让你感到也让别人感到厂领导多么关心职工。这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一例。” “厂里的情况我比亭亭更清楚，亭亭开了个头，我接着再给您介绍一点，也可能让您开开眼。您知道吗？厂里有的领导一上班就是一张报一杯茶，能到厂院子走走那是好领导了。两千多人的大型机械厂的领导根本不懂机械制造，有一个懂，但长期病号，我去了一年多，没见过这位领导。其他领导主要工作就是听汇报，然后向上级汇报，优哉游哉，说些不疼不痒的话，什么大家再加把劲儿，为提前或超额完成任务我们工人阶级必须走在最前面，厂党委希望同志们，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块流，为敢教日月换新天而奋斗，等等，再看看他们身上有一点汗水吗？就是那几句话，在任何场合都能不厌其烦地说上几遍；而不能让人容忍的是，老有一些马屁精跟在他们身前身后，把阿谀奉承的丑态表演得淋漓尽致。” “工人没有反映吗？” “没用。因为领导的报复绝对不单是穿小鞋，报复的品种多的是，你有事要请假么，领导说了，任务这么紧，你的岗位又那么重要，你走啦，任务怎么完成？还有一种说法，生产这么忙，我要批准你休息，别人也要请假，我批不批？再说啦，把个人利益看得这么重，这是什么思想根源，不该找找吗，你应该好好想想你的主人翁自觉性哪里去了？” “我知道你们说的都是很真实的，但也只能从一个角度让我了解社会的一个方面，如果它成为社会普遍现象，问题当然非常严重。面对这种现象，我和你们一样既无能参与也无权解决。你们说的很对，我也是被邀请来的客人，主人给我茶或是给我酒，我喝一点就是了，我怎么敢胆大妄为地品说茶或酒的好坏呢。” 显然这是一个很让人心情沉重的话题。宁庄之是国务院副部级高官，又是某民主党派领导人之一，他作为客人说的话，当然不是什么谦虚，在打天下的过程中自己也不过有一个“旁听席”而已。这一点在两个晚辈开导下，他的这个认识是更坚定了。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无能力挽狂澜，更不会成为中流砥柱，所以一切只能任其发展，顺其自然。 亭亭想把话题改变，让老人的心情轻松些，她说，“爸，佟工的信放在哪儿合适？” “我看就放在这儿吧，咱们带回大堡万一有了闪失，会有麻烦的。”宁慎建议。 “我看不妥。”亭亭不同意宁慎的建议。“因为一旦北京有什么‘运动’起来了，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抄家，回想‘反胡风运动’的当时，不知有多少人家给搜个底儿朝天；有时你想不到姓李的‘犯了事’，张、王、赵家也给扯上了，于是跟着搜。” 在亭亭说这番话时，宁庄之没有任何表示。宁慎问亭亭，“那你的意见呢？” “带回大堡，由我父亲保管，一旦有什么情况，他来销毁也比较方便，因为他毕竟是老革命，来自延安的老党员，他们未必就敢冒冒失失地闯进家去翻箱倒柜。” 那一夜，宁庄之翻来覆去睡不着，这不仅是亭亭和儿子的关于知识分子的各种说法，而是民主党派的一些朋友坐在一起聊到社会情况时，大家都觉得有一种山雨正在凝聚的气息，有的甚至竟敏感到有什么“运动”已经悄悄逼近了。根据过去所见，“运动”的规模和范围是一次胜于一次。江西苏维埃时期的情况，当代史学家没人敢真实地写进历史，人们只知道有人被杀了、有人冤死了、有人是在刀下瞬间被证明是革命者而逃脱了死亡。延安的“整风运动”更是被描述为保证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可是有很多人私下说，“延安整风”是个个过关，在过关过程被整出的特务大约有一万多人吧，而被整的大多数都是真正的革命者，其中有很多老革命，他们中还有的是在地下工作时期舍死忘生的共产党员。 这么说吧，“运动”中谁都可能被当作敌人先整起来，究竟是不是敌人放在所谓后期再定（不在于有没有证据，凡运动大致先规划出要整多少人，然后开始整，而且整人整的越多，越见整人者立场的坚定。被整的有两类表现：经受不住考验的，自己了断了；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坏人的，结局当然非常糟糕，最典型的就是翻译家、杂文家王实味了。他在抗战前夕就去延安了，可是五年后他却被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等三大罪名，引发这些罪名的就是他写的《野百合花》，他写了一些什么呢？宁庄之的一位上海朋友从国外给他带回一本英文杂志，其中就有《野百合花》的英文译本。他看过后，脑子立刻就被什么东西塞满了，但从中挤出一个疑问：就那么几句话就为一个人圈定了一块墓地？话确实说的有点不合时宜，也可说有些尖刻，但若是从革命全局来说，或者从王实味这个人的整体状况说，难道就不能给点包容和宽容么 ?! 不就是说“延安生活太单调，太枯燥，缺少娱乐，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最后王实味写道：“我们生活里到底缺少什么呢？镜子里看吧。”就是这样一个才华横溢、早年就翻译马列著作的王实味在行军途中被杀害了。我们要问的是，这个托洛茨基是谁的叛徒？是布尔什维克的，还是斯大林的？如果，在若干年后托洛茨基重新被认定是列宁的最亲密的战友呢，我们有谁去追念王实味？有谁对王实味的死负责？就算王实味嘲讽了延安的生活。或者歪曲了延安的现实，他犯死罪了吗？生命可以这样轻如鸿毛吗？ 还是在那本英文杂志上，他看到关于斯大林对英国路透社一位记者提问的回答。 记者：如果在克里姆林宫的一百人中，隐藏一个间谍，而且你们谁也发现不了，而且你们谁都知道这个间谍对你们有极大的威胁，怎么办呢？ 斯大林：（斯大林微微一笑，拿开正叼着的烟斗）我们有最彻底而且是最有效的办法：把一百人全部杀掉！ 记者：那岂不是有 99 人被错杀了吗？ 斯大林：看来记者先生很不了解阶级斗争，为了全局的胜利，这是必要的手段。如果记者先生有兴趣，不妨翻翻我的著作——《论列宁主义》。 宁庄之翻翻身，没有睡实的夫人碰碰他，“都后半夜了，是什么让你翻来覆去的？” “我在想，非得把一些卓有才华的人，弄死或弄得不能思考，这就是革命的需要吗？” “难怪孩子们说你迂腐，深更半夜的想这个，有必要么？” “我知道没必要，我是有疑问呐，革命非得整人？或者说，要革命就得准备好挨整？” “别想太多，走一步看一步吧， 50 多岁的人想这些没用的！睡吧。” “孩子们让我别太迂腐，他们暗示：假如有谁恭维你，这就意味某种需要将要到来了。于是我联想到，本世纪三十年来历史进程中的一些大事件和大事件中的一些人的人生历程。我总的感觉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义无反顾地献出自己了，牺牲的也有很多，但为革命而让革命莫名其妙置于死地的，谁能说、谁敢说有多少呢 ! ” “跟你说了，别想太多，有什么用？不是白白耗神么？若是你觉得不想当这个官，你干脆找个借口辞官为民，历朝历代这种情况都有很多，回家来咱不就安生了！呆得麻烦了，你可以著书立说呀，退一万步说，著书立说也不安全，那就在家看书，书不能看了，咱就养养花，找个地方种些果树。” “政治的轨迹万万不会让我们看清楚。我有个预感，暴力文化首先要围剿的仍然是知识分子的群体，如果说围剿有其重点，那必然是文化艺术界和教育界。” “你们民主党派呢？”夫人有点疑惑。 “大概不至于吧，因为总要维护民主党派参政的形象的。” “我想也不大可能围剿民主党派，政协是有条款的，哪能太随便呢。” 夫人又睡了，宁庄之却越来越清醒，竟想到肖军和胡适。有 10 年了，他在哈尔滨时曾与肖军有一面之识，那时肖军可能在《文化报》，他们是在地方党、政、军举行的一次欢迎会上见的面。肖军给他的印象是无拘无束、相当洒脱，既有几分清高也有几分自负，甚至在眉宇间让人能觉察出一些侠肝义胆的气质。后来宁庄之到了辽北，一天得知，要全学院批判肖军。缘起是：在哈尔滨松花江岸，有苏联孩子打了中国孩子，中国孩子不仅不敢还手还吓得直跑，这一场面可巧让肖军看到，他写了文章发表在《文化报》上，主旨是“来而不往，非礼也。”很明显，肖军主张中国孩子理应还手。这种主张的本质就是民族的自尊感。这有错吗？因为对方是苏联的孩子，他就有优越感，他就可以在中国土地上随便打中国的孩子，而中国孩子就得像奴隶一样，不能反抗、不能还手。这里的是非界限非常清楚，就因为对方是苏联，是非就可以完全颠倒；要仗义执言，就是反苏。于是，肖军就有了罪名：挑拨中苏友好关系，是反苏分子！肖军当然不服，结果，肖军调离了哈尔滨，不知打发到什么地方“体验生活”去了。这倒从另一方面让我们认识：革命营垒中，原来还有主子和奴才之分。 当他想到胡适的时候，他内心却充满了思念和敬重，因为在中国现代史中胡适无疑是没有谁可以替代的杰出人物，无论是知识的渊博，治学的严谨，执教的责任感以及中西文化集于一身等等方面，都让人慨叹，让人自愧弗如；中国什么时候还能有第二个胡适的出现！然而这样的大学者给予洋奴和战犯的罪名！ 六 宁庄之起身下床，穿上皮大衣，在院里轻轻踱着脚步，不时望着满天寒星，好像在寻找什么，他又想起王实味被杀的事，还是在哈尔滨时肖军告诉自己的。突然他心中发问，难道谁都可以以革命的名义，残杀别人的生命？难怪孩子们对知识分子的话题那么敏感，甚至很激动，不时还流露出愤懑情绪。他几次想说情况未必越来越糟，又觉得自己说服不了孩子，似乎他们有很多现实活生生的例子，而且他们还能追溯一个历史过程。但他还是不大相信，我们的政策真的就是眼睁睁的看着这一切而视而不见吗？真的是岁岁月月用一个个一群群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来填充我们的现实、来让我们的历史散发血腥？虽然知识分子的种种遭遇几乎构成多发季节，有的是他听到的，有的则是他亲眼见过的呀，可是他，用孩子们的话来形容，他还是在迂腐中徘徊。因为他不仅太相信周恩来总理的讲话也更敬佩总理的人格。所以他把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差不多都能背下来。《报告》的核心有三个，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 这是总理在批俞平伯和反胡风之后于 1956 年 1 月 14 日 至 20 日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的报告。几乎是音犹在耳，知识分子的处境非但没有改变，似乎有更不好的趋势，莫非总理的话，也仅仅是在特定环境下一种对知识分子的安抚？早在“三反五反”流行的口头语，现在又流行于世，即，“地主富农打垮了，知识分子就成了地主、富农的代言人”。这就是说必须打垮知识分子。不对吧？总理的话哪能随便说呢，如果说总理的话没能得到各级贯彻，那一定是毛泽东另有考虑。 宁庄之回到书房打开灯，在书橱前愣了一会，翻找着什么，坐下来，一边看一边琢磨，忽然他想到一个人的名字：赫鲁晓夫。对！就是他。在周总理的报告之后刚刚过了一个月零几天，即， 1956 年 2 月 24 日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批判的秘密报告，极意外地震惊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当然不能例外，毛泽东当然认为，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具有爆炸性的国际大事件。因为毛泽东对斯大林既怀有敬重之情也有同志之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一再谴责斯大林“独断专行”、“沽名钓誉”、“心胸狭窄 ” 、“滥用权力 ” 、“残杀战友 ” 、“灭绝政敌 ” 。作为苏联这样一个大国的领袖斯大林，却是一个心理病态的杀人狂——赫鲁晓夫报告有一组数字：“苏共中央委员百分之 70 被杀， 5 个元帅处决 3 个；全部军区司令员被清洗；海军和空军首脑被枪决；所有的舰队司令员只有 1 人生还；列宁建立的首届苏维埃政府包括列宁、斯大林在内的 15 名人民委员中，有 4 人死于斯大林清洗之前，其余 9 人全被斯大林杀害。 在斯大林眼中“简直到处是敌人、叛徒、间谍”，这一点实在是骇人听闻，至于疯狂的推崇“个人崇拜”的苏联现实，也让人不敢作出任何判断。 尽管“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新概念，着实让人惊诧的是，让人难能断言一切灾难性的严重后果就来源于此。但能让人感到，斯大林是被赫鲁晓夫以独裁和暴君形象而盖棺论定的！这不仅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不可理喻，也使整个人类社会陷入茫茫然。但所有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必将寻找自己应该找到的东西。 赫鲁晓夫报告之后引发了一些国家的大震荡。波兰的政局混乱，匈牙利的斯大林百吨重的铜像不仅被推倒还让群众砸成碎块。但是这些严重后果，依然没有根本改变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评价，毛泽东说，“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让后人不能释疑的是，毛泽东认为苏联和东欧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这些国家没有搞好阶级斗争。”这个结论不难让人们意识到，如果想避免那种动乱，毛泽东当然要继续搞或许更强化阶级斗争。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次阶级斗争的特征大致有两个，一，知识无作为；二，无产阶级身上失去的锁链转赠给知识分子。 果然，没过多久，阶级斗争的舆论信号就向全世界吹响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了，紧接着是《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了。 宁庄之把这前前后后梳理了几遍，得出结论，自诩拥有很多真理的知识分子，完全忘记了“没有真理才是最安全的真理”，于是他有了一个预感：大事不好了！ 他躺在床上想睡一会儿，也许是一切都想透了…… 历史告诉人们，苏联的质变最受冲击的可能就是我们国家。人们有种不安地等待，不知事态的发展是否会影响我们的社会生活。而更为重要的是，苏联的赫鲁晓夫和中国的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历史评价有本质的不同。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不仅依然歌颂了斯大林七分的历史功绩，还对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做了扼要地说明：“在列宁逝世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保卫列宁主义遗产、反对列宁主义的敌人——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斗争中，他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愧为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士。” 那以后不久，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公然表示愤懑，他说：“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掉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 这样一来，中苏关系可能会有变化，至于变到什么样，是否还会在同一轨道并肩前进，或是否还会坚守兄弟般的战友情谊，宁庄之苦笑了一下：这哪里是我们所应想的事呢！ 其实世间此一时的秘密，用不多久，在彼时就成为妇孺皆知的历史故事。比如苏联的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后 3 年，以反对“个人崇拜”对已成白骨的斯大林发难，究竟为什么呢？当然是为了他要掌权，事实证明这点毫无疑义；但有史料揭示，他同时是为了报复斯大林对他儿子的处死，是他为儿子报仇。 事情是这样的：删繁就简说，当时正值苏、德开战之初，赫鲁晓夫的儿子列昂尼德驾驶的歼击机因远离长机，后来被德军俘虏。他向敌人妥协后，成了纳粹德国宣传战中的王牌。为此斯大林坚持要判处列昂尼德死刑。 赫鲁晓夫跪倒在斯大林面前，为他儿子求情，泪流满面地哀求斯大林法外开恩饶恕他的儿子，但最终赫鲁晓夫的儿子仍死于斯大林之手。这让赫鲁晓夫忿恨之极，自己给斯大林卑躬屈膝、不惜尊严扫地地为儿子求情，已将自己颜面尽失。很多史家认为，赫鲁晓夫的“下跪事件”成为日后攻击斯大林的导火线。 当宁庄之把这个赫鲁晓夫专有的政治报复的情节，讲给儿子和亭亭的时候，他说，那时候赫鲁晓夫是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一个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家，怎么会有如此强烈报复心理，公正说，斯大林毫不动摇地处死列昂尼德是正确的。共产党人怎么可以因没达到徇私目的，就嫉恨、就等待时机给以报复呢？ 权力越大的人，报复心理就越强大，强大到不择手段。但愿中国的权势人物以国家利益为重，万万不可实施政治报复，因为那不仅不能消除积怨，还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隐患。任何一位开明的政治家都十分鄙视政敌之间的报复行为。 报复者即便得逞一时，也不会永驻青史！ 宁庄之许是心乱如麻，竟不知道这些话是宁慎说的还是亭亭说的。 宁庄之不但根本睡不着，反而脑子越来越清晰。他猛然觉得斯大林事件，肯定极大的激怒了毛泽东，他决不会默然视之，但他一定静观国际风云变化；他也可能联系到自己，在苏联有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在中国就没有中国的赫鲁晓夫批判自己么！他早就表示自己和斯大林是在同一轨道并驾齐驱。现在虽然有几分担忧，但他坚信自己，绝对能控制中国共产党，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蹦出来反我毛泽东！毛泽东的自信是有根据的，就从延安说起吧，他已经对此有所防范，对自己不怎么贴近、对自己的主张有所异议的，逐步地有效地作了调整。所谓调整，有两大关键：削弱对手权力；调出中央之外。 这就使所有一路走来的志同道合者，在毛泽东麾下听命是从！也就出现了共产党内空前的团结。 建国后，毛泽东虽然不时听到群众喊毛主席万岁，但他却没掉以轻心，时刻在洞察党内的大小动静。稍有异样必须追查，不一定要有多少真凭实据，只要感觉犯疑，毫不客气，不管资格多老、地位多高，一律罢职罢官，尔后开除党籍。 在这点上几乎和斯大林有些相像。斯大林总觉得克里姆林宫里有敌人，也觉得身边有异己分子，于是斯大林就要杀人。当然不必讳言，作为统治者没有不杀人的。不过像斯大林的杀人也太骇人听闻了。斯大林三天杀人六千，所以被称为暴君是恰如其分的。 这不是宁庄之的梦呓，他明明看到斯大林和毛泽东交替地出现在脑际，几乎能辨别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声音。只是一会会儿感到毛骨悚然。 抗战前，他去美国讲学，那时在美国能看到很多很多俄国的逃亡者，几乎全是各行各界最有成就的高级知识分子。俄国的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让列宁和斯大林杀了很多，有很多逃跑了，有很多被驱逐出境了。这不是秘密，这证明无产阶级革命要为知识分子挖掘坟墓。就苏联的大屠杀看，除了要消灭知识分子外，就是布尔什克党员、高层领导人以及各兵种的将帅，侥幸的有一位远东部队司令比留可夫将军逃脱了。 对俄国的了解，美国是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的，宁庄之也就有机会比别人了解的多。他居然知道斯大林经常和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争吵，而且吵得很厉害，吵得斯大林警告克鲁普斯卡娅，再吵，别怪我对你不客气！后来，克鲁普斯卡娅曾说：幸亏列宁死的早，要活到现在，斯大林会杀列宁 . 这些，对毛泽东来说可能清楚也可能不清楚。但当事情已不再是秘密，也就是说，这里的是是非非一目了然，而毛泽东却好像依然固执己见。要知道赫鲁晓夫揭密斯大林，不是在下面和几个朋友的密语，而是在庄严的党代表大会上的秘密报告。是赫鲁晓夫造谣么？是阴谋诋毁么？没人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栽赃陷害，而是历史的真实，并一致认为斯大林所推行的就是独裁专制！强迫构建个人崇拜的各种机制。但，当斯大林事件掀起整个共产主义阵营的大震荡、大混乱时，毛泽东镇静自如，但还是匆匆忙忙组织力量为斯大林大声疾呼，向全世界声明：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的楷模。但他没有引用苏联过去对斯大林的称呼，即斯大林是全世界无产者的父亲 ! 也许他觉得这个时候引用不太适宜。 显而易见，毛泽东并不忌讳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引爆的叛逆声浪中，及时表达出对斯大林的赞颂，似乎想用这种赞美来阻挡叛逆声浪对中国的冲击！ 斯大林和毛泽东各有各的神坛，都在个人崇拜的簇拥之中。中国人对毛泽东的崇拜远远超出历代对帝王的崇拜，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在中国大地经久地与山河共鸣！ 毛泽东特别自信，他的神坛稳如泰山。他的身边没有赫鲁晓夫，有大权的人基本上都学会对他毕恭毕敬！但他却担心知识分子。这点他 100 ％地接受了列宁的观点。他曾烧几把火看个究竟。即对俞平伯的批判，对胡风的定以重刑。其实早在建国初期，他心里已有了“愚民政策”的雏形。第一个大动作就是大学的所谓院系调整，一下子砍掉了五所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学院和政法学院。他特别对教会所办的学校，不管是大学还是中学一律视为邪恶。根本不了解燕京和辅仁为中国培养了多少顶尖的人才！ 教育规模缩小了，自然知识分子也必然少了，这样，愚民政策就可能逐步推行，与此同时专制政体就会随之建立。 这完全出人意外，但任何人也只能看之、任之！ 按列宁的观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阶级斗争。按斯大林的观点，阶级斗争就是权力的斗争。而这种斗争，知识分子是最讨厌的，他们认为是不人道的，由于它特别残忍，高尔基忍无可忍地写出《不能等待》和《不合时宜的思想》，以求列宁改变那种只要政权而不顾人民大众死活的阶级斗争。 从中国阶级斗争的实际看，斗争的残忍性有可能与俄国相差无几。 宁庄之脑海中一束束一码码的各种事，让他惊恐、困惑、伤感、无奈。他想起梁漱溟。 53 年的事，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面批判梁漱溟：“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毛泽东选集 . 》五卷 108 页） 听得人们惊恐万分！梁漱溟成了杀人犯，私下里有很多人不理解。只要没有证据证明梁漱溟是潜伏的特务，他就不是杀人犯，他是文化学者，他信赖共产党才愿为新中国做事。他不是没地方可去的，凭他的学识他可以在一些国家的大学里当教授。他不就是在某些事情或某些问题上有些不同的看法么！没有不同的看法是不正常的，有不同的看法才证明我们是有民主的。 但是好像很多很多人才渐渐醒过来，我们的伟大领袖不允许有不同的声音！这样，毛泽东才真正与斯大林走在一起！这样，今后会出现什么、会发生什么，也就没人再奇怪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