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十 章 一 冯文义的自我介绍给他带来好运，虽然劳教人员的称号还贴在身上，但他的职业身份得以“恢复”，他成为柳家寨劳动教养所刚成立的医务室的大夫。他荣幸，耿介民班跟着也有几分光荣，这几分光荣是有根据的。因为这个医务室不仅仅是为“在押者”医治头疼脑热或是其它类病症，还要为那些管“在押者”的国家干部、公安干警提供无微不至地医疗服务。在劳教人员看来他有非常神圣的权利，有他写的病假证明，休几天就是几天。后来的事实证明，一些体弱的找到他，开个假条，就能休息个三天五天的。在那地儿能有几天休息，那是了不得的大事。 也许正因为医疗对象的“全方位”，医务室还有一位又红又专姓郭名亮的医生，是共产党员，月薪五十上下，大概是行政二十二级的待遇，自然属于国家干部。不管是“在押者”还是大院外面的任何求诊者，都很热情地称他郭大夫。但郭大夫有点不舒心的、甚至有点困惑的是，没过多久，在这里工作的所有干部和公安干警的几位领导，一进医务室就要求我们那位以走“白专道路”而当右派的冯文义给瞧病，相对照的是又红又专的郭大夫那儿倒有几分冷清，很少有干部让他瞧病，当然给“在押者”开点阿斯匹林或是在哪儿涂些红药水还是常见的。这当然具有讽刺意味，不过，这对这群右派来说是一点也不奇怪。因为现实就是这样的，但这个现象何以形成呢？要正确回答，大概还得需要“反动”一次，因为这种现象是从我们政治体制滋生出来的，这样说有根据么？一个不尊重知识的政治体制，一个外行领导内行的中国特色，那这个国家任何不可思议的事情都会发生，都会在人们中间的各个层面堂而皇之地出现。 但这个与国家命运直接关联的体制问题，毛泽东绝对不以为然，尽管几乎所有被打成右派的，都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不同角度向中央、向全社会表达过了体制问题的严峻性，但中国有一个像泰山一样只能虔诚而不可丝毫触动的悖论：权大于法，而这个过程必然出现荒谬铰碎真理！历史非常可能在一个特定时间段里停止不前，还非常可能倒退；但历史不具有这种永恒的品质，历史绝对会前进！只是右派是否会得到历史的仁慈，那就要看未来谁有惊天动地的胆魄来清除硬塞进历史的荒谬了。 冯文义有了这个特殊身份，他的生活空间比在耿介民班时那可就大得远去了，他的脚步可以在大院内外随意来去，甚至进干部小院也不用先喊报告了，好像那小院里的国家干部，都忘了冯文义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确是这样的，没人再声色俱厉地命令他必须脱胎换骨，他们好像一瞬间悟出一个道理：走“白专道路”不一定能证明是坏人，从而也不一定就能证明是反动派。其实，时间总会证明：政治运动必然颠覆所有的美德，因为它具有丧心病狂的功能和玩弄人性的快感。 公正说，国家干部身份的郭大夫对冯文义很客气，似乎还有几分尊重，丝毫没有嫉妒，反而向冯文义坦陈自己没有正规地学过医，只因工作需要在医专培训一年。那意思也是希望冯文义能教他几手。冯文义很谦恭地说，郭大夫，其实我工作满打满算也不过三年，何况整个 1957 年都在“整风反右”，又是在一个县的医院，有大病的，谁进县医院？扎针不过是人中、合谷、足三里、风池；手术也就是盲肠切除；您看，我有什么资格教您呢？ 郭大夫知道冯文义这是在推辞，但他能体会到冯文义为什么推辞，身份地位决定他必须这样，何况彼此都毫无了解。他的这个体会是合乎情理的。于是郭大夫意识到要想人家教你几手，首先得和冯大夫交朋友；可是，国家干部和右派交朋友那就是丧失阶级立场，一旦教来教去，没准把好端端的国家干部郭亮教出“反动”来。这可不是庸人自扰，有非常可靠的消息，原先的“候补右派”，据说绝大部分都“转正”了。这的确是一个很现实的原则问题。 事情这么一搅合，倒让郭大夫一时惆怅起来。不过郭大夫也是一个有几分聪明的人。他心里说，我当然不能让任何人认为我和冯文义交朋友，但我让他感到我坦诚、我率真，我有什么话对他不说一半噎一半的，要说就说清楚，有些什么事儿也不背着他，让他相信我不是趁人之危落井下石的人，这样，日久天长了，真要问他点病理什么的，他能不告诉么？ 就从郭大夫这几句心里话，给人的感觉，他的文化素质和思想修养比起郜大队长和王小队长实在是高了一大截。耿介民班的人难免打听冯文义在医务室的情况，他说，还行吧，郭大夫挺相信我的，没把我当右派看，我很感动。其实大家也跟着感动，他终于被当作人了。 有了被当人看的感觉，冯文义除了感动，还让他不得不联想到在县医院的三年经历。他的鼻子哼了一声，传递出某种从心底涌来的怨气和轻蔑。在生活相对风平浪静时，人的笑脸不含有暗藏于笑中的非笑的东西，但一朝风起浪涌，正是曾冲你笑的人那脸色就立马变得十分狰狞，尽管他没有獠牙锯齿，尽管他还是那份骨架，可是那心里却是要把你一口吞掉了。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值得注意的点，不是它有过怎样地血腥，怎样地对人的残忍，或是它怎样地颠倒黑白，怎样地丧心病狂，而是从其中能找到我们丢失的一点点聪明和可怜巴巴的智慧，从而让我们对人、对事、对物，能有点审视的悟性，至少我们不再轻易上当。 现在，冯文义他所面对的就是风平浪静中的郭亮。来到医务室一个月，可以说把刚来的喜悦完全扔掉了，他竟然觉得还是回耿介民班跟大家一块干什么都舒服，不管怎么苦怎么累，大家不都是这样熬着么？只要屋外没眼睛，房顶没动静，关起门来、钻进被窝不是还可以小声“鸣放”么？不是心灵与心灵还能悄悄交流么？现在可倒好，白天是病人一屋子，夜里是一个人睡在医务室的角落，静得让人快窒息了，寂寞和孤独像一块巨石压在冯文义的心上，让他辗转反侧，长时间难以入睡，有时刚刚睡着，或许正在梦中突然就有人敲门，就得马上爬起来，原是一位干部家属发高烧了…… 当初谁都认为冯文义又当大夫了，这是他的运气好，在苗家堡一个小试身手，肩膀就不用再担砖了，稻田里的蚂鳖（水蛭）再也叮不着他了，有的竟叹息：人，还是得有一样本事啊，看人家冯大夫，照码是大夫，谁有病，也得求人家；就是郜大队长来了急病，他还敢张扬自己的霸气么？他敢说，我这是考验你，看你是不是真的想脱胎换骨，只要一句话，我马上就能去县医院，必要时就去市医院……其实这里的几乎所有被称为队长的人，正是有了这群右派才让他们威武雄壮起来，给他们吹牛吓唬人的机会；平素他们敢向谁张扬？就他郜队长，也学会拉长调训人了，说句不好听的，小人得势！你看那个王立春小队长，他还能训谁？都一个德行！所以，不管你是什么队长也得管冯文义叫冯大夫。 但是没人知道冯文义心里有多苦，他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呀。他想找个机会把自己的苦向彭所长诉诉。好像不诉他的苦，就有种沉重的打击。再说，他在镇安县医院的那份热情、那份执著所收获的是什么，他能忘么？不够他受用几十年？在柳家寨的劳动教养所，他当然不会指望有什么收获。这一点，不光是冯文义，所有的右派都清楚。尽管是这样，你冯文义有理由说你干不了么？不能忘了，还是孙科长的建议才同意你去医务室呢；人家孙科长看中你，你冯文义还能三心二意？话是这么说，理也是这个理，抛开我累死累活不说，万一我没给专政机关的干部看好病，反而更重了，我吃不了能让我兜着走！如果定我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阶级报复，有人敢站出来为我公正一次么？这个世界伤天害理的事儿，我们自己遭遇的、我们亲眼所见的、我们亲耳所听的，谁能知道有多少？冯文义回到班里和大伙说：我已经让官方害了我一次，我不能让现实再害我一次；我宁肯去稻田里喂蚂鳖，我也不能在医务室吊死自己！他继续气愤地说，“这是什么地儿，这是让我见谁都感到恐怖的地儿。” 可是干部医生郭亮从小院回到医务室，还没坐下来就对冯文义说，“告你个好消息——” “什么？我有什么消息？”他露出惊讶，两眼盯着郭亮。 “王立春的事儿批下来了。”出人意料。郭亮似乎又在自言自语：“我在公安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看到。”冯文义不知道郭亮看到了什么。 原来王立春在苗家堡掏枪的事儿，最初彭所长一回来就连夜开会，就决定要给王立春一个很严厉的处分，怎么处分大家意见不一致，有的表示撤销他的小队长，有的坚持要开除党籍，有的要求开除公安系统，最后由孙科长起草一个处分决定，没等决定文本上报，苗家堡的支部书记苗长发来找彭所长，询问对王立春如何处理的问题。苗长发说，按说这是劳教所的事，我们村不该过问；但王立春作为国家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我们村擅自掏枪威吓村民，幸而被及时制止，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的错误已涉刑事范畴，如果贵所不严肃处理，我们有权越级上告。彭所长对此十分重视，向苗长发一再表示：我们一定把处理结果告诉你，如果处理的结果让你不满意，你也可以越级告我。王立春的问题，原则上说是我的失职，没管好干部。我向你道歉。苗长发对彭所长的答复表示满意。 也可能郭亮和王立春在平素有什么过节，在说王立春受处分时有种兴灾乐祸的情绪。郭亮原原本本地把王立春受的处分告诉了冯文义。王立春的处分是：开除党籍，撤销小队长职务，留用查看，让他去管理鱼塘。 王立春受到这样的处分，倒让冯文义感到处分重了；但这同时，他对郭亮，则另眼相看了。他在想，也在心里说：一个同志受到处分，至于让你郭亮像过节似地高兴么？王立春和你郭亮的关系是同志间的关系，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关系，同志犯了错误、受了处分，你干嘛那么亢奋？这是同志和战友的情怀么？若是我们倒是有理由高兴或是亢奋，因为，王立春和我们的关系是对立的、是“专政”与“被改造”的关系，他把我们不当人看，在我奋力阻挡那个凶恶男人时，就在大庭广众面前，不分青红皂白，卡嚓一下就给我铐上了；此外，他对大院的每一个人就像对待十恶不赦的囚犯，态度极其恶劣，我们当然恨他。王立春受到这么严厉的处分，我们当然拍手称快，他太招人恨了，没想到刚刚得意了几天，以为自己上了天了，这回好，栽个嘴啃泥！ 王立春的下场应该让人们认识到，就算右派是反动派，但右派也是人！对人缺乏基本尊重，还在那里语无伦次，还要强迫人们必须听，还要强迫人们变成任你随心所欲驱赶的“牲口”，这样的毫无教养的人还配改造别人么？不难看出，王立春有今天的下场，完全是咎由自取。他没有理由怨恨任何人，他倒应该明白：不认识自己也是一种危险！ 郭亮把这个带有保密性质的消息告诉冯文义，表面看是讨好，心里还有什么，那还需要时间才可能清楚。若在冯文义刚来时，郭亮能把类似这样的消息告诉他，他自然会感动，自然会认为郭亮的言谈举止表明他是正路人。但是刚刚一个来月，冯文义觉得不对劲了，觉得郭亮好像在测试他什么，这个测试里，也可能有郭亮要了解冯文义是聪明呢，还是一般知识分子所通有的只对自己所学所用的专注，对其它什么都大大咧咧、马马虎虎？ 不过冯文义对耿介民说，郭亮不过是弄点“小魔术”；再大点的，他既没胆子、更没有本事，城府又太浅，所以他怎么变也达不到有阴谋内容的境界。当然，我还不清楚他为什么要讨好我？我一天不离开，他能从我这儿讨去多少好？其实就像古语说的，在医界，他只是个滥竽充数的角色。 耿介民提醒他：“他可能发现你身上有点‘金粉’，趁你不备，弄点儿搽在他脸上，以招摇过市，便于骗取名目，我估摸他可能有这个意图。” “如果仅仅是这样，对别人来说有点可悲了，对郭亮来说，就太可怜了，我会满足他这个可怜的要求。只是我现在必须做的，是向彭所长诉苦。” 二 还没等冯文义去找所长诉苦，郭亮又适时地向冯文义报告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内容只一件事。郭亮冲他狡黠的一笑说，如果说王立春的事儿起始于你，这件事儿就完全是关于你个人的（不知从什么时候郭亮学会把话伸长了说，让冯文义有点失去耐心），郭亮以为冯文义一定问“关于我的”，他估计错了，没想到冯只听不问。 原来是冯文义在苗家堡制止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命案，冯的这个行为应该如何认定。在会上，有人认为这是见义勇为，理由是：凡不顾个人安危而去救别人的生死，不管这个人是什么身份，都不能改变见义勇为的性质；有人不同意，理由是：右派分子是资产阶级反动派，他们没有资格参与社会生活，更没资格干预民事纠纷，可以设想，这种不受组织约束，见谁家有事右派们就去拔刀相助，而且还把自己应做的扔到一边，我们怎么管理？趁混乱之际逃跑，谁来负责？有人提出一个极端假设：如果当时冯文义被苗立本捅死，家属来抗议，谁去答复家属？这个责任谁来负？ 这两个问号，让并不怎么太留心听的冯文义不由得一愣，顿觉事态十分严重，忙问：“谁来回答这两个问题？”太难了，太难了！ 所长彭光磊！别人谁有这个胆子？谁有这个勇气？彭所长当即站起来回答：一切由我负责！彭所长说，怎么看苗家堡这件事，大家都该好好思考思考，咱们是个执法机关，做事看问题不能由自己的性子，咱们必须照章办事。我先谈谈我的看法：最根本的着眼点，应看行为的动机和目的，冯文义的动机和目的只有一个：他看到一个女人在前面发疯地跑并呼喊救命，后面追赶的是手持宰猪刀的汉子，这是冯文义最先看到的，根据这个场景我们可以推断，女的最终跑不过男人，男人一旦追上女人，他手中的宰猪刀就极可能捅死那个女人。就在这个千钧一发时刻，冯文义没有其它任何想法，目的就是想救那个女人，于是飞身一脚先踢掉了汉子的手中刀，又纵身过去几掌把汉子打翻在的，干净利索地阻止了一场凶杀案。 事情如此清清楚楚，只要我们客观一点，能因为冯文义是右派，这一切就毫无意义了，一切就毫无价值了吗？我们做一个假定：有一户人家着了大火，大火中有孩子哭喊，正赶上冯文义路经此地，他去救火，并从火海中救出了孩子，冯文义是有功还是有罪？如果我们按照个别同志的意见惩处冯文义，你们能想象到苗家堡的村民会怎么看我们？会说，你们还是执法机关呢，连个是非都分不清，还谈什么法呢！至于说冯文义违反组织纪律，我只想说一点，在行为之前，如果他请示队长，队长即使同意冯去出手，那个女人非常可能已经倒在血泊中了，我请问，在那样特定环境下，冯文义是应该先选择救人呢、还是应该先选择遵守纪律？又有同志说了，万一冯文义不但没救了人反而被人家捅死了，谁来承担责任？当然是我，这毫无疑问！因为我不仅是劳教所的所长，我还是事件过程的见证人。不要有这种毫无意义地联想，不要把没发生的事情，做出“对”或“不对”的推理，更没必要设想出“好”的或“坏”的结局，因为充其量它仅仅对某个案件的侦破提出另一个“点”，而对已经发生的真实情况的判断或定位毫无用场。 最后，我提出一个结论性的意见，暂时先不认定冯文义的行为是见义勇为，关于劳教人员这类行为的如何认定，咱们请示上级：要奖，怎么奖；要罚，怎么罚。但我们应该把冯文义的这种行为，由管教科写一个书面材料装进他的档案。我同意大家这个意见，即，不在各队宣传这件事，避免不必要的争论，是的，争论不当还可能引起思想混乱。 这件事的结果让冯文义非常满意，因为他原本就希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件事以“无过”作结也算很公正了，这给他很大鼓励。当他的思路又转到要和彭所长诉苦这儿，他的信心更坚定了，于是他瞅准所长还在小院时，他走进了小院。也是巧了，冯文义进院时正赶上彭所长走出办公室（彭所长有个习惯，在屋坐久了就到院里甩甩胳膊伸伸腰），一见冯文义，倒是所长先打了招呼：“来来，冯文义，我正要找你有话说呢，来，到屋里再说。”彭所长等他几步，转身推门进屋。 彭所长的平易和亲切，竟让冯文义把准备好的诉苦的话，一时找不出怎样开头。彭所长没问他有什么事儿，先说了：“关于你在苗家堡救人于危难的表现，证明你的品质好，这种事当然谁都可能遇到，但决不是谁都能做到你那样；那是一种为他人而忘我的精神境界，我是很看中这点的，我向你表示钦佩。老百姓都知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别的话我不多说了，噢，你找我一定有事，别顾忌，有话说出来好。” “我真的有事找您谈，我曾想和郭大夫谈，但我觉得他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我只能来麻烦您。我谈的不是我在苗家堡的事，那事儿，您能相信，我既不是为了表扬更不是为了受奖，在当时，反正我必须那样做。如果说受什么影响，那就是传统文化，所谓见死不救是小人；何况我又是个医生，救死扶伤责无旁贷。您想，在那眨巴眼工夫，我怎么可能想到别的，救人还需要请示么？就是到了王小队长给我戴上铐子时，我还在张望是不是把人救了，我没有后悔，因为谁都知道，比较起来，戴铐子事小，救人事大，就是给我什么处分我也不会计较，反正我救人了。”冯所长边听边点头 . 冯文义没打算谈苗家堡，郭亮已经全告诉他了，可是，不说不说却又说了这么多，竟让彭所长有些震动，觉得冯文义是个很恪守道德操守的青年人，彭所长在想，冯文义若在干部会上说出这些话，干部们怎样想？他们还能拿出多少理由否认冯的行为不是见义勇为？有是非如此分明的所长，至少在这个地区没有第二人。以致后来人们说，有这样的领导，这命能保住七八成了。 彭所长好像有所悟，悟出什么来呢？我们承认别人好，常常是非常困难的，有时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要说某人不好（尽管毫不了解），呼喇喇就有一群人说某人这不好、那不好，其中竟有根本不认识的人。这岂不是印证了荀子说“性本恶”吗？彭所长是代表专政机关来管教右派的，但冯文义的行为表现，让他思考一个问题，社会对右派的认识和自己对右派的认识之间出现了分歧，如何管教？就拿冯文义来说，他怎么脱胎怎么换骨呢？怎么重新做人才算人了呢？似乎越对右派认识，他却越觉得自己完不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了。他有过一闪念想调离这里，但不知为什么没有正式提出，也许再需要些时间，再好好认识右派。也许这还是难得的历史机遇，这不得不让他又回想起延安的抢救运动…… 冯文义这时候开始诉苦了，重要一点是他没资格给干部看病，更严峻的是一旦有了变故，自己负不起这个责任。他说“如果非要我当大夫，我只给劳教人员看病，另外，我承担不了夜里值班任务，每夜我都是提心吊胆，我无法预测哪个夜里会发生什么事，不管大事小事，一旦发生都会向我问罪，我吃罪不起！具体说我只有两点要求，我可以当大夫，但我不给干部看病。更不给干部家属看病，这是一，其二，我回原班睡觉，不参加夜诊活动。当然，如果所长同意，我还是愿意随班劳动。我不怕苦不怕累，再说，劳动是世界上最简单的活命方式。” “你应该说劳动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创造活动。”彭所长笑着说。 “这句话可能是马克思说过的，您想，我现在怎么有资格说马克思说过的话！冯文义说，您了解耿介民，他是在市党校专讲马列主义的，他说了，在这里，不管是担砖、送粪、翻地、插秧、养鸡、放鸭、喂猪、遛马等等，对我们来说都是活命方式，我们没有创造。” “耿介民现在的情绪怎么样？您看我是什么样的情绪您就知道他怎样了。不过他有一次说出了我们大家的同感。”冯文义说完这句立时觉得自己又多嘴了，但收不回来了。 彭所长一眼就看到他心上，于是笑着说，“你要是相信我，你就把话说完，不相信，你就不必说，我从来没有逼迫过任何人必须说什么。至于你的要求等我和孙科长再研究研究，是我们当时没有想周到，是把好事没做好反而让你背个大包袱，这事好解决，但大夫你得当。” 冯文义看所长言谈话语这等和善，倒觉得自己说了半截话，是太对不住所长了，他几乎有点结巴说，“我把方才没说完的话接着说，行吗？” 彭所长双臂一张，“我什么时候说不行了？你和孙科长谈了那么多，没有‘意外’吧？” “耿介民说，假若那年就在保定学技术，我一定会成为一个有技术本领的师傅，什么运动来啦，不会整一个工人师傅吧？不行，非得去北平，好像不去参加革命，自己就没脸见人了，新中国的建设就缺自己了。我们几乎都有这种感觉，好像不知道被什么抛弃……” 彭所长心头被什么撞了一下，稍微闭了下眼睛，轻轻呼出一口气，本能地点点头。 冯文义敏感地意识到所长心有所思，但还是觉得机会难得，把最后一点要求说完再走。他说，“所长，我还有一个私事请所长帮忙，再耽搁您一两分钟。所长习惯地伸出右胳膊，又点点头，冯文义知道所长同意了，他说，在镇安县医院工作期间，认识了内科的女大夫宫小芬，她今年才 22 岁，去年春天我俩打算公开恋爱关系。由于整风反右如火如荼地进行，我和她哪还有心思谈什么恋爱，都表示以后再说。没想到，我打成了右派来到这里，谁知道我哪年能摘掉右派帽子。即便摘了，社会哪一个角落让我回归？真要是得三年五载顶着右派帽子，我不把小芬毁了么？我必须让她放弃对我的等待，这是必须让她接受的，她接受了，我的心没负担了；您不知道，就是因为我，她在那里受人欺负、轻蔑、中伤，还有恶徒想趁虚占有。她和我断绝了，找一个好对象是绝对没问题的。我不也解脱了！硬让她等我，我还算个男人么？连人都不是！这是缺大德的，老人说过凡缺德之人，必遭报应！我已经报应到这了，再拖着小芬，那就等于我在谋害她，我不能啊！我给她写封信吧！” “你能设身处地的对待这个问题，做的对。我想问一句，你和宫小芬同志有婚约吗？具体说，正式订婚没有？双方家长见过面没有？他们对你们商谈过谈婚论嫁的事没有？” “都没有，我们只是有过几次表示彼此相爱，而且这个表示是在 1956 年的后半年。” 彭所长说，“让我好好想想，”过了好一会儿所长很郑重地说，“这应该看成是你们的初恋，初恋的特征，一般说是彼此有好感有吸引力，却未必对彼此的内心世界特别是情感世界有多少深刻地了解，比如说，彼此的性情、性格、趣味、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等；但你应该想到她看到你的信会有怎样地反映。爱情这根丝细而柔软，但剪断它不易，可是我同意你的想法，即：不耽误她的青春，要对爱过你的人负责；因为你的未来究竟怎样，不仅我不清楚，只有中央发了话，人们才能清楚。而爱情对任何个人都是大事，所以，我觉得你写一封信就想了断，不一定就能让她接受，如果她是位刚烈的姑娘，再出意外，后果怎么收拾？姑娘的初恋有很多美梦、幻想和对未来的憧憬，仅仅写一封信就让她的一切都破灭和消失，不太可能吧？” “这样吧，为了不发生意外，你把信写好，我让孙科长带上你的信，亲自到镇安县和宫小芬同志当面谈谈，重点是：你这么年轻，你们之间又没有婚约，你的青春等不起啊，你能知道冯文义何时摘帽？孙科长会告诉她，别说是劳教所了，问问公安厅，他们谁知道右派什么时候摘帽？更何况谁清楚怎么就叫改造好了，表面看是有标准，解读标准的只有一个人，这还用我说么？如果因为他对你的思念而积思成疾，他能安心改造么？孙科长会根据宫小芬当时的情绪，谨慎地表达你的意思，孙科长是个很细心的人，长期作组织工作，说话有分寸，做事讲究方法，他会讲明你们是继续相恋或当即放弃，这两者选择其一，对彼此都可能避免更大的伤害；或是更理性更符合各自的生存环境。这一点你放心好了。” 三 别看塞外有五个月的严寒天气，可是一过芒种，桑干河两岸那就有绿色的层层覆盖，在这儿能看到真正的山青水绿，真正的翠柳依依白杨入云，只是在这儿看不到人的青春；可能是千八百的男女右派把这里的美景给糟蹋了，通往县城的大路上，不管是赶大车的、开汽车的、从县购物回村的男人或是女人，总之走在路上所有的人，经过由右派种植的玉米和高粱或是那一眼望不到头的稻田，人人都知道旱田和水田是柳家寨劳教所的；附带的有一个说法是；你们都亲眼所见吧，念书就是没用，当右派的哪一个不是念大书的？有光会种地的当右派的么，他们若不是知识分子能有这一劫么？你们谁知道教导右派种田的是什么人？是几个劳改刑满留场就业的人。 这样，一来二去又衍生出一个说法，方圆百八十里五行八作的人们有了一个共识：劳改、劳教是一个家庭体系。实际上这一判断虽有误差，但也不是太离谱，因为在王立春队长被免职后，新走马上任的许小队长对大家说，“我希望你们老老实实，你们必须记住毛主席的话；不许你乱说乱动！谁敢违背，我就叫谁从劳教犯变成劳改犯，你们信不信？谁想试试？我不是王立春，我是许天明。” 这位许小队长上任第一把火就是这个点法，确乎是让人感到有点出人意外，他既有下马威的架势，又有为王立春鸣不平的气愤，问题是不要往远了说，就从打到这地儿，右派们不是老老实实让干啥就干啥么？至于说乱说乱动，别说是在这个地方了，右派们从来没有乱说乱动的习惯，只会摆事实、讲道理，我们的灾难只是把事实摆得太明白了，把话讲得太清楚了。我们那时认为，伟大领袖就是让你知无不言，你愣是无可奉告，什么态度？把领袖的话当耳旁风么 ?! 于是总要说几句，朱瑞祥真是没得说，不是硬挤出一句“吃不饱”表示听话么。现在，右派们不需要别的教导，一定听你的话，你带着枪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出没人敢惹的尊严，只要许小队长掏出枪来，右派们不想再为真理殉难了，平素知识分子就让人讨厌，当上右派了，也就跟奴隶差不哪去了…… 其实，不管是王立春还是许天明，他们的那种架势或他们讲话的火药味儿，那是他们的职业习惯，比如说，司法部门的刑讯逼供，在中国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所以今天的“逼、供、信”那是继承了传统，把这个传统让司法部门继承，他们实践起来自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习惯折磨生命，尽管那是带有血腥的，他们可能当作一种游戏。与其说这是专政机关的职业需要，不如说是这个特殊时代的重要标志。所以，所谓“不放过一个坏人”的一个巨大悖论，就是把一百个好人打成坏人！至于什么“实事求是”、什么“文明执法”，统统是千真万确的欺人之谈。人们不会再相信，没有最基本的文化知识，只有那点整体一样的所谓政治觉悟，怎么可能会构建公正的司法机构。而没有公正的司法机构，还侈谈什么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实稍微有点历史认识，有点现实感觉，不管立的法多么冠冕堂皇，仍然是封建主义的，是封建主义的。所以从另一点可以确凿说，这是在愚弄群众。然而人们却相信（尽管等待会遥遥无期），历史总不会有天天撒谎的季节，仅就现实，如果我们发问：谁惧怕真理？不是右派！谁撒弥天大谎？不是右派！ 许天明是想让自己站在右派面前有种震慑作用，这个目的还是达到了，因为他发现右派们一个个大气不敢出，于是，他的气息没有先时那样粗暴了。好像心理的某种要求得到了满足，当他脸上的肌肉像被什么熨贴而闪出光泽时，他下达了劳动任务：“今天到河滩东边劳动，希望你们有个好的表现。出工！” 许天明和一个警察相随走在右派队伍的后面，此时的许小队长真是志得意满，一脸气昂昂地，好象刚攻下一个碉堡，正在去领受最高奖赏，因为他自我感觉已经征服了右派，便有了属于自己的成就感。他心里说，我初中都没毕业竟制服了这么一大群知识分子，这真是托毛主席的福了，毛主席，我在桑干河北岸向您老人家高喊：万岁！万岁！万万岁！ 要做比较的话，现在的右派们决不像以前那样迂腐了，他们对许小队长那种趾高气扬的表演已经不感到怎么恶心了，知道这里是他们的世袭领地，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上总怀有至高无上的感觉，他们身上有枪、兜里有铐子，眼前有被他任意驱使的囚徒，当然就是一身了不得的样子。正因此，你必须作出非常怕他，让他真切地感到你的命就在他的手心儿里攥着，只有这样他才舒服，才觉得自己的尊严有无比的震慑力！ 耿介民对身边的人说，“别理他！他和王立春是一道号的。” 他们来到指定的河滩。河滩在桑干河的北岸，从这里往西望，能清楚地看到琢鹿刻满岁月沧桑的城垣，这个琢鹿是在历史上有过大写的记载的，至今一提起琢鹿，远古时候黄帝与蚩尤大战于琢鹿之野的故事，人们讲起来依然津津有味，讲到深远处竟有几分神采飞扬了。 现实也有神话，五百年后的这里，一定能流传一大群知识分子，从人变成鬼又从鬼变成人的故事。不过眼前可没有神话，只见眼前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蒲草塘，紧挨蒲草塘的也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稻田，一尺多高的秧苗随风摇摆，真是一层一层绿色波浪，稻田南边有如城墙高的大坝，那是为稻田送水的干渠，干渠的水自然引自桑干河，干渠南边就是向下游官厅流去的桑干河。右派们在桑干河北岸亲手插完了几百亩稻秧，几乎是整天撅在稻田里，所以，对桑干河的直观印象是有泥无沙，适宜灌溉。但现在耿介民班和另外一个班愣在蒲草塘，手里又没有任何工具。南边的桑干河好看，北边的稻田好看，就是眼前有一人多高的蒲草挡住了视线，蒲草有旧的也有新长出来的，新长出的已经开出一片片小百花，旧的蒲草尖儿上还有赭色蜡烛状的绒棒，只是枯萎了。根在黑泥中，根有多深、黑色稀泥有多深。本来蒲草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称它是香蒲，可是这个香蒲塘散发的腐烂臭味，臭得比茅房还臭。人们正发愣的时候，许队长赶过来，一张嘴就申斥：“发什么愣？是让你们来看景的么？动弹呀！这不是日本鬼子的地方，你们磨什么洋工？” “许队长，我们没看景，是不知道干什么。请指示。”耿介民恭恭敬敬地说。 “对你说吧，现在这两个班都由你领导，把这片蒲草都踩进泥塘，让蒲草变成肥，后续工作是在大雨后引入桑干河水淤地，接着是垒埂开小渠，这里就是稻田地了，明年的这个时候，这里的稻子也会长尺多高。” “请队长先谅解我们的无知，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知识分子最无知识，说连麦子和韭菜都分不清，现在更证明我们没有知识，真不知道这活儿怎么干。” “耿介民！” “有！” “我再说一遍，把蒲草踩进泥塘沤肥，蒲草的根横躺竖卧而且犬牙交错，神仙也没办法把他连根拔，只能踩，把蒲草的命淹死在泥塘深处！” 耿介民表示明白了，不过他又问了一句：“您让我领导这两个班，我一时还不清楚怎样领导，是不是我让他们怎么干他们就怎样干？” “对！什么是领导？领导就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得干什么！这就叫领导；真让我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闹了一溜遭连‘领导’是什么都不‘门清’，难怪当右派了。此外，我不得不用毛主席的话来告戒你们，毛主席说：‘中国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肯做自我检查，还常常翘起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你们是不是可以对照对照？” “早就对照过了，屁股也早就打过了。”猛不丁地朱瑞祥回敬了许队长。大家憋住了笑。 许天明很邪乎地看了朱瑞祥一眼，“看样子你有三天屁股没挨打了，”许队长哼出了这么一句，又看了几眼朱瑞祥，那意思谁都明白：咱们走着瞧！ 耿介民找了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砸进泥塘，发出“嗵”的一声，他对大伙说，“听声音泥塘至少有二尺多深，我先下去探探，你们稍等。”说罢，耿介民脱了上衣和裤子，赤脚走进泥塘。一进泥塘人们就看到泥水已没过他膝盖了。他用脚找蒲草根，避免泥水上腰，他在泥塘试着踩了几个点，觉得没有多大危险，但每碰蒲草一下，就惊起已经发育成熟的蚊子小咬往脸上扑，而且说不清楚是什么气浪（不只是臭气熏天）迎面扑过来，立马有种让你窒息的感觉，加之腿上很快扒上了很多蚂鳖，有点让人走进地狱的感觉。但耿介民是“领导”，他不能有畏难表现。耿介民费力走出泥塘，两条腿上糊满了污泥，脸和胳膊上都让蚊子叮出了小红点，他对大伙说，“遭罪是真的，但只要注意，没危险；大家脱衣服吧，咱们 20 来个人，留两个人在干渠边照看衣物，其余全下塘。要 10 个人一横排，两排同时下，最好手拉手避免跌倒，跌倒再站起来那可费大劲了，苦、累、脏，无所谓，咱不能搭上‘什么’。”耿介民侧脸看到许小队长在盯着他们，把那个“命”字省略了，他再次提醒大家：“要特别小心，最重要的是别摔倒了。” 遭罪是免不了了；生命既摆在棋局里，就得走啊！在那一瞬间，耿介民却想到这个蒲草塘存在多年了吧？那时候劳作于稻田的是劳改人员吧？当年怎么想不起要把蒲草塘改造成稻田呢？是不是难度太大，还是没必要或是不需要？或是就等着右派来此艰苦卓绝一把？这话在心里说可以，在心外说，那就又是“反动”了。因为右派的话（包括所有知识分子），都被钦定为反社会主义；其实光钦定为“反”，只要不杀头，右派们就非常感恩戴德了。 于是在桑干河畔，由右派编排的在黑泥塘里出现了横队前进的队列，队列缺乏雄壮豪迈气势，进一步退两步，而且摇摇晃晃离裂歪斜，但只要他们走过去，他们的身后就看不到蒲草了。 此时文笑寒却在泥塘里诗兴大发，高声朗读：“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没想到这群在泥塘的右派，差不多都会背这首诗，便同声背诵起来。在塘边的许小队长觉得这伙人神经不正常了，既不像说话，更不是唱歌，他来气了，喊了一嗓子：“你们干什么呐？说的哪国话？” “说的中国话。”文笑寒觉得是自己招惹的，便首先回答。 “中国话有这么说的么？”许小队长有点愤怒了。 “我们朗诵的是诗。” “什么诗？” “李白的。” “他是哪班的？我怎不知道！” “他是唐朝的，” “还糖炒呢，有这个班么？” “有，您问问彭所长就知道了。”文笑寒的小智慧把小队长玩儿了。大伙挺开心。 许小队长听说彭所长知道，这事儿也就结束了，但当队长的绝不能忘了训话，于是他说，“按说呢，这里的活儿苦点儿，可是你们难道把伟大的长征忘干净了？当年的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人家那是什么精神？再看看你们，真像七八天没吃饭快饿死的样子，怎么才能脱胎换骨？就得一不怕苦、二还怕死！”他发现自己说错了，马上改口“二不怕死”。但他还是觉得这话说的有点不对路，就是没有可比性，要分析起来是犯大忌了，有失阶级立场的嫌疑，红军是红军，右派是右派，再浮想联翩，也不能离开阶级斗争这个纲！再一看，右派们也没偷懒，于是心里说：干的还可以，他非常清楚那活儿的确是太难干了。这时候与许小队长一块来的警察对他说“哎，老许，这儿太臭了，我想到那边干渠上抽抽烟，这儿没事儿，烂泥塘里还能跑人哪？” “行行行，你去抽烟吧，我待会儿也过去。” 警卫走后，许小队长顺着干渠根儿，慢悠悠地往西溜腿儿，这时泥塘里的右派才彼此大笑，觉得居然用知识嘲笑了许天明。而许天明溜达了有个十分八分钟，反身再往回遛，一边溜一边盯着泥塘，确实很“敬业”。在他又反身向西遛腿时，他听到有人大喊：“大王八！” 许小队长怒气冲天的回头，想看看是谁敢如此大胆骂他是大王八！不由得快走了几步，他一看竟笑了，原来在泥塘边踩蒲草的文笑寒，发现泥坑里有个大王八，两只小绿豆眼睛看着他，他抽冷子卡住它两前腿之间，双手举着大王八喊起来。许小队长一边快走一边叮嘱：“别放手！你慢慢走出来，千万千万拿住它！”许小队长终于走到跟前，让文笑寒扔到塘边上，文笑寒说，“我使不上劲，再说，我腿上不知道什么虫子咬我呐。” “你要坚持住，排除万难地坚持住！我往前够够，你往前伸伸，”就这样，文笑寒往前伸，许小队长往前够，他忘乎所以地一探身，脚下一软，又借伸手探身前倾的劲儿，身子立时失去平衡栽下去了，嗟乎！许天明小队长栽进黑糊糊的泥塘，而且是脸朝下整个身子都砸进去了。不仅这样，把文笑寒也砸个仰面朝天…… 在泥塘里的人，有的看到了那一瞬间，有的听到人们的惊叫，才注意到有人摔进蒲草塘里，这当然是惊心动魄；如果镜头暂停，我们能清楚看到，许小队长整个身子被黑水淹没，但他的头刚刚仰出水面，只是面目皆非了；另一镜头就是文笑寒的了，他仰面朝天，最精彩的是他双手还死死卡住那个大王八，王八肚子可能太光滑挂不住泥汤，露出白而泛黄的肚皮。这时耿介民是在北边，惊险镜头是在南边，他想过来，可是根本走不了，他喊了一嗓子：“快救许队长！”其实没等他喊时，挨着文笑寒的丁惠志已经艰难地挪过来，当即用力把许小队长拉起来，而许小队长使劲地搂住他的腰，好像不搂住马上还得倒下；兴许丁惠志有水下功夫，只见他一猫腰把许小队长抗在肩上，好不容易走出蒲草塘。 四 在干渠查看闸口和闸板的彭所长和郜大队长，听到人们狂喊“出事了、出事了”，往东边一看果然看到有人扛着一个人，两人急急下了干渠向东边跑去。这时候在蒲草塘的人也都陆陆续续地走出来，耿介民并非自作主张（许小队长授命他今日劳动由他统领），让各班用喝水桶下干渠打水，总得先给队长清洗身子，至于下一步，他无权做出任何安排。 彭所长和郜大队长近前一看，郜大队长先骂了一句：“你真是吃饱撑的，谁让你下泥塘了？不想活了是不是，想自杀呀你？看看你还有个人样没有？” 彭所长没理郜大队长的茬，命令耿介民马上跑步回场，让冯文义带上针和听诊器，让他以最快速度赶到这里，耿介民顾不得穿衣穿鞋，撒腿就跑，彭所长冲他背后喊：“让郭亮也来！” 彭所长俯身察看，许天明有点昏迷状态，鼻息还行，他想，冯文义来了一看说得去县医院怎办？他问郜大队长，“三娃同志，村里能借到拖拉机吗？” “那没问题。不过我想，这事儿太蹊跷了，天明怎么可能栽进去呢？这里有没有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我得去问问是哪个跟着他的警察。” “那是后话，现在说有什么用！眼下是急着了解真相的时候么？再说就算是案子，也不是复杂的案子，大可不必先把事情弄得很紧张；还是先把他身上洗干净，再派个人去他家拿几件衣服。”彭所长看到小队长胯上的枪套还是泥糊糊的，知道人们很敏感，怕给洗涮出麻烦来。所以他对郜大队长说，“你把许天明的枪弄干净，先由你保存。现在我担心的是许天明的身子，但愿别出大毛病 ，老是昏迷不醒的……” 人们说不清楚从干渠究竟打了多少水，当冯文义和郭亮赶过来时，许小队长浑身上下已给洗干净了。但是人们都没敢掰开许小队长的嘴清洗赃物。冯文义给小队长号脉，又在人中扎了一针，过后让人轻轻扶起他的上身，用人们的喝水缸，舀上小水桶的干渠水，给他清洗口腔，许小队长好像是本能地配合，灌一口几下再吐出来，如此反复不知多少次，口腔自然干净多了，但神色还是不怎么好。冯文义对身边的彭所长说，表面看一时还不能判断小队长有没有大碍，体温偏高些，是否有引发内脏感染和其它炎症，现在还不能确诊，再具体说，是否有微生物进了肠胃，这就需要透视了。看许队长有些昏迷、体温又偏高，我的意见得去医院，冯文义又对郭亮说，“郭大夫，你看呢？” 郭亮明白，冯文义请他表态绝对是给他面子，现场的情况若让他郭大夫拿主意，那就等于出他的洋相，仅从这一点，也就是仅从许天明躺在那儿半昏半醒状态，你郭大夫知道应从哪里开始行医？不用说，你定然是手忙脚乱。现在听冯文义这么一问，正好是顺坡下驴，非常郑重地说，“我方才就想到这点了，而且事不宜迟；若到晚上发起高烧来，那麻烦可就太大了。真要是引起高烧，就严重了。” 郜大队长向彭所长打个手势说，“我去柳家寨借拖拉机。”冯文义喊了一声大队长，郜大队长停住脚步返身回头问：“有事儿？” 冯文义看了看彭所长，所长示意（不必有顾虑），冯文义说，“我看您不用去借拖拉机，现在正是农忙季节，又是大跃进，一会儿运这个、一会儿拉那个的，村里的车都不够用，让人家为难，万一人家的车出外了，还耽搁了咱们，再说拖拉机也太颠簸，我的意思是不如用咱们场的马车更便捷些。请彭所长决定。” 彭所长说：“按冯文义说的办！” 没想到一进县医院许小队长已高烧快到 39 ℃ ，当夜体温虽略有下降，但依然是高烧，而且神志也不很清醒。第二天县医院通知劳教所，说他们没办法彻底清除肠胃污秽物，建议转到市医院。彭所长只能接受县医院的建议，但怎么送到市里？县委才有一辆吉普，琢鹿境内又没有火车，许天明还在迷糊之中，救人是第一位的呀。彭所长只好骑上自己那辆旧“永久”去了县委。他和县委书记黄若愚在市里的时候就认识，彼此有来有往，算是见面无话不说的老朋友，彭所长把情况详细地介绍了一遍，便请黄若愚无论如何也得答应借给吉普。 黄若愚当即答应，“没问题，咱们是谁和谁，没说的。不过我们负责把许天明送到市医院，你们得有人陪着。这事儿就这么定，另外，趁你来了，我想问问，我听说啦，当劳教所所长比当局长还难当。是这样吗？” “你不看到了，找辆吉普也得我自己跑。” “我指的不是这类事，这么说吧，怎么管理右派？” “到现在我还在摸索，因为管理劳教所这算是新事物，我们的劳教所收纳的基本上都是右派，而直接管理他们的都是公安出身的大、小队长。他们平均的文化程度，往高了说也就是个初中，鸣放时说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这是事实。我工作的难点与其说如何让右派们接受现实，不如说怎样说服大、小队长不要忘乎所以，他们对右派，让我想起土改时斗争地主的场景。我很奇怪，这几个大小队长什么时候学会了飞扬跋扈！” 县委书记黄若愚摇摇头。 “我们的几个队长只要对右派一讲话，就是指着鼻子让人家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而且盛气凌人，怎么说呢，很像奴隶主对待奴隶，我明知这种对待不符合政策，偶尔点点还行，若在会上说了，说不准什么时候我会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真的，我挺难的。” “你的大、小队长那样教训人家，他们服么？” “当然不服！队长们倒是觉得把人家训服了，其实，人家是‘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我看的很清楚，可以这样说，他们没有犯罪感，心里全是冤枉和委屈。我看过几个人的档案，我没法向你表达我的感受， 1949 年春末夏初我在华北局组织部当干事时，一个小青年特跑到北平到华北大学参加革命，后来他入了党，并在党校讲马列，现在成了右派，正在我的劳教所脱胎换骨呢。类似的例子太多了，客观说，他们都曾是热血青年。” “方才你说的那位党校教员是不是耿介民？”黄若愚疑惑的目光凝结在彭光磊的脸上。 “是。就是耿介民，你认识他？” “你忘啦，我在农村工作部当科长时，曾在党校学习过一年，听的就是耿老师讲的课。这可怎么办？老彭，你救不了他？” “谁也救不了，谁救谁就是右派！别说救了，连个管理明确细则都没有。跟你说，劳动教养的条例写的不细，政策没点到细微处，比方说，劳教没有期限，有的干脆说，什么时候改造好了就是期限，这叫什么？事关方针政策哪能这么随意呢？，所以右派们感到没希望，有的说不如劳改犯，劳改是有刑期的，到期一定放人。有一个叫骆发奇的右派，到现在也不出工，他说，新中国还有这样荒唐的法令：同意别人的意见也算犯罪！这犯哪条了？这就给专政？全世界就是君主国家也未必就这样；劳教所是管坏人的，我又不是坏人，我不偷不抢更没有男女关系……，你看我怎么能让人家心服口服，这是咱俩说了，说几句话就犯罪，无论如何讲不通。不管合理不合理，总要有个规定，比如规定：凡右派不出工等于拒绝改造，凡拒绝改造的一律抓起来，交由司法机关处理，现在也没有这么一条规定，你说我难不难？骆发奇不出工对别人有影响，可劳教所就是管改造的机关，你有天大的冤枉我们也无权为你甄别平反。可是我心里不是滋味。我的感觉比延安抢救运动还厉害。” “别说你了，就是我这个县委书记，也有解不开的疙瘩，几天前县处级党员干部在市委听《文件》传达，我见你在前边一点坐着。”“是的，我去听传达了，就是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那个《文件》传达吧？就是那个反右倾的！这又是运动！你那里都是右派，你好交代呀，我这儿不行啊，除非我豁出去被免职，我敢说我们县委没有右倾么？咱们都有点经验了，文件说有什么肯定就得有什么。在散会时一位领导看到我，他笑呵呵地说，黄若愚，你们县委大院怎么也得有四五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吧？我当时就有些结巴了，我真不知道怎样接领导的话茬，领导又找补几句，反右倾机会主义实质上就是反修正主义，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直面修正主义的第一次全面的你死我活的伟大斗争！我们得认识斗争的严重性和迫切性，血淋淋的匈牙利事件，就是修正主义泛滥的悲惨结果。对此，我们还能掉以轻心么！” “老彭，你听听，显然，我得整出四、五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才算有立场了，才合乎路线斗争的要求了，可是咱不能昧着良心把整人当日子过呀 , 反正我一个也整不出来，看样子我得做好准备进劳教所了。” “没这么恐怖，倒应该十分小心。‘延安整风’我是赶上了，那‘风’刮得太紧了，斗倒了再站起来，不易！不过后来都平反了。许是伤亡惨重引起了中央的重视。” “我可能早晚得给开除党籍，因为我看不出县委班子里谁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倒是觉得我们的同志都在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就是县委的普通干部一个个都是勤勤恳恳，派谁下乡，二话不说，打好背包就下去了，和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你说把这样的同志打成这分子那分子的，我心里的党性不允许这样！我可能是个人道主义者，心狠不下来；回想去年夏秋，也可能是我们县委干部平均文化水平勉强达到高中，没鸣放出什么，所以没给我们下达右派指标；只是县政府那边打了五个右派，但都够不成极右，算是中小右派，有降级的，有开除留用以观后效的。总之，那段日子我的心总是惶惶的，心老被什么东西揪着。这次‘反右倾’，实在躲不过了，我就向市委打报告：我们县委没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考虑后果了。” 彭光磊临走时对黄若愚说了几句肺腑之言：“老黄啊，我比你大几岁，我又亲自经历延安整风，你可千万别由性子来，耿介民不是给你讲了，人道主义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就是反革命主义，你得记住啊，能不说的绝对不说，不说不行的绝对少说，要记住，在运动中谁都不是朋友，有太多太多的中国人就等着运动发福高升呢。有话说给自己，千万别和第二个人说！运动首先摧毁的就是人格：话到舌前留半句，不可全抛一片心。这是智慧之言，千万千万记住！一定要认清，表面看是搞阶级斗争，实质是毛主席搞的是路线斗争。” 许天明顺利地住进了市医院，诊断结果还没有出来；他不时觉得胃非常疼，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啃咬他，疼起来就是死去活来的样子。 而劳教所的右派们，在大院没有干警时，各式各样的议论和猜测再次鸣放出来。最令人痛快的就是许天明扑进泥塘够大王八的一景，那是右派生活中绝难再见到的精彩一瞬。人们共同的亢奋就是从心里舒出了一口恶气，当然也有人说这是报应。 耿介民班还有那天和他们一同下塘的那个班，他们和大院其他人们的情绪反映不尽相同，他们认为只要郜大队长在现场，这件事一定上纲上线。因为，在专政机关发生队长栽进泥塘，用郜大队长的话，这就意味着有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甚至，从郜大队长的满眼怒气的目光，他可能做出这样的推断：许小队长栽进泥塘有两个可能，一是有人从他背后推的，二是有人在小队长视察时突然被拉进泥塘。要证实这种推断，理所当然地要在当时在泥塘中踩蒲草的人中间，寻找拉队长下塘的犯罪分子；而如果是从背后推队长栽进泥塘的，看衣物的两个人中肯定有一人是犯罪分子。可以想见郜大队长一定要侦破此案，要弄个水落石出以证明失去天堂的右派，恶毒地利用时机进行疯狂地反扑和阶级报复。 耿介民班的每个人却都十分镇静，都觉得对这件事做得恰到好处。 丁惠志说，“如果我不冒着陷进更深泥塘的危险，去把小队长拉起来扛出泥塘，再浸过几分钟小队长还有命么？我可以说，我是授命于基督的教旨：仁爱、慈爱，关怀生命。我身高马大，稍识水性，而且我离许小队长最近，文笑寒已经给砸得仰面朝天，按说我应该就近先把文笑寒弄起来，但他还没有危险，许小队长虽然能抬头，但很快又耷拉泥水中，这太危险了，如果他的头再也抬不起来，让污水随便灌，许小队长就可能真的没救了。过程就是这样，当然我谈不上见义勇为，但我若不救他，天晓得他现在在哪儿。大概没谁定我有罪吧？不过上帝会赞赏我的。” “我不愿意说什么，事情起因非常简单，我突然发现了大王八，又突然抓住了它，是很下意识地喊了一嗓子，没有任何险恶目的，我喊是出于好奇，是让大伙开开眼、开开心，我既逮住了它，我干嘛要放它，再说把它再放进泥塘，万一咬伤人呢。”文笑寒如是说。 “与其要查阶级斗争新动向，倒不如问问许小队长你在西边优哉游哉的漫步，突然往这边拼命跑什么？这边究竟出现了什么事，迫使你这位队长冲过来？直截了当说，我就是认为他是想要那个大王八，回家宰了，弄熟了，既补身子又能当下酒菜！这是一种贪婪导致惨烈的结果，按说，压磨悄悄地息事宁人也就罢了，还想借机惩治我们，老百姓有句话：偷牛的人被逮住，那位偷者说，不是我想偷，是你没把牛拴住！你们说这有多无耻！”从打来就不怎么说话的郁大千，今儿个也义愤填膺起来，愤然地继续说下去。“这个世界太让人不能理解了，这么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怎么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 ?! 不由得想到自己，与其说朱瑞祥说吃不饱打成右派，是我们的政治具有非常荒唐的演义性，那么，把这个大王八也勾连上阶级斗争，那我们的阶级斗争就具有漫画式的滑稽。”这样，联系到自己当右派也就有了政治根据。其实，定他为右派不是像文笑寒那样跟当权者“辩”和“论”，他只是有点看不起一个人一味总觉得天下是他打下来的工农干部而已，不妨借此机会多少也让人们知道他这个共产党员咋就栽进了右派的深渊。 五 他从来没有对毛主席讲话或是著作有过什么不满，仅仅因为对党委派来的系支部书记有点看法。他认为这个支部书记对建筑方面的课程，他一门课也开不了，那你到系里干什么？这位支书却笑颜回答：“郁大千同志，你虽然也是党员，可是你授课多，你没时间关注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德育是青年成长的必修课，忽视这点，怎么保证青年学生健康成长？我来这里当支部书记，我可以给你一个比喻：哪位学生想走‘白专道路’，我就是那位学生面前的一面不能逾越的高墙；我还可以告诉你，无论是哪位学生，只要政治思想鉴定不及格，那位学生升级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为防止学生走“白专”，这位支部书记的工作方法就是找个别学生谈话。至于谈什么，郁大千从不打听，只知道他在与女同学个别谈话的时间长了些，他会一本正经，还会引经据典，比如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比如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就是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必然爆发战争，等等；这也是各有所好，是奈何不了的！其实他根本看不懂马列著作，只是多次听报告记住了一些只言片语，又经多次运用，给青年学生一个很懂马列的印象。 郁大千其实并不是对系里的支部有什么反感，而是让那样一个人来当书记，他觉得此人不具有当书记的品质，他担心的是学生。 新任命的支部书记有一次突然问郁大千，“你觉得你的政治思想怎样？” “那要由支部全体鉴定。我个人不能回答。” “不过，我作为支部书记对你倒有个看法，我认为你有脱离政治的倾向。” 两个人的这场交锋，在运动中上升到要“党”还是要“知识”的政治高度。可以想见，郁大千彻底惨败了。“我就奇了怪了，杨振宁得了诺贝尔奖，是什么政治思想领导出来的？建筑是科学，不懂建筑科学，就靠政治思想和政治觉悟是能盖出高楼大厦还是能盖出宫殿 ? 就是盖个茅房也得懂点力学吧？政治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这个政治是什么，不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么，阶级斗争不就是人整人么？整吧，我们都会看到我们的社会将是什么样子；一个国家不仅不提倡科学反而认为科学可有可无，这还有希望吗？” 郁大千这么简单一介绍，几乎众口一词，“你这右派当的不屈。” “大千，你也是，你千不该万不该和国家有没有希望联系起来！尽管中国哪儿都靠政治活着，因为整知识分子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扫清推行愚民政策的障碍。这就是为什么你们那位任嘛不会的人荣任系支部书记。到处有这个现象，每个单位都是这样！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说穿了，领导就是信任这号干部，就是那样的干部才能让国家强大，才会让社会进步！一切都在证明，中国没有知识分子了，无产阶级很快就会进入共产主义！再说，这与你我有啥关系 ?! ” “我同意宁慎的话。说话的是朱瑞祥。我想好了，这回我可真明白了，什么叫政治，政治就是不讲理！我们局长早就说了，我不应该说吃不饱，该说撑的都没有地方拉屎！他在大伙的笑声中自个也笑得前仰后合。 不过他说到大王八事儿还是说到点子上，他说，关键人物是许天明，我倒觉得只要他活着，我估摸着这件事儿十有八、九是不了了之。 ” 费德福慢条斯理地说，“如果这位许小队长意外地死了，那倒是会有麻烦的，因为当事人不在了，事件的空间就大了，栽赃、陷害、一些子虚乌有都可能塞进来。尽管如此，我看还不至于。往严重说，就是对其肠胃进行手术，我认为也只需些时日就会康复的。彭所长是什么人？他当然要亲自问许天明：有人推你么？有人拉你么？塘上有两个人在干渠根那儿看着衣服，而且身边不远处有警卫，不可能是这两个人中有一个去推你吧；至于有人拉你，你能忘了是谁拉你吗？离他最近的是文笑寒，可是文笑寒被许天明一个前扑弄个仰面朝天，他双手还在死死卡住王八，全塘的人都看见了啊，文笑寒怎么可能拉呀？” 老费分析的固然有理，非常有逻辑性，但所谓“事实真相”根据咱们的经验屁事不管。潘星辉想起自已讲的《朋党论》所引起的灾难后果，听到人们针对“大王八事件”所发的一些议论，长出了一口气，觉得人们还是迷信事实真相，觉得人们毫无长进。他说“说你反党你就是反党了，你和谁要真相？谁给你真相？就运动整人来说，不罗列出各种罪名，运动还能搞下去吗？我在干渠根那儿照看衣服，我什么没看清！我倒要看看怎么变鬼！” 不知谁推文笑寒，“哎，你把大王八藏哪儿了？那可是物证。” “哪有工夫藏它，我趁着当时的乱乎劲儿，一上塘我就把它扔到干渠根那儿，我跑过去把它翻了个儿又压上一块大石头，估计现在还在那儿。” “没人看见你？” “就星辉看见了，他还站起来挡着别人。别人我没理会儿，乱得一锅粥了，我没看见有谁注意我，即便有人看到了也无所谓”。 晚饭后，已经搬回耿介民班睡觉的冯文义，向大家宣布一个消息，在没宣布前先说这是个可靠消息，说这是郭亮亲口对他说的：“市医院大夫本以为好好清洗肠胃就会好了，但是毫无效果，再经 X 光透察，发现许天明的胃上有黑色条状物死贴着胃壁，这就必须打开胃了，所以只能动手术。你们猜从胃里取出了什么？就是在稻田和泥塘吸咱们血的蚂鳖（水蛭），竟然取下两条，大夫说，没见过水蛭叮进肉里就是不撒嘴，把它身子夹断了，它还照码叮着，真没想到这么难摘掉它。” “其实许小队长也挺冤的，就为了吃王八，倒让马鳖啃了他的胃。朱瑞祥接着说，要我看这是冤案，而且比我还冤，我说吃不饱，戴了右派帽子；许小队长没吃到王八，倒让蚂鳖啃了他的胃，疼的他死去活来不说，还弄得丢人现眼，太冤了！挺可怜的！” 我从民主党派这个角度，我觉得朱瑞祥现在有资格当右派了，什么也是锻炼呐。瑞祥不仅能说“吃不饱”，还能幽默、讽喻二三，调侃得挺有味道。钟谦说罢，给瑞祥一支烟。 这时彭所长领一位警卫走进耿介民班，大家顿时有些惶悚，不明究竟。也许彭所长意识到什么，先说明了，“我们来是想对质一件事，主要由文笑寒回答。我相信文笑寒会如实回答。至于蒲草塘的事情大至情况我清楚了，所以我先告诉你们，不管这件事的后果怎样，整个在塘中的人没有任何责任。现在我问文笑寒：你在泥塘的最南边踩草时，突然抓着一个王八，当时是不是大喊一声‘大王八’？” “是。” “当时许小队长在哪儿？” “在蒲草塘西边，距我们有多远，不清楚。因为他在我们背后，我们向东踩蒲草。” “他是不是听到你的喊声跑过来的？” “是。” “他要你把王八给他吗？” “是。” “然后，你举着王八向他递，他探身够，他身子前倾，脚下没站稳，没站到实处，是吗？” “在泥塘里我确实站不稳，那么深的泥塘谁也站不稳，至于许小队长站没站到实处，我不知道。我身旁的是丁惠志。”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你也会说清楚。” “请您问。对现实的事情我从不说谎，只在写小说时我虚构过，小说里的人物说什么、做什么都是我编的。” 彭所长笑了，说，“我读过你的小说，我不懂文学，不过我认为写小说的人，当然得会编故事，但那是创造，不是撒谎。对吗？” “谢谢您。” “我是问，你手里的王八呢？” “当时我有个想法，放生，但我们还要在泥塘里踩草，我怕它咬伤我们，便把它拿到塘上，那时塘上乱成一团，我把王八——” “文笑寒，你先别说，听听警卫小唐怎么说的。”彭所长对小唐说；“你说吧。” “那天许小队长坐大车走后，郜大队长让我保护现场，有什么情况直接向他报告。” “你在现场看到什么了？” “地上全是带泥的脚印，在干渠根有块较大的石头，石头好像微微动弹，我过去挪开石头，见有一个王八，我给它翻过身来，它也不怎么动了，但他还没死。我拿回家去，把它放进水桶，加了半通水，我见它活过来。” “你没想把它煮熟吃了？” “那哪儿敢呢！别看它是一个王八，它牵扯一个案子，我敢吃它？” “那你就养着它？”彭所长目光炯炯地。 “我得向郜大队长报告呀，是他让我保护现场的。现场有王八，我敢匿下？” “后来呢？” “我向大队长报告了，他到我家把王八拿走了。他拿走王八干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彭所长问文笑寒，“小唐说在干渠根有一块石头压着王八，他说的对吗？” “完全对。那是我放的。”文笑寒带着善意向警卫小唐点点头。 “好了，我就等许天明出院后看他怎么讲了。” 这时耿介民对彭所长说，“我有个建议，这件事结束吧，队长们还要领大家劳动，弄得灰溜溜的，他们不好领导了，知道做得不对了，接受教训就行了，我们还服从他们。” 六 后来，郭大夫又向冯文义传递消息：许小队长主动要求去蓝家窑劳教分所工作，郜大队长没动，但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很可能觉得他工作不得力，又来一位大队长协助工作，这位新来的叫邢文海，据说他是市公安局办公室副主任。 冯文义把这些都和班里人说了，大伙认为这都是彭所长深思熟虑的结果。彭所长已经认识到劳教所能否办好，关键就在于提高干部的素质。管人的人没有较好素质，怎么可能改造好别人？管人不需要恐吓，当然更不需要拳头，任何地方都应有文明的存在，包括监狱，自然也包括劳教所。不能社会越进步，而我们越不文明。至于是否能如所长所期望，大家还是觉得没有多少可能，因为政体专制了，人性成为一种反动，但人性不会灭绝！也就是说，任何体制下总有好人，就像任何时代总有见义勇为之人一样。 孙科长从镇安回来有几天了，他只告诉冯文义，“宫小芬同意分手。”冯文义也清楚宫小芬绝不会就这么简单一句话。一定是领导怕自己太受刺激，太伤心，才多一句也不说了；不过这也好，总算了却了一件心事。就让自己在心里给小芬一个遥远的祝福吧 …… 其实，宫小芬和孙科长说了很多，孙科长回来向彭所长汇报后，所长嘱咐孙科长，“就说一句吧，长痛不如短痛。”之后，彭所长又看宫小芬的信，信好像是诗： … 你失去了生命的自由，我失去了生命的爱情，你活不起你酷爱的事业，我活不起刚刚燃起的理想。但，我是女人，我得嫁人，我要当母亲；只是我要嫁给一个哑巴，我的生活，才有平安的保证，有了儿子，我就履行女人的天职——恪尽母亲的责任。到那时，我不怕生活的残忍，更不怕人们的陌生！更任凭夏变冬，还是秋变春。 …… 彭所长很难过地望着窗外，也许他在想，若是自己女儿有此遭遇怎么办呢？毫无办法，无能为力，救不了啊，人都是铁石心肠了，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一个年轻的职业女性宁肯嫁一个文盲，也不敢嫁给文化人，不可理喻啊，谁能回答这是为什么？ …… 孙科长是笑呵呵地走进耿介民班的住处。一进屋就说，“你们和另一个班把蒲草塘最难干的活儿，干完了，而且干得很出色，咱们的稻田区没死角了，只要下大雨，干渠水一混，那片草塘就可淤成稻田了。这是你们和另一个班的贡献。这是我说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彭所长让我来宣布的：劳教所组织通讯组，通讯组由五人组成，文笑寒、宁慎、潘星辉、费德福和郁大千。组长是费德福，通讯组要出一张油印小报，小报要和各地劳教所交换，所以咱们的小报，内容既要真实，又要写得生动和有文采；既要咱们内部爱看，也要与外地比起来毫不逊色，因此我们决定：文笑寒和郁大千负责各工地采访，宁慎负责排印，潘星辉和费德福负责审稿、改稿，尔后送管教科审核签发。咱们的小报叫《劳教周报》，每周出一期，至于谁去蓝家窑采访，由管教科临时决定。” 临了，孙科长告诉耿介民：“你是五个班的总负责人，每天一早到大队部，领受大队长分配的劳作区和劳动任务，然后由你把任务分到各班；收工前，你要去各劳作区检查各班劳动任务的完成情况，完不成任务要说明原因。鉴于这个检查任务量大，由丁惠志和钟谦协助，他们两人的劳动没有定额限制。” 这样一来，耿介民班没有原来热闹了，一屋子人几乎走了一半，冯文义到晚上才从医务室回来，耿介民一早就出去，让其他人总有些落寞的感觉，好像一家人不大工夫就给拆散了。不过，不知从那儿又拉来不少右派，可能是原先是候补的刚刚转正就给送来了，给耿介民班送来五位。看不出新来者有什么沮丧的情绪，有的还调侃说，这是到了有中国特色的招待所，比在单位没完没了地交代美乎多了，就在这安营扎寨了…… 耿介民对他们说，“我们比你们先来了半年，你们看看，我们也没少了什么，我们的身体比以前结实多了，什么风雨严寒酷暑和不堪重负的劳动，我们都领受过了。心理上也有了变化，这个变化的核心就是把什么都想开了，具体说，从孰是孰非中挣扎出来了。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正视现实，认准我们所存在的现实环境需要我们做什么，这一点特别需要我们必须认识到，这里绝对不允许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更绝对不允许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我这半年来的体会，我说这些，因为我是班长，是希望你们能有个精神准备，怕大家今后有个意外。时代把我们集合到这里，这是我们谁都没想到的。不是还有句话么，既来之、则安之。何况我们都能劳动，苦就苦点、累就累点，农民世世代代就是脸朝黄土、背朝天，青春在地垅里渐渐消失了，老了，死了，还是黄土里收留了。我不是悲观主义者，我只是说我们的青春不再有明亮的色彩，我们必须扔掉一切幻想。但我们不是最糟糕的，因为这里有饭吃。我说过了，我是这个班的班长，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提出。” “这里折腾人么？” “我不知你指的折腾是什么？” “就是不管黑天白日，有时是几个人，有时是一群人，吼得连屋瓦都跟着呼应，不是叫你交代，就是让你写检查，老熬着你，时不时地向你喊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仿佛非把你喊得不是七窍流血、也得让你灵魂出窍。” “这种情况我们大家都经历过，不过在这里没有了，这里需要劳动力，有生产任务，当然这个生产任务就由我们来完成了；还应该告诉你们，这里劳动强度大，短时难以适应，只要坚持，劳动关肯定能闯过去。” “这里能吃饱吗？” “我很负责地告诉各位，我们背砖时经过很多村子，了解农民没有我们吃的饱。” “基本上能吃个七八成饱，比俺们村子好，俺们村子几乎常年吃不饱；所以在鸣放时我鸣放了一句‘吃不饱’，就跟大伙平等了，我也是右派，嘻嘻。”朱瑞祥对吃饱吃不饱的话题很敏感，他热情地替耿介民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让新来的五位同伙都笑了，又好像立马喜欢上朱瑞祥了。 耿介民有事要去队部，临出去时对五位新来者再次诚挚地叮咛：“这里是专政机关的一个分支，咱们都不能任性，咱们是失败者，因此得认输，万万不能理直气壮，咱们必须学会尊重专政机关里的每一个人，要在乎他们，特别是面对队长时，他们特别注意你是否在乎他们。” 晚饭后，耿介民授命吹响了哨子，所有班马上在大院里集合，他又跑到大院外吆喝女劳教，回头又跑去通讯组，要文笑寒和潘星辉准备好笔纸，担当大会纪录。 文笑寒和潘星辉一走出房门就感到有种恐怖气氛，看见每排屋顶上都有持枪警卫，文笑寒拉拉潘星辉小声说，“是不是要抓人？不会吧？” “怎么不会？从来没这么森严壁垒过！你没见两盏汽灯都挂起来了？四角的探照灯都亮了，我有体会，生活场景一反常，准有大动作。” 他俩刚走到队列前，耿介民指着侧边两个方凳，示意他们坐下。 这时，劳教所司法科科长陪同一位没见过面的干部先走进大院，随后是郜大队长和邢大队长还有两个警卫走进来。人们顿时明白今晚肯定要抓人了，会场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弥漫着的紧张气氛里猜测：真的要抓人吗？抓谁呢？ 郜大队长站到前面，脸色似乎没有半年前第一次讲话时好看，但，嗓门还是很明亮、很高亢，他说：“除了新来的，大家来这里有半年天气了，我们看到了你们的进步，这个进步，表现在你们已不惧怕劳动，有不少人还表现出热爱劳动，这让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但，我们必须严正指出，你们中有极个别的人，至今半年一天也没出工，他拒绝劳动。我曾说过拒绝劳动就是拒绝改造。小队、大队直到所部领导多次和他谈话，但一律无效，他声称自己是好人。他认为劳动教养所无权对他进行管教，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报请司法当局惩办。现在把骆发奇带进会场！” 人们看到骆发奇毫无惧色，并且呈现一脸庄重。好像他知道自己要“就义”了。 司法科科长告诉骆发奇，彭所长希望你说出究竟说了那些言论定你为右派。 骆发奇面对大院全体，声音琅琅地，他说：“其实我什么都没说，只是同意了林希翎的下列言论：‘ 胡风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党现在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胡风所提的基本一致。’‘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把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主义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 ’ ” “你现在怎么认识这两段话？” “我现在替未来的历史回答：这两段话是正确的！”骆发奇说到这儿侧身对领导问，“我还能说几句吗？我知道我的下场，能让我再说几句，我就非常感谢柳家寨的劳动教养所。” 被允许后，骆发奇说，“自古以来，以言定罪，是历朝明君都视为大忌的，我从来没有反党 , 仅仅同意别人说的话 , 就视为我反动 , 这样我就糊涂了，我们不是人民民主专政么？这样的专政是专制还是民主？我不知道还需要多久才能认识国计民生的这个大问题，我只能问：我们的社会有民主吗 ? 我们有言论自由吗 ? 我想最后告诉大家，有一位高层领导人说： 没有言论自由，民主只能是空谈！ 我祝大家保重 , 我希望现场每位领导健康长寿 , 你们总有一天会听到历史向你们大声高喊：反右运动是错误的 , 整人是不人道的 ! 是反马克思的！我的话完了。” 接着那位面生的干部宣布：“经查右派分子骆发奇拒绝改造，反动气焰嚣张，继续猖狂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不严厉打击，难以维护法纪，现在我宣布：经上级司法机关批准，马上逮捕骆发奇！他的话音刚落，见有一警察啪啪两脚踹骆发奇后腿腕部，骆发奇当即跪倒，又一警察像表演捆绑技巧似的，三把两下就把已反剪双臂的骆发奇捆个结结实实。” 现场一片死寂，所有的包括新来的右派都目瞪口呆了，似乎谁都没想到劳教所居然出现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稍稍冷静下来后，人们也明白了，虽然抓的是骆发奇，目的却是对这里的右派群体的精神镇压：再一次证明从劳教所到劳改队其间的距离仅仅一步。散会后，没人在院子里闲荡悠了，都回到自己班里，没有了往日山南海北的瞎聊，有的抽烟，有的呆呆地看着窗外。 而队部却让耿介民向大院各班传达：不让讨论骆发奇，自由活动（劳教所有一点宽松了，晚饭后准许人们可以串班聊天，还允许下下象棋）。 耿介民一边传达一边在心里嘀咕：不让讨论骆发奇，不可思议。一定是彭所长考虑到，对骆发奇的被捕可能会有不同看法，每个人都有家庭，每个家庭和社会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上怎么认识骆发奇的被捕，怕也是各有一见。拒绝改造就逮捕，似乎也没有多少法律依据。因此让大家讨论，未见得就有多少积极意义，甚或可能引起思想混乱。耿介民在心里断定：这只能是彭所长才有如此地深思熟虑：若按郜大队长的意图，只有大讨论，才能达到严厉警告的效果，才能让人们认识什么叫专政。 通讯组的几位却自由论说起来。宁慎说，“右派都是大傻子，骆发奇不仅傻而且太蠢。你和谁较劲？你当你是谁呀，是夏明翰呐，人家那叫英勇就义，所以才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我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骆发奇也太不识火色了，干嘛非弄到这一步？” 文笑寒说，“当时我的心情沉重极了，一坐板凳上就和星辉说，坏了，今晚肯定逮捕骆发奇，星辉悄悄说，拒绝改造就得逮捕吗？我用胳膊肘子撞了一下星辉，说了一句：你书呆子你呀！特别在记录骆发奇交代时，我的手都快拿不住笔了，而眼里竟有了泪，我吓死了，真流出眼泪我会有什么下场！也怪了，就在那个时候，我竟认为骆发奇是我的朋友、是我的亲兄弟！他的声音毫不颤抖，真有一种为真理而就义的气度，骨硬筋直，宁死也在捍卫自己不屈的意志和信仰，难得，难得！我想起列宁的一句经典：‘真理多走一步就会变成荒谬。’但骆发奇只向真理走，连半步也没多走！于是我们觉得坚守真理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愚蠢。因为，在坚守过程发现：越坚守真理越有背离现实政体的危险性，而这个危险性随时变成大灾大难！” “我们的真理是失守了，但我们的妥协也拯救了真理。这个真理就是我们为自己赢得了未来，也就是说历史有机会等待我们，尽管那时候我们可能都会苍老，但现代史上必然会赫然写明：在 50 年代被打成右派的，那是在政治专制和文化暴力的镇压下，最讲真话、最爱国的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代表，甚至会说我们是民主精英！”费德福的这个预言让人们很兴奋。 “不过对我来说，我可不敢说自己是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因为我曾经是国民党员，尽管我什么都没做过。要按说，对人的评价得依据他做了什么，就现在见诸于报刊的，共产党员也有叛变分子。看来光看一个符号而不了解行为的本质，应该说这不是马克思的观点。”潘星辉因曾是国民党员老有“原罪感”。好像让他当右派已是很宽大了。 “我曾是党员，可也没挡住我不成为右派，我无愧地说，我一直在为党兢兢业业地工作，充其量是和支部书记有矛盾，这就不能容忍，非让我当右派、让那位当左派。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星星点点，党内的权力角逐的斗争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代价非常惨重，而且由来已久；历史反复述说，胜利者的背后，绝对有一群冤魂！不拍马、不奉承、不膜拜、不赞颂，你就是异已分子！今天他右倾，明天你左倾，谁知道自己后天是什么？”郁大千说出了他的看法和担忧。 后天是什么？毛泽东已经告诉人们了，就运动规模讲：三年小运动，五年大运动…… 那就让中国人做好迎接的准备吧！ | 
